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低端勞動力」建造了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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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城市的繁榮，都少不了大量基層體力勞動者（亦即某些人口中的「低端勞動力」）的辛勤工作和付出，他們不但了滿足城市居民的各種需求，而且壯大了城市的規模，參與城市精神的塑形，促使城市產生可喜的變化。

一千年前的宋朝，正是他們的不懈努力，打破了城市中封閉、嚴苛的居住制度，催生了繁榮的商業都會和娛樂天堂，使城市中充滿了自由、快樂的氛圍，中國也因此出現了當時世界上最偉大、最先進的城市——汴京。

軍事據點與商業都市

遠古時代城市的產生方式，不外乎軍事與商業兩種。中國還在新石器時代的時候，兩河流域因為戰爭的頻繁和軍事技術的發達，各族間的多次征服使氏族的壁壘早早的被打破，商業因為自由流通獲得極大的發展，很多商業集市通過宗教的紐帶，演變為城市。

而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雖然已經出現了五帝之類的軍事霸主，但他們不過是鬆散的區域聯盟的盟主，其影響並沒有深入各氏族內部，也沒有造成氏族解體。

被認為對應堯帝的陶寺文化

當時中國最發達的黃河流域，諸多氏族之間勢均力敵，萬國千城長期對峙，各氏族的軍事堡壘成為最早的城市，這在近年發掘的大量城址中已經得到證明。因此，這些軍事據點演變而來的城市，將來即便商業繁盛，也容易受到軍事政權的管束和控制。

這種情況經歷夏商周三代，雖然王權在逐步加強，但氏族之間始終未能充分整合。商人很多時候是為本氏族服務的，而不是自由經商，所以當時的商業是氏族之間的事務，受到氏族（加強版就是封建邦國）的管束較多。

比如交易有規定的時間，《易經》說，神農氏「日中而市」；有固定的場所，如《管子》所謂「百乘之國，中而立市」，只能在規定的商業區買賣，其他地方不許做買賣；對交易的商品有嚴格的規定，很多東西不準賣，《禮記·王制》裡面規定了大量「不粥於市」的東西，包括各種禮器和違背自然規律的產物，都不許買賣。這些文明早期的特有現象，對中華文明的性格有深遠的影響。

到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戰爭的擴大，軍事技術的躍進一日千里，爭霸戰爭和兼并戰爭持續不斷，氏族才紛紛解體，重新融合，戰國時代的商業也達到上古的高峰，臨淄、定陶等城市因為商業的發達而成為繁華之都。

但是，戰國爭雄，最終取勝的是奉行極端軍國主義的秦國。秦王朝對社會進行全面管制，商業由官府壟斷，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加強政府的角色，軍事暴力的升級版——專制皇權成為城市的核心力量。

秦國的國都咸陽，在戰國時代遠遜於關東六國的首都，統一以後才藉助著強制遷入六國貴族才發展為大都市。咸陽以宮室為城市的中心，宮室面積達到城市面積的一多半，居民、市場和作坊都根據宮室的需要來安排；地方郡縣則以政府官署等行政機構為城市的核心，一切都圍繞著政府打轉。

咸陽宮室之阿房宮

對城市生活的管理也形成制度化。城門每天早晨開啟，夜間關閉；晚上執行宵禁，不許居民上街，違者重罰；在居民小區外面修圍牆，只設幾個門，稱之為「里」或「坊」，里坊的門早開晚關，設專門的里正管理，限制居民的活動，同時也限制「盲流」進城居住；市場也是中午開晚上關，而且類似的商品被規定集中買賣，跟如今的超市完全相反，這幾條街只賣魚，那幾條街只賣肉，買個菜要跑好多地方。總之當時的城市規劃是以方便政府管理為方針，至於居民生活是否便利不在考慮之中。

雖然以上內容多是周代的遺俗，但春秋戰國以來，這些辦法在經濟發達的關東諸國，很多時候已經開始鬆動了，而進入秦朝以後又因為政府的強大，得到嚴格的實施。後來的漢朝基本承襲了秦國的制度，這一套辦法就流傳下去，陸陸續續的用到隋唐。

所以秦漢以來的城市，居民是很不自由的，生活也相當的不便，唯獨政府管理方便，而且在城市裡想幹嘛立即就可以干成。

關中與關東，北朝與南朝

這種嚴苛的制度，由強大的軍事彈壓能力保證執行，適用於秦國這種經濟不發達、不複雜，軍事氛圍卻異常濃重的地區。但是歷史總會發展，古代專制制度對社會的控制力有其上限（比近代低很多），人民為了謀生，努力勞作，必然會促進經濟發展，在一潭死水之中蘊含著新變。

這種新變首先出現在關東地區（函谷關以東的六國故地）。

上古時代，關中、關東的文化很不一樣，兩個區域長期對立。關中憑藉四塞險固，主要是秩序提供者，秦仗關中吞併天下，西漢建都關中則是為了佔據有利地勢，與東方新封的諸侯（包括漢初的異姓王和後來的劉氏同姓王）對峙，所以其軍管性質都很濃重，漢代關東人進關中是要登記的，而且有不準帶馬匹之類的很多限制。

關東則是文化、經濟的中心，因為水運便利，土地肥沃，關東的農業、商業都十分發達；因為缺乏強力管制的傳統，關東社會活力四射，文化繁榮，對專制皇權認可度較低。

所以當漢光武帝劉秀以關東豪族為統治基礎，建都洛陽時，受關東社會風氣的影響，宮室的面積已經明顯小於西漢。東漢末年，曹操建設鄴城是對城市發展史上的一大變革，此後宮室雖然確定了城市中軸線的中心位置，但是進一步縮小，居民區增大，經濟對城市的影響在增加。

十六國與北朝的都城，不論是北魏的洛陽還是北齊的鄴城，均以曹魏的鄴城為範本。而關中經歷了幾百年的衰落，西魏、北周的都城長安城市衰落，宮室規模也很小，到隋文帝統一南北，才以關東都城為範本，重修了長安大興城，這也可以視為關東對關中的文化征服。

曹魏實質上的統治中心——鄴城

但是，如果僅止於此，城市的商業氛圍依然無法從政治氛圍中解放。隋唐時代，城市依然實行宵禁，坊門依然早開晚關，市場依然有營業時間限制，市民依然受到很多管束，生活依然十分不便。

第二次轉機出現在東晉南朝。西晉滅亡，司馬睿逃亡江東，靠南北士族的支持建立東晉，皇室不論權力還是資源都遠遜於從前，所以對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缺乏規劃能力，只能勉強建設好宮城，宮城外面就放羊式管理了。

本來南京一帶就有多條河流，地形複雜，加上皇室無力管束，形成了自由的街道和集市，城外還有草市補充，人民生活相當自由和便利。大士族如王導、謝安居住的烏衣巷，也被包圍在一般居民的巷陌之中，還有許多上下層人士共同活動的公共空間——佛寺，統治階級與人民也不再像以往那樣上下懸隔，分區居住，市民的意識正在萌芽。

烏衣巷口

後來南朝的宋、齊、梁、陳四朝，皇權復興，雖然對建康城進行多次擴建，使之豪華、壯麗，但也改變不了已經形成的城市風尚，中國歷史上第一座市民大都會正在成型。

然而南朝的皇權始終受到士族掣肘，政府的軍政實力不及北朝，在長達百餘年的南北戰爭中日見頹勢，最終，隋文帝楊堅消滅南陳，統一中國。

楊堅猜忌心特重，為免有人據形勝之地割據，以拆除名城大都為樂。篡位之初，楊堅平定相州尉遲迥的反抗，拆毀了尉遲迥的大本營、北齊的故都鄴城，但是鄴城的格局終歸是在長安大興城再現了；平陳之後，楊堅又拆毀建康，且無意予以重現，建康的市民傳統似乎要從此中斷了。

但是好的東西總會引人嚮往，楊堅的專橫被他的兒子隋煬帝楊廣親手結束。隋煬帝年輕時是平陳戰爭的主帥，平陳過程中被南方高度發達的文化征服，不但醉心於南方綺麗的文學，而且還投入了南方的佛教宗派天台宗，成為江南士族的代言人。

所以當隋煬帝即位後，營建洛陽城時，受到南朝建康城的影響，就不那麼嚴格的講究以宮室為中心的城市布局，而是對洛陽的山川形勢進行妥協，使宮殿處於洛陽城的西北角，而不是強求座落在中軸線上。因為洛陽成為大運河的中轉站，商業極度繁盛，外來人口絡繹不絕，隋唐的洛陽接續南朝的建康，蘊藏了產生的新變的可能性。

唐宋變革：從洛陽到開封

雖然建康的傳統沒有完全斷絕，但隋唐畢竟一直在實行帶有秦漢餘緒的坊市制度，即使是在洛陽，居民也依舊要忍受秦漢時代的那些不便。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唐朝皇權的衰落，坊市制度逐漸走向了破產。

因為經濟的發展，城市居民對生活品質的追求日益提高，他們需要更多的商品、更多的服務，這就吸引了更多的外來人口；他們還需要更方便的購物方式，這就對只能跑遠路去市場買東西日益不滿；他們還需要夜生活，晚上沒地方買東西越來越變得不可容忍。

唐朝前期，因為國力強盛，政府強大，還能約束一時；安史之亂後，大唐的威望一落千丈，政府對民間的管理力不從心，城市居民遂開始大張旗鼓的破壞坊市制度。

長安城——規整的坊市

首先，坊與坊之間出現了許多小攤販，賣餅的賣餛飩的所在多有，而且24小時營業，十分便民；然後就出現了有固定營業場所的旅舍、酒肆，西市、東市附近的崇仁坊、延壽坊成了新的商業區，比東西兩市還要繁盛；再往後，就出現了夜市，崇仁坊等地「晝夜喧呼，燈火不絕」，宵禁令也形同虛設，與唐前期每年只有元夜前後幾天允許市民上街娛樂，即所謂「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已經恍同兩個世界了。

長安如此，遑論氣氛更活躍的洛陽。洛陽連市區都在大力擴張，不但在大運河畔形成了新市場，而且在王戎墓一帶形成了新市區，向特大城市的方向發展。而這些成就，都離不開外地人的生產、販運和消費，這其中雖然不乏富商大賈，但更多的還是基層體力勞動者。

不過，此時的坊市制度雖然出現了鬆動，但並沒有從法律上終結。站在朝廷的角度，這些做法依然是違法的，只不過朝廷不嚴格執法而已。要將這套不合理的制度最終埋葬，還需要新的歷史契機。

唐朝滅亡以後，長安、洛陽都受到重大破壞，五代政權除後唐因為以繼承唐朝為名，定都洛陽外，其餘的四朝後梁、後晉、後漢、後周都定都於汴州，亦即是後來的東京開封府。

開封是漕運之都，是多條運河和合流的交匯處（汴河、黃河、惠民河即蔡喝、廣濟河），其交通便利更勝於洛陽。而且開封歷史上只做過戰國時代魏國的都城（大梁），年代久遠，影響不大，歷史包袱較輕，五代政權一般又不是很穩固，於是開封城遂在大運河的加持下開始迅猛擴張。

水運樞紐開封

即便是周世宗有意對開封城進行規劃，也不過為政府劃定一些辦公用地，其他地方則隨便百姓建房開店，到宋初，開封已經不是一座以坊為主要居住區的城市了。

但是坊市制度畢竟有利於管束人民，減少統治成本，是統治者喜歡的制度，宋太宗和宋真宗都想恢復宵禁制度，而事實卻讓他們的如意算盤難以打響了。

此時居民沒有用土圍子一樣的坊牆圍起來，往往對街開門（坊市制度下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員允許對街開門），要出來走走，巡夜的官兵因為照看面積太大根本無法儘管。

更重要的是，開封因為無險可守，屯駐了大量駐軍，需要運河的物資補給，運河上的船隻日夜不停的卸貨，運輸的人也需要消費，於是運河邊因為外來人口的需要，最先打破政令的管束，「倉前成市」，日夜不停，為了招待其中的富商大賈，沿運河又修建了「十三間樓子」等賓館和飯店。

一整套制度，如果有一個地方被突破，其他地方也會被跟著突破，而宋朝的皇帝除宋神宗等個別人之外，一般不會喪心病狂的去跟全社會作對。於是，宋太祖時，即下令不禁止夜市，百姓在三更之前可以在街上行走；宋太宗時，居民住宅「侵街」、沿街設店蔚然成風；宋真宗時，仍有坊市制存在的城市，夜間坊門也不再關閉；宋仁宗時，只要交稅，允許臨街開店；此後開封府的夜巡制度取消，城門也不再按時開閉，坊市制徹底破產，城市逐漸轉變街巷制。

在大量外來人口尤其是基層體力勞動者的努力下，坊市制度終於崩潰，幾千年來城市以軍事、政治為中心的定位受到動搖，商業在城市中的地位前所未有的突出，得到解放的市民開發出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東京汴梁成為那個時代世界上當之無愧的最偉大、最文明的都市，其夢幻般的繁華依然呈現於《東京夢華錄》與《清明上河圖》之中，至今仍令人心嚮往之。

清明上河圖——開封盛景

大城市與基層體力勞動者是共生共存的關係。畢竟社會只有分工不同沒有貴賤之別，就算技術含量有高有低，但沒有「低」，「高」又靠什麼支持呢？大城市提供工作機會和更好的發展機遇，基層體力勞動者則保障大城市的運行和發展，不是挺好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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