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對亡友的同情共感－讀〈柳子厚墓誌銘〉

（1996至2000年左右，位於重慶南路的「臺灣古籍出版社」推出了百多冊的「中國古籍大觀」系列，今注今譯加註音，其實是從大陸買的授權，編者都是大陸的學者。雖然解讀上不免帶有唯物主義，但這套書的排版和印刷品質都不差，特別是沒有討厭的簡轉繁轉碼錯誤，價格也不貴，是很適合一般讀者的版本。這本《新編古文觀止》選文比原版多，最後一篇是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以此作結，也是饒富興味。）

　　在近日的國文課綱爭端之中，有一種意見認為，文言、白話的形式之爭並非首要，講國族認同也不可能壓服異己，我們還是應該回來講求人與人之間的「同情共感」──瞭解他人、表達自己，兼具理性與感性的溝通，這是語言和文學的核心價值。如果做不到這點，便很難讓學生真正引發興趣，任何教育理論與意識型態也就都不免落空。

　　我贊同，這是亟需重視的一點，並且應該要比任何功能都來得優先，因為它直接聯繫著人的性命。事實上，這也是古人最重視的，所謂「知人論世」、「以意逆志」（「逆」除了反逆，也有迎、近的意思，這裡說的就是要逆推其志），這兩項工夫做到深，也就可以達到今人所謂的「同情共感」。

　　那為什麼現代的中學國文課很少有做到呢？原因很多，每個上過學的人都可以講幾句，每個老師也都可以列出許多現實上的難處，學者更可以整合出一套套的分析。然而怎樣才能改善？這就需要長期的實驗，不能隨意空想了。或者我們可以換一個比較容易回答的問題：我是怎麼做到在古文的閱讀中達成「同情共感」的？

　　時值鬼月，又聞日前有人認為選唐宋八大家是「造神」，這便來復習一下《古文觀止》所選錄的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先賣個關子：這次重讀，給了我很大的震動。

　　　　柳子厚墓誌銘

　　首先要瞭解一下墓誌銘這種文體。作為對一個人在家、國、天下中的一生的蓋棺定論，它是極具份量的，所以一般都會用最莊重的態度去期望它，如果能請到名家來給自家先人作傳題銘，那更是極有面子的事。因此，這是古代文人的一大市場所在，富貴人家給得起的價碼往往相當可觀，而也就催生了作偽、虛華的文風，不滿者便將那各種誇大其詞、歌功頌德、給死者貼金的慣習譏為「諛墓」。

　　就我們所知，韓愈的中心思想，是反對虛華，提倡學習尚未被太多矯飾污染的古代文章，以返樸歸真。如此說來，他對「諛墓」的風氣，應該是極為鄙視的吧？而特別為柳宗元出手，才更顯出兩人的情誼和柳宗元的偉大吧？答案：──錯。

　　史傳記載，韓愈正是作墓誌銘的高手，而且經常接單，收入豐厚，同時他也是一個受不得窮的人，甚至有記載（作者：李商隱）說「諛墓」這個詞就是韓愈的朋友劉叉說出來的，他爭辯爭不過人，「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一把抓了人家幾斤的稿費就走，雖不知是黃金還是銅錢，總是不少。自當時到後世，學者雖推崇韓愈的文章，但對他的「諛墓」就比較保留，顧炎武甚至說：如果他只有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為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

　　現代的價值觀卻沒有那麼鄙夷商業，可能有人反因為知道了韓愈能用這種文章賺超多稿費，而去找他的文集來啃了。他的文集很好找，這裡就有：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韓愈集》，免費。

　　不論你想讚還是想黑韓愈，我們首先要想到：他的墓誌銘那麼有名，必有其不同凡響之處，何況能出得起高價聘請他的豪門貴族，文學鑑賞力也不會低到哪裡去。再從「古文運動」上面來想：你在應該平實敘事的筆記、散文、策論中用回質樸的寫法不難，但在詩賦、碑銘等高度講求形式的文體中，是否也能貫徹古文的精神？這就比較難，而韓愈做到了。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

　　開篇追溯家史，就著重突出了各種政治受難的事蹟，而且還寫「不能媚權貴」，不是「不媚權貴」，一個「能」字既表彰了柳家先人的剛直性格，也暗示了彼時政壇風氣之壞，更隱含了作者韓愈的心有戚戚焉。又一句「所與遊皆當世名人」，便是把名譽與正氣都歸到這個「同溫層」之中。

　　如果考究起來，把那些「當世名人」的事蹟一個個考察過去（應該也有沒在史上留名的，但那樣就可以不算名人了），應該也是可以發現一些問題，讓想要罵「造神」的今人多出一些材料的，然而不需要材料，想罵的人也可以一句「互相吹捧」蓋下去就了帳。但如果只這樣看的話，你就是用輕賤的態度來看待他人的生命，也就不用講什麼「同情共感」了。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狀其天資聰穎、少年得志，特別是「踔厲風發」，看起來就是比白話的「走路有風」更威風，但前面又有一個「俊傑廉悍」，以「廉」對「悍」表現出一個嚴謹又積極的形象，來呈現：他不是自大狂，而是為著道義來議論。

　　這樣的人，我們在這幾十年來的大學校園以及「進步知識份子」群體裡，應該也是可以看到一些的。然而剛銳易折，你在言論戰場上儘可以大殺四方，但真要做官做事的時候，人家會不會找你，你又能做多好？出去做別的事，又能否放下身段？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氾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間。

　　然後是受挫的貶官階段。「未至」是「還未到任」就又依例被繼續貶下去，不是因為他違命不到任才被貶。在官場失意，便在文學和山水中繼續砥礪自我。

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當然也有政績，先是實實在在對貧苦百姓好的政績，後是指導士子，經他指導過的考生，所寫的文章「悉有法度可觀」──這是一句平淡中見精彩的贊詞。不可能每個都是天才，只講有多少人成功也不能彰顯柳宗元做老師的能為，但說這些人寫文章都能寫到「有法度」，這就表示，柳宗元教的是方法與心法，得其法者，即能得體。這樣，他的政績能成為可推廣、延續的制度（至於有沒有人亡政息則不在這裡說），他的文章也是可以學得來的，這便論定了他對眾人的貢獻。

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揹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寫柳宗元不畏獲罪為朋友說話的義舉，然後「嗚呼！士窮乃見節義……」開始罵現在的小人。這是很反常的。

　　一般作墓誌銘，不適合發這種個人情緒強烈的社論，韓愈不可能不知道這點，但他在這裡任性了。這自然是因為，韓愈也有被排擠陷害的經歷。於是他在這裡不只是「同情」了，他直接「共感」，與傳主站到一起去了；我們熟悉的成語「落井下石」就是從這裡出來的。然而罵人不能罵太久，還須言歸正傳；韓愈收束這段怨憤的方法，是說：這樣的小人，如果聽說了子厚的風節，也應該要有點慚愧吧。寫「可以」而不寫「亦應少愧」，是因為對小人本無須抱有期望，但我還是退一步把這個比較像人的選項列出來，這便能使這段譴責在語氣上更加冷峻，又得回了一點餘裕。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輓，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筆鋒轉回傳主，從性格來討論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際遇，大抵就是因為自信與自尊心太強，不計得失，於是成了孤鳥。如果子厚能改掉這樣的性格，妥協一點，與眾人同流一下，或能順遂許多吧？──其實，查證一下，柳宗元後半生還真的向大佬寫過求情的信，結果沒用。韓愈自然不能明寫出這種不光彩的事，畢竟碑銘要隱惡揚善。然後，又把文學成就與官場成就對舉出來，選哪個好呢？「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韓愈沒有直接回答，而是把一個「辨」字交給了我們。

　　但其實，我覺得韓愈這裡說的是反話：他自己是「不能辨之」的。我們拿一套價值觀來說哪個好或者都不夠好，很容易；但若你真有類似的性格、經歷，體驗過這樣的抉擇及其後果，又或者有過一些悔恨，而更能與他們「共感」，那麼，大概就很難為言了。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最後是必要的流水帳，講述他的卒年、家人，表彰為柳宗元盡心盡力的友人裴行立，還有不離不棄直至身後的表弟盧遵，其讚語也恰到好處，不至令人不安──「庶幾有始終者」，換句話說是「可謂有始有終」，但「庶幾有始終者」的語氣就較為謙卑，不會像是一副高高在上裁判的樣子說人家「還不錯」。這是對待他人生命之時，自然且必要的保留與敬重。

　　最後的最後，要題銘了。對這樣重要的一位友人，以及提倡古文的同道，韓愈會給出什麼特別的墓誌銘？翻頁看下去──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我動容了。這真的震到我了。

　　一般的題銘，包括韓愈幫別人寫的墓誌銘，都講究工工整整，用《詩經》雅頌的四言句式，誇飾出莊嚴高貴的樣子，例如〈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齊。既明且慎，終老無隳。魯陵之岡，蔡河在側。泣菩□櫻，思顯勛績。斫石於此，式垂後嗣。」即便是愛好古文的我，看到這種方塊文章，也經常是一眼掃過去就不想看了。當事人最花心力的所在，變成後人覺得最無聊的所在，這不只是文言文的悲哀，也是整個文明的悲哀。然而這裡，此道的高手韓愈，完全拋開了那一套，回到了最平實的話語：

　　這是子厚的房間，也堅固，也安穩，希望這對他的後人有好處。

　　沒有什麼道理，也不講什麼榮譽了，就是送別、安慰、希望他的後人過得好。

　　我們可以理性地從背景來分析這寫法的高明之處：首先，柳宗元是大名士，就不用像一般富貴人家一樣還需要用碑銘來拉抬名氣，而更適合用平實的文字來表示情誼就好，也可以省去易引爭議的陳述和褒貶問題；更大的名人如武則天，就更是以一座「無字碑」概括了怎麼說都說不好的一生。再來，從文學主張上，也可以說韓愈在這裡體現了他和柳宗元共同的信念。又或者從本文來看，前面的序文鋪陳出了傳主閃耀又帶有遺憾的一生，至此以極普通的話語結束，便如〈清室退位詔書〉以一句「豈不懿歟」作結，更在體面中留下了無盡的餘韻。

　　但與其這麼講，不如直說我的感覺：他真是覺得沒有更好的寫法了。

　　韓愈和柳宗元一樣，有才學、有大志，在文學和政治上都投身過改革而獲罪；他們並不是神話中無私奉獻又淡泊名利的聖人，他們的自我意識都非常強烈，原是超級在乎別人的肯定的，也在乎生活享受，但衝太兇了，被排擠，不得已，退而寄託情志於文學和山水之中，作別於主流而保有自尊，如我高中同學豬頭（現在是律師）大學時代就自稱「我排擠全班」。如果你後來發達了，或是心底真的不發達也ＯＫ，那也罷了，但韓、柳都是不甘心的。

　　他們的輕狂有所收斂，但總是不甘心。他們熟讀經典，不用別人輔導，自己就可以從中得到有助於心理平衡的教訓，但還是不甘心。於是韓愈在這篇文章中任性地斥責小人了；冷靜下來，筆觸還是應該回歸到中正平和，但心底的千種辛酸又該怎麼辦？不能怎麼辦，惟有入土為安。

　　就在這沉鬱的跌宕起伏中，忘卻蒼茫，聚焦到最後的一塊地方吧：「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這便是韓愈對亡友柳宗元的「同情共感」了。

　　如果挑剔細究起來，「同情共感」並不是一個很值得提倡的詞，它犯了「合掌」：「同情」和「共感」意思太近了，頂多說「共感」是更深入、更貼近一些的同情。而「知人論世」、「以意逆志」都有層次，前半是第一階段，後半是第二階段，是有進展的。而且，如果你「同情共感」的對象是執念深重，而心理有所狂亂、舉措未免失當的人，我們是不是也要陷進去呢？進去後又要怎麼出來？

　　若要想一個比「同情共感」更中道的詞，我想到的是「通情達理」：從體會進展到理解，乃至於能夠作出理論，這樣，除了有進境，也能保持一些距離，不至人云亦云、人錯亦錯、人狂亦狂。不過「通情達理」這詞在口語上用得太通泛了，眾人或習焉而不察其妙，所以今人造一個新的四字語出來，也是可以的。

　　──然而人性大抵是不會滿足於理性中道的。「同情共感」一詞，近日由於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編輯問題，而在一些關心藝文、性別、社會心理議題的朋友間流行開來；大家不是不知道，進去和當事人站在一起，容易出問題；但若「理性中道」無濟於事，甚且會引發「站著說話不腰疼」的譏評和「我不應該高高在上評判別人」(I shouldn』t be judging people)的罪惡感、歉疚感，那麼──跟著人家一起走到底，功罪一任後人論，或許才是更讓人心安的選項。

　　「唐宋八大家」是明朝出現的名目，明代君權集中，自太祖朱元璋開始就有意識地鄙抑、折辱文人，但另一方面他也關注百姓福祉，且未脫江湖習氣地崇尚有氣節的硬漢，於是文壇、政壇也益發崇尚硬氣，來和愈來愈腐敗的現實對抗，以維繫士林的尊嚴──或曰「讀書人同溫層的自我感覺」。而他們選出來的「唐宋八大家」，除了蘇轍、曾鞏比較低調平穩，全都是「踔厲風發」，大手筆寫大文章、大踏步作大改革的神人、猛人。

　　與這樣的神人「同情共感」，自然是極為過癮之事，就像現代的左翼知識份子，也會推崇革命英雄與精神導師，而放過其在史實上不那麼完美的地方，進而造成一種「正義」的氛圍，來要求政府、學者與大眾聽從他們。不以為然者，即可由此來拆左派的台；那位說「唐宋八大家」是「造神」的同學，雖然大概也沒真讀過幾篇古文，但他其實剛好講對了，古人確實是藉由標舉這些典範，來讓讀書人有理由去管天下事，乃至管到你身上。

　　如果他們管錯了，你可以拆台，有識者再怎麼不甘願，最終也得接受；或者你單純不爽被人家管，你也可以拆台，這在當下俗流的後現代思想中，是「反霸權」和伸張多元主義的表現──或者簡單講說是有利於反國民黨、去中國化、破舊立新，就可以鞏固群眾基礎了。

　　而這，恰恰就體現了「同情共感」的好處與壞處：它可以讓群體內部的認同更加牢固，也會讓人更加堅持信念與情感，而無法與異己溝通，或接受複雜而令人難堪的現實。

　　韓愈、柳宗元和千古文人士大夫的悲劇，正是在這個「同情共感」，而且它今天還遠遠未完。我們現在同樣處於內憂外患，且在黨爭之外，更有文明路線的大爭；此時來重讀古文，便不宜簡單地站隊，一意說古人的好處來與反對者對抗，近代史已經證明那終究是要落空的。我們需要的是真正吃透古人的心思、技藝與功績，然後可以一面保有著溫清與敬意，一面勉力除去那曾經的、仍然的、盲目擁護和盲目反對的執迷，讓我們在文學與政治上都能更加清明一點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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