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抑、替代與發生——在胡塞爾與弗洛伊德之間重寫「無意識」

作者馬迎輝（南京大學現象學研究所副教授）｜來自《求是學刊》2017年第2期

引言

現象學運動與精神分析運動幾乎同時產生，但這兩個思潮的創始人的工作一開始便存在著嚴重的錯位。在《夢的解析》（1900年）中，弗洛伊德將無意識當作真正的現實的存在，通過對夢的發生機制的嚴格探討，他深入揭示了無意識與前意識，以及「原發進程」與「繼發進程」之間普遍存在的壓抑、替代等現象的內在可能機制。而在同年出版的《邏輯研究》中，胡塞爾則對清醒意識進行了本質性的分析，他告訴我們，認識活動必然合乎純粹邏輯學的法則，尤其是種屬先天的法則。

從他們的思想發展來看，胡塞爾在《邏輯研究》之後開始「靠近」弗洛伊德。例如：在他早期的「內時間意識研究」中（1910年），胡塞爾將開端意識認作無意識，它必然存在，並且能夠被意識到；在他著名的「被動綜合」講座（1918/1921年）中，胡塞爾認為，當時流行的無意識理論實際上就是他的被動綜合分析；在「危機」時期，胡塞爾更是將「無意識」，即不清醒的意識標明為以前攝和滯留連續統為基礎的意識的關聯域，在此基礎上，他的弟子歐根-芬克對弗洛伊德式的無意識理論進行了激烈的批評——無意識理論是派生性的、幼稚的，從一開始就喪失了真正的出發點，因為它沒有先行對何謂意識進行研究。胡塞爾及其弟子對無意識理論所採取的這種態度實質上並不難理解：他的現象學被稱為意識哲學，正如「意識」（Bewu?tsein）一詞所表明的，它意味著對一種被意識到（be?wu?t-）的存在（Sein）以及這種存在與意識的相關性的研究，無意識的「無性」與意識的「被意識性」是矛盾的。

學界現有的對他們之間的思想關聯的討論大致可分為兩個方向：其一，胡塞爾談及的無意識與弗洛伊德的無意識理論是否具有某種同構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是否存在一種對精神分析的現象學奠基？其二，從在弗洛伊德那裡作為無意識之本質的壓抑以及替代等現象的角度來看，胡塞爾所探討的理念化在什麼意義上是可能的？前一個問題偏向於靜態結構，後一個問題則主要涉及無意識的動力學機制，這兩個問題在意識存在的根基處一道構成了對胡塞爾現象學的根本性挑戰。

本文將試圖表明，從無意識的動力學的機制來看，首先，與弗洛伊德從臨床治療入手對各種「非正常現象」的討論不同，胡塞爾基於意識流的流形結構的揭示，嘗試通過對超越論的艾多斯學的建構來整體地「接管」無意識理論。其次，通過對無意識的雙重壓抑以及替代現象的揭示，弗洛伊德為胡塞爾的「接管」帶來了根本性的挑戰——存在、人格生成建基於壓抑和替代，意識的流形結構建基於無意識在壓抑-抵抗下的動態生成。最後，在胡塞爾與弗洛伊德的深層對峙中，筆者將嘗試勾勒出一種在20世紀初即已誕生的基礎主義的主要特徵。

一、胡塞爾對無意識的「接管」

胡塞爾對無意識的談論開始於他向超越論現象學的突破時期。對胡塞爾來說，無意識整體上就是純粹意識。這一點很容易理解。《邏輯研究》對意識的本質分析是建立在內感知所揭示的實顯體驗之上的，這種實顯的體驗所指的就是意識整體中的意識行為。在《觀念》第一卷中，現象學還原的實際操作的起點就是對實顯意識的懸置，還原直接揭示的就是實顯意識行為的視域。同樣關鍵同時又極其容易被忽略的是，這種作為超越論現象學的事態基礎的「視域」在《觀念》之前的「內時間意識研究」中就已經被胡塞爾當作了體驗流，它的內在結構被胡塞爾刻畫為一種具有縱、橫結構的意向關聯。非實顯的視域，或者說不清醒的意識，由此具有了一種可被刻畫的本質性的意向關聯。

在《笛卡爾沉思與巴黎講演》（下文簡稱《沉思》）中，這種純粹的意向關聯獲得了更為準確的說明。胡塞爾提出，我們不以格式塔性質和感覺材料的構造關係為基礎來描述意識，「我們的開端是那些純粹的、可以說是默然的經驗」。而這種純粹的、默然的經驗是始終「處在一種綜合的統一中」，「可多次變換形態的」。物的某個格式塔性質和特徵「總是作為不斷流逝的多樣性的統一」而呈現的。按照胡塞爾的說法，正是在這樣一種「描述性的多樣性結構」中，我們才可能意識到那種本質上屬於能思-所思建構的我思對象。進一步說，這種描述性的流形結構敞開的是一種獨特的在……意識中，胡塞爾直接將之稱為「一種獨特的在……中的存在（Darin?sein）」，而這種「在……中的存在」具有一種普遍的綜合形式，也即內時間意識形式。

早在1907年，胡塞爾就已經將「滯留」概念界定為「一個可以用來標識意識相位與意識相位之意向關係（……）的表達」，它刻畫的正是這種所謂的「在……中」的意向關聯：一種在意識流中關涉自身的意向關聯。滯留不是點狀的存在，而是一種關係性的存在範疇，因而，時間的流逝本質上就是一種形式性的綜合生成。按照胡塞爾的想法，滯留要麼與前攝、原當下一道構成了活的當下，它被稱為原滯留，要麼在活的當下的持續生成中自身最終展示為一種綜合樣式，即體驗流的縱、橫意向性。在《貝爾瑙時間手稿》中，他一度將體驗流的這兩種生成樣式順次稱為「一維流形」和「二維連續統」。胡塞爾認為，滯留與前攝之間存在一種指引關聯，「原體現即是被充實的期待。滯留本身據此必然擁有充實性期待的因素」，而滯留序列也「在同一風格中預期地『指向』序列的持續的前攝」。由此，「一維流形」對「二維連續統」的構造就建立在如下意識關聯之上：滯留內涵實施著動機引發，它將過去樣式以合意義的方式投射入前攝，相應地，前攝總是合乎滯留鏈的合義內涵，它持續地預示著自身將到的滯留變異的充實片段。

因而，胡塞爾的純粹意識無論如何也不能被看作某種形式的行為現象，它是存在性的，而刻畫它的內時間意識概念，譬如滯留，也絕不是一種靜態的、現成的存在狀態，相反，它標明了一種綜合生成的關聯，我們可以說，它本身就是一種流形概念。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理解胡塞爾何以會對無意識的整體的可探明性持有如此強烈的信念了，現象學似乎可以整體地接管「無意識」了。

問題在於，如果「無意識」能被意識到，甚至能被本質性地刻畫，它在什麼意義上還能被視為「無」意識？在清醒與不清醒意識的意義上，這一問題實際上已經不再困難，當弗洛伊德以能否在記憶中被勾連起來，來判斷被壓抑的觀念能夠成為前意識或意識時，只要考慮到胡塞爾同樣將純粹意識的第一個層次界定為了一種作為回憶之前提的滯留所構建的意識的縱向體驗，我們就可以理解，胡塞爾的「接管」並非毫無道理，他們顯然在「前意識」上明見到的是相同的事態。

但在深層無意識上，當弗洛伊德將它界定為不可回憶的但又使前意識以及意識成為可能的被壓抑的意識狀態時，胡塞爾勢必將陷入尷尬的境地：他一方面將活的當下視為整個純粹意識的基礎，它直接構造的就是意識的縱向體驗，深層無意識因而是可被意識到的；但另一方面，當他將這種「意識到」安置到回憶上時，對深層無意識的把握又是困難的，因為對它的「回憶」自身就建立在由滯留和前攝的相互激蕩、相互指引所生成的縱向體驗之上，而滯留本質上是對原當下的一種變異。在此意義上，正如很多研究者指出的，活的當下即胡塞爾所揭示的開端意義上的無意識與純粹意識的縱向體驗之間存在著變異所可能導致的意義變更。

因而，胡塞爾對無意識的「接管」中看似存在著如下困難：一方面，基於純粹意識的統一性，胡塞爾堅信開端意識能夠被第一性地內意識到；另一方面，由開端意識流逝生成的滯留的縱向體驗實質上就是變異，他甚至明確承認，我們只能藉助滯留相位後發地「構造」原意識。如此一來，我們如何在自身變異而出的意識關聯中達到對原初性的把握呢？由此，當我們判定胡塞爾「接管」了弗洛伊德的深層的無意識時，我們將馬上遭到兩個方向的反對：其一，只要開端意識能夠被內意識到，那麼就不存在真正的「無」意識；其二，只要被意識到的意識是由變異性的滯留所後發構建的，那麼我們就不可能意識到什麼「無意識」。嚴格意義上的現象學反思是對體驗流的內在結構的把握，但鑒於這種體驗本身就是滯留變異的產物，那麼，即便確實存在對無意識的探尋，這種探尋本質上也只可能是一種反向建構，由此，不僅活的當下的絕然性是被構造出來的，極端地說，甚至連滯留的變異這一事態本身也可能是這種建構所偽造出的。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胡塞爾此處的所謂尷尬立場是兩個對立的視角，即原初構建和後發反思之間的對立的產物。實際上，同樣在《沉思》階段，胡塞爾意識到這一矛盾的立場，並且提出了一種根本性還原的策略。他認為，只有在這種相比現象學還原更深層的現象學操作中，最深層的意識體驗才可能顯現自身，而只有在這種最深層的意向體驗之上，一門超越論的艾多斯現象學才可能建立起來。胡塞爾說，艾多斯是一種「純粹的、無條件限制的，即完全不依賴事實的、只根據它本有的直觀意義的東西」。在此意義上，經驗事實最終就建立在艾多斯的純粹類型之上。他告訴我們，這種研究就意味著「從本源艾多斯的格式塔的研究，轉回到一種經驗的類型的研究」。隨著，胡塞爾補充說：與這門純粹的艾多斯現象學相對還存在一門「純粹出自內在經驗的、純粹意向的心理學」以及「一門艾多斯的純粹的心靈學」，它們與體驗的習性關聯相關，而前者假定了「一種先天的方法上的格式塔，一種把那些在純粹的（艾多斯的）可能性這樣一個相應的整全中的事實，加以分類整理的自身說明。就是說，這種自身說明關涉我的事實的自我，僅就這個自我是純粹的、由它通過自己的自由思想變更（虛構變更）而獲得的諸可能性中的一種而言」。

因而，在筆者看來，以構造的變異性為根據對純粹意識的內在統一性的批評，實際上遭到了胡塞爾的強有力的反駁。在胡塞爾看來，這種批評歸根結底是基於一種人類學的立場做出的，它將人僅僅當作了習性的存在者，「當那個我本身根據本有的主動發生，把自己構造為在我身上體現的那些固定不變的特性（Ich-Eigenheiten）的同一的基底時，它也就進一步地把自己構造為固定不變的位格的我——至於在一個極端廣泛意義上所說的次人類（untermenschlich）位格，也是這樣把自己構造為固定不變的我。一般而言，這些信念也只是相對固定不變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它們還具有自己（……）的可變更的方式。因此，那個我在這樣的變更中，就證明了貫穿同一性統一體（Identit?tseinheit）的一種固定的風格，一種位格的特徵」。反向建構是一種具有固定風格的次人類所可能執著於其中的構造活動，它遮蔽、阻斷的就是胡塞爾在根本的還原中所揭示的艾多斯的無限變更的可能性，以及人們對這種本源變更與被它所生成的某種特定的意識類型之間的生成關係的明察。胡塞爾新的超越論現象學就是要向我們強調這種生成關係的先天性。

但是，這種習性的存在者畢竟是存在的，他甚至是現實存在的人的首要的存在形式，因而對於這樣一種尚未成為現象學家的人來說，或者說，還未成為艾多斯本我的存在者來說，一種基於習性的綜合關聯的反向的構造始終是存在的。但如此一來，這種反向建構是否以及在什麼意義上會中斷甚至偽造那種被胡塞爾視為人性之基礎的本源的生成關聯呢？如果存在這種可能，那麼這將導致什麼樣的後果，胡塞爾一生孜孜以求的超越論的理念化在什麼意義上還是可能的呢？

二、弗洛伊德對胡塞爾的「挑戰」

超越論現象學的這一關鍵事態在弗洛伊德那裡獲得了高度的重視，但必須強調，弗洛伊德對這些問題的探討並非出於對胡塞爾的回應或補充，相反，無論從思考公布的時間，還是從在思想界的影響上來看，弗洛伊德對無意識，尤其是對其中的本能以及壓抑問題的探討，都要明顯早於他的德裔同學。

弗洛伊德對無意識大致有兩個方向的規定。從結構上看，它與清醒、不清醒以及回憶的可能性相關，我們也已經指出，胡塞爾對純粹意識的本質結構的揭示實際上回應了他對前意識和深層無意識的區分；從動力學來看，儘管胡塞爾基於超越論還原所揭示的本性的本源構型，揭示了具有無限可變更性的深層無意識對實有的意向關聯，即前意識領域的生成關係，但實際上，最遲在1912年到1916年間，弗洛伊德就已經率先對與此相關的各種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並且實際地形成了對胡塞爾的質疑。

大致講來，弗洛伊德對胡塞爾提出了如下挑戰：首先，習性建構建基於對本能觀念的替代；其次，替代的動力在於壓抑；第三，即便在本源的艾多斯領域也存在原始的壓抑，這種壓抑發生在活的當下的內部。從動力學的視角來看，從原始壓抑到壓抑，再到替代，弗洛伊德實際上告訴我們，超越論現象學的發生構造中隱藏著深層的危機。

對胡塞爾來說，發生意味著結構的發生，因而他以體驗流的時間化為基礎來探討意向流形的內在的構造，從一維流形到二維結構，或者說從活的當下到絕對流的雙重意向性。但對弗洛伊德而言，從根本上說，這種確定的結構並非現成存在，比如在1912年的文章中，他就告訴我們：「每一種心理活動一開始都是潛意識的，它或者保持一如既往的狀態，或者發展成為意識，這取決於它是否遭到抵抗。前意識與潛意識活動之間的區別並不是原來就有的，而是在抵抗產生後出現的。」可見，在他看來，發生不是某些確定的結構之間的建構性的關係，「意識」的拓比結構來源於由壓抑形成的抵抗，而壓抑是否能被消除取決於有意識的觀念與無意識的記憶痕迹之能否建立起聯繫，一旦成功地建立起聯繫，那麼無意識的內容自然就成為了前意識或意識。由此，沒有壓抑、抵抗就沒有意識的結構性的區分，結構源自純粹的發生，這是弗洛伊德對意識現象的最深刻的揭示，筆者願意將之視為他對胡塞爾的直接挑戰。

壓抑是一個影響觀念的過程，它位於無意識與前意識的交接處，在對焦慮性癔症的研究中，弗洛伊德發現，「逃避的前意識貫注，將自己附著在一個替代性觀念上，這一替代性觀念一方面通過聯想同已遭抑制的觀念發生聯繫，另一方面又因為遠離這一觀念而擺脫了被壓抑的束縛……」我們可以看到，替代性觀念是勾連無意識和潛意識的最重要的通道，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被壓抑的本能不能以觀念方式顯現自身，進入前意識和意識系統的是它的替代物。而這種替代對意識系統來說也絕非可有可無的小事兒，它「通過阻滯被壓抑的觀念進入意識，從而保護這一系統的安全；另一方面，它又是（……）阻止此時極不易控制的焦慮情感釋放或爆發的關鍵點」。甚至可以說，替代形成是意識存在和構造自身的最重要的形式，在被替代者被安然地保護的同時，可被反思的存在以替代的衍生物的形式持續地構造記憶鏈和觀念網路。

我們很難設想胡塞爾會認同這種替代對意識以及被意識到的存在的構建作用。對他來說，本源的構造性意識對現實的習性關聯以及格式塔性質——形式、顏色等等——的構造是合乎理性的，時間化的綜合的本質即在於多維流形間的生成關係。壓抑並不意味著純粹意識自身的積極的構造，而是有待克服的褫奪現象。在《被動綜合分析》中談論壓抑以及與之相關的遺忘等現象時，胡塞爾同樣也將這些壓抑現象視為了意向相合的一種單純的否定形式。在此意義上，如果人們願意像德里達那樣強調「滯留」的變異本性的話，那麼胡塞爾顯然會堅持認為，這種變異本身僅僅是綜合的某種特殊存在的樣式而已，它們建立在原初的意向關聯之上，根本不存在那種對自身不可顯現之物的替代，更遑論將這種替代本身視為意識存在的保存機制了。

但弗洛伊德通過對精神病症的研究指出，作為對壓抑的某種意義上的「拯救」，替代是意識生成的建構性因素。有必要指出，對精神病症的研究不是偽造了這種替代，相反，它是使在常人那裡普遍存在的生存的替代更加觸目而已。據此，胡塞爾必須面對來自弗洛伊德繼壓抑作為無意識拓比學的生成基礎之後的第二次挑戰：前意識以及意識的內在的關聯本性上是對無意識存在的替代，如果我們認為深層的意識存在具有原初性的話，那麼這種原初性無疑被永恆地替代了，人一出生便背井離鄉了。

從超越論現象學來看，我們或許能夠設想胡塞爾會對弗洛伊德做出如下回應：當弗洛伊德將他對人的討論置於壓抑和替代的關聯中時，這種考察在他那裡實質上屬於一種次人類學的形態，因為他關注的是被生成的人格存在。胡塞爾說：「作為心靈『疾病』，習性的不滿足並不是無……」而超越論現象學的最重要的工作恰恰是通過向本性的回溯，揭示這種次人類學的根基何在。

但弗洛伊德實際上早就做出了回應，他進一步將無意識領域中的壓抑區分為具有內在關聯的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原始壓抑，它由被拒絕進入意識的本能的心理（或觀念的）表徵所構成，與抵抗具有一定的距離，並且總是與本能的原始目的性行為相關；第二個階段被他稱為繼發壓抑，它「對壓抑的表徵的心理衍生物產生影響，或對與此有關的其他思想鏈（trainsofthought）發生作用」。前者是根源性的，後者生成於原始壓抑，從而顯現出一種後壓抑的特徵。壓抑是一種建構性的存在，那些被意識拒絕了的心理表徵持續地在無意識區域中建立聯結，壓抑與聯結同時進行，不斷建立新的、可通過意識稽查的心理衍生物或觀念鏈。在原初壓抑中，人在未出生之前，即已離家，甚至於說，家園從未存在過。

深層無意識領域不存在否定、懷疑和確定，甚至也沒有時間性，弗洛伊德認為，其中只存在強、弱的貫注以及移置、凝縮，相對生成前意識的壓抑而言，這一區域存在著更深的壓抑。當胡塞爾認定純粹意識的本源構成遵循了內時間的綜合原則時，弗洛伊德恰恰告訴我們，壓抑在本能區域、在意義構造的根基處就已經存在了，並且在意識的最根源處參與了意識和存在系統的建構。如此一來，弗洛伊德實際上在胡塞爾開始進入發生現象學的同時就對現象學施以了最深層的挑戰。

由此，從原始壓抑、壓抑到替代形成，超越論現象學的基礎遭受到了全方位的衝擊。我們必須追問：如果現象學的超越論的建構一開始就建立在原始壓抑之上，那麼現象學嘗試建立的意義以及存在的本源的同一性還可能存在嗎？如果在意義的構建過程中，繼發、替代現象成為了實質性的存在甚至是唯一的基礎，那麼，超越論現象學是否遭受到了一種根基性的、內爆式的突擊？

在其晚年的《C時間手稿》中，胡塞爾給出了他對「原始壓抑」現象的簡要說明。他告訴我們：「在相似性中，我談到了『遠相合』（聯想），在從擁有一致性融合模式的『一致的相合』發端的過渡中，在沒有任何『差異』的情況下，無法感受到『距離』，或者說：在一致性-境遇中，雙性（Zweiheit）（結對）成為了單純的同一性。另一種模式擁有它的程度，即如下情況：在差異的『感受』中產生同一性。」隨後，他馬上提到：「我們在遠距和差異之下擁有一致性和融合，突出同一性並且產生一種雙-一性（Zwei-Einigkeit），但是，在相合中具有變換的壓抑。」在出自1934年的一段文字中，胡塞爾在談到與飽和的幸福感相對的一種「作為絕對阻礙的本能的完全未被充實之物」時，他專門提到，這種現象「持續地存在於主體性中，在每個活的當下中，它就是本能的現實性，可以說，不斷地邁向實現。當然，這就是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的被擠壓的觸發以及『壓抑』等等的說明」。

以筆者的拙見，當弗洛伊德將原始的壓抑視為意識及其存在的生成的原發力時，這種根基性的內爆是存在的。與將「壓抑」當作意向建構的褫奪以及有待克服的現象一樣，胡塞爾在純粹意識的根基處實際上同樣也將「原初壓抑」視為缺乏飽和的被阻礙狀態，它同樣有待在本能意向中被幸福感的實現所取代，不難理解，這種取代之所以最終能實現，也恰恰是因為本源意向總是自身融合生成的。因而，對胡塞爾來說，儘管活的當下中存在差異、復多性，但壓抑在此主要是指體驗內容沒有被突出而已，融合生成始終是更為基礎的，而弗洛伊德想要說明的是，原初壓抑才是融合生成的最終根據，同一性是壓抑的生成物。

當我們將弗洛伊德的工作視為對胡塞爾超越論現象學的潛在的突擊時，我們是否誇大了他們之間的思想對峙？胡塞爾在揭示了純粹意識的最深層的存在樣式，即時間性的活的當下中作為相位關聯的前攝、原當下和滯留之間的融合性的同時，甚至也談及了進入這種融合關聯的各個原感覺之間的共在、差異和壓抑關係，而弗洛伊德也並未以壓抑和替代的普遍存在為由徹底地否定意識的統一性，恰恰相反，在他看來，儘管無壓抑不存在，無替代不人格，但無論無意識的拓比學，還是自我的拓比關係，它們都是連續的。

確實如此，但我們必須注意，這裡的關鍵問題在於如何看待弗洛伊德的意識系統的連續性。在筆者看來，與超越論現象學藉助現象學還原和反思對純粹意識的結構化的揭示，以及在此基礎上對此流形結構的發生研究不同，弗洛伊德的意識拓比結構本性在於純粹的發生，或者更細緻地說，弗洛伊德並未選擇類似胡塞爾的那種基於能思-所思平行關係的描述，對他說來，意識的意向本質不是一種平行關係，而是純粹生成性的壓抑-抵抗的關係，意識的存在及其結構唯一地誕生於這種生成關聯。

三、一種新的基礎主義何以可能

在經歷了尼采、柏格森和祁克果的短暫過渡之後，西方哲學在20世紀初終於迎來了真正的復興。如果將弗洛伊德與胡塞爾之間的激烈的「對峙」重新置於20世紀初的西方哲學的大背景中的話，那麼我們將發現，無論就他們對西方哲學的重塑而言，還是他們對現代哲學的內在構造來說，抑或從他們對西方哲學的進一步發展來看，他們的工作都具有革命性的價值和意義。

在某種意義上說，現代西方哲學的誕生是建立在新的存在的被揭示之上的，這種存在不是實體性的，而是超種屬的存在一般。實際上，無論是胡塞爾的平行於思的存在，還是弗洛伊德的無意識的拓比結構的存在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承擔了揭示原初存在這一歷史重任。就存在本身而言，他們共同的「思考取向」是如何進入這種絕對的存在內部，以各自的方式勾勒出它的內在的結構，而正是在這項內在的奠基性的工作中，胡塞爾與弗洛伊德之間產生了激烈的思想對峙：胡塞爾堅信，在一種絕然的反思中，我們能夠明察到本能的滿足以及被擠壓狀態，弗洛伊德式的對心靈疾病的考察是建立在已經被揭示的本能之上的，因此它一定預設了對本性的一種活生生的、深度的直觀能力；而弗洛伊德儘管同樣也認為深層無意識遵循快樂原則，但它的現實化的動力在於壓抑、衝動和抵抗，它們是意識的本質。換言之，胡塞爾與弗洛伊德的對立可以歸結為：存在的本質在於壓抑，還是在於內在的同一性的生成；存在的展現為能思-所思的平行關係，還是根基於壓抑-抵抗的動態發生？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場思想對峙中，在20世紀60—70年代法國異軍突起的德里達、德勒茲等人的工作實際上已經初露端倪了。他們對延異、重複與差異現象的揭示，在筆者看來，最早都可以追溯至弗洛伊德對胡塞爾的多層次、多維度的「批評」。

如果現代哲學的基礎就建立在這樣一種對本能的壓抑以及對本能觀念的替代之上的話，那麼，我們還能在什麼意義上說它是牢固的？難道我們必須接受這樣一種自身建立在流動的甚至自身變異的基礎之上的存在嗎？恐怕必須如此了。實際上，從西方哲學史來看，柏拉圖主義曾經被誤解為一種對實在的理念世界的單純的依賴，但實際上，柏拉圖最重要的工作在於，他向我們揭示了一種內在於理念世界中的思與存在的關聯性，而這種關聯本身最終被他詮釋為思的辯證法，被思的存在本身就是生成變化的。從柏拉圖以降，無論中世紀對存在和實存的探討，還是德國古典哲學對能動的主體的勾畫，如何面對生成變化的「實體」一直就是哲學家們或隱或顯的理論動機。現象學與精神分析繼承並實現的正是這種最遲在柏拉圖那裡就已經產生的哲學理想，絕對存在是以內在流變的方式存在的，哲思的工作就在於如實地描述這種生成變化的各種基本樣式，這項工作看似細小甚至微不足道，但它顯然事關整個存在，事關整個現代性的基礎。

通過對胡塞爾與弗洛伊德的潛在的思想對峙的揭示，筆者認為，由他們共同為20世紀提供的這種基礎主義至少呈現出了如下特徵。首先它本身具有絕對性，它是唯一的存在。這一點無論從現象學還原所揭示的作為意向的動機關聯的絕對存在，還是那種只有從壓抑-抵抗的動態生成中才能被構造出的無意識的動態關聯中都可以看到。這一特徵又規定了這一基礎所具有的第二個特徵，即具有一種可描述的內在結構。在胡塞爾那裡，這種結構體現為意向的流形結構，而在弗洛伊德那裡，它則展示為一種無意識的拓比構型。最後，就它內在的生成機制來看，這種基礎性的存在是同一化的生成，還是奠基於壓抑、替代，這種新的基礎主義內部仍然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後現代思潮興起之後，各種形式的反基礎主義和反中心主義一度成為時髦的話題，但是，參照胡塞爾與弗洛伊德的工作，我們應該可以確定，這些形形色色的「反-主義」如果要具有內在的建構性的價值，它們顯然必須真正揭示並且面對20世紀初由現象學與精神分析所共同確立的這種基礎主義的內在的問題和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