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難題——飄零的夢想
「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這本是劉長卿描寫冬天旅客路上所見所聞的詩句。然而,放到現今,卻成了大城市中一批特殊人群的真實寫照。
我國算的上大城市的只有北上廣深,可就是這四座城市卻幾乎聚集了全國主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同樣,因為資源集中,這四座城市成為了全國人民一心嚮往、大展拳腳的圓夢舞台。
可是,「縱你虐我千百遍,我卻待你如初戀。」許多大城市的外來務工人員勤勤懇懇奉獻青春,但最後連一個戶籍都沒有,更慘的是還不得不衣錦還鄉。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不帶走大城市一針一線。
以前,有人說「中國地大物博」,可就是在這片博物大地上,部分人群依舊物資匱乏,這部分人只能繼續忍受物稀之苦。筆者到現在還依稀記得中小學時期,老師一直嘮嘮叨叨的「地大物博」。至今每次細想,中國地大是沒錯,可相對的卻有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需要養活,物能博嗎?中國人口基數大,做乘法什麼都大,做除法什麼都小。資源分配不平衡是現今大城市病的根源。
官方口徑公布的2016年中國人口數據已經達到了13.8億,加上一些黑戶口的話,估計實際人口近15億。這麼多人口對應的只有每年70多萬億的GDP,人均GDP排名全球倒數。
同時,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初級階段,中國60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10%。2015年開放的二胎政策並獲得理想的結果。年輕一代中,不少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中產階級進入了低慾望狀態,國內單身人口已超2億,而且,這部分人群主要是出自自身意願拒絕婚姻。我國正面臨人口拐點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威脅。
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已經降到了千分之五。根據聯合國此前的預測,2030年左右將是中國人口的拐點。在經濟結構沒有擺脫傳統密集勞動性產業的基礎上,中國需要和時間賽跑了。
也許很多人都不願意承認,但中國的確步入了日本過去的軌道。中國發達城市就那麼幾個,誰不想享受優質資源呢?可現實是,資源是有限的,需求是超載的。中產為不確定的形勢焦慮,底層擔憂自己的未來。中產焦慮和底層擔憂疊加形成了爭搶一線城市有限戶籍的現象。
大城市人滿為患,中小城市卻留不住人。國內有些地區甚至出現了大量人口外流現象。東北三省情況最為明顯。隨著大量人口特別是年輕人的外流,土地荒廢、產業萎縮、經濟衰退。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的規律促使了一線城市人口虹吸效應泛濫。
這種現象如果任其自由發展的話,結果只有一個,少部分城市不堪重負、大部分城市呈現空心化現象(這種現象東北已經非常明顯)。為此,行政干預少不了。政策調控有其必要性但又不能失了情懷。北京和上海是國內僅有的提出人口上限硬指標的城市。北京定為2300萬,上海定為2500萬。可是,這個指標是否合理、會不會有所變數卻不得而知。
回顧歷史,北京和上海曾好幾次定過人口上限目標。北京有三次、上海有兩次。(如下圖)
對比政策目標與實際情況不難看出,人口上限這個指標似乎就是用來被突破的。不過,當時的背景和現在截然不同。從歷史記錄可以看出,北京上一次調整人口上限指標是在2005年,上海是在2003年。那段時間恰恰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由於北京和上海原本就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經濟紅利期中城市擴張加快,城市承載能力也隨之上升。此前,北京和上海都有擴大行政區域的計劃,實際上也在有條不紊的吞併周邊區域。因此,城市擴容了,經濟又高速發展了,人口上限自然有條件上修。
不過,現在情況可不一樣。中國經濟將長期處於L型中一橫,甚至有可能這一橫還是往下偏的。這種情況下,城市發展減速或停滯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城市發展放緩,但人口流入壓力卻不減的話,城市早晚超載。所以,大城市控制人口就成為了沒有辦法的辦法。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是另一種被倒逼式的變化。
眼下,大城市的飽和與人們追求幸福的願望形成了博弈關係。蛋糕有限不夠分,僵局如何打破?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全國各地那麼多人爭先恐後的往一線城市擠,理由無非這麼幾個:資源豐富、機會頗多、薪資較高。想要把人搬出去,就得把蛋糕也分出去。
國內現在很多城市在炒「中心」概念,動不動就是「金融中心」、「科技中心」、「文化中心」、「貿易中心」……有些根本莫名其妙,一個內陸地區居然要搞「貿易中心」(不方便點名,一點名可能就發不出來了)。一個連就醫、教育問題都沒解決的地區要搞「文化中心」,這不是扯淡嗎?要把人遷出去可不是靠忽悠、包裝,必須有實實在在的產業遷移才能帶走一批人。
產業創造就業、就業創造財富、財富吸引人群、人群帶動地方發展。同時,落後地區的產業選擇不應與一線大城市互為競爭,而是進行互補。
北京、上海、深圳加起來已經有三個金融中心了,可即使這樣,還有不少地區爭當金融中心,這怎麼可能有發展前途呢?
而且,更糟糕的是,有不少地方掛羊頭賣狗肉,炒著概念、製造輿論進行招商引資。比如,由於監管不到位,許多打著特色小鎮名義的產業發展實際上是為了炒房地產。今年5月4日,發改委、農工委、規土委、住建委四部委聯名發布《關於進一步促進和規範功能性特色小城鎮發展有關問題的通知》,「嚴禁以特色小鎮名義圈地」。請注意,文件中用的是「嚴禁」。
筆者在此透露一點關於政策文件知識。在政策文件中,否定性用詞也是分等級的,程度由輕至重分別是:警惕、防止(預防)、不得(不許)、禁止(杜絕)、嚴禁。「嚴禁」屬於最高級別的否定。
可見,許多地方依舊留戀著以前房地產創造GDP的模式。既然地方政府只會搞房地產,那又談何吸引人流回歸呢?一線城市因為高房價已經成為了年輕人的傷心地,其他地區本身吸引力不如一線城市卻還複製這種模式,傻子才去那種地方發展。最簡單的道理,同樣的生活成本,一線城市收入是其他地區的兩倍或更多,有人會去其他地區發展嗎?
此外,我國當下的城鎮化發展也在加深大城市病。2016年,中國城鎮化率57.35%,距離70%的既定目標存在一定差距,在城鎮化方面的工作還會繼續。但我國如今的城鎮化發展主要依靠人口流動完成,而非本地城市建設帶動。一味的把人往城市裡趕卻不注重城市發展,結果自然是都去北上廣深了。(一樣是背井離鄉進城,當然是選最優選項)
那麼,放眼中國有沒有成功的案例呢?深圳可以算半個而杭州是可以借鑒的對象。
眾所周知,深圳是目前全國最年輕的城市,幾乎全國各地的年輕人都前往深圳謀求發展。深圳利用政策吸引科技企業入駐、扶持創業從而帶動了經濟發展。在短短几年時間內,深圳從一個二線城市搖身一變成為一線城市,如今已有趕超廣州之勢。從深圳的案例可以看出,利用產業吸引人流是完全可行的方案。
但是,深圳也只能算半個成功案例,因為深圳產業空心化問題逐漸浮現。隨著以華為為代表的一批科技企業相繼把製造中心遷出後,深圳實體經濟出現了真空。而創業本身並不是產業,在創業成功率不足5%的情況下,創業企業死傷慘重。媒體口中風光無限的創業者其實只是極少數,相比大量失敗的創業者,成功者屬於極端案例。
當前,深圳除了實體產業出現拐點外,之前炒的沸沸揚揚的房地產行業也出現了衰退跡象。根據易居研究院副院長楊紅旭最近的公開講話透露,深圳的房地產市場有價無市,部分地區房價已經出現了兩位數降價。網上有不少人抱怨深圳被房地產毀了。事實證明,深圳模式並非可持續發展模式。創業也許能在短期內帶動就業,可絕不是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路徑。
與深圳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杭州,杭州雖然也只是個二線城市,但其發展速度已經處於全國第一陣營,以互聯網產業為基礎的實體經濟發展帶動了杭州的城市發展。根據艾普大數據現實,今年杭州與重慶成為一線城市被擠出人口的主要投奔地。
杭州未來能不能成為一線城市不得而知(基礎設施過於落後、高房價問題突出),但這卻是解決大城市擁擠人口的一條途徑。
所以,想把人請出去,得先在別處安個窩,讓人有地方可去。人流如同洪水猛獸,封堵驅趕必會遭致反噬,循循善誘是唯一途徑。年輕一代在和平年代出生、成長,對於歷史的無知使得他們積極樂觀懷揣中國夢。費盡心思建立起來的一些「正能量」可別因為處置不當而付之東流。即使對年輕人撒了謊,也請負責到底,把謊言變成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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