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個詞,幫你了解美國 50 年前那個「除了愛就沒別的了」的夏天(一)
「如果你要去舊金山的話,請別忘了在頭髮上插滿鮮花……」
「如果你要去舊金山的話,請別忘了在頭髮上插滿鮮花。在舊金山這座城市裡,你遇到的人溫柔善良。對於那些要去舊金山的人,今年的夏天將充滿愛的陽光。」
1967 年的夏天,哼著 Scott McKenzie 的這首《舊金山:請別忘了在頭髮上戴花》(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Flowers In Your Hair),10 萬名美國年輕人,告別家鄉,坐火車或搭巴士,來到舊金山的 Haight Ashbury 區,趕赴一場名為「愛之夏」(Summer of Love)的盛會。
這些年輕人稱自己為「花的孩子」,像歌詞中描繪的那樣,無論男女,都將鮮花別在頭上。他們或赤腳遊盪在街頭,穿梭於廉價的二手商品之間,或躺在金門公園的草地上看書、聊天。搖滾歌手們為人們免費獻唱,街道與陌生人家的地板即是住所,男男女女都披散著頭髮,吸食著致幻劑或大麻,自由地戀愛。
長發、鮮花、奇裝異服、致幻劑、大麻、東方宗教、搖滾樂、群居、自由戀愛……這些反覆出現在媒體報道中的字眼,成為了這個年輕群體的身份標籤,也構築出了「愛之夏」的奇幻景象。
這群古怪的年輕人,被媒體稱為「嬉皮士」。與行走在街頭,高喊著口號、揮舞著標語的人群不同,他們選擇了一種極其另類的和平方式,對抗著周遭的一切。
種族鬥爭、肯尼迪遇刺、太空競賽、越戰泥淖、性別平權……到了 60 年代中後期,1950 年代的美國繁榮,已被撕出了多道裂口。這些在戰後嬰兒潮中誕生的年輕人們,享受著更優渥的物質條件,接受了更高的教育,也被曝光在更先進的媒體技術前,已無法再用父母一代灌輸的中產階級價值觀,比如信奉上帝、勤奮工作、為國家服務,來應對 1960 年代的種種社會矛盾。
他們想要一個更好的世界。
於是,Haight Ashbury 成為了一座實驗場。一切與美國主流文化相悖的觀念,都成為了實驗道具。
許多新奇的事物像雨後迅速生長的蘑菇一樣噴涌而出。
為了對抗物質主義,免費商店、免費午餐、免費音樂會以及免費的住所開始出現。東方宗教取代了上帝,人們誦讀佛經、研究禪宗,還披上了飄逸的道袍。在複合口服避孕藥的幫助下,更自由的性愛開始了。而為了反抗社會守則,並通過幻覺來探索內心的修養,嬉皮士們服下了致幻劑。在幻覺體驗的刺激下,樂手們還製造出了節奏強烈、震耳欲聾、節奏多變的迷幻搖滾。
這些探索自由邊界的嘗試,帶有「垮掉的一代」的深刻印記。追求性自由、支持大麻合法化、反對政府權威、施行搖滾節奏革命等主張,都曾出現在「垮掉派」作家艾倫·金斯堡所著的《什麼是垮掉的一代》的引言中。艾倫·金斯堡,還參與了嬉皮士們的一次集會,並走上舞台帶領人們誦經。
只是對比「垮掉派」的喧囂,嬉皮士們要溫和許多。他們稱自己為「愛的一代」,並喊出了「make love, not war」(做愛不作戰)的口號。
在動蕩不安的 1967 年,Haight Ashbury 被塑造成了一個颱風眼。通過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這個區域成為了無數年輕人的朝聖之地,也成為了許多人的獵奇場所。
不過就像別在鬢上易枯的花朵一樣,「愛之夏」很快畫上了終點。魚龍混雜的人群,滋生出了罪犯與疾病,硬性毒品與飢餓也混入了社區,最終嬉皮士們對愛與自由的探索,被迫中斷了。
不過,一切並沒有戛然而止。對於嬉皮士而言,「愛之夏」是一個開端。在之後的幾年甚至幾十年內,它帶給美國嬰兒潮一代的影響,已不能用簡單的一個「愛」字來概括。
作為美國 60 年代的一個重要切片,當我們去回顧這場嬉皮士發起的文化反叛時,會發現如今美國文化、科技領域發生的重大變化,如行為藝術的流行和個人電腦的研發,都與「愛之夏」發生著或多或少的聯繫。
而這,是在「愛之夏」 50 年之際,我們想要重提它的原因——這些「舊事」將通過 10 個詞條重述出來,這是前 5 個。
LSD
LSD,是「愛之夏」以及美國的整個 60 年代,繞不開的一個詞。
這種半人工緻幻劑,有數不清的擁躉。之後我們將提到的所有人物與事件,無論是感恩至死樂隊以及伍德斯托克音樂節,還是《全球概覽》的創作者斯圖爾特·布蘭德,或是在矽谷的實驗室中埋頭苦幹研發出個人電腦的科學怪才們,都與這種藥物有著緊密的聯繫。
LSD 與毒品齊名。但它並不是一種毒品,或者說至多只能被視為軟性毒品。人們不會對之產生生理依賴,身體組織在大多數情況下,也不會遭到損壞,而只要攝入 100 微克,也就是一粒沙子重量的十分之一,使用者就能獲得 6 到 12 小時的感官、知覺、記憶以及自我意識的劇烈變化。
隨著劑量的增加,人的感官會發生更劇烈的扭曲,據說,甚至會產生聯感體驗,比如能在聆聽音樂時嗅到音樂的氣味。這種體驗,成為了許多高級知識分子擁護 LSD 的重要原因;因為它從某種程度上驗證了無數科學家和哲學家,對人類感官世界完整性的質疑。它成為了探索新世界的手段,也變成了逃避殘酷現實的方法。
在嬉皮士探尋自由邊界、反抗主流文化的過程中,LSD 很自然地成為了一股強大的助力。在迷幻的體驗中,現實世界中的許多枷鎖被撬開,人們用一種奇異的視角融入到了周圍的世界中。
在 BBC 的「愛之夏」紀錄片中,一位服用過 LSD 的女性,用斷斷續續、迷離的語調,這樣描述自己的體驗:「我沒法和你說,它就在這兒,你能感覺到嗎?全世界……所有的東西都在絢麗的色彩之中,我可以感受到空氣,我可以看見它……」
這種混沌的感覺,頻繁地在當時的搖滾歌曲中浮現。傑弗森飛機樂隊(Jefferson Airplane)的《白兔》(White Rabbit)是最著名的一首:
「當邏輯和比例
都失去意義,
當白武士倒著說話,
當紅皇后高喊著『砍掉她的腦袋!』
不要忘記睡鼠說過,
填飽你的腦袋!
填飽你的腦袋!」
在《愛麗絲夢遊仙境》的原著中,白騎士並沒有說話,喊著「砍掉她腦袋!」的不是紅皇后而是紅心皇后,忘記睡鼠說了什麼的,是瘋狂的帽匠。而在傑弗森飛機飄忽的樂聲中,愛麗絲跌入了新一層的夢境中,開始了另一場冒險。
1967 年,作為傑弗森飛機該年專輯《超現實主義枕頭》中的單曲,《白兔》很快風靡開來。在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以及一些 LSD 音樂派對現場,一些嬉皮士會在頭上戴個白色的兔耳朵,在酒水中滴入一滴 LSD,撬開迷幻世界的大門。
不過這些都是後來的事。這種藥物在「愛之夏」發生之前,其實已被官方禁止。
1966 年,當時出任加州州長的里根宣布 LSD 為非法藥物。被他形容為「打扮得像人猿泰山,頭髮長得像小丫頭,聞起來像野獸」的嬉皮士們,立馬有了反應。他們開始靜坐抗議,並在 1967 年 1 月 14 日,在舊金山金門公園的草坪上,舉行了一場奇特的聚會。
這場被命名為 Human Be-In 的集會,在舊金山當地的嬉皮報紙《神諭》的組織下,吸引了兩萬名年輕人。「垮掉派」作家艾倫·金斯堡與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是最重要的嘉賓。
前者在 1955 年,因愛上傑克·凱魯亞克小說《在路上》主人公狄安·莫里亞蒂的原型尼爾·卡薩迪,從紐約橫穿美國,來到舊金山;在被對方妻子逐出門後,借著怒氣完成了「垮掉派」的詩歌代表作《嚎叫》,在舊金山聲名大噪,為包括失業者、同性戀等在內的被主流社會拋棄的邊緣人,樹立了一面旗幟。
後者在當時已被哈佛大學開除,原因是向大學生們大肆宣揚 LSD 通往極樂的魔力,卻隻字不提潛在的危險。不過借著 LSD,他混入了紐約的名流圈,並打造出了「LSD 專家」的名氣。
在抵達舊金山之前,利里對西海岸並無好感。著名小說《飛越瘋人院》的作者肯·凱西(Ken Kesey)曾專門從舊金山前往紐約,與其會面。不過利里對他態度冷淡,因為他以嚴肅學者自居,視 LSD 體驗為深奧的科學實驗,而非加州人眼中的「思想解放工具」。
不過面對金門公園草地上密密麻麻的年輕人群,他立刻意識到那將是一個「宣揚 LSD 理想」的絕佳機會。
他走上舞台發表了一場演說,演講詞中穿插了許多精心準備的短語。他在讀出這些短語時,特意降低了語速,好讓聽眾們認真消化每一個單詞。在演講的最後,他一字一句地說出了那三個著名的短語:「Turn on, tune in, drop out.」
在後來的一本自傳中,利里曾對這三個短語進行過詳細的解釋:Turn On 是解放自己的感覺器官,審視內心世界,體會不同層次的知覺意識;Tune In 是關注周圍的一切,讓自己的意識與周遭環境和諧共處。Drop Out 是不再依靠外力,而是相信蘊藏在自己頭腦中的力量,並借著它達到快樂的頂點。
當時參與 Human Be-In 的年輕人們對這三個短語的理解,或許從未上升到利里描繪的哲學高度,不過他們記住了這三個詞,並把利里奉為了「精神導師」,開始更頻繁地衝破官方的禁忌體驗 LSD。
這場聲勢浩大的「人類大聚會」,引來了不少記者的關注。2 萬名年輕人的另類形象,被他們用攝像機、照相機與鋼筆記錄在了不同的媒介里,迅速地在全美國傳播開來。
在長發、赤腳、奇裝異服等被標籤化的元素之外,人們還記住了嬉皮士臉上的笑容與平和的態度。組織者們向媒體宣布,嬉皮士就是「愛的一代」,而 1967 年的夏天將是「愛之夏」,到時舊金山的街道上,將遍布「花童」(Flower Children),他們將歡迎人們頭戴鮮花,前往舊金山和嬉皮士們一起享受生活。
「挖掘者」團體:免費的一切,是否意味著真的自由?
「挖掘者」(The Diggers)的神秘感維持了很多年。他們不接受媒體採訪,不公開各自的姓名,組織鬆散,無明確的活動綱領。人們一度認為他們是一群富家子弟。因為在 1967 年,他們為遊盪在 Haight Ashbury 身無分文的嬉皮士們提供了一個夏天的免費食物。
每天下午四點,挖掘者們會在金門公園現身,供應 600 人份的蔬菜濃湯與麵包。人們唯一需要做的,是在領取食物之前,跨過一個邊長為 6 英尺的正方形橙色框架。挖掘者們將其稱為「Free Frame of Reference」(免費參考系)。他們還製作了許多縮小版的框架(邊長 1 英寸),用鞋帶串起,在分發食物時,將其掛到人們的脖子上。
他們希望人們能舉起邊框去觀察周圍的世界,看看眼前的一切是不是都是免費的。
在挖掘者的辭彙中,「免費」(free,在英文中也有自由之意)與「自由」是一體的。他們認為「免費」是唯一一個主流社會所無法吸收的標準,而沒有人會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自由,除非完全拋棄社會對利益和私人財產的定義。
這個由激進分子、即興演員和行為藝術家組成的團體,從活躍在 17 世紀的「英國掘土派」(English Diggers)關於廢除私有制、實現財產平均等主張中獲得了靈感,繼承了他們的名字,在 400 多年後的美國實踐起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平等觀。
挖掘者試圖提供免費的一切。
他們在 Haight Ashbury 開設了免費商店。將捐贈、掏撿甚至偷竊來的物品,擺放在店鋪中。身處消費社會的年輕人們,一開始並不能適應這種先鋒的經營方式,試圖從店中偷竊商品的人並不少見。
他們還開設免費音樂會和免費診所。感恩至死、詹尼斯·喬普林和傑弗森飛機,以及活躍於舊金山的許多迷幻搖滾樂團及歌手,時常會參加挖掘者們組織的免費演出。而加州大學和洛杉磯醫學院的嬉皮士學生們,也會到診所中幫忙。
這場實驗拯救了許多趁著暑假出走到舊金山的青少年。他們沒有錢與生存能力,靠著免費的餐食、商品與住所,活了下來。許多老嬉皮士回憶,如果沒有挖掘者的幫助,嬉皮士運動或許撐不過一個月。
但這場運動還是終止了。
Human Be-In 集會之後,越來越多的人湧入舊金山,加入 Haight Ashbury 的嬉皮士群體。人人都參照著媒體的指南喬扮成嬉皮士的模樣,但不是人人都明白「愛之夏」開始的原因及意義。密集的人群與迷幻的現狀,成為了不同組織與個體各取所需的溫床。
旅遊公司將 Haight Ashbury 變成了一樁生意。他們將舊金山描繪成「唯一能不出美國國土就能『出國』旅遊的地方」。遊客們乘著旅遊車進入了舊金山,像遊覽動物園一樣,新奇地打量著周遭的一切。嬉皮士們很快對這些獵奇人士感到厭煩,他們舉著鏡子跟著旅遊車奔跑,讓遊客們只能在車窗外,看到鏡子中的自己。
圖謀不軌的罪犯,進入人群中招攬團伙。硬毒品開始混入到 LSD 等致幻藥品之中。政府派出警察介入這片自由之地。
1967 年 10 月 6 日,挖掘者們上演了「嬉皮之死」遊行(The Death of Hippie/Birth of Free Parade)。他們化身為一群「送葬者」,頭戴面具,身著素衣,抬著一口裝滿了珠子、鮮花與長發的棺材,從 Haight Ashbury 向金門公園走去。這場遊行,被視為是 Haight Ashbury 社區嬉皮年代的終結,以及嬉皮士烏托邦式設想的終結。
當時,「愛之夏」才進行了 4 個月。
葬禮之後,挖掘者們開始勸說離家出走的青少年與大學生回家。多年後回憶起這場行為藝術表演,挖掘者的成員 Chuck Could 表示,「嬉皮之死」是為了揭露嬉皮士已變成了一個被謀劃、被概念化和被商業化的壞想法。
「愛之夏」結束的數年後,挖掘者們重新走入公眾的視線,回顧當年的嬉皮士運動。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嬉皮士,因為嬉皮士更多是一個被媒體塑造出來的概念。而對於當年在 Haight Ashbury 嘗試的「免費」運動,他們表示那是一次探究自由究竟可以走多遠的嘗試。
在接受《衛報》的採訪時,作為挖掘者創始人之一的 Peter Coyote,做了這樣的評價:「Haight Ashbury 是第一座活著的劇院,人們可以掙脫過去的身份,走入一個新的角色,就像最早來到加州的那批淘金者們一樣,可以宣稱自己是什麼然後就成為了自己宣稱的一切。」
他說挖掘者在當時想像了一個世界,一個他們想要活在其中的世界,然後通過演繹的方式讓其成真。免費的午餐、診所、商店和音樂會,都是他們建立的「隱形劇院」:「(我們)將人們引入一種頗為先鋒的劇院之中,而不讓他們意識到這座劇院的存在。」
「反主流文化可能在每一場政治抗爭中都失敗了,我們沒有終結種族主義,沒有終結戰爭,沒有終結資本主義,也沒有終結帝國主義。但是從文化的層面來說,我們贏得了每一場戰鬥。如今在西方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有有機食物的運動,婦女運動以及環保運動。」他評價道。
1968 年後,挖掘者的成員們分道揚鑣,來到不同的城市組建各自的公社,不過彼此之間還保有聯繫。他們繼續用另類的方式,試驗著當年的訴求。
如今在一個名為 The Diggers Archive 的網站上,你還能找到當年「免費」商店的線上版「虛擬免費商店」。人們可以捐贈或徵集物品。有人想要 60 年代嬉皮士服裝、電吉他,有人徵集「比爾·柯林頓的性器官、記憶、革命者和他們的思想」。許多人都標註自己來自舊金山,或許有不少是當年的老嬉皮士。
寒山,一位被中國人遺忘的「嬉皮祖師」
在中國很少有人知道寒山。這位生活在盛唐時期的詩人,人生的前三十年極度坎坷,經歷三了次科考失敗,四次吏部落選以及兩次妻離子散。之後,他選擇歸隱浙江天台山,參禪悟道,在一百餘歲時辭世。
1967 年的夏天,如果你在舊金山,卻能從圍坐在金門公園草地上的嬉皮士口中,聽到他的名字。在 Human Be-In 的集會上,金斯堡就在 2 萬名美國年輕人面前,誦讀過他的詩歌。
寒山的影響在嬉皮士群體中持續了很久。不少嬉皮士誦讀著他的詩句,想像著他在山野中的雲遊生活,選擇像「垮掉派」一樣四處浪遊,用親身經歷體驗著這位中國禪僧的人生之路。
寒山寫的是白話詩。在中國正統文學史上,他是被主流長期冷落的對象。中國人討論寒山詩最熱烈的時候,是五四時期,胡適等人在白話文運動中,將寒山從角落中重新抬了出來,之後,他很快又回到了角落中,很少再被提及。
上世紀 50 年代,寒山詩從日本傳譯到西方。因為語言通俗,容易翻譯,加上寒山本人的厭世棄俗和狂放不羈,他與他的詩很快得到了「垮掉派」的青睞。「垮掉派」著名詩人加里·斯奈德曾翻譯過 24 首寒山詩,發表在美國文學雜誌 Evergreen Review上。《人問寒山道》是其中一首(附斯奈德的翻譯):
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
夏天冰未釋,日出霧朦朧。
似我何由屆,與君心不同。
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
Men ask the way to Cold Mountain
Cold Mountain: theres no through trail.
In summer, ice doesnt melt
The rising sun blurs in swirling fog.
How did I make it?
My heart』s not the same as yours.
If your heart was like mine
Youd get it and be right here.
在「垮掉派」代言人傑克·凱魯亞克 1958 年的著作《達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又名法丐)里,斯奈德是主人公的原型,他被凱魯亞克與其所推崇的寒山,融為了同一個人。而在這本書的扉頁上,凱魯亞克還寫下過一行小字「獻給寒山」。
在「垮掉派」的積極推動下,從上世紀 50 年代末開始,美國掀起了一陣「寒山熱」。延續了「垮掉派」價值觀的嬉皮士們,很自然地接納了他,並將其奉為「嬉皮祖師」。
從長期徘徊在中國正統文學典籍邊緣,到在美國的翻譯文學史上佔據重要的一席,並連續影響了兩代人的精神世界,寒山的文學之路走得曲折又傳奇。
在凱魯亞克的筆下,他是一個站在高山雲霧間,「能擺脫一切世俗文明的糾纏,自在、自足而冷漠」的人。斯奈德在挑選翻譯寒山詩時,關注的也是寒山「出世」的一面;24 首詩歌,吟詠的基本都是與世隔絕的山林生活。但事實上,寒山也寫過不少批判社會矛盾的「入世」詩歌。
在美國五六十年代的語境下,寒山被附贈了許多想像的色彩,以及美國人對東方禪宗的簡單化的理解。
1970 年《時代》雜誌的一篇文章,簡述過禪宗與垮掉派及嬉皮士們的關聯:「在佛教的不同宗派中,禪宗是最為西方人所知的。它提倡內省、強調本能、自發以及頓悟的教義,被早期的垮掉派」所接納,又被如今的許多年輕人所推崇,融入到了美國反主流文化神秘色彩之中。
就像白話文運動中求助於寒山的胡適一樣,反抗美國主流文化的嬉皮士們,也需要四處借力。選擇信仰東方宗教對於他們而言,本身就已是一種反叛。
蒙特雷流行音樂節:現代音樂節的發端
1967 年的 5 月 16 日到 18 日,或許是加州小城蒙特雷(Monterey)有史以來最輝煌的三天。
比舉世聞名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還要早兩年的蒙特雷流行音樂節(Monterey Pop Festival)召開,將當時最重要的搖滾樂手們聚集到了一起。
民謠搖滾音樂二重唱組合 Simon & Garfunkel,獻上了著名好萊塢電影《畢業生》的配樂《寂靜之聲》。鄉村搖滾樂隊 The Mamas & The Papas,演唱了 California Dreamin』(加州之夢),27 年後,這首歌伴著搖頭晃腦的王菲,也出現在了電影中,促成了《重慶森林》中難忘的一幕。
還有感恩至死、傑弗森飛機,吉他之神 Jimi Hendrix,以及,從英國專程趕來的誰人樂隊(The Who)。
這場音樂節成就了美國女歌手 Janis Joplin。翻唱布魯斯經典曲目 Ball and Chain 時,為了壓倒樂隊的聲音,她用粗獷的嗓音,將歌詞喊叫了出來。現場觀眾曾這樣描寫她:
「她不僅是一位歌手,而是一種原始力量。……當她歌唱時,她憤怒地跺腳,不顧一切地甩她的黑髮,以致一縷縷頭髮抽打在她臉上。有時,她渾身顫抖,使用她那粗糙的布魯斯聲音和在表現極度痛苦時迸發出來的激動的高聲呼喊和尖叫聲,而在她的呻吟和耳語中仍然有著更加強烈的感情表露。很難使人相信,一個在台下外表不怎麼樣的人,當被她自己歌曲的感情抓住的時候,竟會變得如此引人注意的美麗,或者說,一個那麼年輕的人當歌唱時,竟會顯得那麼老成、精疲力竭。」
而 Jimi Hendrix 則用一把燃燒過的吉他,將整場音樂節推到了最高潮。
在演奏完 The Troggs 樂隊的名曲 Wild Thing 之後,他跪倒在地,將燃燒液緩緩地澆在吉他上,冷靜地看著它燃燒。隨後,他拿起半毀的吉他,使勁兒地往地上砸,在嬉皮士們的驚呼聲中,「愛之夏」被推到了巔峰。
在這場音樂節舉辦之前,這一切或許都不會發生。
在紀錄片《蒙特雷流行音樂節》中,一邊觀摩著 Janis Joplin 的現場表演,一邊驚呼「太厲害」的 The Mamas & The Papas,過去絕對不會去看 Joplin 的演出。因為他們根本不可能在同一場音樂節上出現。當時, 不同的音樂流派有其獨立的音樂節,而屬於某一流派的樂迷只會專心抱團,基本不會與其他流派有所交流。
蒙特雷流行音樂節,改變了這一切。
各式各樣的曲風,和呼喊著「愛與和平」的嬉皮士們,被融合在了一個時空中。而這,為兩年後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以及再往後更多的音樂節,建立了示範。
羅賓·摩根的女權運動:永別了,碎片玻璃般的美國夢魘
1970 年 1 月,美國女作家羅賓·摩根(Robin Morgan)在地下雜誌 Rat 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別了,所有那一切》(Goodbye to All That)的文章,斬斷了自己與嬉皮運動的聯繫。
「別了,永別了,偽左派,男性統治的、碎片玻璃般反射而出的美國夢魘。女性才是真左派……我們正在升起,以一股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更具潛力的狂怒力量升起,這次,我們會收穫自由……」
摩根曾是一名活躍的嬉皮士。她積極地參與各種爭取社會公平的運動,反對越戰,跟隨男性領導者們爭取公民權利。「嬉皮之死」遊行後,她加入了一個名為 Yippies(青年國際黨)的組織。這個組織的領導者效仿著挖掘者們,用行為藝術去挑戰主流社會的規則。
他們曾站到紐交所的樓頂,往街道上散發美元,推舉過一隻豬做總統候選人,因為「民主黨就是這麼做的」,並宣稱要解放一切。
他們提供免費的飯菜與住所。同時,提供免費的女人。
根據 Yippies 的成員 Judy Gumbo 回憶,男人,特別是那些反主流文化的男人以及出沒在 Haight Ashbury 的男人,一直以所謂的「free love」為幌子,猥褻或強暴婦女:「這些事情在當時發生了不少,只是被掩蓋了。」
而即使沒有對女性施暴的現象,在各個嬉皮士團體中,女性所扮演的不過是「端咖啡的角色」。在《洛杉磯時報》對「愛之夏」 50 周年的報道中,一名當年只有 17 歲的嬉皮士,回憶道:「從很多方面來看,女性在反主流文化運動中都扮演著次要的角色……在許多公社,她們負責照看孩子、做家務和做飯,這是傳統家庭中的情形。」
「愛之夏」結束後,許多嬉皮士離開了 Haight Ashbury,來到偏遠的山林中實踐公社式的群居生活。曾經被掩蓋的「free love」以及性別平權虛偽的一面,被迅速揭開。
父權社會的陋習,在蠻荒之地復甦了。女人被視為男人的財產。男人們拒絕任何避孕措施,理由是那「違背自然」。女人們終於在這時醒悟,開始組建提升女性自覺的互助小組,討論著發生在自身的一切。
羅賓·摩根在一次討論中,大膽地承認,自己時常在性愛中假裝高潮。令她及其他人都吃驚的是,幾乎所有人都拋出了同一個問句「你也這樣啊?」
她先是舒了一口氣,原來「並不只是我」。不過從這個念頭中,她又牽引出了另一個問題,「並不只是我」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摩根脫離了 Yippies,並在 1968 年成立了一個激進女性團體 W.I.T.C.H。她還設計了如今在女權運動中被廣泛運用的一個標識,一個圓圈,下加一個十字,圓圈中心則是一個握緊的拳頭。
有趣的是,她反抗男權的方式也很「嬉皮」。W.I.T.C.H 的命名和 Yippies 或 Diggers 一樣古怪。它的全稱是 Women』s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Conspiracy From Hell,大概可以被翻譯成「來自地獄的婦女國際恐怖陰謀」。
她們也玩行為藝術。1968 年,摩根帶領著女性激進分子們發動了兩場運動。先是對紐交所發動了突襲,並在現場留下了「女巫的魔咒」。幾個月後,她們又出現在亞特蘭大美國小姐的選美慶典上,效仿著她們所反抗的男性嬉皮士們,將一頭羊加冕成美國小姐,拍賣了一具美國小姐的模型,還建立了一個「自由垃圾箱」,將緊身衣、胸罩、圍裙和速記本,一股腦兒地扔到了裡面。
(以上內容首發於好奇心日報,更多精彩請下載閱讀。作者:徐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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