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爛千陽：深入印度看莫卧兒帝國
一度自筆者7月初來到印度以後，短短的幾個星期里經歷了許多以往所沒有經歷過的磨難。第一天便被人坑了4000盧比；第一周由於水土不服而差點倒在異國他鄉；第二周則一直在養傷；第三周因為自己的銀行卡取不出錢而發愁；第四周則渾渾噩噩地度過；第五周，當我乘坐著從瓦拉納西回德里的火車，在下車前的三分鐘，我的包被偷，一切貴重物品丟失凈盡，警察就給了一張護照丟失證明了事；第六周被移民局的人告知，為了得到離境許可，需要再待10天。在這種情況下，除了感慨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之外，什麼也做不了。
印度壞人很多，而且還十分狠。前一秒鐘他還和你稱兄道弟，下一秒就伸手向你要錢。聽他們說話的時候，他們總能娓娓道來，滔滔不絕，好像他們是真心實意地對你好，可是一旦落實到具體的生活細節，他們就會和你較真，並且竭盡所能地從你的身上搜刮錢財，絲毫不馬虎。而他們竟然還能美其名曰「友好的象徵」。
但是，也存在這麼一些人，他們真心對你好。當你被坑錢，無助地站在廣場上時，一個警察從小賣部里免費遞給你一瓶水；當你坐突突車到達目的地，卻發現零錢不足時，和你同乘一輦的人毫不猶豫地用自己的錢給你墊付；當你在路上因語言不通而苦惱無比時，那些會英語的人走過來，盡心地為你當翻譯，直到把雙方所有的疑慮都解釋清楚為止。一言以蔽之，坑你的人，非常狠心；而愛你的人，則非常耐心。
於是，小編想到了巴布爾在其回憶錄（ ）中所寫的一首詩：
語言呀，我用你幹了什麼？
由於你，我胸中出血。
你在戲謔中無論怎樣講，一切都是下流話，或是謊言。
如果你說：「我不想為此罪過而燃燒。」
那你就把馬從這個廣場牽走吧。
「我們的主啊！我們已自欺了，如果你不赦宥我們，
不慈憫我們，我們必定變成虧折者。」
曾經有這麼一段時間，我恨我自己選擇了一個這麼落後的地方作為自己畢業游的目的地，也抱怨這裡的人工作效率低下，看不起他們在條件如此艱苦的情況下，還不懂得努力工作，卻只知道刁難別人，尤其是外國人。
但是，這麼多天來，我也一樣經歷了很多事，也認識了不少遊客和本地人。我最常聽見的一句話是：不要用中國人的思維理解印度。隨著在印度待的時間越來越久，我越來越感覺到這句話的正確性。如果不去深入了解對方是怎麼看待這個世界的，我們又有什麼辦法更加客觀地看待這個國家呢？
我有幸在甘地紀念堂聽了一個歷史學家關於印巴分治的講座，其中他大談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共同社會文化遺產，並指出無論是穆斯林，還是印度教徒，都有大量的文學作品反映分治前後的思想及社會文化狀況，提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同珍惜的精神財富，然而嚴肅的歷史研究卻幾乎沒有。
我也有幸碰見了在德里的伊斯蘭文化中心，裡面有波斯語課程——在印度，如果你懂英語，你可以和社會的中上層愉快地交流；而如果你懂波斯語，則你不但會受到穆斯林的尊敬，而且還可以深入到印度社會的內核。如此種種，使我不得不嘗試從歷史的角度去理解這個不可思議的國家。
德里的伊斯蘭文化中心
於是我把目光投向了莫卧兒帝國（ ，字面意思是新郎國王）這個印度歷史上最為輝煌、文化最為多元的王朝。她的官方語言是波斯語；她試圖讓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間實現永久的和平（ ）；她把南亞次大陸統一在獅子太陽旗（波斯王權的象徵）下；她還在19世紀時同英國殖民統治作最後的鬥爭。也許，從這個輝煌的王朝身上可以找到所謂穆斯林與印度教徒的「共同遺產」，也更能理解當今的南亞次大陸。
德里：波斯-莫卧兒-英倫快照
1635年，莫卧兒皇帝沙·賈汗在亞穆那河的西南岸建造了莊嚴的紅堡和賈瑪清真寺。這塊中心地帶以他所鍾愛的女兒的名字而命名為Chandni Chowk，成為了一個商業中心，而整座城市則叫做沙賈汗阿巴德，即今天的舊德里（也是歷史上的第七個德里）。
在沙·賈汗與奧朗則布兩代皇帝的經營之下，德里成為了世界最富有、最恢宏的首都之一（印度的明珠）。在伊斯蘭世界裡，她可以媲美奧斯曼帝國的伊斯坦布爾、薩法維王朝的伊斯法罕；同時也不遜色於倫敦、巴黎等西方城市。
從ChandniChowk望向紅堡
霧霾讓遠景變得模糊
如果你待的久了，你會發現，德里實際上是一個多核心城市，有多個商業中心，同時其建築參差不齊。這可能是因為歷史上德里的變遷太過頻繁了吧。她正好坐落在東部的喜馬拉雅山和西部塔爾沙漠之間的走廊上，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自然得到統治者的重視。
阿克巴的寵臣艾布·法齊爾寫道：「德里是印度最偉大的古城之一，她的第一個名字是印德拉帕特。」在德里蘇丹國時代，德里被無數次地摧毀過和重建過。尤其是在圖格魯克王朝時期，德里就被重建過三次。莫卧兒皇帝胡馬雍建造了第六個德里，後來莫卧兒的敵人舍爾沙再將其擴建，為將來的莫卧兒帝國都城打下基礎。
儘管莫卧兒的統治者崇尚威嚴，不斷地大興土木，然而卻缺乏規劃意識。歐洲旅行家蒙塞拉特曾經寫道：「從遠處看，莫卧兒的城市十分壯觀且具有美感，因為大廈以及各式的塔樓點綴著這些城市。但當你進去以後，你會發現，道路蜿蜒狹窄，沒有細緻的規劃。城市因而也美感全無。」
統治者在意的地方，道路平整，環境優美。民眾居住的地方則髒亂無比，更加缺乏應有的規劃。這部分可以歸結為印度的種姓制度所帶來的後果。嚴格的等級觀念束縛了社會整體觀念的形成，以致不同等級、不同行業的人之間互不關心。當然，就印度而言，德里的規劃已經是相當好的了。
紅堡的拉合爾門
在紅堡的周圍，你可以見到許多老式建築和各種宗教的寺廟，街道雖然髒亂，但是畢竟筆直，有一種王者的氣派。在莫卧兒帝國的文化、宗教寬容政策下，民眾可以表達他們的信仰然而不用受到生命威脅，因而各種信仰的殿堂可匯聚一處，甚至出現在皇宮的面前。從街道一側看向紅堡，雖然知道它宏偉，可是卻完全沒有北京紫禁城那種不怒而威的高貴氣派。
相反，它卻像一座監獄，顯得冷酷而內斂。然而，當你走到裡面去的時候，那又是一個天堂般的存在。波斯式的建築用印度的大理石來建造，輔以精心修剪的草坪，所有的功能部門都是用波斯語來命名的。也許，早在莫卧兒時代，或是更加久遠的年代，印度就是這麼一個「一眼天堂，一眼地獄」的國度了。
統治者對印度人民的蠻橫壓榨惡化了民眾與莫卧兒王庭之間的關係，加深了相互之間的不信任。同時，莫卧兒政權深知多民族、多語言、多宗教、多部落的印度斯坦（波斯人及中亞穆斯林對北印度恆河流域一帶的稱呼）是難治之地，民眾很容易就會被煽動起來。因此他們得先把自己保護起來，同時把「刁民」與自己隔離開來。
而可悲的是，即便到了今天，民眾和國家機關之間也缺乏應有的信任。我的朋友Raja（錫克教徒）告訴我，印度的國家機關工作效率很低，民眾一般也不願意接觸他們。如果遇到一定需要他們解決的事情，給他們一些錢，事情很快就可以擺平。
他舉了一個例子，如果你違反了交通規則，只要有駕駛證，就不會受任何懲罰。若沒有駕駛證，給一點小費也可以免責。而我親身經歷的一次是，和我一樣式來印度做志願者的中國朋友買了兩瓶啤酒，而警察卻不讓帶上地鐵。我朋友對他說了幾句好話後，警察就放行了。
雖然遇到的事情比較極端，印度朋友的敘述也含有誇張成分，不過結合歷史來看，今天印度政府在民眾中的形象也許確實不好。而據歐洲旅行家敘述，在莫卧兒時代，甚至是正常的司法及警察保護，如果不首先進行賄賂，你也不可能得到。
而賈瑪清真寺的周圍則是德里最為髒亂差的地方了，穆斯林們住的是棚戶，在蒼蠅到處飛、垃圾隨處放、路面坑坑窪窪的地方賣雞肉和羊肉。16世紀時的歐洲旅行家說：「炎熱的天氣與潮濕的大氣讓民眾變得怠惰，卻讓各種害蟲猖獗。」
看到這種光景，我的第一感覺是，也許人們並沒有在此長期定居的打算。可是，望向賈瑪清真寺，看著夕陽的餘暉，還有那數以千計的鴿子，卻分明感覺到這個地方又是如此的靜謐。雖然生活艱辛，但是民眾並沒有忘記，真主就在自己的身邊。每當禮拜（ ）的聲音響起，大家就會放下他們手頭中的活，跑去清真寺。
這無疑是整個印度社會的一個縮影：無論穆斯林，還是印度教徒，他們都把信仰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同時對自己的生活卻沒有這麼高的要求。這或許就是奈保爾在《信徒的國度》裡面講到的問題：先知不能解決所有的難題；除了信仰，我們還需要點別的。可是，即便是載人的突突車和載物的大貨車，在它們上面都會貼上醒目的宗教標識，來表明主人的信仰。
在外人看來最大的問題，即人居環境問題，對於印度人來說卻不是個問題。好像他們只要把禮拜的地方修的乾淨整潔，並按時參加儀式，就已經完成所有的社會義務了。這就是印度社會最大的特徵：宗教信仰為生活立法，沒有和信仰無關的生活；當然，也沒有和生活無關的信仰。
從髒亂的巴札望向賈瑪清真寺
印度的總統府由英國殖民者所建，糅合了英倫的壯麗與波斯的秀麗。它的紅色圍牆便是波斯-莫卧兒風格，上面建有涼亭，儼然紅堡第二。而裡面的則是英式的圓頂白色建築，有羅馬柱支撐，有方尖碑陪伴，還有波斯涼亭做修飾。當年英國人十分清楚統治印度靠的不僅僅是蠻力，更重要的是精明的策略。
他們知道莫卧兒帝國雖然已成為過去，但是在印度人的心目中，她的威望無可替代，也是印度統一的最有力的法理基礎。1857年的起義，無論印度教徒，還是穆斯林，甚至叛變的英國僱傭軍，都毫不猶豫地推舉德里的巴哈杜爾·沙·扎法爾二世作為名義上的領袖，挾天子以令諸侯。
當英國人鎮壓了起義軍，「不得已」進行直接統治之後，他們更加慎重地去吸收當地的文化，深入腹地進行挖掘，試圖博得當地人尤其是上層人士的支持。1902年到1911年之間，英國人在沙·賈汗阿巴德的旁邊營建新城，即新德里（第八個德里）。如今的總統府，也即英國當年的總督府，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建立起來的。
印度總統府周邊的建築大多是英倫風與波斯風的結合
莫卧兒：聊勝於無的身份認同
某個周六的晚上，我花了80盧比進入紅堡，聽了一場英文說書，它講述了從沙·賈汗到尼赫魯之間的故事。在沙·賈汗和奧朗則布的年代裡，德里擁有著巨大的財富，吸引著世界各地的商人、投機者與使節。皇帝在宮殿里可以檢閱著自己威武雄壯的大軍，觀看來往的人群，有時還可以看到大象的隊列。
而旁邊的後宮則是供皇帝與妻子們玩樂的地方。可奧朗則布卻是個例外。他在紅堡里修建了一座珍珠清真寺，專供他及其家人禮拜。他十分忠誠於自己的信仰，也並不喜愛享樂。他在德里待的時間不長，1679年為了與拉賈斯坦的土邦王作戰離開德里之後，直到1707年去世，他再也沒有回去過。
由於伊斯蘭以教帶政的特質，許多人很容易對伊斯蘭產生誤解。就拿奧朗則布來說，由於他過於執著於自己的信仰，同時在歷史上確實幹過破壞印度教神廟的事情，他就被指責為偏執的宗教狂，導致了民眾的不滿與帝國最終的崩潰。而伊斯蘭則更因此背了黑鍋，被後人指責為「不寬容」。
殊不知奧朗則布在其半個世紀的統治里，只破壞了極少數的印度教寺廟，而且還是因為鎮壓反抗國家政權的婆羅門貴族才導致了這樣的後果。即便寬容如阿克巴，他的軍隊在鎮壓印度教徒時，還曾經把牛血潑到神廟的門前。為莫卧兒服務的拉吉普特人同印度教徒作戰時會趕盡殺絕，而為印度土邦效勞的穆斯林也不會對莫卧兒軍隊及民眾手下留情。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正是因為其對伊斯蘭的信仰虔誠，維護髮源自伊斯蘭的行政、法律制度（Islamicate），相關的保護各種信仰的政策及法律才得到更好的落實。而奧朗則布時代的莫卧兒之所以變故頻頻，不是由於所謂的宗教矛盾，而是由於長期的積弊所致。
用《聖戰與文明》一書中的觀點來說，層層的剝削以及腐敗、對經濟發展的壓制，讓莫卧兒政府成為了「寄生蟲」，只能靠不斷發動戰爭掠奪財富，以及加重稅收來維持運作。也許，奧朗則布深知「亂世用重典」的道理，因而他畢生努力工作，企圖開疆拓土，緩和矛盾，並維護伊斯蘭式的行政及法律制度，加強各項方針政策的實施力度。但由於流弊已深，即便是他也無力回天了。
奧朗則布時的莫卧兒帝國
奧朗則布之後，莫卧兒帝國不再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各地的總督（ ）以及帶兵打仗的將領（ ）拉幫結派，各自為政，莫卧兒皇帝的政令幾乎不出德里，成了名副其實的「城主」。而德里也因此而遭殃。
1738年，伊朗阿夫沙爾王朝沙阿納迪爾率軍遠征莫卧兒帝國，一路上勢如破竹，而皇帝穆罕默德·沙卻還在聽著自己心愛的皇后用波斯語唱著歌。當伊朗軍隊臨近德里時，負責捍衛德里的莫卧兒將領是奧德總督薩阿德·汗（本身也是伊朗人，且信奉什葉派）。他明顯不是納迪爾的對手，很快兵敗被俘。由於德里市民的抵觸，納迪爾下令洗劫德里。
在這之後，馬拉塔人、錫克人、阿富汗杜蘭尼王朝等劫掠德里達7次。十九世紀時的一位烏爾都語詩人把德里稱作「可憐的城市」。曾經的輝煌化作灰燼，過去的繁華早已風消雲散，偌大的德里變成了一個哀鴻遍野的鬼城。
伊本·海勒敦的理論似乎又在此作祟了：當王朝強大的時候，邊遠地區的部族俯首聽命，而王朝的城市極度繁華，吸引著四面八方的人；而王朝衰落的時候，族親意識淡薄，民眾離開，城市衰落，邊遠部族起而攻之，摧毀舊王朝的城市與宮殿，建立自己的新城市與新宮殿。無論處在什麼地方，似乎伊斯蘭王朝的宿命就是如此，強大的時候萬眾矚目，滅亡之後蕩然無存。
英國人於18世紀中期擊敗了法國人，在次大陸上縱橫捭闔，1803年挺進德里，成為了次大陸上最強大的勢力。馬拉塔戰爭，與錫克教徒的戰爭，進攻杜蘭尼王朝的戰爭，讓英國人擁有了從俾路支斯坦到孟加拉灣的大片土地。反英大起義失敗之後，不但德里再次遭到洗劫，連莫卧兒皇帝也被流放到仰光去了。這個末代皇帝用烏爾都語寫道：「過去的輝煌，現在已經成了塵土與傳說。」
莫卧兒菜
不過，德里依舊是莫卧兒的天下。人們用別樣的方式表達自己對莫卧兒時代的懷念。例如，宮廷御廚的後人卡里姆丁（Karimuddin）把莫卧兒的烹飪方法帶出了皇宮，給百姓帶來了Seekh Kebab、Chicken Afghani、Biryani等美味佳肴以及burra（ ，烤）、tandoori（ ，烘）等烹飪方法，印度菜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1913年，Karim』s餐館正式成立，至今依然是名牌老店，其手藝代代相傳。另外，當年這些只有在皇宮才能吃到的天價菜肴，今天在路邊一家餐館就能吃到了，而餐館的數目甚至多到每隔500米就有一家的地步。
隨處可見的莫卧兒菜餐館
民以食為天，由於這些美味的食物，「莫卧兒」（Mughlai food）不再僅僅只是一個高冷的歷史名詞，也是一個大家所喜愛的菜式，更是一種生活的方式。「莫卧兒」已經深深地融入到了大街小巷之中，即便與小孩子溝通，他們也會如數家珍似的和你講述前朝的往事。
印度門也是當年的沙·賈汗建立的，由一個涼亭（ ）、一個花園（ ）和一個拱門構成。在這裡，波斯的文雅以及突厥的雄渾得到了結合，在夕陽的映襯下，正好成為了莫卧兒帝國的一個縮影——涼亭代表他們對治理國家的高度重視，而花園則是他們對波斯-伊斯蘭文明的承接，至於拱門，則是其好大喜功的表徵。
晚霞映襯的印度門
莫卧兒是一個讓印度人感到自豪但又是無可奈何的「身份」，大家都知道，莫卧兒是個穆斯林王朝，印度教徒即便在講述莫卧兒菜的時候，也會在前面加上「穆斯林」一詞。這說明，在潛意識裡，莫卧兒還是被當作「他者」來對待。
這是一個聊勝於無的身份認同，雖然不完美，但是歷史遺產就是歷史遺產，她需要每一個印度人去理解，去吸收，去容納。深入到德里的大街小巷裡、落到餐桌上的莫卧兒，已經和印度人融合在一起。
1947年8月15日，尼赫魯在紅堡的拉合爾門上升起了第一面印度國旗，並莊嚴宣告了印度的獨立。她的國徽是阿育王的獅子石柱，而國旗正中央的轉輪是甘地在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期間發明的紡織用具，旨在提高民眾的生產力。甘地、莫卧兒帝國、阿育王是印度統一的最重要的法理和精神基礎。
從波斯語到英語：轉變的不僅僅是國家政權
在德里的地鐵上，我看到了一則普通但是卻挺耐人尋味的廣告。說它普通，是因為在中國，這種廣告太常見了。說它耐人尋味，是因為在印度，它卻有著特定的歷史語境。
廣告上，一個女生抱著本英文書籍，聽著耳機，而標語則寫著「better English, more opportunity」。為了獲得更多自我提升的機會，越來越多的人努力學英語。我認識了一個來自孟買的印度朋友，她的英語十分流利。她父親是泰米爾人，母親是法蘭西裔。她說，確實，出於交流以及工作的需要，人們要努力學習英語，這樣才能跨越印度的多語言障礙。
即便是印地語，它也只是在印度北部得到重視。一般地，人們掌握自己的母語以及英語就足夠了。作為官方語言的印地語卻沒有這麼重要，它對南方人的影響甚至接近於零。
想到此，我不禁啞然失笑。當今的中國，在新東方等培訓機構的影響下，學生們高喊「我要學好英語」「I can speak English well」等口號，有些人在口音上甚至可以和英美本地人相提並論。
如今的印度，也再次迎來了英語學習熱，英語在加強印度人相互之間的溝通上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回想四百年前的印度，在莫卧兒政府以及各蘇非團體的支持下，社會各個階層的人也在加強對波斯語——帝國的官方語言的學習。
也許，在那個時候，當你走在德里、阿格拉、阿吉梅爾，甚至瓦拉納西的大街上，你會發現一些地方畫著兩個同樣穿著紗麗的女孩，可一個是穆斯林，一個是印度教徒；她們一個手裡捧著哈菲茲的詩集，另一個則手持《羅摩衍那》的波斯文譯本，而這幅畫的標語是「 !」（努力學好波斯語，改變自己的命運）。或許那個時候的波斯語學習熱，就像今天中國的英語學習熱一樣，被覺得理所應當，又甚感無奈。
莫卧兒風格
當然，莫卧兒帝國使用波斯語作為官方語言，不僅僅在於他們本身與波斯文化，抑或是薩法維王朝的密切關係，而更在於北印度民眾對於波斯語的熟悉以及波斯語本身的人文主義特性。
波斯語的人文特性體現在，從她自九世紀興起開始，就不是為了對某種信仰或法律進行闡釋而存在的。相反，她是由進入伊斯蘭王朝的波斯官員發展起來的，主要用於行政及文學目的。
從伽色尼王朝蘇丹馬合木以來到巴布爾時期，穆斯林曾三次入侵印度斯坦，同時也帶去了數量眾多的波斯學者以及文人，伽色尼時代的比魯尼就是一例。久而久之，他們對印度斯坦的社會產生影響，而波斯語本身也受到印度諸多語言的影響。在相互交融的背景下，印度斯坦人對波斯語的抵觸逐漸減少，甚至開始推動波斯語「印度化」。
而十四世紀的波斯詩人哈菲茲即感慨到：
從印度來的所有鸚鵡，都會用
到孟加拉的波斯糖果，來榨糖。
它表明，印度本地的文人，無論是印度教徒，還是穆斯林，無論他們願不願意，都承認波斯語日趨強烈的影響力。但是，正如詩中所說，印度的精英只是用波斯「糖果」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已。相反，印度的穆斯林王朝為了爭取更多印度人的支持，還把印度北部諸語言（Hindavi）作為他們的半官方語言。
蘇非墓地
不過，真正讓波斯語，特別是人文氣息濃厚的南波斯風格（ ）滲入到印度的，是隨伊斯蘭大軍進入印度的各蘇非團體。我曾到過德里吉斯提道乘長老尼扎姆丁·奧利亞的陵墓。長眠於墓中的長老被用棉布蓋著，上面綉有鮮艷的圖案。另外還蓋有紫紅色的鮮花花瓣。
這些儀式以及禮節已經超出了中東伊斯蘭的範圍了，很明顯吸收了印度教的元素，為的是吸引更多本土印度人去了解伊斯蘭的信仰及相關的制度。伊斯蘭的法學家們，即便能在統治者的高壓下，自願或不自願地作出有利於信仰融合的法律解說，但也不能像蘇非那樣提供一個寬鬆的環境。借著蘇非這個平台，波斯語的許多句法與辭彙，以及帶有波斯風格的蘇非音樂進入到印度斯坦底層民眾的日常生活中。
當時的印度教徒為了保護自己的信仰，更加嚴格地執行種姓制度，企圖通過分層來強化印度教群體的「凝聚力」。穆斯林也或多或少地受其影響，在民眾之間劃分等級，而在圖格魯克王朝時期，甚至連主張平等的蘇非長老也受到打壓。可是，隨著波斯語以及與之相連的人文精神的日漸深入，民眾開始覺醒。
為了改變階層固化的狀況，印度的穆斯林統治者以蘇非的平等主義思想為基礎，加強伊斯蘭法治建設，渴望恢復先知時代的平等。印度教徒也受到這股風潮的影響，開始有組織地學習波斯語及相關的伊斯蘭文化知識，推動印度教群體的變革。
到了洛迪王朝，在蘇丹斯坎達爾的贊助下，許多波斯語學校被建立起來，只要條件滿足（比如作為某蘇非道乘的一員），印度教徒也可以學習。而舍爾沙的蘇爾王朝，則更是運用軍事力量來保障伊斯蘭法的落實，以重構日漸固化的印度社會。
德里的洛迪花園一角
正是洛迪王朝推動了波斯語在印度的進一步普及
巴布爾入主德里後也參觀過該花園
莫卧兒帝國的興起，與薩法維王朝一樣，靠的是眾多為其服務的波斯文武官僚。由於波斯人無可爭辯的實力，他們得到各個統治者的重視，他們的文化得到了弘揚。
阿克巴皇帝為了吸引更多伊朗的技術官員及文人，為莫卧兒政權的建設補充新鮮血液，同時，借蘇非式的哲學，即注重精神功修，輕視門派觀念的作風，打破各種信仰的限制，建立統合全印度的「神聖宗教」（ ），把更具人文色彩的波斯語稱為皇帝的語言。儘管他本人是文盲，他還是儘可能要求宮廷侍從給他誦讀波斯語的名篇。
而帝國的文件，大到皇帝的聖旨（ ），小到村官的書信，都被要求用波斯語發布或者備案。另外，為了加強穆斯林對印度教的理解，莫卧兒王庭組織語言學家們把梵文中的名著如《羅摩衍那》等翻譯成波斯語。
當然，為了遵守伊斯蘭的法律以及信條，有關印度教信仰的部分被進行了「伊斯蘭化」處理。就如比魯尼時代一樣，印度教的神祗被翻譯成「天使、天神」之類的詞，甚至阿克巴也沒有把梵文的史詩當作宗教題材的作品。
阿克巴死後，神聖宗教銷聲匿跡，但是波斯語作為行政用語的決定還是被保留了下來。《阿克巴治則》（ ）、《阿克巴本紀》、《賈漢吉爾大詞典》（ ）等波斯語大部頭的出現，規範了印度斯坦地區的波斯語，形成了獨特的「印度風」。
伊朗的波斯語和莫卧兒帝國的波斯語，就像今天的英語和美語一樣，既一脈相承，又相互區別。總體來說，莫卧兒帝國的波斯語由於受眾更廣而更具包容性。到了沙·賈汗時代，不但宮廷中的達官貴人能夠講流利的波斯語，甚至是普通的莫卧兒士兵以及和政府有關聯的印度教人員，也能夠用波斯語進行簡單的閱讀。為莫卧兒王朝出生入死的拉賈斯坦拉吉普特人，不但積極學習波斯語，在文化上也深受影響。
正是由於順應了自阿克巴時代以來的這種大潮，著名的拉吉普特王公Man Singh建造了琥珀堡（1592）。走在琥珀堡的院落之中，你會發現，無論是庭院的布局，還是外面用以裝飾的花園，甚至是拱門（ ），都是波斯式的，只不過畫在上面的有伊斯蘭式的複雜植物圖案，也有印度教的神祗。除了琥珀堡，像後來的齋普爾、白城烏代布爾，甚至是瓦拉納西，都有數不清的波斯-莫卧兒建築。
琥珀堡遠景
而這也正是馬歇爾·霍奇森在《伊斯蘭的冒險》第三卷當中提到的「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相互影響的時代」。不但在建築樣式、生活方式上，他們相互借鑒，而且有時印度教徒用波斯語來寫作，而穆斯林則用印地語來寫作。
更有甚者，到了17世紀，印度教徒當中也出了不少波斯語的大師（ ），他們可以在穆斯林的學校（ ）當中教授波斯語，而這些學校同樣也有一定數量的印度教徒。同時，印度教徒也把學習波斯語當作自己「遠大前程」的開始。自阿克巴時代以降，不少印度教徒通過學習波斯語和伊斯蘭式的制度，成為了「波斯官僚」中的一員。
18世紀，儘管莫卧兒帝國的中央政府衰落了，但是在整個南亞次大陸，波斯語的影響力繼續上升。能講一口流利的波斯語被當時印度的上層人士看作是一種榮耀。但是，無論波斯語怎麼普及，它在上層與下層之中的流通產生了一對悖論：在上層統治者中，波斯語的使用拉近了穆斯林與印度教徒的關係；然而在下層，特別是18世紀以來，卻讓穆斯林與印度教徒漸行漸遠。
這是因為當國家興旺發達的時候，民眾自信包容；衰落的時候，隨著膽怯心理的增加，包容性也會削弱。就連莫卧兒統治者在民眾當中推廣波斯語也只是為了「防止穆斯林被印度教腐蝕」。雖然波斯語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幫助莫卧兒統治者跨越民族、宗教、地方語言的限制，把觸角伸向印度的各地，可那僅僅限於國家機關及城鎮之內。
波斯語實際上把莫卧兒王庭與廣大的農民、部落民和各個操不同方言的人群對立起來，這使得莫卧兒雖然集權，但是其統治架構卻像空中樓閣一樣，讓地面上的民眾無法觸及，更無法了解。而正如上文所說，如今的印度，依然存在著民眾與國家機關之間互不了解、互不信任的情況。這也可以說是莫卧兒帝國的一大「遺產」了。
當然，莫卧兒統治者一直都在想應對之策。從巴布爾了解旁遮普語、印地語的書寫字母，到奧朗則布能夠用印地語進行書寫，莫卧兒帝國在調和上層與下層的矛盾、增進互動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
莫卧兒後期，隨著中央權威的進一步衰落，地方勢力的做大，出於「尊重」地方統治者的需要，朝廷也考慮過用印度本土語言代替波斯語的提議。18世紀，著名的詩人兼學者阿勒組（Siraj-ud-DinAli Khan Arzu）曾說用梵文（ ，書中的印地語）來代替波斯語。
但是奧朗則布時代的一位學者已經指出，梵文太過「神聖」，不是凡間俗世的語言，莫卧兒王朝「沒有資格」使用它，而像印地語、旁遮普語、克什米爾語這些「蛇蠍」使用的方言，也沒有足夠大的文化底蘊來讓她們成為通行全印度的官方語言。
而18世紀末，在莫卧兒王朝已經日薄西山的情況下，皇帝們才開始改變主意，逐漸接受印地語及其他方言。然而，即便他們使用了印地語，也要求必須用波斯字母書寫。於是，統治機構里中下層的人員就逐漸使用這種用波斯字母書寫的印地語，皇家軍營的語言（ ）即烏爾都語就此誕生。
英國東印度公司進行大規模征服活動且建立殖民地的第一個地方是孟加拉（1757），因為這裡的商業網路相對來說更為發達，商品市場化程度高，符合當時英國人傾銷本國商品的需要。
英國人更多的是把孟加拉這塊地方當作是可以隨意榨取財富的殖民地，因此商人們按照自己的需要強迫當地人種植他們所需要的經濟作物，同時在免關稅的條件下把自己從本國帶來的商品傾銷給本地人。很快，在莫卧兒時代發展的最好的孟加拉地區被英國人徹底摧毀，轉變成一個嚴重依賴國際市場的經濟附屬區。大量種植經濟作物使糧食種植面積下降，最終導致了1770年的大饑荒，而民眾的反抗也日趨強烈。
殖民者不得不改變統治策略，於是任命沃倫·黑斯廷斯擔任印度總督（1773-1784）。黑斯廷斯上任後，停用英國的重商政策，而重新啟用莫卧兒帝國的伊斯蘭式的行政和法律制度，以保護當地居民的土地所有權以及財產權；把波斯語作為東印度公司的官方用語，以便於和印度土邦王和莫卧兒總督交流溝通；甚至在禮儀上也採用波斯式的，達到拉近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目的。
除此之外，這個時候的東印度公司鑄幣也是伊斯蘭風格的，例如有的貨幣正面刻著英國王室的獅子標誌，而反面卻是用波斯語銘文。與此同時，英國本土的議會也在積極討論如何對印度進行更加「人性化」的統治。於是就有了著名議員埃德蒙·柏克的論斷：「把一個政府稱作穆罕默德式的政府，也即是說這是一個法治的政府。」
英國人也越加尊重莫卧兒帝國的制度及文化。為了更進一步了解殖民地的文化，黑斯廷斯還資助東方學者對其進行研究。在這個背景下，威廉·瓊斯於1784年在加爾各答建立「孟加拉亞洲協會」（AsiaticSociety of Bengal），對印度的大量文學、歷史作品進行翻譯，而他本人則精通波斯文、梵文等諸多語言。
19世紀英國思想界也因此受到了以印度文化為首的東方文化的強烈影響，如詩人雪萊就因為在其詩作中大量運用印度及伊斯蘭世界其他地方的元素而被稱為「徹頭徹尾的印度人」。
然而，到了19世紀之後，印度的一切都發生了變化。英國在南亞次大陸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同時工業革命的影響力也滲透到了印度，將其變為一個依附於西方工業化生產之下的畸形社會。印度的統治精英意識到，為了讓自己趕上時代的變化，必須學習英國的技術，而語言則是第一關。
而民眾也知道這個時候，統治者發生了變化，他們為了謀求更好的出路，轉而學習英語。於是，英語背後所代表的技術優勢逐漸勝過波斯語在印度的文化影響力，波斯語在印度的使用範圍受到不斷的擠壓。1835年，英國殖民者見時機已經成熟，宣布把英語作為通行印度的官方語言，而在精英階層的教育機制內，則更是強制要求用英語進行教學。
而波斯語則逐漸退出印度的歷史舞台。今天，在印地語、旁遮普語等語言當中，你可以聽到很多諸如手機、充電器等技術性較強的辭彙，都來自英語，而像一、二、距離、年等基礎性的辭彙，都還是波斯語的。不僅英語，曾經通行印度的波斯語依舊對今天的印度社會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坐在突突車上穿著英式校服的公立學校學生
然而，和當年的波斯語一樣，英語畢竟也是一門外來語言，沒有印度本土的文化作為支撐，沒有辦法真正深入到印度的民間文化中。它的存在，更多的是為統治精英或上層人士以及人們的事業而服務。不懂英語的人，也就沒有辦法及時獲得更多的資訊。
雖然如今由於通訊技術的發展，讓各種語言都有自己的電視台或收音機頻道等，但是這種變化並沒有從根本上突破歷史上因語言眾多而帶來的交流障礙。不懂英語或英語不夠好的人，在社會的競爭中處於劣勢，也沒有辦法接受更優質的教育。
一個人是否懂英語，決定了他所能走到的高度——懂英語，可以在全印度通行，而不懂英語，也許就意味著你只能待在自己的家鄉。因此，一方面，印度依然是一個需要依靠一門外來語言把國家各個族群整合在一起的集權綜合體，另一方面又由於文化上的多樣而缺乏一個穩固的共同文化基礎來維繫統一。
一眼天堂一眼地獄：一個真實的莫卧兒帝國
走在泰姬陵前面的廣場上，你會感覺自己到了人間的天堂，感受著最為曼妙的愛情故事；漫步在齋普爾拉賈斯坦王宮的庭院里，你會覺得印度人對文物古迹的精心維護；在烏代布爾，你可以享受著世外桃源般的靜謐；在瓦拉納西，你能察覺到人們對神聖恆河的敬意以及對信仰的虔誠；而住在德里的家庭里，你會感到他們的熱情與好客。
然而，同樣是在這些地方，你可以看到拉黃包車的瘦小老人；你可能一不小心就踩到牛糞；你會被衣衫邋遢、皮膚黝黑的小孩子纏著，求你買點東西；你也可能遇到一個長時間站立的蘇非巴巴（修行中的長者），在和你打完招呼後就伸手要錢；在看似和諧的家庭里，你會聽到深夜的時候夫妻在為生活的問題吵架......
德里夜景
十七世紀荷蘭旅行家弗朗西斯科·佩爾薩特（FranciscoPelsaert）筆下的莫卧兒帝國同樣也是今天的印度：「在達官貴人的住所里藏有印度所有的財富，這些財富是真的輝煌燦爛，但它們不是真的，是借來的，是通過壓榨窮人的血汗而得來的...所以它們表面看起來耀眼，但是只要遇到哪怕是一個規模很小的暴風，它也會倒塌。」
阿克巴曾經建造了恢宏的「勝利城」，就在阿格拉以西40公里的地方，有著世界上最高大的拱門，扼守著通往古吉拉特以及德干高原的大道。但是這是一座依靠純軍事目的而建造起來的城市，當古吉拉特被平定後，阿克巴移駕拉合爾，勝利城便逐漸荒廢。以致在他死後才幾年時間，這座城就已經是一座死城，甚至市中心都長滿了野草。
而今天德里的商業中心Rajiv Chowk，也即康諾德廣場，它是印度前總理拉吉夫·甘地專門為外國遊客而建的。潔白的歐式建築、圓形的大公園、中間高聳的印度國旗、自由飛翔的鴿子都讓人們感覺愜意，似乎自己處在一個古典的西歐小鎮上。
然而仔細一看，你會發現，在雪白的屋檐下，躺著終日里無所事事的狗；在星巴克咖啡店的門前，有為了幾盧比而大聲叫嚷的鞋匠；不經意間，你還可以注意到躺在黑暗角落裡的乞丐。
記得自己看過一本叫《 》的波斯語小說，女主Aliteen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印度真的是一個神奇的地方，既有泰姬陵這樣的世界最美的建築，也有孟買貧民窟這樣的世界最貧窮的地方。」不可思議的強烈對比向來是印度的常態。
也許，正是因為貧富差距極大，民眾的知識水平極不相同，印度才有了統一的機會。印度的上層精英用高超的政治手腕、過硬的理論基礎，把國家政權牢牢把持在自己的手上，以莫卧兒帝國的合法性與英國式的政治架構為支柱，在一步一步地追隨著時代的步伐。
而下層的民眾雖然知識水平有限，不知政治為何物，但是由於國家沒有辦法深度觸及民間，他們有著很大的自由活動空間，甚至可以在「違法」的情況下達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就有了電影《貧民窟里的百萬富翁》的人生奇蹟：當你一無所有的時候，你可以通過出賣自己的節操甚至生命來維持自己所需。但是，只要你有機會，有一個合適的契機，以及堅守著你心中的信念，你可以扶搖直上，一舉成為人上人。沒有人會關心你的過去，高高在上的政府只會以統治者的身份對你冷眼相看，除非你變得有價值。
一張莫卧兒細密畫
或許這不能完全歸結於統治者本身的殘暴，平民大眾也有責任。被種姓制度壓迫了數千年的印度普羅大眾，逐漸形成了消極服從、欺軟怕硬以及及時行樂的不良心理，而這種心理又進一步導致了普遍的懶惰以及對不勞而獲的渴望。
早在莫卧兒帝國初建的時候，巴布爾就在回憶錄中寫道：「印度人確實沒有什麼可愛之處，工作起來也不勤奮。」作為外來統治者，看到一群這樣的民眾，自然在心理上會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心態，如此一來，也就很難指望他們能為民眾做些什麼了。
在1630-1632年期間的饑荒里，沙·賈汗一共花了十萬盧比來賑濟災民，可是他的皇后——也即著名的泰姬，每年就有十倍數目的津貼。而為皇家生產財富的廣大印度教民眾，不但被課以重稅，而且還不允許遷移。
只要皇帝一高興，他們就會被作為薪水（ ）賞給帶兵打仗的將領，同時也會隨時被皇帝收回。將領們見無法長期擁有，自然也樂得儘可能地去壓榨，因此，在歐洲旅行家們看來，生產者們已經「沒有活著的意義了」，他們喪失了生產的積極性，而渴望通過非常規的手段過活。
那個時候，盜竊在莫卧兒帝國便已經很猖獗，甚至有人說那裡的狗也是「盜竊能手」。在今天的印度，即便是機場這樣的地方，你也會發現有無數的人等著不了解情況的人上鉤，爭取撈得更多的錢財；更有的人在商定價格後又臨時反悔，以生活不易為由收小費；也有很多的人，他們組成團伙，一起在車站附近遊盪，伺機扒竊。
我不敢說今天的印度在保障民生方面沒有取得長足的進步，至少他們實現了全民免費醫療，儘管它所能提供的只是十分差勁的醫療設備及療養環境。人們也在交口稱讚莫迪上台以來的各種善舉，比如提出「clean India」的方針政策、大力發展經濟等。
但是，一直以來的不安全感以及傳統觀念的束縛，將會長期伴隨著印度，這依然會對人們社會整體責任感和積極的創業精神的形成造成一定阻礙。
結語：燦爛千陽
小編想到了1982年的電影《甘地》裡面的一個情節。當時國大黨內部鬧分裂，穆斯林方面的領導人吉納（Jinnah）單方面宣布要建立「清凈之土」（ ）巴基斯坦。甘地想要去勸阻他，卻被自己的印度教追隨者阻撓。甘地怒吼：「我是一個穆斯林！」然後才說自己也是一個印度教徒、佛教徒等。
他對吉納說的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就像是印度的右眼和左眼，缺了誰都是不完整的。」因為在印度，亟待解決的問題不是信仰，而是貧窮。這也是甘地發明轉輪的初衷。然而可惜的是當時的印度人並不明白，而甘地也因為「把太多東西給了穆斯林」而被印度教極端分子槍殺。
甘地紀念館中的一幅畫
甘地與佛祖在一起
我也想起了自己聽的那個關於印巴分治的講座，那個歷史學家講了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如孟加拉和西孟加拉的分治等等，這些事件都給當地的民眾帶來深深的創傷。
這位歷史學家把這個情況稱為「宗教民族主義」（religiousZionism），即用信仰劃分不同族群，以信仰來劃分國界，並以信仰不同為由人為地製造矛盾。到了今天，類似的情況還在發生。BBC曾報導，在巴基斯坦，一個歷史老師曾在課上說：「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勢如水火。印度教徒推崇神牛，而穆斯林則認為牛是清真食品。」
但是，情況也在發生轉變。講座中說，過去在巴基斯坦沒有人提「分治」的事情，似乎「分治」一說只是印度人自己在玩的文字遊戲。不過，近年來，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有意識地進行著跨國合作。比如，兩邊的勞工組織團結起來，一起為提高最低工資水平而吶喊。
同樣，無論是印度教徒，還是穆斯林，都很喜歡蘇非風格的音樂，因而也存在蘇非音樂協會這樣的跨境團體。總而言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共同遺產」正在慢慢發生作用，使得鐵柵欄開始逐漸鬆動，雙方的交流以及溝通逐漸加深，即便對於一般人而言，相互之間還無法理解對方的世界觀。
世界大同
數十年前的甘地和數百年前的阿克巴，都曾想著能夠跨越宗教以及地方語言及文化的藩籬，把整個印度打造成一個信仰統一的共同體，去應對全印度的問題：貧窮，以及外來文化和勢力的滲透。
然而，可悲的是，印度上層與下層之間的極端對立沒有辦法給這種胸襟以更多的支持。確實，下層民眾很容易被崇高的口號而調動起來，但是，由於他們沒有足夠的受教育水平，也很容易會迷失方向。
此時，一旦統治精英內部不團結，那麼所有之前的努力都會化為烏有，甚至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再加上上層與下層之間固有的不信任，所謂的團結就會進一步大打折扣。沒有了這種抽象的團結概念，依靠各種信仰以及地方文化來達到自己目的的想法就會重新抬頭，籠罩在南亞次大陸的上空。印度自獨立以來多次發生的各邦邊界變動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證。
而講座中的歷史學家也不否認，存在著印度的分裂是「未竟事業」（uncompletedtask）的說法。換句話說，對於廣大的南亞次大陸民眾而言，似乎並沒有什麼過硬的文化基礎以及合法性，來維繫這個叫做「印度」的國家的整體性，除了莫卧兒帝國這個「聊勝於無」的集體認同。
筆者接觸過的很多人，無論是身處底層的突突車司機，年齡幼小的孩子，還是受過教育的大學生，都會和你講一些家喻戶曉的莫卧兒故事，去講那個「每個人，無論其信仰、民族，都會被一視同仁」的王朝。他們知道莫卧兒所付出的諸多努力，但是卻不知道那個年代同樣也是多麼的艱苦。
而這些真實的往事則會被各種敘述所掩蓋。對於巴基斯坦史學家而言，莫卧兒的治國之策「偏離」了伊斯蘭的精神，因此其衰亡不可避免；對於印度方面的史學家而言，莫卧兒的寬容政策為當今印度處理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的人的關係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前朝往事依每個人立場的不同而被不斷地再挖掘、再解釋，來達到心目中所要達到的目的：在我們外人看來，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對於一個普通的印度人而言，餐桌上的烤雞、泰姬陵和兩位古人的愛情故事、紅堡、文化上的寬容，便已經是莫卧兒的全部。而像錫克教這樣的宗教，則更是充滿了波斯風格的歌曲，陶冶著一代又一代的信眾。
另外，筆者也能見到，如今的印度人，即便是信仰不同，大家也都能和睦相處，甚至相互之間給予幫助，如小編的接待家庭雖然信錫克教，但是老奶奶卻和一個穆斯林女孩很聊得來。因此，不管人們怎麼去解說，怎麼去看待，甚至怎麼去扭曲，莫卧兒都是普羅大眾生活的一部分。
阿富汗燒雞
也許，要理解莫卧兒帝國並不難，她就在生活中！她既不神聖，也不浪漫，更不富裕，只是她在人們的心目中早已佔據一席之地，成為印度文化的一部分。
今日主筆 徐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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