重釋甲骨文「尹、君」，追溯「君」意的起源演變史

重釋甲骨文「尹、君」，追溯「君」意的起源演變史

這是重釋甲骨8字「尹、聿、律、君、史、吏、事、干」系列的第三篇，來重新釋讀「君」字。

為什麼將這八個甲骨文文字放在一組，因為它們之間的關係太密切了。首先都和書契直接相關，其意義都是由書契派生而出。其次，字形存在直接關聯，前七個字中都有「尹」字結構，後三個字都有V字元。再次，這八個字又都是傳統中用於官場、政治中的辭彙。

「尹、聿、律、君、史、吏、事」這七個字中都包含著「尹」字結構，這足以見「尹」在甲骨文形成之前的中國社會的重要地位，足以見「尹」在中國早期政治史中的核心地位。事實上，中國的政治模式就可以概括為「尹治模式」。不理解這一點，就無法真正理解中國歷史和當下的政治形態及社會、經濟形態。

同時，由於甲骨文「君」字里也包含著「尹」字，為「尹」加「口」，現代漢字字形對此做了完美的繼承，所以在對「君」進行解讀之前，首先回顧一下前面兩篇有關對「尹」字的釋讀。

「尹」字甲骨文字形為一隻握著刻刀的右手，正在刻畫書契。當然也有少數字例是左手，說明在書契時代也有左撇子。從字形本身來推斷，「尹」的原始意義應該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幫助訂立書契。在書契時代，兩人需要請人來幫忙訂立一個書契，這個事可能就被稱做「尹」。另一個意思是指幫別人刻畫訂立書契的人。

幫別人刻畫訂立書契的「尹」是一個第三方，一個中保，不僅要懂書契刻畫技術，而且更重要的是，還要道義道德水平很高，德高望重。因為無論是在訂立書契，即簽訂合同的時候，還是以後書契條款的執行、兌現的時候，書契雙方都可能出現爭議、分歧，這就需要「尹」來調停、評理，幫助雙方消除分歧，達成共識。而作為一個完全民間人士，「尹」的說服力完全建立在自己言語的道義水平之上，以及自身的道德威信之上。

《易傳》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百官」是各行各業的意思。這是把書契看成在政府出現之前，中國社會的主要治理工具，可以稱之為「書契之治」。

政府在中國出現的時間為唐虞堯舜時期，屬傳統中所說的「五帝」時代晚期，也是現代考古學上龍山文化的晚期。在「五帝」時代其餘的大部分時期，以及「五帝」之前的整個「三皇」時期，中國社會的治理模式都是「書契之治」。處於書契之治的整個歷史時期也可稱之為「書契時代」。

作為第三方和中保，「尹」在書契的訂立中，尤其是在幫助雙方消除分歧，達成共識和協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書契之治」也可以說是「尹治」。書契時代的社會，從政治意義上來說，是「尹治模式」。而政府出現之後，中國的政治模式則是對尹治模式的繼承和升級。

事實上，「尹」字後來的主要義項之一就是治理國家、天下之治理。《左傳?定公四年》：「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另一個主要義項就是對高級官員的稱謂，商湯的著名輔臣伊尹，「尹」就是官職名稱，類似於現在的總理，伊尹就是伊總理。

「尹治模式」的核心特徵是，作為第三方的尹，並不會去干涉書契雙方的實際業務，而只是依據道義原理和道德權威，幫助兩者消除分歧和糾紛。後來無論儒家還是道家所倡導的「無為而治」都是建立在「尹治模式」的基礎之上。「無為」是針對政府而言，其內涵就是不要干預，更不能參與老百姓的實際業務，象書契時代的尹不會去干涉和參與書契雙方的實際業務一樣。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都倡導「無為而治」，但是，對「無為而治」的理解，儒家和道家又存在重要分歧，就是認不認同尹的職業化問題，即認不認同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儒家認同尹的職業化，認同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但道家反對尹的職業化，根本上否定政府的存在，是絕對的無政府主義，他們希望中國能夠重回無政府的書契時代。

自堯舜時代政府在中國出現後，組成政府人員的也正是尹。政府實際上是由尹所組成的一個職業團體，是尹的職業化。在堯舜時期，政府首腦也是選聘的，也是尹。夏朝之後，政府首腦變成世襲，不再從尹中選聘。但是其他的政府官員依然面向民間選聘，依然主要由尹所構成。

政府在中國的出現，尹由民間轉向職業化，對中國歷史而言，並非一個自然「進化」過程，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而是外來文化衝擊的結果。關於這個問題，需要專文解釋，現在只是指出來。

政府在中國出現的最早時間應該追溯到五帝之首的黃帝。黃帝戰蚩尤，並非一般的軍事和利益衝突，而是文化、文明的衝突。黃帝所代表的是中國固有的書契文化，而蚩尤所代表的則是一種外來文化，與書契文化之間存在尖銳茅盾。蚩尤文化的核心特徵有兩個，一個是祭祀，一個是戰爭。「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正是對蚩尤文化的真實描述。

「事」字的本意是災禍，是凶事，「國之大事」，本意是國家需要去對抗和消除的大災禍、大凶事。這與現代的「國家大事」有本質不同，前者指的壞事，後者指的好事。對於甲骨文「事」字，在接下來的文章中會再專門考釋。

「尹」加上一個「八」，就是「聿」，即「律」的主體部分。「八」的本意是分、別，代表著書契雙方之間的分歧，「聿」就表示通過「尹」在有分歧的雙方之間進行調停、說理，最終在雙方之間所達成的共識性條款。作為書契的共識性條款，「聿」對雙方都有約束力，雙方必須遵守、執行。「聿」加「彳」即為「律」。「彳」為「行」簡省，代表執行、踐行、遵行。

甲骨文「聿」字中，包括道義和法律在中國的起源史，也是道義和法律在人類文明的起源史。唯有明白這段起源史，我們才能夠明白道義和法律的真正內涵所在。

甲骨文「聿」實際上是在強調「尹」的通過說理、說服而在人們之間消除分歧、糾紛，達成共識和協作的功能，這個功能與現代的司法功能有點類似，但又有本質不同。現代司法的基礎是外在的客觀的「法律科學」以及政府強制力，而「聿」的基礎則是內在的道義道德。

「尹」在「聿」的過程中，從技術上來說，使用的工具就是語言，他的道義和道德是通過語言、口說來呈現和發揮作用。「尹」加「口」就是代表尹的語言，真正強調的是語言所承載的道義、道德。因此，「君」就是指道義道德水平很高的「尹」，也泛指道義道德水平很高的人。在書契時代，「尹」並非一個獨立的職業，並無職業壁壘，所有道義道德水平很高的人都可去做尹，關鍵是看有沒有人去請你。

《說文解字》說「君，尊也。從尹，發號，故從口」。這個解讀只對了一半。「君，尊也」，是沒有問題的，「君」就是對道義道德水平很高的人的尊稱，但是，「君」和做官與否無關。實際上，在書契時代，壓根沒有政府，沒有官員，但是「尹」、「君」都是存在的。因此，絕不能將「君」之「口」解讀為「發號施令」。許慎的顯然是在以今改古，這是對書契時代歷史的遺忘和無知所造成。

當政府出現以後，民間的「尹」和「君」被選舉進入政府，成為官員，所以，將「尹」和「君」用於指稱和尊稱官員是很自然的事。作為政府首腦，也是更應該被尊稱的，更應該被尊為「君」的。

《周易·臨卦》第五爻的爻辭是「知臨，大君之宜」。易經64卦每一卦都分成上卦下卦兩部分，下三畫是下卦，上面三畫是上卦。而下三卦一般用來指代民間，上三卦則用來指代政府。上卦的中間位置，即從下往上數第五爻（畫），則被認為是天子之位。因此，「大君之宜」的「大君」就是對天子的尊稱。「知」就是「智」，「知臨」就是「智臨」，就是智慧地去面對老百姓。「智臨」實質上就是象尹面對書契雙方一樣去面對老百姓，就是「尹治」，就是「無為而治」。

作為尊稱，「君」不是自己稱呼自己，而是別人去稱呼你。實際上，在早期階段，中國政府的首腦是非常謙卑的，這很好地體現在他們的自稱上。在《尚書》中，商湯和其他天子們都是自稱「予一人」，就是「一個平凡卑微的我」的意思。即便到了戰國時代，邦國首腦依然自稱「寡人」，與「予一人」基本同義。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尊君思想陡然上升，秦始皇不僅加封自己為「皇帝」，這兩個字以前都是指代神，或死去的祖宗的，而且也拋棄「寡人」，而自稱「朕」，且壟斷之。很可能也是在這個時候，本來是以道義為內涵，且大眾化的「君」，衍生出一個獨立的新義項，專製取代道義，且僅被用於皇帝一人。許慎將「君」之「口」解讀為「發號」，正是被這一新義項所誤導。

也正因為君是尊稱，是別人稱呼你的，所以秦始皇也就沒好意思再下令說，只可以用君尊稱我，不可去尊稱別人。因此，君也只是衍生一個新義項，其他道義道德義項依然得以保留，而被社會所使用，直至現在。

也正是在「君」的專制新義項出現之後，政府首腦與其他官員之間的關係也隨之徹底淪為「君臣」關係，君臣關係就是「主僕」關係，也相當於僱傭關係，皇帝是老闆，其他官員都是僱員。

而此前的三代時期，尤其是唐虞堯舜時期，政府首腦與其他官員的關係，並非主僕式的、僱傭式的君臣關係，而是自由協作的書契關係。

據《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打敗蚩尤和炎帝之後，就「合符釜山」。符就是書契，「合符」在這裡就是訂立書契，與諸邦國首領之間建立書契式的信用協作關係。據《尚書·舜典》，舜繼堯位之後，第一項工作是祭祀敬神，第二件工作就是

接下來的文章我們會對甲骨文「王」和「士」進行解讀。「王」的甲骨文字形就是頒發玉瑞，士的甲骨文字形則是接受玉瑞，「王」和「士」的關係，就是書契關係。因此，在秦始皇之前，天子與官員之間的關係，就是「王士」關係，也是信用道義關係，而非後來的主僕式、僱傭式的「君臣」關係。

儘管秦以前，君也被用來指代國君，臣也被用來指代官員。但是，那時的君臣關係內涵與秦以後有本質不同。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禮」就是道義，「忠」是誠信。孟子進一步解釋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子還說：「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則進一步解釋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中國的政治模式總體上是「尹治」模式，尹治的目的是維護老百姓之間的自發自願自主的書契關係。而政府本身也是一個書契式政府，政府首腦和官員之間關係也是書契關係。而書契關係的本質則是誠信道義關係。「朋友以合」和「君臣以義合」就是對這種書契關係的精彩總結。

在書契時代的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只存在書契關係，只存在誠信道義關係，而沒有主僕式的、僱傭式的專制關係。「臣」字甲骨文字形是一隻豎起且張得很大的眼睛，從最早期的用法看，最初的「臣」應該是來自戰俘，被家庭用作僕役、奴隸。這種情況應該是五帝時隨著大規模戰爭的出現，而傳入中國的。

儘管後來政府官員也謙稱臣，但是，在三代時期，天子和官員之間的關係在根本上是「王士」書契關係，官員稱臣也僅僅是表明一種謙卑的態度，向當時天子謙卑地稱自己「予一人」、「寡人」一樣。

從原意上來說，「君」的對立面不是「臣」，而只是道德水平低下的人，即「小人」。因為「君」的內涵只有道義，而無專制。

最後還需要指出一點。「君」字形的「尹」代表刻畫書寫，「口」則代表口說。無論是刻畫書寫的文字，早期是書契文，還是口說的語言，都是道義的載體，所承載的都是道義。這也是中國知識的兩種傳承方式，《五經》尤其是易經的傳承方式。因此，不能僅僅把文字看成是經，語言的部分同樣是經。而且口耳相傳的語言部分甚至要重於文字部分，因為早期的文字，無論是書契文，還是八卦符號，都太少了。

到了春秋戰國，尤其是西漢，《五經》開始文字化，並且被區分為經、傳兩部分。很多人錯誤地認為傳只是對經的個人化的詮釋和解讀，這是打錯特錯的。傳從根上來說，是經的口耳相傳部分的文字化，同樣是經。（DYH:道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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