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廢除死刑的人在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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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法國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綁架案。8歲男孩菲利普被綁架，綁匪索要高額贖金。

警方在調查過程中，注意到一名年輕人，他叫帕特里克·亨利。帕特里克與菲利普的家人相熟，且經濟狀況不好，欠債，身上還有幾起小官司，總而言之，他嫌疑很大。警方把帕特里克抓來問話，他表示自己和綁架案毫無關係。在拘押了48小時之後，由於沒有證據，警方釋放了他。

一走出警局大門，帕特里克熱切地接受媒體採訪，表達自己對綁架案的看法。他向媒體表示，一定要抓到罪犯，如此傷害兒童的人，應該被執行死刑。一時之間，全法國都認識了這個戴眼鏡的年輕人。

可是，隨著調查的繼續，嫌疑再一次指向帕特里克·亨利。警方在一間公寓里找到了被綁架的小菲利普，被發現時，他已經被勒死了，死亡時間是8天前。而這間公寓，正是帕特里克·亨利租下來的。

面對鐵證，帕特里克·亨利終於認罪，承認是自己殺害了小菲利普。

「帕特里克·亨利案」徹底激怒了法國人。其殺害年僅8歲兒童的犯罪事實已足夠令人憤慨，再加上他第一次被捕時拒不認罪，且通過媒體戲弄公眾的行為，媒體調查，有99%的法國人認為該對他執行死刑。

假如你是陪審團的成員，你會判處帕特里克·亨利死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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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周，我一直在斷斷續續地讀一本小書，題為《為什麼要廢除死刑》。作者羅貝爾·巴丹德，正是上文提到的「帕特里克·亨利案」的辯護律師，在他的全力辯護下，帕特里克·亨利最終被判處無期徒刑，逃脫了死刑的懲罰。

事實上，羅貝爾·巴丹德不僅僅是一名律師，還是巴黎大學的法學教授和政治家。在「帕特里克·亨利案」過後沒幾年，隨著弗朗索瓦·密特朗總統的上台，羅貝爾·巴丹德出任法國的司法部長。在他的推動下，法國終於實現了維克多·雨果的願望：純粹，簡單而永久地廢除死刑。這意味著，哪怕是對待那些最為窮凶極惡的暴徒，政府也不可以把他們送上斷頭台，巨斧落下身首異處的景象，徹底成為了歷史。

那是1981年9月30日的事，距今，剛好36年。

當時的法國，是西歐唯一一個沒有廢除死刑的國家，因此，幾乎每一個死刑判例都會激起社會的大討論。以作者為代表的法國社會精英認為，廢除死刑是文明的進步，代表著我們脫離了「以命償命」的原始司法制度和血腥報復法則；宗教組織則認為，這符合教義中寬恕與救贖的宗旨，使得我們不再蔑視人的生存權。

但是，普通的法國民眾不吃這一套。事實上，在1981年初——也就是正式廢除死刑幾個月之前，媒體調查還顯示，有63%的法國人支持死刑。老百姓堅持認為，死刑的存在是社會正常運轉的底線，犯了重罪的人，理應得到最嚴酷的懲罰，如此，才能震懾更多的人不要犯罪。

可是，羅貝爾·巴丹德告訴我們，死刑之所以應該被廢除，是出於以下幾個理由：

首先，死刑存在震懾意義，是公眾一廂情願的想像。一方面，並沒有任何研究證明死刑的存在可以降低犯罪率；另一方面，根據歐洲其它國家的經驗來看，在廢除了死刑之後，他們的犯罪率並沒有升高——犯罪分子的僥倖心理不在於會不會被判死刑，而在於會不會被警察抓住，這是沒有從事過犯罪活動的普通人很難意識到的；

其次，司法並不絕對正確，它存在著誤判的情況，而且比例並不低。如果一個人因為自己從未犯過的罪被判處死刑，那其實就是司法在殺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廢除死刑，可以徹底杜絕無辜者被司法奪取生命的狀況發生；

再次，科學技術和醫療手段對人精神的認定存在限制。例如在書中寫道，一位犯人在被執行死刑之後，醫生解剖其屍體才發現其腦部存在病變。以當時的醫療條件，醫生無法在他活著的時候發現這一點。事實上，他是一個精神存在嚴重疾病的病人，生活非常痛苦，在缺少自控力的情況下，他應該得到的是治療，而不是被執行死刑；

再再次，人是會變的。有相當比例的重罪犯，在出獄之後都沒有犯下任何罪行；

最後，站在宗教的角度，死刑的存在，是在讓人懷疑寬恕的合理性和救贖的普世性。「人不該如此鎮定地擋在他人與上帝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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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說，閱讀這本書的初衷，是我期待自己被說服，然而很可惜，巴丹德並沒有說服我。

在巴丹德看來，我們之所以支持死刑，並不是出於理性，因為所有的理性原因都告訴我們，死刑應當被廢除。真正讓我們對死刑耿耿於懷的，是我們心中無法抒發的憤怒。巴丹德認為，這是我們自己不能克服因憤怒帶來的痛苦導致的，不該發泄到等待審判的人身上。儘管沒有明確表達，但巴丹德似乎在傳達給我們一個概念，那就是一個真正的文明人，應該有疏導自我憤怒的能力，哪怕面對的是一個殺人兇手，我們也不應該憤怒。

這幾乎是把憤怒做了羞恥化的處理，於我而言，很難接受。相反，我認為如果一個人在面對殘忍殺害兒童的兇手時都不憤怒，我不會認為他比我更文明，只會認為他比我更冷漠。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說，人類歷史就是理性不斷戰勝非理性的歷史，但是，理性與冷漠之間，顯然還是有其藩籬的。

站在公眾的立場，死刑代表著向犯罪者傳達的一個信號：當犯罪行為激起公眾的憤怒，其結果將會是嚴重且不可逆轉的。但在取消死刑之後，公眾的憤怒突然變得非常幼稚，因為這種憤怒不會產生與之相匹配的結果，到最後就只變成了拍桌子瞪眼。沒有哪一個罪犯會被拍桌子瞪眼嚇破膽，對吧？我們需要的是與憤怒相匹配的合法處置，如果得不到，憤怒就會向其他人發泄。例如在羅貝爾·巴丹德為帕特里克·亨利辯護期間，不斷有人寄給他恐嚇信，揚言要傷害他和他的家人，甚至，還有人在他家的門廊前放置了一枚小型炸彈，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火災。這都是巴丹德無視公眾的憤怒情緒而帶來的結果。

而事實上，巴丹德給出的理性理由也並非無懈可擊。

美國的黑人脫口秀明星Chris Rock有一個很老的段子，他說，美國永遠不會有黑人副總統。為什麼？因為黑人副總統會去刺殺總統，哪怕進了監獄，他後半輩子也會在監獄裡像皇帝一樣被其他黑人供著。雖然是段子，但仔細想想，它卻未必沒有現實性。在取消了死刑的國度，這種刺殺敵對勢力領袖以獲得本族群擁戴的「英雄」行為，未必就真的不會發生，哪怕是把牢底坐穿，有些極端分子也心甘情願。在這個具體情境中，只有死刑的存在，才具有阻止犯罪行為的震懾力。因此，評估死刑的震懾力，或許不應該只從社會整體的犯罪率做判斷，街頭械鬥死掉的毒販和被刺殺的美國總統，其生命質量和對世界的影響有天壤之別，但在犯罪率的表格上，他們都是1。

而從社會福利的角度看，死刑也有保留的價值。以我們開篇講到的「帕特里克·亨利案」為例，他犯案時還很年輕，無期徒刑意味著他需要先被監禁20年，20年後再次出庭，決定他之後是需要繼續服刑，還是回歸社會。在這20年的時間裡，他的生活成本和醫療都是由國家負擔的。先不說納稅人是否同意把錢花在重罪犯身上，地球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首先就並不具備這樣的經濟實力，盲目效仿，只會加重國家的經濟負擔，社會只會更加混亂。這一方面，墨西哥已經做了非常充分的說明。

其實，以上的所有維度其實都指向同一個問題，那就是社會的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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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前的英格蘭，吉普賽人逗留超過一個月都會被判處死刑，捕鹿、捉魚也有可能被判處死刑，這在今天都是無法想像的。而英國之所以能在很短時間之內就從胡亂使用死刑發展到廢除死刑（1964年），得益於英國的文化傳統和工業文明帶來的社會改善，脫離這個基礎，討論廢除死刑問題毫無意義。

目前來看，在廢除死刑的道路上，全世界的大多數國家是超前的，即在文明程度較低的情況下盲目追隨發達國家廢除死刑。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主張寬恕與博愛的宗教力量在起作用，但是，宗教力量並不能解決社會文明需求的各方各面，扔下一句「要寬恕」就撒手不管，因廢死而產生的社會矛盾與經濟壓力只會讓國家陷入更大的危機，比如，在經濟條件有限的情況下，究竟是建造一座監獄還是建造一所學校？當真面對這個問題時，決策者都會選擇建造監獄，因為孩子們可以等，但關押犯人等不得。

可是，孩子們真的可以等嗎？

（2015年各國刑法中死刑的保留與廢除情況）

辜鴻銘先生曾有一個論斷，他認為，法國人是最像中國人的歐洲人。而在中國，近些年關於廢除死刑的討論也在逐漸熱烈起來。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全世界80%的國家都已經取消了死刑，主張與國際接軌的人坐不住了。

羅振宇就曾在一期《羅輯思維》節目中專門討論過死刑的問題。他本人，或者說他當時所扮演的角色是堅定的廢除死刑支持者。在他給出的理由中，有一條是羅貝爾·巴丹德不曾提及的，他說，廢除死刑，實際上是在限制國家不斷膨脹的權力，以防止國家利用死刑制度進行濫殺，出現納粹式的悲劇。

以羅振宇的智力恐怕不會不知道，國家濫用權力懲治個別人，何止死刑一種方式？發生這類情況的根本原因不是死刑存在，而是國家的權力不被制衡，忽略對權力的限制問題，轉來追究死刑的責任，如此顯然的本末倒置，與其說是羅振宇無法發現，還不如坦然相告，即他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刻意避而不談。

總結起來，理解廢死問題，就應該重新理解文明與廢死之間的先後關係，即究竟是廢死帶來文明，還是文明帶來廢死？在我看來，廢死應該是文明發展的一種結果，而不該被設置為標榜國家文明程度的獎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社會精英，該克制自己總是無法按捺的、超英趕美的虛榮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