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自由黨的末路

戰爭剛剛結束時，勞合.喬治的個人勝利與英國的國家勝利看似緊密交織在了一起。皇家海軍的規模傲視全球空前絕後，英鎊很快就會再度統治世界貿易體系，倫敦也將會再次成為全世界的首都。勞合.喬治承諾要將英國建設成新耶路撒冷。停戰日之後的英國到處都是狂歡的景象，有人在公交車上喝得酩酊大醉，還有人在露天街頭就做起了愛做的事情——不妨將這些場面視為英國對老山羊的致意——歡樂的情緒帶來了短暫的繁榮，就業率、工資與物價全都有所上升，因為隨著經濟回到和平狀態，需求與貿易額全都突然增加了。工業管控與社會管控——針對物價、生產、出行與貨幣的管控——是勞合.喬治構建戰時經濟的基礎，現在這兩項政策都無疾而終了。

但是勞合.喬治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他本人興許依然是個激進派，但是他的政治聯盟卻很保守。他在1918年承諾要將英國建設成「一片適合英雄居住的土地」，做到這一點意味著進一步的經濟改革，但是他卻交出了幾乎每一件推進改革所必需的行政工具。在經歷了近乎獨裁的戰時政府之後，英國一下子就跳回了放任主義的軌道。儘管罷工與封鎖接連發生，鐵路與煤礦的管理權還是回到了所有者手中。工資與物價受到的管控都很有限，政府也沒有推出足以與1945年之後相媲美的社會改革措施。一戰之後的英國確實急火火地修建了一批住宅，但是當成本遭到曝光之後，主辦此事的大臣不得不辭職下台。到了1923年，英國已經出現了超過八十萬棟的住房缺口，比起剛剛停戰時惡化了很多。從好的方面來看，勞合.喬治在戰前施行的社會改革依然還在推進，獲得短期失業保險與醫療保險的工人數量也大為增加，但是再也沒有人提起覆蓋全國的醫保系統或者教育體系的徹底改革了。中學生的離校年齡確實比戰前更高了，但是也僅僅提升到了十四歲而已，為工人階級子弟興建二級學校的承諾也沒有實現。直到1928年女性才獲得與男性完全一致的投票權。

鑒於當時的英國政府依然被反大政府政黨把持，勞合.喬治能做的其實並不多。他儘管可以大談特談干預與重建，但是他兜里沒錢，手裡沒票，說什麼都不靈。戰爭耗資驚人，其中大部分都來自借款。此時的英國國債總額與1914年相比翻了十四番。政府號召愛國者們為國還債。斯坦利.鮑德溫當時還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議員以及財政部秘書，他將個人財富的五分之一都買成了戰爭債券，然後就在財政部辦公樓內部將這些債券付之一炬。他在寫給《泰晤士報》的信件當中（這封信的落款是FST，也就是「財政部秘書」的縮寫）這樣解釋自己的行為：「我將這一部分個人財產作為謝禮贈送給國家，因為我堅定相信我們再也不會有機會以這樣的形式報效國家了。在當前局勢下，這樣的幫助至關重要。」這真是奇特的時代，財政部大臣居然表達了個人意見並且首先將稅收到了自己頭上。基本上沒有人遵循他的榜樣。

與此同時所得稅依然很高——高收入群體的所得稅率達到了33%，相比起來戰前只有8%——政府開支則遭到了大幅削減，從戰時最高峰的270萬英鎊削減到了1920-1921年的100萬英鎊。到了冬天，戰後繁榮轉變成了戰後崩潰，可是卻沒有額外的政府開支充當緩衝，沒有創造就業的項目，也沒有工業現代化改造的計劃。這場衰退來勢洶洶，當時就被稱作工業革命以來最糟糕的一年。英國工業早在戰前就已經落伍，此時簡直陳舊不堪，僅僅建工程領域尚且存留著些許亮點。英國的出口商品有一半都是煤炭與棉花，而此時亞洲也開始出產棉花並且自產自銷了。很快關於海外傾銷的恐懼就會重新掀起關稅辯論，例如約克郡羊毛中心這樣的傳統自由貿易中心。英國各箇舊工業區的僱主們都開始削減工資或者關閉工廠。英國工業終將迎來現代化革新，但是與此同時戰爭間期的顯著高失業率已經開始鈍刀子割肉了。英國的失業人口很快就會達到一百萬。在1920年就連凱恩斯都還不是一名凱恩斯主義者。新近成立的英國共產黨令很多大臣都感到憂心忡忡，勞資衝突不斷加劇，「勞合.喬治天然就是工人之友」的想法終於徹底破滅了。在勞合.喬治最風光的戰前時期，工會成員與激進分子紛紛將滿腔怒火噴向了與他作對的貴族階層，如今勞合.喬治本人也終於淪為了這些人的眼中釘。

而且勞合.喬治很快就發現自己在海外的權力也很有限。英國確實能夠統御萬頃波濤，但是一旦上岸之後就束手束腳了。比方說在俄國支持白俄勢力對抗列寧與托洛斯基的干預行動就遭到了徹頭徹尾的慘敗。上千名凍得瑟瑟發抖的英軍被派往阿爾漢格爾與摩爾曼斯克，還有人被派往西伯利亞支援高爾察克上將。他們與俄國民族主義者、美國人、法國人以及迫不及待想要回家的捷克人一起遭到了蘇聯紅軍的無情滅殺。一方面紅軍已經掌握了整個國家的核心與神經系統，再想要撼動他們可謂難於登天；另一方面白軍的暴虐程度與紅軍相比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本算不上奉行民主的替代選項。來自西方國家的干預最終無非證實了布爾什維克對於西方資本主義反蘇勢力的最惡劣設想。此時任職於戰爭部的丘吉爾一直在熱切鼓吹針對布爾什維克發動新一輪戰爭，因為在布爾什維克的治下，「俄國充斥著烏壓壓的武裝流民，這些人不僅會用刺刀與大炮將敵人粉碎，而且他們身上還夾帶著各種散播傷寒戕害人體的蟲豸充當先鋒官，至於他們頂禮膜拜的政治信條更是足以摧毀世間各國的健康乃至靈魂。」此時的英國根本容不下他這番滿嘴胡唚，勞合.喬治尤其恨得牙根痒痒。威斯敏斯特的老牌丘吉爾批評家們無不認為這番言論再次彰顯了他那中二腦殘一般的嗜血熱情。丘吉爾本人所在的選區是丹迪市，當地選民本來就左傾，他這番話更是造成了火上澆油的效果，以至於他最終居然敗在了一位主打禁酒政策的候選人手下（能夠逼得嗜酒如命的丹迪市民投票支持滴酒不沾，這一點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了）。

干預俄國行動的失敗並不是表明英國再也不能為所欲為的唯一跡象。在地中海地區，土耳其人團結在嶄新登場的民族主義英雄穆斯塔法.凱末爾麾下，全國上下的士氣比英國高了兩三層樓還不止。在印度，日益高漲的民怨引發了殖民當局的恐慌與進一步壓迫，導致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慘劇，其中最惡劣的案例就是1919年4月的阿姆利則大屠殺。面對手無寸鐵的示威人群，有一位雷吉納德.戴爾將軍命令軍隊向示威者開槍，當場射殺379人。如此行徑在英國國內引發了激烈辯論，有人將他稱作頭腦愚鈍的屠夫，也有人認為他是維護帝國體制的英雄。這場慘劇將會促使甘地發起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印度帝國的終結也就此進入了倒計時。當然這將會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丘吉爾與其他懷舊主義者將會竭力作梗拖延歲月。但是歸根結底，印度獨立的根源顯然起始於一戰結束之際。我們在上文中已經無可奈何地領教了英國在中東推行的外交政策多麼兩面三刀愚昧無明，也見證了德國艦隊在斯卡珀灣寧死不屈的集體自沉。英國掌控世界的能力無疑正在減弱。關於這一事實的最慘淡證據幾乎不可避免地來自愛爾蘭。

一個國家參與大選然後又無視了為了這場大選而設計的議會，這種事非常少見，但是在愛爾蘭南部確實就發生了這種事。1918年，新芬黨贏得了壓倒性的選戰勝利並且成立了獨立的愛爾蘭下議院，與威斯敏斯特分庭抗禮。就像帕特里克.皮爾斯在臨刑前設想的那樣，復活節起義領袖的鮮血化作了滋養進一步叛亂的豐厚肥料。愛爾蘭下院宣布成立共和國並且選擇德.瓦萊拉擔任共和國總統。共和國成立了自己的法院，自行收稅並且安排公共開支，儼然成為了獨立國家的合法議會。說的好聽一點，這也是擺在威斯敏斯特面前的一道難題。假如是事態到此為止的話，誰也不好說勞合.喬治會採用怎樣的應手。當時的英國已經沒有再打一仗的心氣了，因此愛爾蘭問題很可能會得到和平解決。但是這時候卻憑空殺出了一位曾經參與過復活節起義的年輕指揮官邁克爾.柯林斯，此人重新拉起了愛爾蘭志願軍武裝並且將其更名為愛爾蘭共和軍，簡稱IRA。他們的軍費與武器都來自美國，在英國政府內部還有眾多線人。柯林斯與幾千名追隨者就這樣開始了自己的小型戰爭，不再與英軍大部隊正面硬剛，而是打埋伏搞暗殺，專門針對疏於防範的英軍官兵、警察以及其在他們看來任何與英軍串通的愛奸。這是典型的游擊戰，傳統軍隊很難對付。隨著暴力的擴散，英國宣布愛爾蘭下院與新芬黨都是非法組織，緊接著就開始派遣所謂的「愛爾蘭王室警吏團」充當英軍正規軍的輔助力量，其中大部分成員都是退伍兵。這批人在愛爾蘭效仿了IRA的游擊戰術，只不過他們的目標是愛爾蘭民眾。

這是一場殘酷而野蠻的小型戰爭，參戰雙方都不憚於採用暗殺與冷血處刑的手段。在都柏林的柯羅克公園體育場，一輛裝甲車衝進球場，向著正在觀看足球比賽的觀眾們亂槍射擊，打死了十多個人。此前有十四名英軍軍官被殺，這一幕則是英軍的報復手段。隨著暴力日愈演愈烈，英國國內的批評聲浪也日益高漲。各級軍隊指揮官都要求勞合.喬治下定決心，要麼就徹底撤軍，要麼就發動全面戰爭。後一個選項意味著要動員十萬人，修建碉堡，封堵道路，採取各種徹底壓制手段，聽上去好像是二十年前對付布爾人的手法，實在很沒有吸引力。阿斯奎斯早就說過，英國在愛爾蘭的行動足以與「歐洲最低劣的獨裁暴君的最黑暗行徑」相提並論。勞合.喬治原本的打算是將愛爾蘭一分為二，南北兩邊各由本地議會管理，兩者之間則由愛爾蘭大議會充當紐帶，並且兩邊都效忠英王。此時他的理念已經過時了。但是相關法案依然提交給了威斯敏斯特，喬治五世國王也在1921年6月來到貝爾法斯特市政廳召開了北愛爾蘭議會。國王似乎也認同阿斯奎斯關於血腥壓迫的看法。有人建議國王不要親自前往北愛，以免遭到暗殺，但國王堅持親身涉險，並且情真意切地懇求全體愛爾蘭人「暫且停一停，伸出克制與和解之手，奉行寬恕與原諒，同心同德為這片我們共同深愛的土地迎來一個和平、滿足與善意的新時代。」都柏林的德.瓦萊拉認為國王伸出了橄欖枝，於是決定派出邁克爾.柯林斯去倫敦進行和談。歷史學家A.J.P.泰勒認為國王的這一舉動「恐怕算得上是英國君主在當代做出的最大貢獻。」

游擊隊領袖與內閣大臣之間就這樣開始了談判——日後將會有很多聲稱自己決不會與「恐怖分子」談判的政客食言而肥，這次會談可謂開啟了先例——談判時間從1921年10月一直持續到了12月。根據雙方最終達成的妥協方案，愛爾蘭將成為帝國內部的屬國，地位與加拿大齊平並且實現徹底自治。北愛六郡可以選擇留在聯合王國境內。柯林斯相信愛爾蘭人的自由國度將會不可避免地實現完全獨立，但是他同樣也很清楚愛爾蘭內部涌動著怎樣的黑暗激情。他在簽署協議的時候就預言道：「我剛剛簽署了自己的死刑判決書。」老謀深算的德.瓦萊拉是不是打算借刀殺人呢？他之所以將自己的政敵打發去倫敦是不是存心想要摧毀共和派的信譽呢？今天我們已經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了。但柯林斯的預言的確非常精準。愛爾蘭議會以七票之差通過了和平協議，但是身為IRA領袖的柯林斯卻遭到了千夫所指，許多人都斥責他是個叛徒。IRA陷入了分裂，一場殘酷的內戰就此開始，甚至比之前對抗英國人的戰爭更加慘不忍睹。從1992年春天開始，支持條約與反對條約的派系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裡相互拉鋸。反對條約的派系人數更多但是裝備較差，而且領導人的能力也不怎麼樣。而柯林斯與支持條約的派系很快就從英軍手裡淘換來了一批退役大炮、槍支乃至坦克並且把守住了愛爾蘭的主要城鎮。都柏林的四法庭大樓被反條約勢力佔據了好幾個月，當柯林斯的手下最終將其攻克時，愛爾蘭的國家檔案也被焚毀了。此外還有很多象徵英格蘭傳承的古代建築也毀於戰火。這場戰爭的最後階段是針對戰俘的冷血處決。《沙岸之謎》的作者厄斯金.柴德斯就是戰俘當中的一員。他與柯林斯是老相識，當初兩人還沒有站到政治對立面的時候，柯林斯曾經送給他一支手*槍防身。在一輪搜捕當中，柯林斯的士兵曾經接到命令，凡身上攜帶武器的俘虜都要遭到處決。他們在柴德斯身上搜出了柯林斯贈送的左輪手*槍。這支槍的來源確實令他們撓頭了一陣，他們也確實辯論過是否應當對柴德斯網開一面，但最終還是決定不應當開這個口子。柴德斯表示這樣做很公平，還在臨死之前與行刑隊全體成員一一握手。1922年8月，柯林斯本人也在科克郡的一條僻靜鄉間道路上遭到了伏擊與射殺，加入了四千多名內戰死者的行列。

對於英國來說，愛爾蘭叛亂與愛爾蘭戰爭的教訓顯而易見：任何一個帝國倘若要想壓制住帝國統治下的各族百姓，就必須冷血無情並且無視公眾輿論。柯林斯曾經暗示道，在喬治五世國王出手干預之前，IRA幾乎馬上就要被打敗了。當然很難說他的看法是對是錯。但是無論怎樣英國對愛爾蘭的掌控都伴隨著新興民主政體支付不起的高昂代價。與愛爾蘭相比，印度、埃及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殖民地自然離英國本土遠得多，但是同樣的規律早晚也會在這些地區彰顯出來。打贏了第一次對德戰爭之後的英國根本不能像打贏了第二次對德戰爭之後的美國那樣維持跨越全球的勢力範圍。大英帝國依然維持著世界級強權的架子，但卻無法一邊維持遼闊的帝國疆域一邊推行民主體制。勞合.喬治與其他資深政客全都沒能意識到，民主與帝國在意識形態上相互抵觸，因此無法共存。1920年的英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一個民主國家，英國人也已經見識了干預主義政體可以怎樣搞活經濟並且改善民生。英國已經踏上了通向現代化的道路。但是在很多方面此時的英國依然低效低能，作風老派，懷念著羅馬帝國式的往昔，對於未來也懷抱有不切實際的空想。

至於勞合.喬治呢？他的政壇生涯已經到頭了。一戰勝利將他推上國際舞台出盡了風頭，他也依然像以往一樣心思靈活滿腹盤算。但是此時他已經淪為了一個只有面子沒有里子的光桿司令。他沒有掌握在自己手裡的國家級政黨機器，沒有足以吸引保守派議員的政治議題，更談不上對這些議員有多少領導力。1922年10月，一批托利黨后座議員在卡爾頓俱樂部碰頭，決定在下次大選當中以保守黨身份參選，將勞合.喬治與聯合政府拋在一邊。勞合.喬治根本沒辦法回應他們的打算。這次會面在歷史上留下了漫長的投影，甚至直到今天托利黨后座議員自行成立的組織依然被稱作「1922委員會」或者「二十二」。這是一個非同一般的時刻：托利黨從建黨之初就一貫講究上下有別，如今黨內的普通議員們卻公然抗拒了黨派上層大佬們的政治路線，奧斯丁.張伯倫與F.E.史密斯（1）之類的袞袞諸公們全都淪為了自家黨員的對頭。這次叛亂的領頭人正是博納.勞——此時他離開政府已經有一段時間了，而且身體很不好——與斯坦利.鮑德溫。之前體驗了一把毀家紓難的感覺之後，鮑德溫此時又更進一步，公然告訴其他聯合主義者們自己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打算繼續給老山羊幹活了。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勞合.喬治「是一股動態力量……而動態力量是非常可怕的東西。」這句話將自由黨與托利黨都砸成了碎片。全體參會成員以185票對88票決定拋棄勞合.喬治，重新恢復托利黨的自由地位。直到多年以後的「農民起義」將瑪格麗特.撒切爾推舉上台為止，托利黨內都再沒有出現過能與本次事件相提並論的叛逆之舉。托利黨上層自然被氣得不輕，儘管寇松勛爵很快就順過氣來了。

接下來的大選根本就是針對勞合.喬治支持者的圍獵與屠殺。勞合.喬治本人倒是挺了過來，幾乎就成為了議會當中碩果僅存的國家自由黨領導人。此時他的處境就像幾年前的阿斯奎斯一樣軟弱無力丟人現眼。時間確實是最有效的復仇力量。勞合.喬治並未從此消沉下去。他依然在孜孜不倦地發言寫字，滿腹籌劃。他撰寫了厚實的回憶錄，用來回應軍事批評家們針對自己的指責。為了對抗大蕭條，他還會推出一套規模龐大的國家用工與凱恩斯主義開支計劃——與同時期大獨裁者們採用的經濟措施頗為相似，只不過由民主政體來主導（羅斯福總統正在推行的新政也是一樣）。他很快就與阿斯奎斯握手言和，再次成為了多少還算統一的自由黨的領袖，並且在自由黨最終萎縮而死之前將規模更大的工黨結結實實地嚇唬了好幾次。然後隨著全國政府的成立，勞合.喬治再一次被放逐到了荒野當中。他這一輩子有過幾次判斷失誤的經歷，其中最嚴重的一次就是對希特勒大加逢迎，甚至將其稱作「德國的喬治.華盛頓」。他很快就收回了這條意見，並且在二戰初期的下院里協助搞掉了張伯倫，從而為丘吉爾的華麗回歸鋪平了道路。但是戰爭全面打響之後他很快就成了一名失敗主義者。假如德國人當真成功入侵了英國本土，勞合.喬治極有可能成為我們的貝當元帥。他曾經是一位偉大的激進派，也曾經是一位傑出的戰時大臣，但是在此期間他砸爛了自己的黨派並且永遠失去了話語權。動態力量的確是非常可怕的東西。

不過在未來很多年裡都不會再有另一股動態力量折騰英國了。博納.勞在1922年升任托利黨首之後又以顯著優勢贏得了首相職位。不過他的執政時期不僅短暫，而且乏善可陳。他的仰慕者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比弗布魯克——原本認為他會推行貿易保護政策或者說「帝國優先政策」，從而使得喬.張伯倫在二十年前構想的天堂化為現實。但是如今的博納.勞早已不復當年之勇，而且就算當年他也勇不到哪裡去。他面色慘白，神經緊張，優柔寡斷，煙氣熏人，體質每況愈下。到最後他乾脆失聲了，鮑德溫不得不在下院里坐在他身邊替他發言。為了調養身體，博納.勞前往地中海度假——有一條很保險的基本原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英國政客們每年待在法國南部的時間與待在倫敦的時間幾乎差不多長——但是他的健康卻並未好轉，反而日益惡化。十天之前一位醫生在英國告訴博納.勞他只是需要靜養而已。現在這位醫生又被趕緊叫到了巴黎。這次醫生髮現博納.勞其實患上了無法手術切除的喉癌，只有幾個月可活了。此時的博納.勞實在沒心思為自己指定接班人，於是不久前剛剛出手干預了愛爾蘭局勢的喬治五世國王不得不再次出馬。

下一幕戲的場景轉換到了薩默塞特的蒙塔丘特莊園。這棟蜂蜜色的府邸是伊麗莎白時代建築的瑰寶，曾在2005年版《傲慢與偏見》當中擔當背景。這裡也是國民託管組織最早搶救下來的古建築之一，當時這座莊園僅僅以「一點零頭」的價錢就被拋售了出去。1923年寇松勛爵租下了這裡。這個傲慢難忍的大貴族在擔任外交大臣時期一直立場強硬，近來也一直在給博納.勞遞紙條，希望對方不要這麼早就退出公共生活。但是假如他的身體當真支撐不住的話……至少寇松很清楚誰最有資格接他的班。接下來的一連串場景對於當事人來說十分殘忍，就旁觀者而言則頗為搞笑。我們首先看到寇松怡然自得地在自家花園裡散步，等待著國王召見。一個男孩手拿電報跑了過來——因為寇松架子太大，不肯在家裡安裝電話——電報上說國王的私人秘書斯坦姆福德漢姆勛爵（2）擬於次日造訪寇松位於倫敦的宅邸卡爾頓別墅並希望在那裡見到他。第二天，我們跟隨寇松攜妻子乘火車來到帕丁頓車站，他已經決定了不打算住在唐寧街上，想好了自己的內閣人選，甚至還考慮了主教任命問題。我們陪著略有些緊張的勛爵大人在卡爾頓別墅等待貴客上門，白金漢宮傳話稱斯坦姆福德漢姆會在當天下午到訪。然後我們就聽到國王秘書傳達了最為可怕的壞消息。怎麼說呢？其實吧，國王並不打算任命寇松出任自己的第一大臣，而是選擇了斯坦利.鮑德溫（用寇松的話來說就是「那個最微不足道的傢伙」）。

深受打擊的寇松乞求斯坦姆福德漢姆回去勸說國王重新想想，但是鮑德溫早已吻過國王的手了。鮑德溫的反對者們指責過好幾位在國王與博納.勞之間傳話的中間人，認為他們誤導國王相信了鮑德溫是博納.勞最中意的接班人，儘管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但是鮑德溫確實曾經擔任過博納.勞的傳聲筒，而寇松卻公然表示要取代他，因此他恐怕從來都不是博納.勞心中最中意的繼位人選。儘管寇松確實是個聰明人，也很熟悉外交業務，但是他還是上院的成員，而且向來傲氣凌人。曾有人在呈交給國王的備忘錄里要求國王設想一下，假如寇松要與煤礦工人或者碼頭工人的領袖代表見面，現場將會多麼熱鬧。喬治五世在貝爾法斯特已經證明了自己並不是個缺乏常識的人，因此這一幕想像當中的場景想必令他十分不安。英國就這樣迎來了兩次大戰間期的領袖。儘管鮑德溫看上去像是個克己正派的鄉紳，其實卻是伍斯特郡的鐵匠之子。他努力為自己培育了一套田園哲學家的做派，但其實他的神經總是高度緊張，他的目光總是來回掃視，他的面頰總是抽搐不止，一旦閑下來就會將手指關節掰得啪啪作響，而且很容易就會耗盡精力。在哈羅公學上學的時候他曾經因為偷偷撰寫情*色*小說而遭受過鞭笞，他的家族當中出現過若干位維多利亞時代最為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吉卜林也是他的表親。他並不是勞合.喬治，但是他也遠沒有看上去那樣乏味。

（1）F. E. Smith, 1st Earl of Birkenhead

（2）Arthur Bigge, 1st Baron Stamford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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