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張博士：17年大學旁聽 知識沒有改變命運

初中肄業生「張博士」在四川大學旁聽了17年數學和俄語，期間歷無數艱辛，最終夢想成真，踏上前往俄羅斯務工的火車。他的故事還被拍成了紀錄片，之後卻杳無音訊。界面新聞輾轉武漢、成都等地，在重慶找到了已年過7旬的張博士。如今，他仍然是生活的局外人：離群索居，沉默寡言。

再見張博士

作者：翟星理

一

烏雲從四面八方湧向重慶市北碚區歇馬鎮。張博士洗完冷水澡，準備去旁觀20公里外塔林園裡的一場老年歌唱比賽。

他已經70歲了。對於他的一切，鄰居們一無所知。在這個天色暗沉的上午，他坐在油漆桶上，將全身塗滿蛇油膏，又用兌了水的「84消毒液」洗手洗臉。

這個被時代遺忘的人物，20年前卻倍受關注。1985年，這個原名王忠厚的初中肄業生，用假名在四川大學旁聽數學和俄語，靠吃學生剩飯維生。他的狀況被成都媒體報道後，引起紀錄片導演黃儒香的注意。2000年前後，黃儒香跟蹤拍攝，用同名紀錄片講述了他的故事。2002年，張博士通過官方渠道，前往俄羅斯務工。紀錄片在這裡戛然而止。此後，他杳無音訊。

界面新聞輾轉武漢、成都，最終在重慶這個經濟適用房片區內找到他。即便經歷了17年的旁聽和4次赴俄務工，他仍然是生活的局外人：離群索居，沉默寡言。

◇張博士在重慶北碚區歇馬鎮家中吃飯。他一天吃兩頓飯，這頓是晚飯，高壓鍋煮的白蘿蔔、海帶。攝影：翟星理

他曾經不顧一切地求知。現在，這個70歲的老人相信地攤書上的養生建議：如果不患嚴重疾病，人類的平均壽命能超過120歲。張博士的預期是，勤消毒、多鍛煉，他也許能活到書上宣稱的120歲。

但每天早上蹲在廁所里，張博士又會陷入氣餒——他常年被便秘和痔瘡折磨著。

二

560路公交車衝破雨幕，在張博士面前剎住。為了躲雨，出門時，他戴上了安全帽。

張博士從味精包裝袋裡掏出硬幣，挑了後排一個靠窗的位子坐下。車廂在山城裡搖晃著向東蠕動，從居民樓樓頂和樹冠上穿過。

「現在的公交車都是無人售票」，張博士忽然冒了一句。「搞得多少售票員失業。」

從失業問題到城市快速擴張，再到年輕人整天只顧盯著手機，他足足抱怨了27分鐘。過道另一側的年輕男人摘掉耳機，轉過頭聽了一會兒，偷偷拍下張博士的照片。

後排的一個中年男人搭話：「你擺這些有啥子意思？時代不同了，社會進步了嘛。」

他陷入沉默。從1964年退學開始，這五十多年他沒有和任何人爭辯過。

1947年，張博士出生於北碚區天府鎮煤礦區，母親是煤礦子弟小學教師，父親則是鎮政府職員。

1949年重慶解放前夕，他的父親參與針對國民黨的討薪行動，被天府鎮政府開除。「病恨交加中，父親聽到城外解放軍的炮聲。」

張博士對父親的記憶只有一個模糊的身影。重慶解放前二十幾天，父親躺在一個門板上，家人把他抬起來。他問外婆，爸爸為什麼白天睡覺？外婆說：「你爸死了。」

1964年，正讀初二的「張博士」俄語成績優秀，幫助過一位女同學學俄語，班主任認為他「勾引異性」。他因「生活作風」被開除。

「白天幹家務，晚上睡不著，不知道出路在哪裡。」他每周去4次街道居委會，詢問何時分配工作。

閑在家裡，繼父會讓他干一些鋤地之類的體力活，他愈發反感，但不敢頂撞——母親也沒有搭話幫忙。

1953年母親再婚之前，他一度喜歡教書的繼父，「他買香蕉、冰糕去託兒所給我吃。」後來，母親和繼父的兩個孩子相繼出生，他感到自己遭受冷落。「勒令我退學的班主任也是我繼父的同事，可繼父沒替我說一句話。」他和繼父的關係逐漸惡劣。

張博士失學兩年後，1966年，他被分配到北碚木作社當學徒工。「那裡的木材都是嘉陵江上游放下來的。」另一個單位的工人們在下游打撈，用卡車將木材送到木作社車間的傳送帶上。

他的工作就是一根接一根扛走那些長短不一的冷杉、雲杉木，最輕的有80斤，重的超過200斤。搭檔則是一個隨機指派的工人，而且都是女工。剛到下午，他便累得頭暈目眩，甚至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三

560路到達終點站北碚公交車站。張博士起身，攥緊了背包——包里空無一物。背包是一根綠色尼龍繩子綁起來的化肥袋子，又包了一個塑料袋，繩子就是肩帶。換乘的人們要爬上環形立交橋。

八十年代的重慶，面目相似的建築隨處可見，包括北碚木作社。他說，直到改革開放，眼看著周圍的企業一批批進新設備，一撥撥招技術工，唯獨木作社還把經營模式靠在經驗和體力上。

「求知是我一生的追求。」張博士說。基於這個念頭，1985年，張博士告訴弟弟張躍川，他打算去四川大學旁聽，「如果廠里還不同意，索性就跑了吧」。

張躍川同意了。兄弟二人商議，為避免被廠里找到，張博士去川大用張躍川的名字。

但家族裡的其他人都表示反對。親戚們的理由是：「你都38歲了，不結婚生孩子，非要念書，你是不是腦殼有問題？」

但讀書的願望迫在眉睫。「像螞蟻在骨頭裡咬。」他說，似乎只有馬上到川大，才能擺脫痛苦。

他的旁聽行為，也讓外人感到不解。

在那部紀錄片里，張博士居住在四川大學運動場一間沒有窗戶的儲藏室。他穿著一件破舊的條絨夾克，從一個塑料袋裡把米飯倒進飯盆，又從一次性餐盒裡倒出一團海帶絲。吃飯時，一個熟人來看他：「我都認為你有點問題，還非得當翻譯。你的素質高嗎？」

「素質低就要學習嘛。把失學受害的創傷彌補起來，把被顛倒的人生顛倒過來。」

「我聽你說十幾次了。」

「說十幾次又怎麼樣？我就是要永遠說下去。」

「我覺得還是要重新認識自己，重新改造自己。你也需要改造。」

「我自己教育自己，你滾開！」時隔多年，張博士說他已經忘了那個男人是誰，也忘了為什麼爭吵。

脫產旁聽的首要困難是解決吃飯問題。在川大旁聽的第二年，他那工作二十多年的積蓄就被耗盡了。迫於生計，他只能白天去數學系聽課，晚上去房東家裡做家教抵房租。吃飯尚難溫飽，外表也就不重要了。那些年，他總是穿一身破舊的中山裝，褲子短到腳踝，解放鞋也磨得破敗，露出腳趾。

那些年，他常常去學生食堂吃剩飯，去路燈下做數學題，頂著一張因長期營養不良而蒼白的臉去男生宿舍洗冷水澡。

他成了川大的明星。一位川大畢業生在回憶文章中這樣描述張博士：我向周圍同學打聽這個人，大意都是「說好聽一點是學痴，說難聽一點是神經病。」我看過他寫的自述，我知道特殊經歷下的外部刺激與內部性格，讓他變得有些偏執了。他也試圖向所有人傾訴，但沒有人聽，因為時代已經變了。創傷似乎只留給了他那個年代的人。

房東一搬走，他失去唯一的經濟來源。川大無線電專業幾個男生讓他搬到宿舍六樓的淋浴間——那裡水壓太低，六樓的淋浴噴頭就沒出過水。

直到1994年，川大改建學生宿舍，他被迫經常搬家。「數學是學不成了，我已經沒有辦法靜心鑽研」，他辯解道：「絕不是因為學不會數學才轉學俄語。」

第一堂俄語課的老師是個叫巴維爾的俄國人。那麼多俄語外教，只有他不顧系主任的反對讓張博士進入教室。

他每周只去聽一次外教的課。那些介紹俄羅斯文化和社交禮儀的課讓他厭煩，但喜歡那些講二戰蘇德戰爭時期蘇聯英雄人物的課文。

多年之後，當他在俄羅斯出門沒帶護照被帶到警察局，他才發現，警察肯放他走，並不是因為他費盡口舌強調對俄語的熱愛，而是他17歲失學又在38歲的年紀孤獨求學17年的經歷打動了他們。

四

張博士等了二十多分鐘，528路公交車才駛入站台。這趟車往返於城鄉之間，一大半時間行駛在山路上。

◇等車間隙。攝影：翟星理

公交車穿過山林，駛向山頂。車窗沒關，張博士瑟瑟發抖。車窗外的梯田上，一個農夫正在除草。

張博士說，他一輩子沒幹過農活，可沒想到千辛萬苦爭取到的赴俄打工的機會，竟然在農場。

2000年前後，四川省農業廳開始定期組織農民赴俄務工。川大一位老師找到張博士，問他願不願意去俄羅斯做翻譯。

「眼前馬上浮現出和長著黃頭髮藍眼睛、吃著土豆的俄國人聊高爾基的場景。」他說。

雖然他的俄語水平從來沒有被測試過，但農業廳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去農場當翻譯問題不大。

他開始忙碌起來，經常去男生宿舍找即將赴俄做翻譯的學生聊天，又回到重慶找多年未見的弟弟為他辦護照，找已經將他除名的木作社開工作證明，找從來沒去過的天生街道辦事處開同意勞務輸出的單子。

導演黃儒香拍攝的紀錄片《張博士》也正是將視角主要集中在這個階段。

2002年12月，張博士接到四川省農業廳通知，乘綠皮火車去俄羅斯。

火車開動，片尾曲《獨角戲》唱：「故事如果註定悲劇，何苦給我美麗」。那一年，他已經55歲。

「他原本可以組建家庭過得滋潤，可性格中偏執的一面讓他對自己、對急劇變化的社會都無所適從。」黃儒香說，他也承認，也是這種偏執造就了他。

他去的是伊爾庫茨克州一個木材加工廠，為中國工人和俄國老闆做翻譯。

晚上，俄羅斯工人帶他看俄語版的《動物世界》。白天，他跟著老闆，一條接一條替老闆翻譯指令。

同去的中國人似乎對他都不太友好。比如中方的女會計就對張博士每天佔用廁所兩三個小時頗有微詞。

變故隨之而來。2003年5月，老闆讓他回國，工錢卻一分錢沒給。張博士認為，部分原因是他沒有按俄羅斯老闆的要求組織工人加班。更重要的是「中國工人也告我的狀。」他至今覺得因此被扣掉工錢毫無道理。

那時，「非典」疫情還沒有完全結束。火車開到北京，他走不了了。赴俄前，他曾受邀參加河北電視台一檔節目，北京網球教練張帆聯繫過他。

剛到北京，他去龐各庄找張帆，對方塞給他300元應急。但熬到非典結束，他又沒錢買火車票離開。

他不得不靠零工苦苦支撐。直到2003年年底，通過工地上小包工頭送的一張火車票，他才得以回到成都。

他以每月50元的價格租下成都郊區一幢破舊小樓的一樓樓梯間，同時向四川省農業廳遞交了再次赴俄做翻譯的材料。

他仍然靠菜市場撿商販扔掉的菜維持生計。一個軍人看不下去，隔三差五給他送牛肉。後來再從俄國回成都，張博士去找他，「但找不到了」。

五

2004年5月至11月，張博士第二次赴俄，在庫爾干州一個農場做翻譯。這一次，57歲的張博士第一次收穫了愛情。

俄羅斯盛夏的一個下午，當地一所大學的學生到農場完成勞動周的作業。健美科學系的大二學生娜麗薩身穿藍色碎花襯衫和灰色的褲子出現在他眼前。

同行的新聞系女生採訪完張博士，問他喜不喜歡俄羅斯的女孩。他說喜歡。女學生指著旁邊的娜麗薩問，「那你喜歡她嗎？」他笑了。

勞動周原本只有7天時間，娜麗薩在農場待了快20天。俄羅斯農民要求他幹活，她會攔著，攔不住就跟他們吵架。農民識趣地走了。

他宿舍沒人，她會去找他。她教他俄語，他教她漢語。他至今覺得那是一種奇妙的感覺，兩人都未曾表白，可都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最先潑冷水的是中國工友。他們說，以他的條件，就算在國內也只能找離過婚的女人，或者有殘疾的女人，「你怎麼能惦記俄羅斯的黃花大閨女？」

娜麗薩的同學要含蓄得多。她們告訴他，愛情雖然是偉大的，但不是毫無條件的，只有成為優秀的翻譯家，她們才會祝福他和娜麗薩。

他疑惑了，已經學了8年俄語，怎樣才算優秀的翻譯家？

臨回國時，娜麗薩一言不發。她塞給張博士一張小紙條，寫的是她的手機號碼。他說，娜麗薩是他唯一喜歡過的女人，但他從未撥打過那個號碼。

2005年、2006年，他又兩次通過四川省農業廳的勞務輸出赴俄做翻譯，也沒有再找過她。

2007年年底回國，他準備次年再次赴俄，自稱被四川省農業廳以缺乏社交能力為由拒絕。

他只能再次回到重慶，以每月60元的價格在北碚火車站附近租住一間民房。

日子快過不下去的時候，他的妹妹張蜀鋒打聽到他的下落，將之接到武漢。

2008年6月，張蜀鋒在武漢漢陽區鍾家村為張博士租下一間2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每月從自己的公司給他開一份四、五百元的工資。

2010年底，張博士回國後從外甥女藍繼紅那裡借的1萬多元補繳的社保生效，他可以領退休金了。

為了讓他安度晚年，張蜀鋒出資在歇馬鎮購買一套在建的兩居室經濟適用房。

但張博士的晚年生活卻並不平靜。

習慣性便秘仍是老問題。通常，他會在早上6點起床。在廁所蹲到9點多，洗完涼水澡，才能開始一天的生活。

俄語學習無可避免地落下了。「現在是與疾病斗、與死神斗、與閻王斗」，他說。

六

2014年搬到妹妹購買的經適房之前，張博士一直住在龍車村。

唯一的朋友周准昌說，張博士刨過野菜充饑，為數不多的消遣，是塔林園不定期舉行的文藝表演。

張博士趕到這裡時，老年歌唱比賽馬上就要開始了。龍車村村民聽到擴音器里主持人招呼，一個個圍攏過來。他則獨自坐在後排一個不起眼的位置上。

比賽開始，獨唱、男女對唱、小合唱、大合唱交叉進行。雖然是老年歌唱賽，但台上的表演者和台下的觀眾，幾乎都比他年輕。

比賽間隙，他看到周准昌，過去熱情地打招呼，「周准昌和我一樣，一輩子都是單身漢，我們是好朋友。」

周准昌有些不悅，「也不是很好的朋友，我只是可憐他。」

張博士訕笑著，回到自己的座位。

一個60歲出頭的男人的獨唱，使台下的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演唱者口音很重，幾乎是用重慶話在唱《母親》。

他唱得聲嘶力竭，句句破音，每唱一句，台下就笑一陣。

張博士嚴肅地說，「不該嘲笑他，他只是方言味道太重。」話音才落，演唱者忘詞了，尷尬地望著台下。張博士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這是他這一天為數不多的快樂時刻。《母親》唱完，他跟著觀眾們熱烈地鼓掌。隨後，他靜悄悄地離開——在這場小型活動上，他是真正的局外人。

這不是他第一次與外部環境疏離。前一天下午，他去歇馬鎮工商銀行大廳排隊取錢，突然用標準的普通話大聲介紹俄語和法語的語法差異。

人們詫異地盯著他。一個中年女人向同伴比劃著，左手食指在太陽穴的位置打轉，然後指指張博士。

一個戴眼鏡的男櫃員低下頭，捂著嘴不敢笑，臉憋得通紅。

保安警惕地繞到張博士左後方，放在背後的雙手握緊黑色的橡膠輥。

◇張博士在銀行。攝影：翟星理

張博士越說越興奮，攥著拳頭高聲用俄語大段背誦高爾基的散文詩《海燕》，「在蒼茫的大海上，狂風卷集著烏雲。在烏雲和大海之間，海燕像黑色的閃電，在高傲地飛翔…..」

朗誦完《海燕》，他又沒有任何徵兆地陷入沉默。大廳里的人們也跟著沉默。他沒有理會那些人的目光，背起塑料桶，緩慢地走下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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