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時報》「明日之城」大會上，這群城市決策者想找到理想城市的建造要訣

一座偉大的城市是如何成就的？不久前，《紐約時報》邀請了來自全球各個產業的專家、政策制定者、城市建造者、富有遠見的創意人士還有企業家來到《紐約時報》「明日之城」大會。在這場為期兩天的論壇中，他們試圖找出建造偉大城市的要訣。

7月10日至11日，《紐約時報》舉辦了第三屆「明日之城」大會。7月的空氣潮濕黏膩，巨大的政治不確定性也逐漸逼近。會議從一開始就充斥著緊張感：外來的與會者向我描述了抵達賓夕法尼亞車站時的場景，當時正值車站重建工程的第一天，而現場狀況卻尤為叫人憂心，甚至紐約州州長也聲稱，這段時期將會成為車站的「夏日地獄」。

在接下來的兩天當中，一群身份各異的人將帶來涵蓋各個領域的演示，進行專家討論，介紹極富想像力的新提案。這些人里有政客、企業家、電影導演、餐廳老闆……他們都是各自領域的精英，為了解決不同地區的人們所關注話題，探討現代城市面臨的共同問題來到了這裡。同往常一樣，拉瓜迪亞機場各個航站樓在周一又出現了延誤，各地的旅客無法準時到達。美鐵在最近的出軌事故之後減少了火車班次，當地人只得被迫擠在擁擠的火車車廂里動彈不得。來自全國的城市規劃者在紐約齊聚一堂，但就在此刻，就在此處，這座城市基礎設施的脆弱之處卻完全暴露無遺。

不過即便是身居紐約的與會者，他們也面臨著一個不小的挑戰——在高峰時段穿過時代廣場：穿過熱狗攤和小推車，繞過蒸汽排氣管，避開可能隨時轉向造成擁堵的遊客，才能到達《紐約時報》的大樓。在此之前，我從未細想過時代廣場的來歷。其實正是因為《紐約時報》在此設立總部，時代廣場才由此得名（譯者註：英文中times既表示時代，又表示時報，時代廣場亦稱時報廣場）。不過我要去的不是最初的大樓，而是Renzo Piano在十年前設計的新建築。在這位設計師的設想中，他精心打造的陶瓷幕牆、金屬玻璃百葉窗不僅能提高大樓的能效，還能使它明亮清透，在曼哈頓市中心的水泥森林中一枝獨秀，在夜晚熠熠生輝。

仰望大樓，這層精巧、摩登又環保的外殼像是一件時髦的戰袍，披在這棟有如一位「灰色女士」的大樓身上。擺脫了潮水般洶湧的遊客、公交車站、41街的施工隊，我終於來到了紐約時報中心。大會在新樓的一層舉行，進入會場，兩扇玻璃窗緩緩關閉，外面的嘈雜也漸漸遠去，服務生馬上為我端來一杯點綴著一片百里香葉的冰鎮酸橙汁。

《火線》的製片人David Simon與George Pelecanos也參加了本次大會。他們來這裡宣傳HBO的新劇《墮落街傳奇》。這部劇集的故事發生在紐約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時代廣場。二人的對話主要圍繞這裡錯綜複雜、記載頗豐的歷史展開（這段過往也給了紐約人無數理由來保持沉默，對這段歷史避而不談）。那裡，曾聚集著聲名狼藉的皮條客；那裡，令人得以一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那個反烏托邦的紐約；那裡，自九十年代起就是商業化的中心，充斥著油腔滑調和虛情假意；那裡，連空氣里都充滿了堅果蜜糖的香氣，滿目都是眼花撩亂的輪番轉動的動態廣告……（時代廣場的巨幅廣告也講述著從《銀翼殺手》到《少數派報告》的時代變遷）。

主辦方顯然很重視第一印象。

在討論中，Simon很快對比了他和Pelecanos截然不同的城市經歷，他過去住在巴爾的摩，Pelecanos則身居新奧爾良。在這兩座城市中，社會動蕩對當地的影響可能持續幾十年之久。只有少數幾個城市足夠幸運，它們擁有自身的天然優勢能抵禦雪上加霜的負面社會影響。紐約的金融產業和洛杉磯的娛樂產業聚集了全球的資本，這些資本有如救生圈，在經濟出現周期性衰退時支撐當地經濟。但即便是在令人羨慕的穩定性背後，大都市也有日趨嚴重的小問題。住房短缺、交通擁堵、環境污染、收入不平等帶來的分裂、與日俱增的基礎設施需求……各種複雜的問題都需要及時應對，而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就成了政府內政客們的角斗場——權勢人物的私人利益也往往與普羅大眾衝突不斷。

當代城市規劃的悖論在於，城市的擴張催生了最為錯綜複雜的社會與環境議題。而與此同時，城市擴張卻看似是唯一可行的答案。有些城市增長陷入了停滯，進而引發了資本主義社會最嚴重的隱性危機：經濟依賴於持續的增長，當增長放緩，政府必然陷入財政赤字，公共服務不可避免地遭到削減，再次加劇了經濟衰退。當勞動力供給和對商品、服務的需求之間的平衡被打破，相對而言這個城市就失去了其吸引力。只有新的機遇、新的產業才能重振經濟，但經濟活動疲軟導致土地價格暴跌、犯罪率上升，進一步降低了城市的靈活性與對外界的吸引力。然而城市的靈活性和吸引力這二者對於發展新的機遇、新的產業來說不可或缺。這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因果困境，而且是一個母雞無法生產，雞蛋供應不足的惡性循環。

Simon和Pelecanos下台之後，燈光暗了下來，觀眾被要求保持安靜，會場內開始放映Matt Tyrnaue執導的歷史紀錄片《公民阿簡：衛城之戰（Citizen Jane: Battlefor the City）》。 Jane Jacobs是一位頗具影響力的記者和城市活動家，該片記錄了她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領導的紐約史上第一次有組織反對政府開發項目的抗議活動，其中的主題在接下來的幾天中也屢次出現。當她開始撰寫著作《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她也走上了反對Robert Moses的職業道路，後者被稱為紐約再發展階段的「沙皇」，負責監督大規模的城市地理重構項目，包括修建橫穿紐約市中心的高速公路。除了為城市理論做出的巨大貢獻， Jane Jacobs本人也具有標誌性的意義。儘管她所領導的抗議活動過去已久，但一位女性敢於直面權貴，反對大規模的城市項目並且時常獲得勝利，這種行為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就。

Robert Moses是Robert Caro所著傳記《權力經紀人（ThePower Broker）》的主人公。 Jane Jacobs把公有項目與私有開發商的夥伴關係稱為「可怖的雜種」，而Robert Moses正是這種合作方式的代言人。從組織運籌的角度來看，這種模式在現代社會中不可避免，但它因暗箱操作、挪用公有資金而聲名狼藉，且城區遭到破壞、共同利益遭到忽視的事件層出不窮。在Tyrnauer的電影中，知名評論家JamesBaldwin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一檔脫口秀里精鍊地總結了這種現象：「城市革新就是剷除黑人。」

燈光重新亮起，《紐約時報》負責《大都市》欄目的專欄作家Ginia Bellafonte開始主持下一場討論。參與的嘉賓是導演Tyrnauer和非營利機構「100座最具韌性城市」的主席Michael Berkowitz，該機構旨在幫助城市應對二十一世紀中削弱城市穩定性的環境及社會問題。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向 Jane Jacobs汲取當代城市規劃的經驗與靈感，以全新的視角看待新世紀的環境與社會危機呢？

「從全球來看，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如拉各斯、內羅畢、雅加達……都在這些問題中掙扎。」Berkowitz說道，「少數族裔群體一般居住在貧民窟、山區、河灘等高風險地區，全員遷居不合情理，但生活環境必須得到改善。他們一直試圖在二者之間保持平衡。」況且這些地區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脅、因為全球經濟動蕩受到的衝擊都會是最嚴重的。

Tyrnauer認為， Jane Jacobs看待城市的方法就像一塊由不同的線編織而成的布料。她所提出最著名的概念應該是「街上的眼睛」。據她觀察，系統性地調整路燈或清理人行道並不能使一個街區變得更安全、更友好。大規模的市政項目難以帶來實際效果，一幢建築所帶來的改變也僅限於圍牆之內，相反，最終能為社區注入團結與活力的是居民之間的緊密聯繫——家庭、工作、生活的相互重疊與交融。「街上的眼睛」可能是你的鄰居，或是雜貨店店主、收垃圾的工人。她認為，只有通過關心人際交往，城市才能變得偉大。她將城市視為社會資本的引擎。雖然城市所面臨的問題巨大，但解決方法往往由小處開始。一個地方的宜居程度是由人所決定的，這句話不僅在 Jane Jacobs久居的西村區得到印證，還適用於世界各地。

討論會間隙穿插了題為「城市景象」的展示，各個初創企業嘗試利用技術來破解和改善城市環境中的難題。Daniela Perdomo是goTenna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她分享了颶風桑迪帶來的啟示。當時紐約周邊地區四分之一的人口失去了無線服務，而她也意識到，互聯不僅僅關乎接收端。她說：「我們的網路基礎設施已經接近飽和。覆蓋率很高，能力卻不強。在平常，這充其量只是煩人的小事，有點不方便罷了。但在桑迪來襲時，有些人好幾天都無法接入網路，還有一些社區幾周過去了都沒有恢復服務。」

goTenna研發的設備能與智能手機匹配，將手機接入無線網格網路。Perdomo發現，中心化網路的問題在於單個節點容易失靈。網格網路則直接將設備連接起來，用戶能實現與鄰居、應急服務的直接互聯。「密度是中心化網路的弱點，而這恰好是網格網路的優勢。」

令人驚嘆的是，相距幾十年的發明和理論能夠超越時間的限制遙相呼應。Perdomo主持的項目準確地反映了半個多世紀以前城市理論學家 Jane Jacobs所提出的中心論點。不完全依賴於基礎設施，而是將一個個節點——也就是人——直接連接起來，也不失為一種壯舉。

不過，這些精準的對策或許很快就會在更為龐大的問題面前露怯。因為這些問題甚至已經超越了整個經濟和政治體系。尤其是愈加嚴重的氣候變化，它的陰霾似乎籠罩著整個會場（這個議題出現的頻率可以和大家拐彎抹角地戲謔美國總統的次數相媲美）。

沿海城市不僅面臨海平面上升帶來的威脅，大規模人口流動也造成了棘手的道德與組織運籌難題。如果說工業革命是一系列爆炸式連鎖反應的開端，導致人類無法停下逐利的腳步，使碳排放急劇飆升，環境被破壞，那麼它同時也孕育了——或者說恰好碰上了——全球化，使各國邊境名存實亡。二戰之後，世界格局基本保持穩定，但首次出現的人口自由流動以及各國對製造業的重度依賴正在悄然改寫世界版圖。全球化與工業化的浪潮激起了憤懣的迴流，狂熱的民族主義在挪威、荷蘭等地大肆興起，而在過去，這些國家曾被西方視為進步社會的模板。

在題為「妥協的藝術（還是永不妥協？）」的討論會上，鳳凰城市長和馬薩諸塞州州長試圖為消除兩黨紛爭、打破政治僵局尋找答案。這個主題難免涉及現任美國總統，發表演講者也總是情不自禁地想談談新上任的「紅腹錦雞」，但他們還是儘力避免討論這樣一個人物。台上的嘉賓避而不談，台下的觀眾卻毫無顧忌。不管是在休息室里還是第二天的午餐會上，人們都對他議論紛紛。但是我隱隱覺察到，所有人都認同這是一場災難，但在憤慨和懷疑的背後，有一絲嶄新的堅定。所有與會者都背負著強烈的責任感，畢竟這一切太過重要，與城市、政府、科技的未來息息相關。

在這種使命感的驅動下，前美國能源部部長Ernest Moniz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介紹了全球變暖，同時強調了目前的嚴峻形勢。他一頭飄逸的銀髮十分惹眼，言談專業又不失幽默。《紐約時報》專欄作家Adam Bryant直言，全球氣溫上升兩攝氏度意味著我們離全球災難又近了一步。相比之下Ernest Moniz的措辭更加慎重而堅決。他說，「這只是一個數字。到時候全球變暖會讓我們的日子非常不好過，而且，這麼說吧，」他笑了笑，似乎想要證明這句話其實十分荒唐，遠遠低估了氣候變化的影響，「還得花更多的錢。」

另一位嘉賓是Tom Steyer，他原本從事金融行業，如今是一名環保人士。他的表述更為直接：「人們總是用保險措施來做類比。我們如何保證最糟糕的情況不會發生？要這麼說的話，我們的房子已經著火了，只是不知道大火會不會燒到地下室的煤油。」

Ernest Moniz有點像矮小的霍比特人，加上高個頭高鼻樑的Tom Steyer，二人組成了引人注目的最佳拍檔。雖然地下室里的「煤油」可能隨時起火，但他們對未來總體保持樂觀：「不管怎麼說，我們必須完成現在的任務。正如鳳凰城市長和紐瓦克市市長在本次會議中所說，城市能夠辦成實事，我想大概紐約州的每一個市長都講過這樣的話。」Ernest Moniz指出，到2050年，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將居住在城市，「這意味著城市將擁有巨大的力量。」Tom Steyer此時插話道：「我們的任務是在2050年之前重塑美國，否則到2050年，一切都將消失殆盡。唯一的問題是我們是要採用愚蠢的方法然後再返工，還是直接採用聰明的辦法。」

那麼從何處著手？其他領域也需要大量的重建，關於基層的討論同樣重要。紐約食品賑濟處主席、紐約市健康與心理衛生局局長、特許學校創始人發表了各自的看法，他們具體地描述了工作當中遇到的地區性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的共性在於醫療保健與社會安全兩個的概念不斷發展，範圍的不斷變化。Jane Jacobs與Robert Moses所持的兩種模式被再次提及，但並不相互衝突，而是相輔相成。Jane Jacobs對城市規划進行了再思考，認為城市是一個脆弱的生態系統；Robert Moses則和富蘭克林·羅斯福新政的理念類似，後者所施行的社會福利項目並不是為了耗盡資源，而是創造大量的新型勞動力。（前紐約市長Michael Bloomberg也表達過類似的期望，雖然當時聽起來很費解，也就是「遵循 Jane Jacobs的思想，利用Robert Moses的方法」建設城市。）

這種智慧看似充滿矛盾，實則不可或缺。氣候變化、人口增長、士紳化、再開發都不可能通過一個手機軟體來找到答案，更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對策。但會上諸多專家的分享告訴我們，其實有千百種調和現存體系的方法。單憑技術、社會項目做不到，單憑政府、企業界或教育界也不行，而需要所有力量協同一致並實現規模化。前能源部部長向觀眾拋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公共事業和大數據公司進行合作——或者相反，二者發生衝突，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呢？」當然，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是拼圖的一塊，想要完成整個工程，小到社區活動，大到國際政策，都需要做出改變。

「城市景象」就為我們呈現了拼圖的其他部分：Aclima 公司的創始人Davida Herzl展示了能夠實時檢測城市空氣質量的分散式移動感測器；來自Perkins Solutions的Luiza Aguiar介紹了為盲人研發的道路指引系統，這不僅在技術上意義重大，還能加強社會聯繫。麻省理工學院的可感知城市實驗室（SENSEableCity Lab）設計了名為「Roboat」的多功能無人駕駛船，能在威尼斯或阿姆斯特丹的河道中自由穿行。負責人Erin Baumgartner稱，在未來，無人駕駛船能夠搭載感測器（例如Aclima公司的產品），充當本地的運輸工具，臨時組裝成橋樑以緩解交通擁堵，或是開發其他功能。

「城市景象」系列展示的總體基調是強調分散式網路——無論是機器網路還是人類網路，或兩相結合——如何將市民與社會聯繫起來，逐步加強互聯互通，使城市實現新形式的自給自足。這也是「街上的眼睛」「十字路口的芭蕾」的獨特形式，說明了想要建造明日之城，其根本不是尋找某種具體方案，而是一種思路和視角。

在這個論壇上，人們都在談論放在三十年前難以想像的技術與問題，但奇怪的是，我卻想起了商界和經濟學中兩句古老的格言。一是源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梅特卡夫定律，當時被稱為「網路效應」。乙太網之父羅伯特·梅特卡夫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早期正式提出了該定律：網路的價值與聯網的用戶數的平方成正比。電話是最經典的例子：電話用戶越多，電話也就越實用（顯然，當時還沒人能預料到電話的衰落）。這條定律大概能解釋為什麼當網路相互交織重疊，網路指數就會上升，不管是教育、交通、就業、商業還是創新的網路均是如此。

如果需要稍作修改——或者不要說得這麼絕對，這條定律也許來自於一條更早出現的諺語。計算機程序架構師Melvin Conway在1968年曾斷言，「一個組織所設計的系統都複製了組織自身的交流結構。」所有的組織都在生產自己的鏡像：作品反映了自己的結構。或許網路的確能夠增強自己的力量，但這並不總是件好事。如果只能克隆出一種模式，那麼關鍵不僅在於擴大影響，更在於改善溝通模式。網路中每一個節點、每一個個體的訴求都能被傾聽，也許這就是最理想的明日之城。

撰文：Zachary Sachs / 翻譯：鄧宇華 / 編輯：貓文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