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後十年：讓我們一起為夢想而窒息

美聯儲現在不加息，12月就鐵定加息。不知不覺中，2008年那場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了十年。一路走來，一切似乎都如同一場夢。可惜的是，夢醒之後卻發現，天還是黑的。金融危機後，全球央行出台了各種救市政策。每年的傑克遜霍爾全球央行年會也成為了萬眾矚目的焦點。全世界都翹首以盼，希望全球央行引領經濟從新步入上升周期。投資者們希望尋找價值窪地、企業家們希望尋找未來出路、老百姓們希望尋找未來。本文通過跟蹤這十年以來的傑克遜霍爾央行年會，觀察全球央行動態及其救市成績單。

2008年：維護變化中的金融體系穩定

2008年可以視作金融危機的元年，從那年開始至今，全球經濟就處於掙扎之中。當年的傑克遜霍爾央行年會中，全球央行行長們其實已經注意到了問題。2006年全球央行年會主題是「新經濟地理影響與政策含義」，2007年注意是「住房市場：住房金融與貨幣政策」，但到了2008年，主題已經變成了「維護變化中的金融體系穩定」。很明顯，央行行長們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他們也意識到，全球經濟的周期拐點要來了。

2008年8月22日舉行的傑克遜霍爾央行年會並沒有引起世人關注，因為當時恰逢金融危機爆發初期，全世界大多數人都認為央行有能力控制局勢，市場的動蕩只不過是短期影響。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直到雷曼兄弟宣布破產、AIG尋求美國政府注資續命、全球股市大跌、世界各國遭受不同程度的打擊時，大家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這場金融危機可能要比所有人想像的都要嚴重。

2008年11月25日，肩負救市使命的伯南克宣布，美聯儲將開始購買機構債和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QE正式拉開帷幕，與之配套的是零利率政策正式開啟。同時，伯南克定下了5%的失業率作為最終調控目標並建議把通脹水平維持在2%以上。QE是目前全球所有央行救市的通用模板，無論是歐央行、日本央行還是其他央行都以美聯儲的QE為原型稍作改動後套用到本國。從那時起，全球經濟就開始由央行的貨幣政策以及各國的財政政策所左右。

根據IMF數據顯示，2008年全球實際GDP增長3%。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實際GDP增長5.8%，發達國家實際GDP增長0.1%。2008年，全球名義GDP總量63.65萬億美元。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名義GDP總量19.78萬億美元，發達國家名義GDP總量43.87萬億美元。2008年，全球人均GDP為9580美元。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國家人均GDP為3510美元，發達國家人均GDP為43150美元。

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加速追趕發達國家，但整體經濟質量依舊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2008年展現出來的現象是全球經濟發展的舊模式逐漸遇到瓶頸。領先全球的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遭遇停滯，奮起直追的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雖然經濟增速令人艷羨，但終究只是延著發達國家的老路在走，即使進入發達國家水平也將面臨同樣問題。2008年的金融危機徹底揭露了全球經濟發展的困境。

2009年：金融穩定與貨幣政策

2009年，全球經濟正式進入後金融危機時代。全球央行行長們也開始發現，金融危機的影響力遠超他們的預估。當年的輿論導向也從樂觀轉向悲觀，不少媒體把2008年金融危機稱為「史上最嚴重」的危機。全球央行行長們也開始積極討論應對之策，如何保住經濟增長勢頭。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是第一個提出救市方案的人，因而成為改革派領軍人物。但並不是所有央行行長都買伯南克的賬，歐央行行長特里謝和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並不同意伯南克的做法。而中國在之前就推出了一攬子投資用以救市，林毅夫教授在2015年的博鰲論壇上表示，當時4萬億投資的表述不準確，2008年至2010年，中國的實際投資超出30萬億元。

2009年的央行年會中，除了伯南克向外推銷他的QE外，歐央行行長特里謝也十分博人眼球。當時的歐盟開始陷入希臘債務泥潭。隨著希臘債務違約風險上升，歐洲其他國家也因為希臘債務危機的傳導性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除了希臘外，葡萄牙、匈牙利、愛爾蘭等國家也開始露出債務危機的苗頭。歐央行如何處置希臘債務問題成為了眾人關注的焦點。這也為此後長期困擾歐盟的希臘債務問題埋下了伏筆。

2009年，美聯儲繼續推行QE政策，由於QE政策剛剛推出，政策發酵需要時間，對於經濟的正面效果還不明顯。這就加劇了諸如歐央行與日本央行為首的反對派的質疑。特里謝與白川方明更傾向尊重市場內在規律，通過市場自我修復機制調節經濟。但是，這種讓市場回歸常態為之前錯誤買單的想法勢必引發老百姓不滿，從而造成國民對於政府執政能力的質疑。他們的這種想法顯然無法被政府層面接受。

2009年，全球實際GDP萎縮0.1%，這也是近20年來全球經濟第一次出現萎縮。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實際GDP增長2.9%，發達國家實體GDP萎縮了3.4%。經濟萎縮主要來自於發達國家。2009年，全球名義GDP總量60.28萬億美元。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名義GDP總量18.9萬億美元，發達國家名義GDP總量41.38萬億美元。2009年，全球人均GDP為8970美元。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人均GDP為3310美元，發達國家人均GDP為40470美元。

2009年是金融危機後全球形勢最糟糕的一年。全球經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機負面影響。美聯儲雖然啟動了QE，但政策影響並不明顯。相比2008年水平，2009年全球經濟全面下滑。事後，很多人把2009年稱為金融危機後最艱苦的一年。從表面數據來看，也許的確如此，可實際情況沒那麼簡單。

2010年：未來十年宏觀經濟挑戰

經過了2009年的衰退後，全球各國國內都傳出了各種指責聲。有些國家把責任歸咎於美國人的貪婪和監管不到位。的確，金融危機的起源就是美國肆無忌憚的加槓桿，過度消費透支未來。但是，在泡沫膨脹時期，全世界都在分享美國泡沫帶來的財富效應。各國大多數專家並沒有就此向其政府發出警告提出防範措施。即使存在一些少數具有先見之明的呼聲，也被淹沒在泡沫經濟時期的喧囂中。在泡沫時期的財富效應刺激下，異見者的反對聲根本不受待見，有些甚至被歸為「蠢貨」，因為「聰明」的人沒有幾個會主動拆穿皇帝的新衣。

2010年的央行年會中，各國央行行長們都明顯感覺到了壓力。由於經濟不景氣，各國政府都面臨巨大的信任壓力。這也是政府向央行施壓要求提振經濟的主要原因。美國依靠QE政策在2010年成功扭轉了經濟下行勢頭。在當時的背景下，這使得一些處於中立狀態的央行行長們開始傾向伯南克。在2010年的央行年會上，伯南克暗示美聯儲將啟動第二輪QE計劃。反對派代表歐央行行長特里謝因為對於事實無法否認，只能把話題聚焦歐洲的債務危機。2010年是希臘債務危機全面爆發的一年。至此開始，歐洲陷入希臘債務危機的泥潭。歐盟、歐央行和IMF三駕馬車要求直接干預希臘主權換取救助資金，但希臘方面不願意妥協，希臘債務問題因此成為一場持久戰。

在經歷了2009年經濟衰退的陣痛後，2010年全球各國政府方面普遍站到了伯南克一邊。他們都選擇利用寬鬆政策托底經濟以挽回政府信用。這也使得伯南克向全球推銷QE政策更具底氣。同時，也成為反對派領軍人物歐央行行長特里謝與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之後下台的導火索。

2010年，全球實際GDP增長5.4%，在美國QE刺激政策推動下逆轉了2009年的頹勢。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實際GDP增長7.4%，發達國家實際GDP增長3.1%。2010年，全球名義GDP總量65.9萬億美元。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名義GDP總量22.72萬億美元，發達國家名義GDP總量43.18萬億美元。2010年，全球人均GDP為9690美元，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人均GDP為3930美元，發達國家人均GDP為42010美元。

2010年開始，伯南克提出的QE模式開始被全球各國接受。之後，許多央行都把QE模式視為救市經典。時至今日，QE模式依舊被認為是國家度過金融危機的主要手段。2010年是全球央行態度轉變的一年，正當全球都陷入對於金融危機的恐慌之際，有人開出了藥方，而且至少在短期內可以看到療效。這使得許多人重新找到了方向。（註：QE政策在短期內被證明的確有效，可在之後的檢驗中被發現並沒有真正救市）

2011年：實現最大程度的長期增長

2011年，在經過了2010年的重拾希望之後，全球各國進入了模仿QE的階段。在2010年QE模式被證明有效後，歐洲方面最先出現鬆動。2011年6月，支持QE政策的德拉基被提名成為新一任歐央行行長，老行長特里謝於同年11月離職。在經過了2010年短暫的喜慶之後，全球經濟在2011年再次表現出疲態，美國QE政策的邊際效益開始遞減。

在2011年的央行年會上，伯南克也承認了QE政策的效果不如預期，經濟復甦依舊乏力。這個表態非但讓全球央行行長震驚，而且還讓市場嚇了一大跳。2008年發生金融危機後，大家低估了負面影響；2009年經濟衰退後，眾人開始害怕、擔憂；2010年美國救市政策取得成果後，大家開始效仿；而到了2011年，好不容易看到的希望之光，這時候帶頭大哥居然說路好像走錯了。其實，從2011年的年會主題中就可以看出，央行行長們也意識到市場規律非人力所能逆轉，所以把目標定為延長增長周期而非依靠政策跨越經濟下行周期。

2011年的央行年會中，伯南克雖然表達了對於救市政策的失望，但同時也預示了QE政策加碼的信號。2011年的經濟疲軟也讓伯南克和其他央行行長再次走到十字路口：究竟是一條道走到黑，還是懸崖勒馬？事後結果證明，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大家還是選擇了前者。

2011年，全球實際GDP增長4.2%，增速再次回落。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實際GDP增長6.3%，發達國家實際GDP增長1.7%。2011年，全球名義GDP總量73.08萬億美元。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名義GDP總量26.75萬億美元，發達國家名義GDP總量46.34萬億美元。2011年，全球人均GDP為10640美元，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人均GDP為4580美元，發達國家人均GDP為44840美元。

從實際情況看，2011年的全球經濟表現就已經否定了QE救市政策的有效性。政策刺激經濟只能在短期內起到作用。從長遠來看，人為干預終究無法阻擋市場規律的生效。至此之後，全球央行的救市初衷就開始發生轉變，他們更關注如何美化數據取悅政府而非是否能夠挽救實體經濟。從2011年伯南克的發言中，有一點很明顯。經濟的發展情況與自己設計的救市路徑出現了明顯的偏差。也許，就是從那一刻起決定了伯南克的離職。伯南克本人並不希望開啟第三輪QE。

2012年正在變化的政策環境

到了2012年，除了救市隊長伯南克外，其他央行行長恐怕並沒有意識到QE政策的負面效果。2012年，央行行長們已經不再討論究竟是用政策干預托底經濟，還是讓市場自我修復回歸常態。他們更關心的是如何避免經濟再次陷入2009年搬的衰退，至少在數據上不能出現這種現象。

2012年央行年會中，伯南克正式暗示了美聯儲有可能啟動相比之前兩輪規模更大的第三輪QE政策。由於2012年正值歐央行行長交替之際，當年歐央行不被關注。歐央行行長特里謝的下場也是2013年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的結局。當年的央行年會中，央行行長們討論的是如何借鑒美聯儲的QE，在此基礎上做修改而非另謀出路。

有趣的是，2012年伯南克已經意識到了政策不應該長期干預市場。他在2015年接受MarketWatch採訪時透露，「我從沒想過零利率會持續這麼久」。這意味著，根據伯南克的既定計劃，在QE2後，經濟本應步入正軌。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為此他不得不啟動QE3，但伯南克也深知政策長期干預市場的弊端，因此在2013年就發生了更有意思的一幕。

2012年，全球實際GDP增長3.5%，經濟增速繼續回落。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實際GDP增長5.4%，發達國家實際GDP增長1.3%。2012年，全球名義GDP總量74.44萬億美元。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名義GDP總量28.28萬億美元，發達國家名義GDP總量46.16萬億美元。2012年，全球人均GDP為10690美元，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人均GDP為4770美元，發達國家人均GDP為44460美元。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質量保持上升勢頭，發達國家陷入停滯。

2012年的全球實際經濟增速繼續下滑。政策對於經濟的刺激作用依舊保持遞減趨勢。但是，隨著發達國家的沒落，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對於全球經濟的貢獻開始增大。不過，數據的美化並不能掩蓋衰退的事實，全球經濟通縮早就已經發生了。

2013年：非傳統貨幣政策的全球尺度

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完全依靠美國一家救市政策。但到了2013年，救市行動已經從美國單方面救市變成了全球救市。2013年，歐央行行長德拉基接替特里謝之後宣布了歐央行的QE計劃。同年，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因違抗「安倍經濟學」而被逼下台。接替白川方明的是現任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黑田東彥執掌日本央行後全盤否定了白川方明的保守思路，實施了超激進QE政策。

2013年的央行年會更像是一場狂歡派對。全球央行討論的重點是QE的力度應該定多少。美國通過QE成功把就業率數據帶了起來，無論這種就業率是否參有水分，數據所展現的業績擺在那裡（註：美國啟動QE後，就業率持續走低，但勞動參與常年維持在62%左右的水平，在整體人口變化不大的情況下，這說明就業率回升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一批人群放棄就業以及臨時工的增加）。這種結果使得不少央行行長為了政績而放棄底線。事後證明，日本央行的救市政策非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實效，反而使得日本政府債務膨脹，經濟風險疊加。

2013年，有趣的一幕是，全球央行本希望美聯儲在推出QE3後繼續推出QE4。但結果是，伯南克在2013年年底打了所有人的臉。2013年年末，伯南克在宣布將要離職的同時也宣布美聯儲將開始縮減QE規模。也就是說，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拐點來了，原先寬鬆貨幣政策導向將變為緊縮貨幣政策導向。這使得全球央行被打了個措手不及。老司機帶你們上車後自己卻率先跳車了。

2013年，全球實際GDP增長3.4%。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實際GDP增長5.1%，發達國家實際GDP增長1.3%。2013年，全球名義GDP總量76.46萬億美元。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名義GDP總量29.96萬億美元，發達國家名義GDP總量46.50萬億美元。2013年，全球人均GDP為10850美元，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人均GDP為4990美元，發達國家人均GDP為44590美元。

2013年是鬧劇開始的一年，美國開始退出QE，其他央行開始啟動QE。從2013年起，美聯儲就發現了長時間QE政策的邊際效益遞減。政策推行時間越長，非但對於經濟沒有實質意義上的幫助，反而會造成央行資產負債表規模膨脹，政府財政負擔加重。2013年，美國政府險些發生債務違約，為此，美國主權債務評級遭到標普降級。此後，美國就踏上了不斷上調債務上限的不歸路。歐洲方面也不理想，德拉基剛上任不久就發生了著名的塞普勒斯銀行倒閉事件。塞普勒斯銀行倒閉讓所有歐洲人看到了希臘債務問題的外溢風險，也使得市場信心更加低落。

2014年：重估勞動力市場動態

2014年，全球央行的救市目的開始變味了。QE政策原本的思路是：「依靠央行大量印錢，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同時，在低利率環境下鼓勵企業家借貸擴張；通過企業擴張增加就業人口；藉助就業增長維持、刺激消費市場；由消費市場穩定助推經濟繼續前行。最終，當寬鬆政策消耗完金融危機負面衝擊後，跳過經濟衰退周期，政策退出後使經濟重新回到上行周期。」然而，金融危機的負面衝擊並沒有被救市政策消耗，只不過是被政策拖延了負面影響發酵時間。

2014年，德拉基宣布歐央行進入負利率時代，這也是金融危機後首家宣布進入負利率的央行。同時，歐央行QE規模升級。黑田東彥則因為先前發力過猛而表現的較為低調。日本的超級QE讓市場有些應接不暇相，可調控結果卻反而證明了「安倍經濟學」的失敗。在超激進QE政策之後，日本經濟的對於政策的依賴度就空前上升。日本經濟已經完全成為依靠政策帶動的經濟，脫離了市場經濟的軌道。美國方面，伯南克宣布美聯儲開始退出QE於2014年初正式離任，耶倫接任成為新的美聯儲主席。耶倫在其第一次出席央行年會上給出了美聯儲新的貨幣政策調控方向，並且也給出了鷹派信號——美聯儲將於當年10月結束QE。

美聯儲結束QE，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也是迫於無奈。美國債務除了2013年小幅減持外，一直保持著強勁上升的勢頭，如今的境外機構美債持有量已經突破6萬億美元。在2014年10月結束QE的時，美聯儲槓桿高達78倍，歐央行只有26倍，雷曼兄弟破產時也僅30倍。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也飆升至4.5萬億美元。長期QE政策導致美聯儲嚴重超載，國家債務規模膨脹，QE政策負面效果開始顯現。

2014年，全球實際GDP增長3.5%。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實際GDP增長4.7%，發達國家實際GDP增長2%。2014年，全球名義GDP總量78.52萬億美元。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名義GDP總量31.01萬億美元，發達國家名義GDP總量47.51萬億美元。2014年，全球人均GDP為11020美元，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人均GDP為5100美元，發達國家人均GDP為45300美元。

仔細對比數據的讀者可能已經發現，2011年開始，全球名義GDP與全球實際GDP之間出現了明顯的增速差異，全球名義GDP增長維持在2%左右的水平，而全球實際GDP基本在3.4%至3.5%之間。這說明，全球經濟已經陷入了通縮環境。這也是為什麼此後全球央行行長都把通脹這個指標看得非常重要的原因。通脹是反應實體經濟是否有擴張的指標。通縮現象等同於否定了QE政策的思路。事實證明，通過政策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的做法並沒有刺激企業擴張的慾望。因為全球資本利用低利率和寬鬆貨幣政策環境實施監管套利，利用槓桿獲取暴利，從而導致資本在虛擬經濟領域打轉，這也是造成金融危機後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主要原因。有錢人能夠以低利率借到更多錢，依靠高槓桿投資高收益產品。

2015年：通脹與貨幣政策

美聯儲結束QE後，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加息。美聯儲何時加息是貫穿2015年一整年的熱點話題。但是，耶倫並沒有出席當年的傑克遜霍爾全球央行年會，而是由美聯儲副主席費謝爾替她出席。當時，美國國內呼籲加息的浪潮此起彼伏，而美聯儲利率決議也不斷暗示隨時都有可能加息。市場預期當年9月份是最有可能加息的時間點，因為許多經濟學家都預測2015年第三季度開始，美國失業率將達到伯南克當初制定的既定目標。事後結果證明，2015年9月份開始，美國的失業率的確開始保持在5%的既定目標。根據原先計劃，早就應該開始加息，恢復到之前的貨幣政策環境。可直到2015年12月份，美聯儲才開始加息。這恐怕也是耶倫不敢出席8月份全球央行年會的主要原因。耶倫深知在長期QE刺激後，經濟充滿了政策水分。一旦QE結束，開始收緊貨幣政策的話，經濟就有可能顯出疲態。想必她自己在接過了伯南克的燙手山芋後，心裡也是酸甜苦辣百味俱全。

2015年的全球央行年會中，由於美聯儲主席的缺席，從而導致當年的年會黯淡不少。美聯儲副主席費謝爾向市場暗示將於2015年年底加息。2015年，各國央行都在關心如何拉抬通脹。伯南克定下的2%通脹建議已然變成了全球央行的目標，許多央行行長也不思考政策有效性，更不顧各自國情，直接套用美國標準。在全球通縮陰影下，防止通縮進一步惡化成為全球央行行長最關心的問題。

對於美聯儲的加息行為，全球央行非常恐懼。當初，美聯儲率先啟動QE救市，全球央行屏息觀望。畢竟，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風險也大。在美聯儲短期內取得成效後，其他央行開始模仿。其他央行行長理想中的狀態是，在美聯儲寬鬆貨幣環境下，全球央行配合其推出各自QE營造全球寬鬆環境，共同刺激經濟繼而實現共同繁榮。不過，這個夢想最終還是因為美聯儲開始收緊貨幣政策而告終。在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的情況下，其他央行的QE政策效果反而被大打折扣。

2015年，全球實際GDP增長3.4%。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實際GDP增長4.2%，發達國家實際GDP增長2.1%。2015年，全球名義GDP總量74.20萬億美元。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名義GDP總量29.33萬億美元，發達國家名義GDP總量44.86萬億美元。2015年，全球人均GDP為10290美元，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人均GDP為4770美元，發達國家人均GDP為42560美元。

2015年，實際GDP增長保持相對穩定的速度，但名義GDP卻出現了滑落，央行行長們所擔心的通縮還在繼續。在通縮環境下，全球貿易萎縮，原油價格引領大宗商品價格全線回落，100美元/桶的石油價格已經成為遙不可及的美好歲月。雖然各國央行行長們都不願承認通縮事實，但從事實以及央行們的反應來看，嘴上雖然說沒有，可身體還是挺誠實的。

2016年：為未來設計有彈性的貨幣政策框架

2015年末，美聯儲開啟加息路徑後，2016年是眾人身處恐慌的一年。因為大家都擔心美聯儲加息的外溢效應波及本國。美聯儲主席耶倫也是壓力山大，在美國全球化戰略的方針下，她也要顧及其他人的利益。這一點從2016年耶倫屢次爽約中可以看出。根據美聯儲利率決議釋放的信號，2016年6月份、9月份是兩個重要的加息時間節點。其中，6月份加息概率最大。市場本來預計2016年美聯儲至少加息兩次。可結果是，直到2016年末，美聯儲只加了一次息。從2016年第一季度末開始，美國的失業率就一直在下行。失業率早就已經低於5%的既定目標。耶倫幾次三番把通脹作為拖延加息的理由。可事後證明，2017年在通脹依舊低於2%的情況下，耶倫已經加了兩次息。由此可以看出，通脹只不過是一個借口，並非美聯儲調控的指標。

2016年，年初日本央行毫無徵兆的負利率以及20萬億刺激計劃讓市場大吃一驚，這也成為了黑田東彥在央行年會上的談資。黑田東彥在年會上放出豪言，「如有必要放寬政策，日本央行絕不會猶豫。」根據黑田東彥的表態，日本經濟還維持增長態勢完全依靠日本央行刺激所致。這也變相證實了QE政策實際上無助於振興實體經濟的事實。耶倫則因為2016年屢次「爽約」而被黑田東彥搶了風頭。耶倫一味地辯解稱加息應該有序而緩慢，通脹依舊不理想。

2016年央行年會的主題定為「為未來設計有彈性的貨幣框架」。這意味著行長們開始思考更具可操作性的調控。因為美聯儲的窘境已經成為活生生的案例。QE只是止痛藥，而非治病丸。但是，在眼下這種環境下，收緊貨幣政策也並非上策。英國央行行長卡尼就因為過早加息引發經濟衰退於2016年被迫下台。QE把央行調控空間耗盡，導致央行陷入進退兩難的地步。

2016年，全球實際GDP增長3.1%。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實際GDP增長4.1%，發達國家實際GDP增長1.7%。2016年，全球名義GDP總量75.28萬億美元。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名義GDP總量29.20萬億美元，發達國家名義GDP總量46.08萬億美元。2016年，全球人均GDP為10320美元，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人均GDP為4680美元，發達國家人均GDP為43480美元。

2016年的全球經濟，除了當年經濟總量相比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增加11.63萬億美元外，經濟增速及質量（人均GDP）全都回到了2008年水平。但是，經濟總量上升只是表面現象。2008年金融體系債務規模為80萬億美元，而2016年金融體系債務規模已升至100多萬億美元。換而言之，2008年至2016年的全球經濟增長全都是依靠政策維繫。QE政策的運作是由央行印錢購買債務，向金融體系注資，通過金融體系的流通性分流屬性進行資源分配。可以發現，至2016年，每增長1美元GDP就需要2美元的債務支撐。QE的邊際效益遞減規律已經十分明顯。

2017年：促進變化中的全球經濟

相比2016年，2017年的形勢更為糟糕。非但全球經濟發展面臨二次困境，而且，全球局勢也出現了巨大變化。特朗普意外當選美國總統後，美國從推進全球化的領導者轉而變成逆全球化的先鋒。特朗普帶來的不確定性讓所有人再次陷入迷茫。全球掀起的民粹主義風潮開始挑戰西方文明意識形態。全球經濟駛入了迷霧區。

2016年的央行年會更像是一場全球央行行長展現政治智慧的表演。耶倫對於未來的貨幣政策隻字未提，而她表示，「有些人可能是好了瘡疤忘了痛，大概已經記不得金融危機造成的損失多麼巨大，以及當初我們為什麼要採取相應的措施。任何監管政策的調整都應當保持謹慎，並維持《多德弗蘭克法案》下建立的監管框架不變。」耶倫此番言論其實是在指責特朗普經濟的愚蠢。德拉基和黑田東彥則學習耶倫此前的做法，以通脹為借口延長當前QE政策的壽命。他們已經清楚的看到收緊貨幣政策後自己會因為經濟回落而將面臨的壓力。

從今年的各國央行貨幣政策方向看，在美聯儲的帶動下，各國央行也意識到了長時間寬鬆環境所帶來的危害。德拉基已經鬆口，透露有意向收緊貨幣政策，但要等待時機。黑田東彥依舊堅持寬鬆傾向，但其言語中透露出一種無奈，這種無奈很大程度上來自安倍晉三向其施加的壓力。

根據IMF的預測，2017年，全球實際GDP增長將為3.5%，全球經濟增長開始回升。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實際GDP增長4.5%，發達國家實際GDP增長2%。2017年，全球名義GDP總量將達到77.99萬億美元。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名義GDP總量31.08萬億美元，發達國家名義GDP總量46.91萬億美元。2017年，全球人均GDP預計是10560美元，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人均GDP為4920美元，發達國家人均GDP為44050美元。

從歷史經驗看，在金融危機後，IMF的預測往往較實際情況較為樂觀，被打臉已經成為了常態。眾所周知，今年是全球不確定性非常嚴重的一年，特朗普主張的保護主義、全球各地掀起的民粹主義、逆全球化的蔓延、地緣政治升級等問題都擺在眼前。今年的形勢相比往年更加混亂、複雜。而且，在美聯儲帶動全球收緊貨幣政策後，之前依靠政策早就的經濟繁榮外衣將被脫下。今年全球經濟大局中，明顯負面影響因素要多於正面影響因素。IMF的樂觀預期很難站得住腳。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已經證明了當初堅決反對伯南克QE救市模式的前歐央行行長特里謝與前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是對的。相比特里謝的沉默，白川方明在離職前道出了真相：寬鬆貨幣政策救不了經濟，還會使得經濟變得更加糟糕。可惜，當時根本沒人願意聽這種話。

回顧十年央行救市成績單不難發現，當前全球經濟的實際經濟增速再次回到金融危機時水平，全球經濟雖然保持增長勢頭，但新興市場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質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繼續拉大。QE政策調控導致貧富差距擴大，最終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了民粹主義之風。央行通過大量印鈔、購債後，巨量債務導致宏觀調控空間收窄，每年的高額利息蠶食經濟發展紅利。金融危機本身就是債務危機，通過轉移債務當事人不等於消除債務，引發問題的根源依舊存在。

實際上，2008年至今的全球通脹水平並沒有明顯的變化,被全球央行行長津津樂道的通脹並沒有像央行行長們希望的發展，反倒是通縮陰影一直存在。而就是這樣平平淡淡的曲線卻成為了央行隨意施政的借口。想要政策寬鬆時就稱通脹不達標；想要政策收緊時就稱通脹預期良好。

根據現在的全球經濟發展形勢，2018年的局面可能更加嚴峻。金融危機已經過去十年了。十年之後，全球經濟依舊處於金融危機中。拖延問題不等於解決問題，伯南克的失算在於QE政策在穩住經濟下行之際，並沒有消耗金融危機的負面衝擊，而是把這種負面衝擊遞延至以後。由於QE政策只不過是短期應急之略不可持續。當政策退出後，經濟下行壓力還將繼續發酵。「去槓桿」是全球都無法逃避的問題，一味地逃避只會使得未來負面衝擊日積月累。

最後，借用賈躍亭的一句話做總結，「讓我們一起為『夢想』而窒息（有可能真要窒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