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聞滄見桐」考｜城與邦

作者｜李海默

簡介｜休斯頓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編輯｜黃麒瑄

編者志

　　如何理解新時代里舊人的所作所為，尤其是知識與權力間的微血管結構，一直是人們樂於討論的話題。在這篇文章中，李海默先生則以康有為與梁啟超這兩位最為人關注的時代之子，為我們示範如何閱讀這時代銅鏡。

　　本文由作者授權轉載，原刊於《寧德師範學院學報》（2107年第3期），微信上首發於「微思客WeThinker」（WeChat ID：wethinker2016），並刪去原文中繁且詳的註腳，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文末的出處說明，查詢原文。

▲　戊戌三傑（油畫，孫建平（2007-2013））

正文

　　有關康梁在流亡期間（尤其是慈禧死後）與北京政府的接觸，歷來研究者早已備述之，然而，此類研究多為一般性的與宏觀性的描敘（general and macroscopic description），尤其過於側重標示出康梁與革命黨的決絕徹底態度之間的顯著不同。

　　但對於細節的刻畫，如清室中樞內部的政治情勢，尤其是「近支王公朋黨」網路中的糾葛與暗潮；不同派系與康梁間的往還交涉，以及各條線索所分別一一達致的具體程度（相關事項長期撲朔迷離，如清末劉學詢等奉命出使日本，時人就議論紛雜，「或雲圖害黨人（康黨），如晉錮欒盈之策；或雲密商大局，為把臂入林之雅」）；康門內部的層次與架構等要件，其實都還遠未廓清。因為此類關涉文獻多用隱語、代碼、往往晦澀難解，歧義紛繁，這在客觀上造成了很大的一個不便利。

　　本文旨在以小見大，作一細緻考證，清理出康門師弟與清宗室溥侗的交往脈絡，既願在細節的澄清上有所推進，更期待說明這一系列考訂研究成果若集合起來將發生出的重要性。近代史遠非無題目可做，而是可能更需要採用和發揚「上窮碧落下黃泉」，「高射炮打蚊子」的實證精神，一一勾索訂正，以求落實，更以期於日後逐漸拼接與恢復出一幅迥異「時流」的新的宏大圖景的小小一角，或可緣此而更近於歷史之本真面貌。

▲　清宗室，紅豆館主，溥侗

　　1910年九十月間，康門弟子潘若海致麥孺博書，中有一段文字：

此次政局之變，全由陶公主動，而朗、良輔之。陶公銳意改革，欲謀組一新政府，為戊戌第二。渠極推重北江。滄在東時不見之，殊失計，實為桐君所誤；桐君本另一路也。渠聞滄見桐，以之詰桐，桐不敢認。渠兄在南洋時，拒北江不見，渠亦大不以為然也。大約吉、那將僕，蔭、岑必起。

　　此段文字，可以確認的包括，陶公指載濤，北江指康有為，滄指梁啟超。所指涉的主要是梁啟超等向北京中樞政府運動開放黨禁事。梁此時「以解禁為第一義」，康亦主「為今之計，以開黨禁為最急」，而康梁當時主「聯肅（親王）」之論，企圖利用慈禧死後、載灃為攝政王（當時康門內部信函來往中曾呼載灃代號為「周公」）的新局面在清廷中樞重新開拓進取一番。「十二年中各遜荒」，被革命黨如劉道一、陶成章輩攻擊為「身居海外，心在虜廷，惶恐用我孤臣之不速」，「（康梁）之講立憲，乞憐虜連，以求為賜環計，外則以之炫惑華僑，內亦思以假借為利用，而又兼以欺騙為利用者也」的康梁師弟認為在未來將「必有一番事業」。故於「聯肅」主軸之外亦有別的針對其他滿洲親貴的措置，所謂「肅之外，尚有其途，成否雖未可知，要之人事所能盡者止此矣」。

　　此「桐」，無論吳天任《民國梁任公啟超先生年譜》，張子文主編《梁啟超知交手札》，或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皆解為「或指那桐」，此實誤也。按，「吉、那將僕」，說的應該是慶邸奕劻與那桐會在政治上地位下滑，「蔭、岑必起」，則應該是說蔭昌與岑春煊在政治上可能的崛起（筆者將有詳文另考之）。如果「那」是指「那桐」，那麽「桐君」就不可能也是指代那桐。那麽，此「桐君」是誰呢？讀梁啟超相關日記則可知，此「桐」必指清宗室溥侗是也。

　　溥侗，清宗室，有鎮國將軍職銜，生在同治光緒之間（有幾個不同版本），死於1950年代。溥侗自1909年起，曾與哈漢章等同任禁衛軍訓練處軍諮官，是禁衛軍訓練大臣之下佐官中職銜最高者，而禁衛軍勢力正是「陶公主動，而朗、良輔之」這一政治力量的根本所系。

　　早在戊戌變法時代，溥侗就與康梁等人過從甚密。當甲午乙未年時，劉光第曾寫詩稱溥侗「龍種異凡子，拔跡金玉中」，「希聖識攸歸，向方且多通」，「憂國懷精忠」，「何意宗室內，乃睹此奇童？」，「一木千萬葉，青黃各不同；一水千萬派，清濁自朝東」。要之，溥侗與光緒帝關係極親近，政治上的立場與取態是同為不滿、憂患後黨集團及其他反光緒變法的滿洲親貴的「小人勢已雄」，「內則有權閹」，「大廷實乏才，豢養諸疲癃」，故康有為對溥侗也青眼有加，在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也曾見過溥侗，當時由溥侗慕名求見，李盛鐸為之引見。在1909年，康有為更曾專門致書溥侗，陳溥侗：「忠義在抱」，「懷忠抱義」，並說自己對溥侗是「昔者側席，謬承解帶，十年海外，靡日不思。」

　　梁啟超1910年二月間《雙濤閣日記》載：「荷庵昨日適西京，持吾書以謁將軍溥侗，且將見濤貝勒焉。侗將軍相見，致問良殷，而極述濤童騃之狀，且與言朝局甚悉。其究也，歸於疾不可為而已。侗好學解事，誠摯深沉，南海先生昔嘗謂：『天潢中有此人，中國猶有餘望』，劉裴村亦曾有一詩誦其志節。十年以來，佯狂自晦，吾意其墜落久矣！今據荷庵言，知歲寒松柏，固自殊異也。顧微、箕雖賢，無補於殷社之墟。悲夫！」按，荷庵，即湯覺頓，康門弟子，在這個時段里多次經手負責康黨與滿洲親貴的溝通聯絡。劉裴村，即戊戌殉難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梁啟超曾說他雖與劉並無深交，但一向是「肅然敬其為人」。「吾書」者，即梁啟超所撰寫的《上濤貝勒箋》。此時光緒之同父異母弟載濤（1887-1970）受命出洋，赴日、美、英、法、德、意、奧、俄八國考察陸軍，溥侗隨行。及至日本，梁啟超日記曾記載：「濤貝勒抵神戶，僑民及日人往迎者數百人，而此貴客乃高卧不起，並其隨員亦無一人出而周旋，迎者怨詈而去。嗚呼辱國甚矣！」梁啟超對於載濤頗為失望。

▲　政治參與外，溥侗在戲曲成就頗豐，中國第一首國歌《鞏金甌》即由他譜曲而成

　　梁啟超在數日之後的日記中又說：「侗將軍至自東京，來見於商話別所之樓上，深談四時許，述朝局甚悉，一言蔽之，則群騃群盲以國家為市利之具，絕無一線光明，絕無半點光明而已，惟我本不希望政府，故聞其言亦無悶也。侗將軍見識明敏，遠過昔年，此操心危慮患深所致，然英氣消磨亦甚矣，天潢中有此人，而卒無救於危亡，豈天已厭清德耶？嗚呼！」

　　梁啟超是年二月致徐佛蘇書亦云：「弟昨日見一極要之人，述途中政界實狀甚悉，所謂憲政改革雲者，誠無複一線希望，然弟終不以此自沮，蓋弟向來不望政府，若民間能有希望與否，則此責任仍在吾輩耳。故弟於政府之態度，雖未嘗不日祝其向上，惟本原則不在此，故聞此亦不驚也」。此「極要之人」，毫無疑問指的也是溥侗。

　　1910年三月間，梁啟超致書康有為，中有云：「旬前厚齋將軍（與叔牙同行）過此，微服來訪，言內事甚悉，憂煎殆過吾儕十倍，質言之則待死而已，此公學識智慮皆遠過於前，（殷殷致問吾師，師前有書介安仁見彼，安仁以他故未往見）殆孟子所謂操心危憂患深耶？開國恤時頗有立長君之議，其當紐者宜在此公，今淪落至此，天其既厭周德乎？似此局面，雲胡能久，不必西鄰，不必草澤，蕭牆之內，變當立生，以吾所聞，恐將不臘，云何能俟八年？」更複說道：「弟子數月以來，頗不欲複與彼輩為緣」，但自「旬日前蛻庵偕安仁東渡，縱論時變，雄心又複勃發」。厚齋將軍，即溥侗。叔牙，恐怕指的是載濤。蛻庵，即麥孺博（孟華）。安仁，指的就是潘若海，由是亦可見潘若海本不甚重視溥侗這一路。

　　合此四處資料可知，「其究也，歸於疾不可為而已」，「群騃群盲以國家為市利之具，絕無一線光明，絕無半點光明而已」，「所謂憲政改革雲者，誠無複一線希望」，「待死而已」，「蕭牆之內，變當立生」指的均為同一事，即溥侗向梁啟超透露清廷自改革路線圖的「無望」實質。潘若海書信中所謂「渠聞滄見桐，以之詰桐，桐不敢認」，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不是溥侗見了康梁系的人（在此且不論康梁主張之分異），而是溥侗向梁啟超具體所述的敏感內容。

　　載濤年紀比溥侗小，但是論位階與論輩份，載濤都要更佔有優勢，更無需論所謂「咸豐、同治以後，以親貴典兵，以濤貝勒為始」。潘信中所陳述的「滄在東時不見之，殊失計，實為桐君所誤；桐君本另一路也」二點，甚為重要。蓋若只觀梁啟超日記，是絕看不出來的。有可能的場景是湯覺頓與梁啟超都不如潘若海瞭解此中真相。

　　雖然溥侗自始出身就是光緒帝黨系統的人，但也許溥侗、溥倫兄弟與載灃、載濤、載洵這一派與光緒親為手足且在光緒死後握有核心權力的人之間並非完全無間。

　　清人筆記中曾云：「溥倫為宣宗長曾孫，同治初，本有青宮之望（按，溥倫曾先後有三次機會被擇定為入繼大統之人），陰結議員為一黨」，在清末軍機大臣與資政院之間的紛爭擾攘中，軍機大臣一度怪罪「議員胡鬧，溥倫縱容」，溥倫後來在1911年被調離資政院職務，市面上一度傳言：「倫貝子兼為憲法纂擬大臣，恐其聽民選議員之運動，編成民主共和的憲法，故易之去」，而溥倫1907年訪日時，梁啟超就曾向他上過一份據說是「巧言如簧，易於動聽」的請願書（湯覺頓、麥孟華、熊希齡等更曾一度計畫邀溥倫到政聞社演說，但梁認為「恐失本社信用」）。在1910年更說溥倫為總裁的，被一些人諷刺為「非驢非馬之議會」或「彈射政府者為賢，未盡毫末有所補助」的資政院是「中國前途一線光明」，「使禍國殃民之政府，漸有感於眾怒之難犯，專欲之難成，而淫威不得不稍殺」。

　　資政院也頗投桃報李，所謂「逮夫資政院開，院中議員與康、梁同主義者，運動特赦康梁，歸國自效，一時殆有成熟之觀，康梁海外聞訊，不勝眉飛色舞」。也許我們在考量溥侗當時的政治立場時，也需要顧及這一層面因素（學界對溥侗之政治取態相關形成及嬗變過程的分析明顯不足，如孔祥吉就曾把溥侗簡單定義為「一位活躍於京師的名流」而已）。要之，當康梁師弟對載灃大抱希望時，卻一度遭遇了「苒荏二年，東海逋臣（指康梁等人），交章薦之不召，西市沉冤（指戊戌六君子），遺孤言之而不雪」的冷遇，故促使他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會嘗試考慮別種「多路」（即包含「桐君本另一路也」在內）的潛在之可能性。

　　另外，也許部分由於潘若海此函發生的作用，在此事前後，康梁對於載濤其實頗注心力，梁甚至說：「可用者惟有一濤」。康梁更曾計畫使載濤掌握禁衛軍，成為心腹，發動政變，一舉而達成立憲之目的。載濤與慶親王奕劻、貝子載澤有矛盾，向潘若海問計，潘建議載濤一面收撫禁衛軍，一面拉攏駐紮於保定的新軍吳祿貞部（按，當時吳任職袁世凱北洋六鎮班底的第六鎮統帥，武昌起義，吳請命南征，冀脫清廷羈絆，而陸軍大臣蔭昌不許，且抽該鎮第十一協編入第一軍南下，令吳率餘部留保定待命），準備在1911年下半年發動政變，消滅奕劻載澤等，掌握政權（但是此事有一疑問，雖然梁啟超曾雲「澤與慶結」，即實際上奕劻素與載澤不和，載澤屬於隆裕太后系，「氣焰益張，恃內援也」，而載灃因「大懼」，一度試圖倚重奕劻，「以防隆裕」）。

　　所謂「陶公主動，而朗、良輔之」，朗，當指毓朗，良，當指良弼，非指鐵良。

　　所謂「渠兄在南洋時，拒北江（康有為）不見，渠亦大不以為然也，」按之於《梁啟超知交手札影印件，有注「老蘇明允」四字，蘇明允，即蘇洵，蘇軾、蘇轍之父，字明允，號老泉，依此則知必指載洵無疑。而載洵的年紀實際比載濤要大，故稱「渠兄」。載洵此段時期曾與薩鎮冰同為籌辦海軍大臣，赴歐、美、日等地考察海軍，是以曾經南洋，而拒康有為不見（但奇怪的是，後來1927年時，康又曾回憶說：「雖載洵曾舉臣總揆，然大盜謀移國而未行」，不知何解）。由此也更能確定「陶」就是指載濤。

出處

• 李海默. (2017). 「渠聞滄見桐」考. 寧德師範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3), 122-128.

本文原載於《寧德師範學院學報》，微信上首發於「微思客WeThinker」（WeChat ID：wethinker2016），經作者授權轉載。

往期相關文章

嚴復1913年9月「民可使由之」演講新詮（上）

嚴復1913年9月「民可使由之」演講新詮（下）

多變與不變：梁啟超及其同代中國知識人的智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