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煥庸線的二元格局真就天命難違？

（國慶臨近，之後是10月11日的七中全會和10月18日的十九大，10月份註定是特殊的一個月。本文為十九大前最後一篇文章，筆者暫時封筆，十九大後再見）

《淮南子·天文訓》記載，「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自古以來，「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一直被視為不可違逆的天道規律傳承至今。

1935年，中國地理學家胡煥庸以黑河、騰衝兩點為基，把這古訓用一條線顯現化，俄亥俄州立大學田心源教授把這條線命名為「胡煥庸線」。「胡煥庸線」被稱為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同時，這條線也被稱為中國的「天命線」。

2014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家博物館參觀人居科學研究展時，曾向陪同專家、學者拋出「胡煥庸線怎麼破」的研究課題，「我國94%的人口居住在東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一樣也需要城鎮化。我們是多民族、廣疆域的國家，我們要研究如何打破這個規律，統籌規劃、協調發展，讓中西部老百姓在家門口也能分享現代化。」

2016年，中國城鎮化率57.35%，距離70%的既定目標依舊存在一定差距。此外，我國如今的城鎮化發展主要依靠人口流動完成，而非本土城市化建設帶動。2016年，我國流動人口2.47億，佔全國人口18%。農村向城市的人口轉移成為城鎮化增長的基礎。

然而，這種發展模式並不可持續。大城市病、結構扭曲，地區差異等問題正逐漸暴露出來。中國的城市化建設相對於人口城鎮化落後的多。依託城市化建設為基礎的城鎮化發展才是可持續發展道路。認清問題方能對症下藥。中國城市化建設進程所面臨的問題受環境、產業、人文，三因素互相作用影響，形成久攻不克的問題，要找到突破口需從這些方面入手。

天地造化困局並非牢不可破

西北氣候乾旱，長年降雨稀少。在科學上，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線來衡量來劃分半濕潤與半乾旱地區、森林植被與草原植、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種植業與畜牧業。水是生命之源、文明之源。中國、古巴比倫、古印度、古埃及，這四大文明均起源於近水地區。缺水是西北大片土地荒廢的問題癥結。

觀察我國的年降水量分布圖，對比胡煥庸線，東南地區多為降水量800毫米以上地區，而西北方大多是降水量不足200毫米，兩者差距甚大。東南地區水多成患，洪澇水災較多。7月份，湖南和廣西成為洪澇重災區；而西北地區以內蒙古為例的地區則出現了嚴重的旱災。

東南地區多以平原為主，地勢平緩；西北地區多以高原、盆地為主，地勢陡峭。平原地主交通發達、易於居住；而高原、盆地環境惡劣，成為發展的天然阻礙。

氣候與地理環境的嚴苛是中國城市化建設拓展的一道天險。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中，約60%土地上只有5%左右的人口，大面積土地被閑置浪費。西北與東南形成鮮明對比。中國所有的一、二線城市，包括西部地區的主要大城市成都、重慶、西安、昆明等，均位於胡煥庸線的東南側，只有蘭州、呼和浩特、烏魯木齊在西北側。

考慮環境困境，城市化建設發展要跨過胡煥庸線函待解決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如何引水的問題；另一個是克服地理的問題。

要解決引水的問題其實已經有許多可以借鑒的案例。人工水道是祖先就留下來的一種方法。中國的人工水道始於春秋時期的運河開鑿。江漢運河，楚莊王時，激沮水作渠，引江水循入古漢水支流揚水，東北流至今湖北潛江西北注入漢水，溝通江漢。這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運河。秦始皇以刑囚三千，自今江蘇鎮江至丹陽，順應丘陵地勢，開鑿一條彎曲的河道，東南通吳王夫差所開之古江南河，而至會稽郡。自古以來的人工水道案例數不勝數。放眼當下，南水北調工程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人工水道工程；為了建設雄安新區，河北省交通部門正研究論證在雄安新區建設京安運河、保天運河兩條運河，分別通往北京和天津。其中京安運河大約230公里，保天運河大約200公里。

當然，西北地區地勢陡峭，不利於施工作業，但現代技術水平相比千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語，真要執行並非不可能的事。只不過，工程規模巨大，對於生態環境的破壞顧慮是遲遲沒有動工的關鍵。可千秋之功不能以一時得失來評價，前人栽樹後人乘涼，這樹總得有人去栽。

另一個就是地理問題，西北地區多高原、草原和盆地而且地勢不平，要在這種土地上進行城市化建設，對於建築技術提出了新要求。如同南海可燃冰試采成功一樣，技術創新突破是攻克這個難題的鑰匙。

實際上，這個問題並非無法解決的難題。巴西是典型高原國家，瑞士坐落於阿爾卑斯山下，是典型的山地國家。然而，這兩國都是在其不利的地理環境下構築起了一座座城市。2015年，我國雲南省通過研究，利用「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體氣候特徵克服了高原劣勢，依託特色農業找出了新道路，山上種林果、壩區有糧菜、圈中養家禽。雲南省通過創新，遭到了城市化建設的一條新路。西北地理環境的特點也許本身就有潛在機會。東南部城市化建設率普遍偏高，隨著城市化建設、工業生產，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相對而言，西北依舊保留了原生態自然資源。事實證明，艱險的地理環境問題可以被攻破。

產業分布扭曲可用政策引導

胡煥庸線東南側地區經濟發展對於GDP的貢獻高達95.7%，西北部僅為4.3%。產業分布不均衡導致地區差異巨大。從NASA公布的夜景圖中可以看出，中國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主要集中於沿海地區，以北上廣三地為核心對外輻射的效果最為明顯，二線城市次之。這些城市都位於東南，西北與東南差距明顯。

眼下，中國經濟結構正在從第二產業工業向第三產業服務業轉型。而第三產業的興衰取決於人口與消費力。由於超94%的人口都集中於東南，第三產業也必然在東南興盛。原本西北與東南的差距就非常巨大，如果西北地區不能享受到改革紅利的話，馬太效應現象勢必越來越明顯。「要想富，先修路」。自古以來，能夠帶動地區富裕只有經商，而經商必先通路。從中國長期高速鐵路網規劃圖來看，東南地區的鐵路網明顯較為密集，而西北地區的交通網路則較為稀疏，交通不便阻礙了經濟發展。

從以前的西部大開發，到現在的「一帶一路」，政府一直在想方設法打通西北地區的經濟命門。面對西北經濟落後的困局，宏觀政策的扶持自然少不了，但真正重要的在於做事的先後次序。

經濟的根本在於生產力。生產力中，人永遠是第一要素，而人也是構築市場的基礎，市場則是經濟發展的平台。因此，人口導入是最需要解決的難題。沒有人口作為基礎，縱然有再好的產業都無法運行。西北人口佔比不足5%，如果依靠當地人口的自我繁衍能力，在短時間內不可能提供足夠的人口。而且，在以人口驅動的城市化建設進程趨勢下，新生人口中有多少願意在當地紮根發展還值得懷疑。所以，從外部導入人口成為唯一選擇。

人口導入完畢後需要產業嫁接。產業嫁接必先開通商路，人工水道是一方面，陸上交通技術升級突破也是一方面，跨山鐵路、穿山公路的技術升級迫在眉睫。產業發展依託於人，想要留住人就得做到「安居樂業」。從衣、食、住、行這些日常生活剛需到醫、學、藝、娛這類軟需皆是必不可少的產業供給。剛需環節需要墊付資金建設相關配套設施搭建基本生存條件；軟需部分本身可以產業化，通過吸引商業投資。在商業化條件齊全後給予特殊的優惠政策能夠吸引資本的青睞。美國能夠把企業稅負從35%降到15%，中國又何嘗不能呢？

產業導入之後就該是完善市場。無規矩不成方圓，但對於新興地區的產業發展，監管約束不能過嚴，國內很多產業發展有一個窘境，不管就亂、一管就死。任何市場形成之初都會出現亂象，如何在不抑制產業發展的同時拿捏把控是對管理者水平的考驗。所謂完善的市場並非指沒有漏洞的市場，而是負面影響能夠得到及時、有效控制的市場。

市場是否完善的信號是當地人口是否增加。只要當地人口出現凈流入現象，就意味著良性循環已經形成，接下來的發展就會如履平地、一帆風順。北上廣深發展到今天這程度，已經不存對於發展的擔憂，步入正軌的良性循環正在為城市發展自我造血。甚至，北京和上海當前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抑制城市發展過熱。北京和上海分別提了2300萬與2500萬人口上限的長期目標就是針對該問題的調控。

人文差異需待破除歷史局限

西北與東南地區的文化、理念差異向來明顯，這種差異表現在日常生活的各個細節中。人文差異的形成絕非一朝一夕之事，回顧五千年中華文明可以發現，早在古代，這種人文差異就已經形成。

中國最早的朝代可以追溯至夏朝。對於夏朝的歷史因為缺乏歷史考證，故沒有得到國際公認。聯合國認可的中國歷史起源是從商朝開始。不過，商周期不能視作統一的中國。商周時期，中央權力對於地方權力的約束幾乎沒有，地方諸侯國臣民只聽命於諸侯，並不受中央君王管轄。歷史上，統一的中國要從秦始皇算起。也正是從秦朝開始，西北與東南的人文差異劃分逐漸明了。有意思的是，觀察秦朝版圖可以發現，大部分秦朝國土都處於「胡煥庸線」的東南側。對比現在的中國版圖，人文差異的分界線與秦朝版圖的邊境線竟然大同小異。

人文差異阻礙了人口流動的主觀意願。根據中科院發布的「中國可持續發展遙感監測報告（2016）」顯示，「胡煥庸線」東南側人口密度為303人/平方公里，而其西北部人口密度為16人/平方公里。中華民族並非是一個排斥外來文化的民族，西方的節日、日本的動漫、歐洲的藝術都深受國人喜愛。然而，本土地區文化卻無法推廣，許多地區文化習俗僅僅在當地生根卻無法進一步推廣，這種奇怪現象的背後是教育與傳播的缺位。

在歷史上，中原地區與異族之間發生過多次慘烈戰爭衝突。古人通過歷史文書、道德理念把這種民族思想傳遞給後代。國人向來喜歡提「老祖宗說……以前怎麼怎麼樣……」先人流傳下來的東西有些是精華，有些則是跟不上時代的糟粕，取其精華，棄之糟粕是進步的根本。現在的中國已經沒有五胡亂華，也沒有外族蠻夷之分。人文隔閡並不是無法消除的障礙。獨立思考，辨析是非才能正確審視歷史提升自身境界休養。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長久以來形成的思想觀念在短時間內要改變是不現實的。但是，跨不出這一步，或者不願跨出這一步就談不上之後的進步。歷史的困局限制了城市化建設的發展，要破除局限就必須得有人身先士卒。1980年至2015年這35年間，「胡煥庸線」的緩衝區地帶，自然濕地面積減少了11.8%，林地面積減少了3.8%。這些土地轉化為建設用地與耕地，同期，建設用地面積增加了32.4%，耕地面積增加了17%，這一切改變都是為了衝破困局所做的前期準備。可是，如果沒有人口流入相配合，最終結局也只是一座座鬼城罷了。人口並非牲口，依靠強制手段遷移人口肯定行不通。消除人文差異，教育、引導大眾接納異地文化，自願與當地融合才是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中國城市化建設進程發展至今，一些矛盾正在逐漸突出。農村人口進城紮根驅動帶動城鎮化增長沒有任何意義。大量土地資源被閑置，地區差異分化加劇是以人口遷移為基礎的城鎮化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資源集中、人口集中、財富集中、產業集中等各類集中導致的結果是極少部分城市文明已經足以與發達國家最繁華城市相媲美，而大部分地區城市、鄉、鎮、村十分落後。激發當地潛力，盤活存量是現今宏觀調控的方向，這也是實現經濟結構再平衡的先決因素。城市化建設才是中國城鎮化的長遠之路，利用技術升級打破自然局限，確保環境適宜，基本的環境條件是確保人口能夠待下去的基礎；引入產業打造地區市場，構築經濟支柱；破除人文差異隔閡，引導人口遷移形成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