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非遺學研究者的歷史足印｜苑利專訪（一）

苑利，1958年出生，山東省齊河縣人，民俗學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原國際亞細亞民俗學會副會長，中國分會會長、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中國農業歷史學會副理事長、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會民族遺產專業委員會主任。

苑利

21世紀初，苑利踏上研究非遺的路途。十餘年裡，他寫下了《文化遺產報告》《非物質文化遺產學教程》《非物質文化遺產學》《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幹部必讀》《民俗學與遺產學視域下的鄉土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前沿話題》等多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學專著，填補了中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空白，並成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面對岌岌可危的民族遺產，苑利敢於提出問題、善於分析問題，長於解決問題，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日前，苑利接受了文創資訊記者許文雅的專訪，他重溫了自己的非遺研究之路。從即日起，文創資訊將陸續推出「苑利專訪」系列，向讀者展示一位非遺學研究大家的學術思考。

我是怎樣走上非遺研究之路的

一、西部大開發，讓我意識到保護遺產的重要

1999年冬，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當時很多人一聽到這個消息都很激動，覺得西部的很多好東西終於可以開發出來了。但作為文化人，我卻是憂心忡忡。我擔心的是，隨著「東風西漸」，西部少數民族文化肯定會遭受到強勢的東部文化的衝擊，甚至會造成不必要的文化衝突。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了現在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當時還是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的副所長白庚勝同志。他聽了我的陳述，也覺得確實有必要討論一下西部大開發過程中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問題。於是我們一拍即合，決定馬上組織專家，召開一個專題學術研討會。他問我：「會議起個什麼名字呢？」我告訴他我已經想好，就叫《西部大開發與少數民族文化建設》吧。

商量好會議議程後，我前去友誼醫院探望在那裡住院已久的鐘敬文先生。我把一周後舉辦的這個會議的情況向他老人家進行了彙報。老鍾聽後告訴我：「我隨便弄個會都需要半年的時間，你們居然一周後就想開會？」我告訴他這麼做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沒問題。畢業後留在北京，我深深地體會到了北京的人才優勢，隨便找上二三十個人，就能舉辦起一個國家級的盛會。這一點我胸有成竹。果不其然，會議十分成功，各大媒體發出來的消息，也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2000年8月，文化部在青海省召開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這也是一個為探討西部大開發過程中少數民族文化保護問題而舉辦的專題盛會。文化部領導點名讓我列席，並在那次會上做了專題報告。在那次會議上，我提出「少數民族文化是一筆寶貴的民族文化資源」，要「深入調查，摸清家底，搞好這一資源大普查」的建議，同時，還提出了「原生態保護理念」。現在想想，當時的這些提法也還是比較前衛的。也許是這次發言引起了有關領導的重視，2002年10月，文化部準備啟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程」，需要有人幫助他們設計總體規劃時，文化部找到了我。這也是我第一次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結緣。

二、制定規劃，讓我知道了邁出國門的重要

經過三個月的努力，到了2002年年底，規划出籠了。現在想想看，問題著實不少。譬如，整個規劃的運作方式仍未擺脫《中國民族民間十套集成志書》的影響——組織學者，進行全國範圍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大普查，通過普查搜集資料，整理資料，合集出版，同時，徵集與非遺有關的實物，為非遺博物館的建立積攢家底……當然，在這個規劃中，我也注意到了傳承人的重要性，同時，也提到了建立傳承人激勵機制等問題。

這個規劃整整做了三個月，在制定規劃的過程中，我深深地感到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因為到底什麼是非遺，為什麼保護非遺？怎麼保護？我並不十分清楚。事關重大。我突然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機遇，如果把握好這一機遇，自己就很可能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領域，成為中國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當然，自己也有猶豫的一面。畢竟自己在民俗學方面已經小有建樹。如果離開自己熟悉的領地，步入到一個全新的領域，等待自己的又會是什麼呢？是乾乾巴巴的政策研究？是屁股決定腦袋官場法則？一切都是未知數。但有一點我是清楚的——民族文化遺產，是一個民族最好的東西，而當下，正遭受著來自方方面面的衝擊。如果不加以及時保護，這些遺產很快便會消失殆盡！作為一個年輕人，我們真的應該把握好這一契機，讓中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領域，邁出自己的第一步。

說干就干，我為自己規劃好了自己的行動路線：第一步，向韓國和日本提出出國進修申請，去日本或是韓國這兩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先進國，學習他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經驗。我在申請書上這樣寫道：我們馬上就要啟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程」，但老實說我們並不太懂，故希望能通過訪學的方式把你們的成功經驗介紹給中國。也許是他們意識到了這件事兒的重大，很快，我便收到了來自這兩個國家的回函：希望我能過去，並提供種種贊助。但我肯定不能同時去兩個國家吧。因為我前幾年剛剛去過韓國，對韓國比較熟悉，同時，我的兩個師弟在韓國也從事這方面的工作，有他們幫助，工作會比較順利，就這樣，最後，我選擇了韓國。

三、隻身赴韓，讓我知道了「他山之石」的重要

2003年，我如願飛往韓國。這次接待我的是韓國高等教育財團。第一次赴韓，我住在大學路的國際會館。因為這裡住了許多中國人，很難練到韓語。這次，我決定住到韓國老鄉家，一是體驗韓國百姓的生活，同時也想鞏固一下前幾年在梨花女大語學堂學到的韓語。

在韓國，給學生們準備的民宿都很小。費了很大週摺，最後才在延世大學附近的延禧洞，找到了一處民宿。這個院子是個二層小樓。我住的一層房間很大，開窗也很大。打開窗戶，窗外便是一個小花園。房子的主人是一對老夫妻，負責我生活起居的是一個勤快的阿姨。這樣的環境在漢城是很難找到的。

在韓國，我花了8個月的時間，完成了《文化遺產學》初稿。就在考慮讓誰給我作序的時候，吃午飯的時候到了。只見阿姨站在院子二樓台階的轉角處沖著我喊，這是讓我上去吃飯。午飯很簡單，前後用的時間不超過10分鐘。那天漢城正在刮沙塵暴，下樓時，我發現窗戶上滿是灰塵，便拿起水管沖了起來。我有午睡習慣，但正當我要躺的時候，我突然覺得桌子上少了些什麼。少了什麼呢？前思後想，我突然發現擺在桌子上的那台IBM手提電腦不見了。

這使我大吃一驚。電腦丟不丟倒也無所謂，關鍵是我花了8個月辛辛苦苦寫成的那部書稿，那部書稿很可能會關係到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進程。回想起來，那時的人們還很少有拷貝的習慣。電腦一丟，那22萬字的書稿中，除已寄回國內用於發表的4萬字外，一切歸零。

我趕緊報警。40多分鐘後，警察懶洋洋地趕到，問了問情況後告訴我只能等消息。看他們無動於衷的樣子，我知道指望他們肯定沒戲。這時，我突然想起了一位在漢城警視廳任職的華僑。我趕緊給他打電話，並告訴了他這本書的重要。他的回話很簡約：「放心，警察會在7分鐘內趕到。」牛皮真不是吹的，沒等多久，兩輛警車閃著警燈，開著警笛呼嘯而至。下了車的警察在短暫的問詢後，馬上開始現場勘察。當他們發現我的窗戶已經被沖刷得乾乾淨淨，便回頭問我：「這窗戶是你發現電腦丟失之前沖刷的呢？還是在發現電腦丟失之後沖刷的呢？」我告訴他當然是前者。警察在窗戶上找了半天也沒找到一枚指紋。他告訴我：「這是手套的印記，盜徒很可能是帶著手套開窗作案的。」最後，他在滑鼠插頭處找到了四分之一枚手印。至於這手印是我的，還是盜徒的，分析之後才能知道。他告訴我，剩下的只有等待。

苑利學術著作

警車走了，一切歸於安寂。我告訴阿姨，最近趕稿子太累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不要打擾我。給家裡打了個電話，告訴電腦丟失的情況，便死死地睡了過去。這幾天，除了阿姨叫我吃飯，每天幾乎都是在床上度過的。苦等了20多天，依然沒有消息。不能再等。我決定重買電腦，開始新的征程。時間緊迫，我與愛人商量這次兩個人一起寫。四個月後，一本新書——《文化遺產報告——世界文化遺產保護運動的理論與實踐》申請結項。又花了一段時間的修改，2005年這本新書在北京面世，這也是當時中國出版的最早一部有關文化遺產保護理論與實踐方面的學術專著。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自己真正走上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研究之路。

有個老者曾經告訴我，一個人的學習所得，其實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會體現在自己剛剛出版的專著中。現在想起來真的很有道理。說真的，我在韓國的一年所學到的遠遠不止我書中所闡述的那些。譬如回國後，我陸陸續續提出的非遺保護十原則中的以人為本原則、原生態保護原則、活態保護原則、瀕危遺產優先保護原則，以及介紹的國際社會非遺保護組織建構模式（專家委員會的建立、聯席會議制度的建立）、法律建構模式、資金運作模式、非遺審批申報模式、後繼人才選拔模式、傳承人補助金髮放模式等，都與我在韓國學習的日子裡，努力發掘日韓等非遺保護先進國之非遺保護經驗有關。

採訪 | 文創資訊記者 許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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