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05-挺川普之三：由帕累托改進看逆全球化

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也稱為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是指資源分配的一種理想狀態，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資源，從一種分配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變化中，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帕累托最優狀態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帕累托改進的餘地；換句話說，帕累托改進是達到帕累托最優的路徑和方法。帕累托最優是公平與效率的「理想王國」。【摘自百度百科】。這段文字表達邏輯十分精鍊清晰，咬文嚼字往往是定義的美學，所以在文章開頭給予原文摘錄。帕累托最優是一個理論標尺，所以我很贊同給帕累托最優理論和共產主義社會理論同樣的稱號--「理想王國」，只有我們知道了什麼是理想的，才能知道什麼是不理想的，這樣才能把握改進的方式和方向，因此重點問題不在帕累托最優這個形而上學的理論標尺，而是方法論「帕累托改進」，如果一個現實的國際貿易問題無法改進，原有經濟和政治格局勢必需要重組，政治博弈過程往往交織著軍事博弈，因而是激烈且不可預期的，如果一個經濟問題在經濟學領域無法解決，那必然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政治鬥爭的終極表現是軍事鬥爭，軍事鬥爭可以是小規模的地緣衝突，也可能上升為再回冷戰。

從2000年以來全球貿易增速和總量來看，中國是促其變化最大的因素。加入WTO以來，中國的貨物進出口總額從2000年的3.93萬億元，擴張到2015年的24.57萬億元，增長6.3倍，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同期全球貿易進出口總額由2000年的13.18萬億美元擴張到2015年的33.25萬億美元，增長2.5倍。從這個總量數據上看，儘管中國在貿易結構上對其他國家份額有擠壓，總體對全球貿易促進還是挺大的是不是？其實蒸汽革命對經濟刺激也挺大，中國以其相對發達國家低廉得多的生產要素價格，參與到國際貿易競爭中去，其推動作用無異於爆發一次蒸汽革命，但經濟循環可持續力的觀察不是針對總量，看總量數據你無法預見經濟拐頭的內在矛盾，物理上趨勢不看速度看加速度，速度是表象，體現政治經濟領域諸多正負面矛盾的合力，才能決定未來經濟趨勢，在經濟史上倍受推崇的蒸汽革命，營造經濟繁榮之下推動的恰恰是無產階級革命和世界大戰。世界貿易組織(WTO)近日發布的《世界貿易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以來全球貿易一直呈現疲態，2015年全球貿易總量緩慢增長2.7%，與全球GDP增速(2.4%)基本持平，面對現行全球貿易模式來說，既成事實是我們遇到了增長難題，從以下兩個方面看經濟前景則更加糟糕。一個是重要的經濟動力指標「全球債務總額」：全球債務額在2000年為87萬億美元，在2007年已達142萬億美元，這當然是中國加入WTO後全球產業鏈重組並擴張所致，次貸危機後各國量化寬鬆又把債務推到2014年第二季度的199萬億美元水平，到2016年前三季度達到217萬億美元，2016年全球債務佔GDP比重達到325%以上；一個是重要的政治風向：國際貿易常年逆差的經濟體，逆全球化浪潮和民粹勢力異軍突起。「善於」觀察歷史的某些人從1929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得出這樣一種結論：經濟危機爆發源於市場信心消失之後的流動性停滯，於是量化寬鬆成了良藥，然而現在我們觀察到的最終結局是：債務膨脹只能緩解卻無法避免逆全球化，深層次的問題並不在於流動性，而在於重商主義、無法彌合的體制差異所導致的國家隔閡。

國際貿易結構不平衡主要體現在中國對歐美兩個經濟體的常年逆差上，常年逆差必然涉及政經體制方面深層次的矛盾。我們先來看一組中國國內數據對比

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00年的6280元，增長至2015年的21966元，漲幅約3.5倍。

2.國內生產總值從2000年的9.98萬億元，增長至2015年的67.67萬億元，漲幅約6.8倍，位於世界第二位。（考慮到CPI長年低估和房地產泡沫，不要把中國的GDP增長理解為和就業崗位、可支配收入匹配增長的產量收入，更多的是無就業增長）

3.上海住宅成交均價從2000年的3327元/平方米，增長至2015年32000元/平方米（國家統計局的商品房含住宅價位計算包括了經濟適用房、動遷安置房、單位集資房等非完全福利房，這就使得房價漲幅被大大拉低），漲幅約9.6倍。

4.貨幣供應量（M2）從2000年末初11.76萬億元，增長至2015年末139.22萬億元，漲幅11.8倍。

5.總債務從2000年1.5萬億美元，增長至2015年26萬億美元（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研究報告中國債務總額168.48萬億元人民幣，全社會槓桿率249%），增長17.3倍。

一般情況下，債務膨脹可以看作是貨幣供應量的前期指標，存款性金融機構的間接融資直接派生貨幣，而無論是直接融資還是間接融資，其風控程度直接影響未來的貨幣投放，融資風險最後都是以債務貨幣化來收場。中國商業銀行放貸，完全是政府指令性計划行為，我們經常聽見政府警告銀行的一句話叫什麼？銀行不得抽貸斷貸，能享受這個待遇的基本都是國企央企，或者是極個別背景通天的私營企業。自2000年以來，有兩大塊領域家族勢力扎堆，因而獲得了貨幣注入式發展，一塊是房地產，一塊是非存款類金融機構，一行三會嚴責為表懷柔為里，因此我們涉房信貸、同業存款、社會融資總量、總債務伴隨不斷創新的金融衍生品和各種投資市場高速膨脹，脫離客觀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信用膨脹，其本質是對賭，背後必然蘊藏較大的違約風險，而我們非獨立於體制的央行是這兩個龐氏騙局最後解困人，把解困資金注入美其名曰防範系統性風險，其實是輸送利益，長年累月反覆一個動作就會變成習慣，於是永無休止的投機和泡沫推升債務、貨幣、房價增速遠遠超越GDP和居民收入。有人會說中國全社會槓桿249%而世界平均水平是325%，中國優於世界平均水平，這其實一個看債務膨脹的速度，一個看債務的結構，中國的槓桿是附加在房地產泡沫和虛擬經濟而急速膨脹起來的，脫離實體經濟，空轉低效且不均衡，是一種導向貧富分化的分配製度；而歐美在次貸危機之後，總債務是以政府加槓桿來取代企業家庭去槓桿而膨脹，政府支出中福利支出又佔據最大份額，其實是以債務膨脹來均衡社會財富，更何況歐美債務積累的年限比中國長得多，因此增長速度反而比中國慢，同時需要考慮到歐美日這類對外投資大國GNP大於GDP，單單把債務和GDP比較是有認知缺陷的，美國的債務主體是福利，是撫平社會裂痕，中國的債務主體是基於民生綁架，是割裂社會。說這麼多，其實是為了鋪墊一個問題：中國內生的需求基本沒有，為了維持常年大規模基建投入，軍事擴張、與軍費比肩的維穩開支、失控的公務開支，中國財政結構完全是計劃經濟那一套--把社會財富高度集中於政府支配，唯一和過去不同的是，80年代之前政府依靠國內市場來集中財富，速度和規模受到制約，現在完全是藉助全球市場來完成財富集中，因此對全球市場不斷蠶食和維持高額逆差源於中國體制的內在驅動，這是靠任何姿態和言論都消除不了的，也就是說中國只能擴張全球貿易份額做大經濟總量，但是正如帕累托最優理論質疑者說的那樣，一部分人倍受剝削勞力守困（境遇到底也就無法惡化了），另一部分人空手白狼紙醉金迷（境遇獲得極大的改善），雖然符合帕累托最優描述的效率，但無論如何和價值觀相去甚遠，因此帕累托最優成立的前提必須有一個隱含的政治前提：社會在意識或行為上不存在激烈的政治對抗，來適應逆全球化和民粹主義這種新問題。話說中國近幾年連「公平和效率」問題都不見爭論了，附勢恆多直言絕少，輿論控制昭然。

全球貿易發展至今產生的新問題是：隨著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由於人工成本上漲而外遷東南亞、印度等新興經濟體，中國需要在中高端技術製造領域和歐美展開競爭，這塊領域有豐厚的利潤，而中國的人工成本依然佔據優勢，舉國體制再配合個別領域（比如高鐵）個別企業（比如華為）搞單兵突進，這促使歐美和中國貿易摩擦進入短兵相接的白刃戰，因為中高端製造是歐美賴以和中國平衡貿易的手段，是歐美保有的傳統就業存量，動了這塊乳酪勢必引發製造業工會和藍領群體的強烈反彈，進而增強逆全球化聲勢，如果不能逼迫現任政府轉變立場便只能改造政府適應自己訴求，於是才有美國共和黨候選人川普以強勢改革者的姿態上台，2017年歐元區有大概率步美國後塵。逆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義強硬切割了美國民主黨建制派預期中的政權交接，激起精英主義者酸溜溜的輿論反彈，精英主義者聲稱自己捍衛貿易自由是基於民主自由價值觀，但是站在中國百姓的立場，奧巴馬和默克爾為了跨國資本和投行的利益而和專制政府合作，這種維護全球貿易自由的姿態，無論如何於西方傳統價值觀相去甚遠。美國五個家庭中就有一個家庭沒人工作；處於高收入年齡階段（25-54歲）的美國人，近四分之一沒有工作；中產階層自次貸危機後收入腰斬並增長乏力。歐元區家庭財富下降而貧富差距拉大，歐洲央行調查顯示，歐元區內最富有的10%家庭，持有超過一半的全部財富；歐元區家庭凈財富在2014年的中值是104,100歐元（108,800美元），比2010年時低約10%，這就是導致精英主義者失敗的社會基礎，用帕累托最優理論也說得通，越來越多的人境遇開始變得更糟。逆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義來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因為全球貿易增長和附加其上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讓政府忽略了貿易全球化的受損者，長期學究化地固執於貿易自由促使受損者群體持續擴大，理論上只要有一個人境遇變遭就需要改進，但事實是歐美的經濟學家在川普競選成功之前，都沒有發覺全球化受損者已經足以影響一次美國大選，如果川普競選失敗，他們可能依然固守貿易自由化這塊政治正確的招牌，即便是現在，經濟學界除了痛哭流涕大罵民粹主義，能反思全球化的依然是小眾。可笑的是，失意的建制派和精英主義者，共同把自己在美國的失敗歸罪於網路媒體的假新聞，這下他們又成了民主自由價值觀的對立派，但願美德兩國的司法部門在判斷和解釋中不要開啟言論自由倒退之路，一旦開啟網路新聞審查，讓少數人掌控網路信息裁判權，我們將陷入《國家公敵》中「who""""s going to monitor the monitors of the monitors」的困境中，橫向監督、以言論自由來破除和揭露謊言永遠優於縱向監督，這才是民主的真諦。Twitter和Facebook網路媒體現在的作用無異於水門事件中的影視報刊這類傳統新聞媒體，而傳統新聞媒體現在已經退化為黨爭的工具，毫無客觀性可言，且和真實民意相去甚遠。

2017年德國面臨大選，默克爾周邊一定聚集著一批押寶希拉里勝選而敗退下來的金主，再加上所謂的持貿易自由化價值觀的精英主義者，將共舉默克爾為核心，妄圖固守最後一個建制派堡壘，維持歐洲現狀。德國的難民問題嚴重性並不比歐元區其他國家輕，但為何默克爾依然具有絕對的優勢來掌控基民盟，民調也顯示她在2017年能繼續連任總理掌控德國，尤其噁心的是，被難民強姦的德國受害者在網媒上發表寬恕難民的言論，遠超普通人的心理承受底線。這裡我們要注意到，德國是歐元區少數幾個受惠於歐洲統一貨幣機制的國家，默克爾掌控德國，等於確立德國對全球化和歐元區的支持立場，德國人作為歐元區極少數的既得利益集團，移民問題遠遠比不上德國在歐元區的領導權問題，默克爾掌控德國，反應出德國希望繼續掌控歐元區經濟和政治方向的慾望，對於難民負面問題，德國人願意視而不見淡化處理。不過默克爾競選成功也沒關係，只要法國和義大利出現反歐元反全球化政府，德國就是孤家寡人。歐元區瓦解會重創德國經濟，德國經濟在歐元區一枝獨秀是建立在有利於德國的歐元之上的，由於歐元反應歐元區平均競爭力水平，因此歐元對於以前的德國馬克而言低估，德國人獨享了歐元的好處，其他國家可貿易部門生產力不如德國，於是被高估的歐元捆綁之下衰退，歐元讓歐元區國家強者恆強弱者恆弱，所以逆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義同反歐元在歐洲是一回事，就是脫離歐元的束縛，讓貨幣和本國的競爭力掛鉤，獲取匹配的出口能力來恢復一國經濟，而德國恢復用馬克，馬克會快速升值，抵消德國的出口能力。最終德國和歐元區的問題，中國與美歐之間的問題，相一致，都是匯率問題，中國和德國都是本國競爭力低估的受益者。長期低估匯率的國家，能輕易吸引跨國資本組建產業集群，而失去製造業優勢的國家將面臨技術工人和技術研發的經驗斷層，同時長期失業人群會趨向情緒化而激發政治熱情。2010年我在《美國就業率的兩難》寫下這樣一段話：「如果在失業和勞動兩種狀態下所得收入一樣多，而有人依然選擇勞動，那麼就說明勞動還有獲得報酬之外的額外價值，那是什麼呢？是尊嚴嗎？至少在現代社會道德標準下，目前仍然在努力謀求就業的失業者和就業者有著同樣值得尊重的品格，尊嚴不是答案的全部，那麼就業給人報酬和尊嚴之外還有什麼？勞動創造人類，其實擴展開來說勞動塑造了我們自身一部分積極個性－－好奇、探索、競爭、革新，而這一切首先需要給人一個工作崗位，這是一個機會也是一種激勵。國家保障每個人擁有實現自身理想的權利，面對將來可能的成功，誰也不能保證一個就業者比一個失業者擁有天然的素質優勢，也許某個失業者僅僅是缺乏一次機會。」這段話對美國人適用，對歐洲人也適用，奧巴馬的民主黨內閣顯然沒有履行這種國家義務，可能奧巴馬忙於絞盡腦汁寫段子，他是段子高手。其實一個國家的國民情緒是可以從影視作品中看出來的，現在的人沉浸在昂貴的電腦特效創造的感官刺激中，連Gangnam Style都能風靡全球，可見現在人們需要的是發泄壓力，而象Star_Trek那樣對社會結構和價值觀、生命形式和意義作各類假設和探索型的作品現在已經很少見了，說明目前全球化之下，理想已經被壓力掩埋。

帕累托最優設定的市場是一個充分競爭的統一市場，現行全球化下的國際市場是個被不同國家稅率、匯率、投資門檻、金融政策、政治意圖割裂的碎塊，精英主義強調貿易自由和由此帶來的效率，本質是他們迷戀低人權國家的利潤創造力而樂不思蜀。川普上台不是很冷門的事件，至少稍有經濟常識的人就該預感到，天生缺陷的全球化早就過了公平和效率兼顧的繁榮期，不滿全球化並非少數人，建制派絕對願意忽略可犧牲的極少部分人利益，現實是全球化製造的不滿群體已經足以在政治上崛起，並成功阻擊了依然處變不驚的美國建制派，預期今年將在歐洲擴大戰果。國際貿易結構長期不平衡必然需要有革命性的改變，但作為川普的對手中國，曾經讓奧巴馬屈服，是個不好惹的困獸。而且作為馬克思主義實踐失敗轉化的家族專權國家，中國對整個世界充滿恐懼感：「總有反華勢力想害朕」，因此採取的是對小國家能收買則盡量收買，以謀取聯合國的多數票；對發達國家則採取以貿易順差來增強本朝消弱對手，尋求機會收購對手核心技術產業，以獲取能分庭抗禮的軍事能力，也就是以全球市場貿易順差獲取的外匯來配合全球收購，典型的以他國消費換他國技術的高積累模式，而主要的手段是以匯率和稅率來抬高進口商品價格，維持順差積累外匯，現代版的重商主義。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說美國沒有流轉稅讓我震驚，這意味如果同樣從歐洲進口一瓶葡萄酒，美國只徵收關稅（假如有關稅的話），而中國海關代征的綜合稅負計算公式如下：

【（1+關稅稅率）/(1-消費稅率)】*（增值稅稅率+消費稅）+關稅稅率

一瓶進口葡萄酒涉及三種稅目：關稅14%、消費稅10%、增值稅17%，海關代征的綜合稅負並非是三者的簡單相加41%，而是：

（1+14%）/(1-10%)*(17%+10%)+14%=48.2%

這個計算公式里隱藏著槓桿效應。

於是中美之間的貿易不但要考慮匯率扭曲，還要考慮稅制的差異，由此狙擊了美國商品出口中國，刺激了中國商品出口美國。目的是什麼？阻擊各國價廉物美商品低價進口等於消滅了中國消費者福利，中國消費者轉而購買國內價高質次的商品等於轉移了消費者福利，而國內商品為何價高質次？企業大量支出用來承擔房地產泡沫的轉嫁和高額稅費，房地產泡沫直接導致了人工成本上漲和商業地租上漲，間接提供給政府土地財政，逐年累增的土地財政需要寬鬆貨幣逐年累進的支持，所以一句話總結，扭曲的匯率和差異化的稅率是為了提供國內貨幣政策寬鬆環境，剝奪本該百姓享受的進口福利，並通過貨幣分配把這部分福利轉移給強勢群體。中國財政供養人員達到7000萬，官民比例高達1:18，所以中國的財稅制度毫無減負的餘地，未來稅負只增不減，政府也勢必死守外部市場維持順差，中國沒有退路，本來全球貿易對中國而言就是舒緩國內不可挽救的體制弊病，所以最專制的國家恰恰是全球化最堅定的維護者。真正意義的對等貿易體現在海外代購上，而且必須是海關沒有抽檢到的代購商品，馬雲說要給美國帶來100萬就業崗位，那個是搞笑，美國國內貿易沒有馬雲也已經飽和，馬雲即便在美國兌現承諾，也只是一種就業崗位的替代，不是創造新的就業，要創造新的就業，這類投資就必須能幫美國打開海外市場，單就中美貿易而言，如果海外代購都要嚴格關檢補稅通關，馬雲又有什麼辦法能繞過海關代征的高額稅率？繞不過又如何能平衡中美貿易？電商網上平台本身就是跨越國境全球共享的，電商跨境投資除非是為大規模出口增強當地的倉儲物流結算環節，而眼下的根本問題是：中國海關在政府授意下強勢壓縮海外代購規模，馬雲那是忽悠。阿里集團已經貴族化政治化工具化，馬雲現在不過是阿里集團形象大使，國內煲心靈雞湯，國外以企業家身份干外交家的活，和熊貓搞競爭，中國特色。

2009年我在《舉國出口的復秦體制－耕戰》以這樣一段話來描述中美貿易的本質：「這是一個體制對體制的對決，一個可以通過貨幣不斷對內貶值來保持一個龐大的底層勞役群體，以此獲得充盈的財政和廉價的商品，能向世界不斷傾銷並抵沖各種貿易失衡的負面衝擊，另一個則必然貪戀廉價商品而進入周期性的經濟錯亂」。從中美短期博弈看，每次為解決貿易失衡而進行的談判，無不是以美國妥協草草收尾，中國領導人往往以簽署幾份大額訂單協議來平衡一下美國人的心態，隨後中美貿易扭曲依舊如故。這是體制的差異，中國無懼美國短期的零星的貿易懲罰，中國可隨意讓一部分企業為貿易戰而犧牲，而這部分企業基本毫無抗辯能力，中國貿易報復實施的節奏也十分快捷，而美國對貿易戰決策因說客雜言過多而反應遲緩，中國也極其善於利用美國的政治說客和法律程序擾亂對手，中美短期博弈，因美國底線是妥協，沒有升級對抗的決心而失敗。儘管有WTO之類的國際貿易協定，但這些協議缺乏保障的強制力，WTO相對國家這種強有力的政治組織形式而言其結構是十分鬆散的，馬拉松般的仲裁程序顯然無法響應歐美受害群體政治訴求的急促性。因此，扭轉中美長達15年貿易失衡，首先美國要放棄控制貿易摩擦在一定程度範圍內的底線思維，最為現實的手段，是把中美貿易看成是國家之間政治、經濟、軍事的全面博弈，要有長期對抗的決心，甚至把中美關係升級為冷戰、放棄WTO也是博弈進程的可選項之一。時間優勢恰恰不在中國一邊，中國內部經濟剝削和政治壓制太重，階級對抗已經不可調和，社會關係緊繃經濟結構脆弱，完全失去歐美市場簡直不可想像，如果短期博弈中的相互恐嚇無用而轉為長期貿易封鎖，中國基本無計可施。當然有人會反駁，比如失意於TPP的亞太國家和中國一起放出風聲要搞RCEP，力圖讓川普回心轉意，這些人不了解至今為止幾個大型多邊貿易協議能簽訂的內在因素是什麼。全球二大消費市場：歐美，沒有歐美犧牲自身市場來整合多邊利益，這些國家根本達不成協議。舉個例子，在一個多邊貿易協議中，A和B之間達不成協議，A可能吃虧一點，但是A一想，達成協議後可以從對美國出口來獲得補償，於是就在美國主導的框架下，A妥協了，於是一個貿易協議就比較容易達成。RCEP沒有歐美參與，那麼餘下這幾個國家，誰願意承受常年逆差？誰又有美國這樣的經濟體量來承受長期的逆差？中國承受逆差半年，國內家族企業，壟斷官僚企業各種說客就去中央政府訴苦施壓去了，如果中國是謀取順差，中國這麼大的出口量，在RCEP中是人人防備的對象，所以別做春夢了，相互戒備之下RCEP最多搞成一個無實際貿易促進作用的文書。

無論是順全球化還是逆全球化，我們追求的是境遇改變的希望，哪種選擇能帶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