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女性神與五通神
如果觀察人仙戀小說在中國歷史中的發展,一個很明顯的趨勢是女仙逐漸變為象徵性慾的對象,織女在《搜神記》中,肩負重任,幫助主人公償債;而在《太平廣記》中,她則變為郭翰的情人,重視情愛的享受。直至明代小說《唐文》中,織女更成為妾侍。即使是女仙也難以經受情愛的誘惑,這似乎也暗示了社會對於女性的認識日益趨向於她們在面對情慾時是難以抵抗的,她們本身就充滿了慾望。而對於許多宋代精英來說,這種基於女性與情慾的認識也讓他們對於女性可能造成的道德墮落充滿了恐懼,為了滿足情慾,女性會毫不顧忌地去勾引男性,對於女性而言,情慾是高於道德的。宋代的人仙戀小說很大程度上已經反映了當時精英階層對於女性危險的擔憂,在宋代關於女性神的記載中,縉雲鬼仙英華不斷出現於許多士大夫的筆記中,通過比較不同文本中的英華形象,一位充滿了情慾又危險的女性神赫然出現在了我們的腦海中。
在《夷堅志》中,故事最開頭便提到「處州縉雲鬼仙,名英華,姿色絕艷,肌膚綽約如神仙中人」對於這位女性神的描寫,洪邁首先強調的便是「姿色絕艷」,而隨後,洪邁又提到英華與縉雲主簿王傳的表弟齊生「交歡如夫婦」則明確交代了她與凡人的情人關係。在主簿提出想要見英華一面時,英華說道:「吾容色迥出世人。若見我必有惑志。」可見英華的美貌是凡人根本無法抵制的誘惑。而幾乎在所有的英華系列故事中,對於英華美貌的強調都是作者想要給讀者留下的印象,同樣來自於《夷堅志》的另一則英華故事,同樣為縉雲主簿的蔣教授初見英華時雖覺其為「常常女子」,但是隨著接觸次數的增加英華「顏色日艷,嫣然美好矣。」終於有一次蔣教授在酒後終究沒能把持自己「遂留與亂」。這則故事中,美色終究讓蔣教授命喪其手。不同於之前洪邁所寫的英華故事,英華的原形在這裡被認為是會禍害人類的物怪。而認為英華為物怪幻化而成的迤邐女子似乎在不同的記載中是較為主流的意見,在《漫庄默錄》中,張邦基筆下的英華不僅「妍麗閑婉,有殊色」,其現身時刻甚至還會帶有特殊的香味「異香芬馥,非世間之香」。而之後張又馬上提到「前後官此者,多為所惑」,似乎也暗示了英華長期以來對於當地精英的影響,而她所迷惑的對象也都屬於縉雲當地的精英階層。
有趣的是,英華故事在傳播的過程中,我們能明顯發現出其形象受到改造的痕迹,即使是在洪邁的兩則故事中,我們也能發現在第一則故事,洪邁特意強調了一下「肌膚綽約如神仙中人」。而到了《西塘集耆舊續聞》中,英華的形象被描繪為「態貌綽約,綵衣翩躚,嘯歌自得」,對於美色的刻意強調在這裡已經被作者淡化,除此之外英華也「慧性過人,聞誦詩書」,這是第一次英華被賦予了知書達理的知識女性特性,並且在之後英華對於身世的自述中,她說道:「偶遇真人,授丹砂,辟穀有年,身輕於羽,蓬萊雖遠,一念至則瞬息間耳。」顯然,在這種轉化過程中,英華被賦予了新的道教元素, 她的形象從一位以美色誘惑士人的物怪轉變為修道成仙的女仙,這種有意識的凈化過程或許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社會與精英階層力圖對當下的女性進行改造,女人不應當是嫵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唐末著名道士杜光庭的《集仙錄》中,作者筆下的幾位女仙都經歷了凈化的過程,通過凈化外在魅惑的性格,令她們的神格提升至了不朽。《西王母》和《雲華夫人》中的三位神仙,九天玄女仍然維持她傳統戰神的形象,沒有極端的變化;但西王母和雲華夫人則經歷了重大的變形,凈化為救贖神。《西王母》中,美化了西王母的外表,變為眾仙的大地母神,而雲華夫人則除去調情的行為而在精神上得以升格。道教對於女仙的改造或許也為宋代的士大夫們在思考如何規範女性時提供了一種新思路。
相比於對男性充滿魅惑的危險女性神,宋代的另一種女神形象與之幾乎截然相反,而後者的形象也具體反映了宋代人對於理想女性的認識。在《睽車志》中,理學家程頤的後人程迥便遭遇了一位自稱是「玉真娘子」的女性神,這位女性神「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顯然通過這些描寫,一位端莊矜持的女性形象便出現在了讀者的眼前,作者並沒有特意強調其擁有美艷的外貌,而是力圖以穩重的儀態來表現這位女神的美,見人不驚,輕聲細語。不過在功能上,玉真娘子只有預言能力,她沒有更強大的神力來庇佑程迥,同樣的情況也可見於《中吳紀聞》的慧感夫人,夫人只是以白衣女子的形象在夢中告知祝安上即將到來的危險,她所做的僅僅是傳達而非改變當事人的命運。如果將她們的能力與一些男性神對比,男女神的力量強弱差異便尤為明顯,在赤丁子的故事中,赤丁子與玉真娘子一樣同為在家中受私人供奉的祭神,但是不同於玉真娘子唯一擁有的預言能力,赤丁子明確向祭祀者保證:「我既得托於君不至饑渴,定得令君所求徇意也。我已托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而這種能力差異似乎很大程度上與神所表現出的形象有很大聯繫,正如赤丁子所言:「我生為凶勇,人死亦為凶勇鬼。」《括異志》中梁寺丞所祭祀的鬼神「會家人有疾,鬼投藥與之,服輒愈。歸之政事,有不合於理者,洎民間利害隱匿,亦密以告。」這種功能顯然相當符合當時的精英形象,而這位鬼神也正是「黃衣、束帶、紗帽」的官員打扮。可以說,女性神的功能極大地受到了當時對於女性認識的限制,將女性定義為較男性更柔弱也造成了女性神相比男性神的力量差異。
五通神信仰在宋代的流行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社會現象,不僅盛行於江浙一帶,在當時的南方許多地區都能見到這種信仰的存在,這種流行背後所蘊藏的社會動機或許也能部分解釋為何精英階層意圖將女性限制在家庭範圍內。
雖然五通信仰在宋代相當流行,至於五通的來源,則眾說紛紜,但可以肯定的是五通神並非指代單一的神,他更可能是韓森所指的「一般神袛」,即更多地是以類而不是以姓名相稱。從五通神的特徵看,他更可能來源於山魈或佛教的五通仙,兩者與五通神的共同特徵便是好色。《華嚴經》載:「五通仙人,由女色故,退失神通。」《夷堅志》亦載五通被供奉在「大禪剎」中,可見五通與佛教關係之密切。而傳統的淫魅-山魈,很可能在這一時期與佛教中因女色失卻神通的五通仙結合,演變為具備賜財神通,兼好女色的淫祠中的神。《道法會元》便載諸魈:「迷惑婦女,運財寶於空室,能使貧而富,富而貧。」因此財神與淫神便構成了五通神的雙面,一方面五通神能福佑信眾獲得橫財,這也或許是其能流傳極廣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五通神的淫神行徑可謂是相當別樹一幟,他以許諾金錢作為行淫手段,誘使信眾進獻婦女。可以說某種程度上,五通神是被擬人化了的對財與色之追求,他代表了當時社會普遍對於金錢與慾望的追求,也是商業化的社會對宋代人價值觀的影響,而限制婦女的自由很有可能是出自對於這種新價值觀的恐懼心理,站在精英的角度考慮,女人的柔弱和她們先天較之男人的不足使得她們更需要被保護起來以杜絕受到社會金錢思潮的不良影響。在五通神與女性交合的描寫中,對於女性的日益限制也通過了女性矛盾的感受被呈現了出來,一方面五通神慣常以擁有碩大根器的偉岸男子形象出現,這似乎暗示了女主人公本身心理上的強烈性渴求,另一方面女性在與五通神交合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巨大痛感顯示出她們理智上又極度厭惡這種性行為。通過被五通神的淫暴,女性釋放了被壓抑的性慾,而與此同時因為禮教的約束又產生了抗拒的痛感,這種痛中藏快的矛盾感受也許在心理上解釋了某種宋代女性面對現實壓迫與生理需求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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