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文明」的意義

這個月在讀全球通史，準備談一談對於文明的看法。

首先來說，文明是不是一種進步，這個觀點很難講，至少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一直講究的是恢復上古三王之治，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時候認為，上古（氏族公社）在道德上更加公平，人民無憂無慮。

斯塔夫里阿諾斯呢，對此的觀點比較類似，他認為，文明是一種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而且呢，從農耕社會開始，農民的生活，那就變得越來越苦難了，因為城市裡的上層階級都對農民進行層層的剝削，他們本來只用生產生活所需的農產品就足夠了，而現在卻要將一半以上的農產品，上繳給貴族階級。

這種情況也催生了一個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的割裂，上層文化呢，更多的以無所事事，追求文學素養，藝術造詣，或者說無用之創新為美；下層的道德或者說文化呢，以勤勞為美，無所事事為恥。

最終，斯塔夫里阿諾斯認為：文明即是詛咒又是福音，將來怎樣，取決於人類將過去文明中積累起來的知識用於破壞還是建設。

莫言曾經講過一句很著名的話，說文學的最大的用處就是沒有用處。

文明在我看來，某種意義上和此相似，因為從人的天性來看，狩獵社會的那些平等和自由自在，其實在精神上是一種更好的體驗和享受。而農業工作和工業工作都是違反人的天性的。

農耕社會和往後的工業社會，其實是將精神上的一些享受和平等，和權利的放棄，來換取了物質上的持續生產，統一管理，和最終的生產力的提高。

斯塔夫里阿諾斯說，在每一個大的文化進步的階梯上，都需要不破不立。前一階段的文化破碎的越徹底，新一階段的文化就越容易建立起來，他舉的例子是在古代文明向古典文明進化的過程中，中東文明一直延續了下來，反而落後了；而在古典文明向近代文明進化的過程中，西方破碎的最徹底，所以進步的反而最快。

我們可以以此類推，在民國時期，正因為，有一個差到極點的環境，我們才能夠不破不立，用血和肉重新構築一個新的中國。

同樣的，在科學史上也有一句名言： 新的科學觀念戰勝舊的科學觀念一般不是依靠說服對方，而是舊觀念的支持者紛紛死去。

所以，人（或者說作為群體的社會）對於變革和變化其實是非常遲鈍的。這種遲鈍，是先天的，從人類的基因和本能中遺傳得來的。

例如得到專欄裡面講的價格錨定定律，先抑後揚定律，客戶注意定律等等各種各樣的宣傳策略，都是利用了人類先天的不理性，來放大了商家的說廣告的效果。

那麼為什麼會存在這種充滿了缺陷的基因？因為這是幾萬年前人類的狩獵社會所留下來的痕迹。結果人類通過構建「虛擬共同認知」的方法在最近的五千年內飛速的發展起來了當前的社會組織架構和人類生活模式。但人類的基因變化卻無法跟上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變化速度。

著名的科幻小說三體的 死神永生篇中，就提到了曲率飛船這個可以拯救一部分人類的方案。然後最後由於人類的道德觀所限，一個人類都沒有拯救下來。

所以說某種意義上來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句話完全可以衍生到道德上，也就是生產力決定道德水平。

例子不用多說，最典型的來講，目前的西方社會資本主義國家，卻似乎福利非常高，尤其以北歐為典型，原因就是生產力，足夠支持這些聖母心的「白左」所看到的這個美好的社會。而馬克思所看到的，卻是一個工人階級受到極大壓迫，朝不保夕，饑寒交迫，準備革命的年代。然而兩者都是資產階級掌權的國家。

歸根到底，就是馬克思當時的社會生產力不足以支撐較高的社會福利。當然，1919大兵變帶來的政治遺產也非常重要。

總結起來我們可以發現兩點： 政權的生產力決定了政權的統治能力；政權的組織形態決定了政權的生產力的進步速度。兩者相輔相成。

那麼，對於一個統治者而言，如何更好的發展他的文明呢？似乎就存在一個矛盾。這就是從歷史的經驗來看，要發展生產力，就要先加大壓迫，集中精力辦大事；這裡的典型就是一五時期的蘇聯。但一旦壓迫過度，就容易發生政治變亂和政權的動蕩。如何把握其中的平衡，也就是治理國家的精髓所在。郝胥黎所設想的美麗新世界也許就是目前很多國家所默認的一種辦法，也就是古時候的「愚民政策」，當今社會的 「娛樂至死」。

但是這個辦法只能解決人民不起來造反的問題，如何比別的文明更快的獲取優勢呢？考慮到當今社會的「科學技術就是生產力」，我們也可以將這句話轉化為：「如何更快的推動科學進步或提升生產力？」

很多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認為，科學進步是一個大環境下所自然孕育的。例如國家有良好的教育體系，和崇尚科學的社會觀念。西方文藝復興帶來的重視實踐，講究科學論證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科學進步的速度。這些觀點都非常正確。但是否有更加細化的內在秉性呢?

我覺得還是要從歷史中去尋找。

得到APP舉了個例子，來論證古登堡發明活字印刷和畢升的活字印刷之間的區別。

古登堡的活字印刷術從一開始就是為了印刷聖經，賺取利潤而來的。當時的一本聖經需要200張羊皮，非貴族和教會不能擁有。

然後，古登堡所大規模印刷的聖經推動了新教的興起，也推動了最早的西歐文學創作的「約稿」的興起。

而畢升的活字印刷術則完全由他一人的天才所推動，在他過世後，很快就變的無人知曉。

在這個案例中，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偶然性是：歐洲的商人的地位高於中國商人；歐洲的字母文字便於使用活字印刷；

必然性是：古登堡有一個系統性的原動力：賺錢，而畢升更多的是一種個人愛好和不成體系的研究。

細究歐洲的商人地位和歐洲 的字母文化的源頭，似乎又可以歸結到平穩的地中海-紅海所孕育的商業文明。

西方字母最早據信由西奈半島的閃米特商人所發明，其後經過腓尼基人，希臘人，羅馬人逐步完善，最終演變成今日的各種字母文字。

而中國的象形文字則是基於中國原生文明所創造。

西歐的多國林立的政治環境，給商業文明的發展構建了很好的背景；而多國林立的政治背景，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字母文字易於創造所決定的。

與之相比，中華文明的漢字始終保持了較為一致的含義，也營造了大統一的文化認知，而這種認知，反過來又和儒家法家共同構建了 重農抑商的 農業文明。

地理環境，周邊文明，政治環境，思想構成等等各種長期與短期的因素共同作用，營造了人類的整個歷史。

斯塔夫里阿諾斯提出的觀點「受到阻滯的領先」，即每一輪社會變革，往往發生在不太成功的落後社會。原因是落後者急於學習和適應外界，領先者則更加傾向於維持現狀。結果後來者彎道超車，成為新的領先者。

這個觀點在商業領域得到了很多的驗證：柯達膠捲發明了數碼攝像，卻被日本企業後來居上；日本顯像管企業成功擊敗美國液晶企業，卻被中韓企業利用分工細化的產業通用化的機遇打敗。

在軍事領域上，面對強大的英國海軍，德國人想出了潛艇破交的辦法；面對訓練有素的日本陸軍，中國紅軍想出了游擊戰的十六字真言。

同樣，在人類歷史上，除了在文藝復興後「反殺」的西歐文明，後走出非洲的「智人」也對他的前輩 尼安德特人實現了反殺。

現代人類學家分析後大多數認為是 智人的額葉部分的增長擴大了，而這一部分就是決定了人類最多能建立的社群規模（150人），進而導致了在對抗尼安德特人時的人數優勢。

與前面所舉的活字印刷的例子相同，我們會發現，所有這些「後來居上」的例子，其實有個共性就是領先者已經「過度」 的適應了當前的 自然環境、商業環境、軍事環境。而後來者使用了一種新的維度上的辦法實現了勝利。這種「新維度」可以是 科學實踐精神，也可以是新的技術優勢或者企業合作模式，還可以是組織協調能力或者產品系統化運營能力。

用京東方董事長的說法就是：「自己最恐懼的事情，是在地球的某個角落，一個默默無名的男孩剛剛發現了一項技術，而這項技術即將顛覆整個世界。」

到此，我們終於可以回答我們在文中提出的那個問題： 統治者如何更快的提升生產力，推動科學進步，發展自己的文明？

在我看來，答案就是應用差異性定位的方法來獲取不對等的優勢。而不同的文明，又先天的具備不同的優勢。而最決定性的優勢，就是不斷的變化，以適應新的挑戰，以「新維度」來實現新的進步。

而每個文明的特質和秉性，是否能夠在一次一次的挑戰中實現自我的蛻變，或者是在落後中迎頭趕上，大概也能作為證明每個文明的優秀與否的證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