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是偽命題？一份睡眠諮詢師的內省解讀

02-01

本土化（Indigenization）這個詞，雖然聽起來頗為理論和專業，但實際上，我們生活的這片土地上，每時每刻都在進行著各種各樣本土化的探索，小到沙縣小吃開遍全國、KFC出售各種米飯豆漿油條，大到一個專業、一項政策在本土當地的融入，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人都是各種本土化的親歷者，可以說本土化是任何外來事物進入本地都不可避免會經歷的一個過程。

本土化的討論和研究作為一個學術界的熱點問題，並不是某一個學科所面臨的特殊問題，而是許多社會科學學科都經歷過或正在經歷的一種學術研究的範式及實踐邏輯。

在長達一個世紀的中西方文化與知識遭遇碰撞中，近二三十年接受高等教育栽培的各種社會科學的教育工作者均無可避免地、或生吞活剝，或東拉西扯、片片斷斷地「學習」著歐美知識。等到進入了某個特定環境，個人與群體的具體難題迎面撲來，必須「動手動腳」推進一線實務工作時，「盡信書不如無書」反倒是腳著陸、接地氣的第一步。之後，在社會現場中，面對真實不逃不躲，卯力投身不怕狼狽，他者的容顏自然而然地柔軟了工作者的身段，啟迪著工作者的心靈。

當這樣的踐行之路走過數年，工作者自然而然會「長出」分辨與取捨「知識」的務實力，追尋著與自身實踐相呼應的認識與理解。「知識」本身無中西之爭，而是使用知識的知識人的問題。每一位理論產出的學者，都反應了他在某一種特定社會內部，某個歷史進程中的社會存在。辨識與取捨是讀書人的責任。（夏林清，2016）

正是基於此，我特別想要和大家分享我本人對於本土化的理解。過去十年，我一直處在本土化的歷程之中，無論是之前的社會工作專業的本土化，還是現在在做的嬰幼兒睡眠的本土化，無一不是真切發生的。

社會工作講求「人在情境中」的視角，若是高屋建瓴地剝離出自己去看待這個過程，可以說是很難「嵌入」的。我經常看到本土化被抨擊，甚至被「污名化」，認為本土化是不必要的，是某種新一輪的建構，或者是一種學術上的強佔地盤，著實頗為痛心。

那麼到底什麼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本土化」，「本土化」應該有哪些層次，是一個怎麼樣的過程，筆者將在接下來一一細表。

一、什麼是「本土化」

「本土化」（Indigenization）在語義上通常可以理解為外來某種事物與本國、本地、本民族存在環境和條件相互適應的程度, 以及內化為具有本國、本地、本民族特色事物的適用性程度的過程（紀德尚，2005）。

可以說，本土化有兩個基本的階段，即外來「引入」階段和「內化」階段。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無論是學術領域還是日常生活，其實都存在「本土化」的需求，從事物的普遍性上來說，「本土化」就是一個普適性的概念。無論是理論上的學術取向，還是實踐意義上的經驗取向，社會學科始終存在著外來知識體系與本土知識體系之間的學術交流，而這種觀點的交融與碰撞逐漸形成了一個個世界性範圍內的由外來引入到內在根植的本土化過程。

本土化概念的普適性，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是指在地域上具有的普適性，即這種「引入——內化」模式形成的本土化過程不是存在於某一個地域上的個別現象，而是適用於不同國家、地區、民族的一個具有普遍現象。

例如，我們常說的「中國化」實際上就是指外來知識在中國內化的本土化過程，以此類推還可以有美國化、印度化、日本化等等。儘管不同國家因外來知識的引進方式、轉化機制等不同, 導致各國各學科本土化的路徑和形態也不盡相同，但其內在的共性均是按照由「外來引入」轉向「內在根植」模式的要求而亦步亦趨地發展著。

第二，是指學科發展上的普適性，即當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學科建設、理論研究、方法移植、成果應用等方面，一旦有了對某種學科理論發展的需求並且具備了相應的條件，就會出現相應的本土化的理論研究和學術傾向（紀德尚，2005）。

也就是說，這種本土化的過程存在於學科發展的各個階段和各個方面，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傾向和選擇，並不會因為意識形態或學科差異而有所限制。

第三，是演化過程的普適性，即本土化的過程不是事先設定要發生的，而是一種必然的傾向，具有其內在的特定生成過程的規律性。

這種規律性表明，只要它具備了「引入」和「內化」的基本生成條件，且合乎本土化生成過程的規律，本土化可以在任何國家或地區發生。只要它具有對某種學科或理論發展的期求和學術取向，且不違背其本土化生成過程的規律，本土化可以在任何學科或理論發生。

如果我們認同本土化生成過程的普適性及其生成規律，那麼就可以確認本土化是學科理論發展的一種基本範式。

二、如何理解本土化

在這一點上，我想以我之前在社會工作專業的浸潤經歷，來說明這個本土化的過程。

社會工作在中國的本土化過程是指產生於西方的社會工作（即專業社會工作）進入中國，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並發揮功能的過程，是專業社會工作進入中國之後的適應性變化。（這裡的中國社會是一套經濟的、政治的、社會文化的制度體系。）

可以說，本土化所反映的這種變化和過程，不但強調外來者對它所進入的社會文化區域的適應性變遷，而且特彆強調後者的主體性，即它是站在後者的立場，提出問題和分析問題。本土化對外來者來說是文化適應的過程，對本土來說則是文化選擇、融合與接收的過程，它反映了兩種行為模式、處理問題方式之間的互動（王思斌，2001）。

也有學者提出，本土化用「本土導向」這一概念闡發更為恰當。「本土導向」是本土化及專業化在本土的結合。本土化假設人類問題有普遍性和相似性，外來經驗在外在場景是成功的。歸納國際經驗，檢驗其多大程度上適應本土，並採用旋進思路形成適合本土的做法，可以有利於解決本土經驗無法解決的問題。專業化則基於本土事物和外來事物的某些相近性，按照「專業」的框架提煉本土經驗，並將其在本土未來和外在世界進行演繹，這正是對本土經驗普適性的檢驗。本土導向的架構包括了兩個過程：一是外來經驗的本土化過程；二是本土經驗的專業化過程。（顧東輝，2009）

Walton 和Abo el Nasr（1988）指出一開始使用本土化這個詞語，是用來描述那些不適用於西方工作理論的其他社會結構下的工作。他們強調任何實務工作要遵循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的特定特徵，並且指出實務的本土化是從「引進（importing）」到「紮根（authentication）」的一個過程。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把引入的西方工作體系中所包含的特定社會結構下的特殊社會需求、價值觀和文化體制來進行修正和改變。

但是不容否認的是，當代很多實務工作（例如心理諮詢、社會工作等）中顯現出了「專業霸權」，出現了一些西方工作者將西方理論和技術在不考慮本土文化和發展階段的情況下，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的現象。Midgley（1981）也批判了在發展中國家複製西方的觀念、技術以及體制的這種狀況。他認為這實際上是在滿足發達國家的利益，並因此而以一種更加有效的方式來建立一種新的專業霸權主義。

社會工作的本土化在這個過程中的衝突是相當明顯的。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相關爭論基本上基於兩個核心預設：第一，社會工作是西方文化背景、意識形態下現代化的產物。第二，本土化的過程是具有後現代意味的，因為它是質疑西方社會工作的權威並且試圖尋找可以與當地文化、歷史、政治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對話的話語體系（Gray&Fook，2004）。

基於以上預設，Tsang 和 Yan（2001）討論過是否有必要在引入的社會工作知識和本土化的概念框架和體制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他們認為在嵌入本土環境的過程中，本土化涉及到了社會工作實踐的四個層面：

第一，意識形態或者說是行動邏輯。價值觀層面的整合以及合法化可以凝聚起來處在共同意識形態下的共同體，並且決定他們行動的目的和意義；
第二，目的論。由文化場域來決定，並且受到到個體和社會的雙重形塑；
第三，尋找相關的本土知識。作為本土化過程中的主要因素，必須認識本土需要的多樣性以及本土情境下的文化相關的實踐發展；
第四，技術論。如果採用適當的文化相關的工作方法、技術，會使實踐進行地更加有效，因此不用完全照搬西方體系。

三、本土化的層次

西方的許多實踐有一種程序化和標準化的傾向，如IFSW（國際社會工作者協會）和IASSW（國際社會工作教育聯盟）中對於社會工作的全球化定義以及社會工作教育的全球化統一標準。

無論在建立全球統一標準的過程中，還是在發展文化相關的實踐過程中，對於普適性的認同是國際化的一個重要元素。但是這裡存在一個悖論，文化的相關本身就挑戰著普適的知識體系，以及主流言論的文化霸權（Wong，2002）。然而，「本土化「這個概念就是嘗試帶出更多元化的聲音以及適合特定社會歷史環境和文化環境的方式，從而建立起一種穩固的本土工作實踐的本土基礎。

終究，本土化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的發生和推展有它自身的階段性，也有其本身內在的邏輯層次。

本土化本身就意味著已經有西方的研究在前線，但不談「化」而搞本土研究則會脫離現有的學術軌道，完全另立一套，導致兩種學術體系無法對話。

所以，必須強調的是，本土化不要陷入建立中國工作模式知識體系的誤區中，它是為專業體系加入一些中國議題的元素，是一種知識的拓展，進而推進整體上的發展。

四、本土化的路徑

筆者這裡要藉助吉登斯對於現代性的闡述來說明本土化過程。在吉登斯的學術體系中，之所以用「現代性」而不用「現代化」這個詞，主要是考慮到一度被認為是客觀自然過程的「現代化」，實質上卻通常是一個意識形態和權力的過程。

中國社會具有與現代性的起源地歐洲不同的社會形態和文化傳統，現代性對它來說屬於外來文化，政治精英和知識權威面臨著如何處理本土傳統與外來新傳統之間的關係。誠然，現在的很多社會學科也面臨著類似的「現代性」的問題，知識權威必須根據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傳統，在引入西方社會工作專業知識時就做出選擇，以便這門專業學科得以在中國進行有效地傳播和教授。隨之而來的，才是如何將這些「去政治化」的專業知識運用在本土場域里的實踐。

基於上述情況來看，學者們認為本土化要在如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研究西方工作與中國國情的不相容之處，再應用於中國實踐，並接受實踐檢驗；
第二，對從事實際工作的人員進行專業培訓，促使國際的工作經驗與本土社會工作的比較和碰撞；
第三，分析兩種工作之異同，找出它們的相似之處，強化它們之間的親和性；
第四，在此基礎上從事實踐，擴大兩者之間的相容性，以實現優勢互補。
這樣就可能形成適合中國需要的專業某種實務工作，即本土化了的專業工作。（王思斌、馬鳳芝，2011）

就本土化過程本身而言，筆者認為不僅僅應該關注實踐過程中的本土化，而且應該同時關注專業知識的本土化。即本土化的過程可以概括為以下兩個階段：

1）第一階段本土化

這一階段的本土化是指將某個學科或者實務從西方引進中國的時期，對於西方的知識體系的各方面進行「過濾」，主要的功能是「去政治敏感性」以及「去文化敏感性」，將在中國體制內合法性的部分，和西方知識過濾後的專業性的部分保留下來，傳授給專業學習的學生或者從業人員。

2）第二階段本土化

這一階段的本土化是指當具有專業背景的實踐者在中國場域具體實踐的過程中，逐漸會感受到所學專業知識（經過第一階段本土化後的專業知識）在實際運用中仍然存在障礙，或者所學知識不具備良好的文化適切性，導致與中國傳統文化或者價值理念產生衝突矛盾，這時就需要本土化。這個階段可以稱作是一種「專業性的本土化」，主要體現在具體的服務層面。

值得反思的是，這從另外一個側面也說明了一個專業對於政治體制和文化基礎的依賴性。仍以社會工作為例，各種研究和實踐表明，西方社會工作移植到中國之後，經過知識精英去除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敏感性之後，仍然會有不適應的狀況。

我們所談及的本土化是一種「選擇性本土化」，即我們選擇性地站在某些群體的立場，在某些群體的話語體系中進行一種策略性的轉變，以求社會工作專業可以紮根中國。

就我個人的觀察，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存在這樣的特點：政治體制的基礎沒有改變，專業工作的主體沒有改變（如給原本的非專業性的社區工作者培育社會工作知識）。

社會工作經過「本土化策略」先是適應現實的體制現狀、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然後經過長期的實踐，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加入與意識形態、文化傳統相關的一些改良措施，最終回歸專業的社會工作。

理論上來說，現時的國情及政治體制文化環境，對於嚴格意義上的本土化過程來說是有所影響的，不過這不是今天要探討的重點。我要強調的是，即便我們一線的實務實踐者所接受的專業教育並非來源於西方第一手資料，但這並不妨礙實務者獲取專業知識，並做出將西方形成的專業的工作理念積極內化的努力。

所以從本質上來說，本土化並不是另立門戶，不是什麼「邪教」一般地自成體系。本土化的前提一定是專業理念不能變，如果脫離了這個前提那可真的是搞事情了。

所謂的專業理念，必須有專業價值觀的支撐，在專業價值觀的支撐之下，去用更加本土的方式呈現出來。當然，每一個實務工作者本身就嵌入在自身的邏輯圈裡，在呈現專業自我的同時，作為個體都是自帶生活經驗和生命智慧的，而這些生命智慧加諸於本土實踐時，就會碰撞出新的經驗。

無論何種諮詢，本質上是服務的提供者與服務對象進行互動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強調增權和參與，這也是作為一個行動系統與外部社會環境進行互動的過程。

本土的工作模式應遵循」價值觀——方法——過程——效果「的邏輯來發展，也就是「堅持專業價值觀理念——程序方法的本土化和處境化——過程目標與結果目標的統一」的模式來建構範式。

就睡眠諮詢而言，無論是在諮詢過程中實際遇到的「問題」，例如隔代養育、合睡、家庭邊界不明晰等，還是在諮詢關係本身，例如建立和維持專業關係、結束專業關係，專業自我的衡量等，還是更實際的，解決睡眠問題的方式方法，都會遇到本土化的需求，深刻嵌入的實務工作者是無理由沒有感知的。

如何剝離本土經驗和專業知識，或者說在怎樣的範圍和限度里運用本土經驗和人生智慧來幫助實務工作者解決本土問題，確實沒有定論，也沒有一個嚴格的邊界限制。但不可否認的是，本土經驗和人生智慧有助於解決本土情境下派生的實際問題，對這一點我們不應該產生排斥。

前段時間用碎片時間看完了《像我們一樣瘋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這本書，Ethan Watters在這本書里提到了諸如厭食症、創傷後應激障礙、抑鬱症等流行心理疾病在非西方國家的形成和被認識歷程。其中有一些觀點令我印象深刻，他提到：

一種文化、一個民族如何思考心理和精神疾病——他們如何給癥狀分類和排序，如何醫治並預期病程和療效——這些都會影響疾病的本身。不管致病原因為何，我們無一例外地依靠自己的文化信念和傳說來理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文化對一個心理疾病患者內心的影響，通常是一種本地且私人的事。人們需要的不是一個全球通用的疾病模板，而是對左右該疾病的個人與文化力量的本土化理解。

誠然，睡眠問題（行為性的）並非疾患，但它的影響機制毫無疑問地衝擊著家庭內部。我們在感謝發現並建立這個知識體系的人的同時，是否也需要保有一定的文化敏感性呢?

共勉！

Reference：

夏林清，2016：林壑萬里清——社會與個人的改變之道，社會治療書系總序

紀德尚，2005：「對中國社會學本土化進程的再認識」，《河北學刊》 2005（6）

王思斌，2001：「試論中國社會工作的本土化」，《浙江學刊》2001（2）

顧東輝，2009：「本土導向：災後社區社會重建的實踐智慧」，《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

J Midgley.1981.Professional imperialism: Social work in the Third World–via：www.getcited.org

K Yip. 2005.「A dynamic Asian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 in cross-cultural social work」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September 48 (5):593-607

Osei Hwedie.2011.」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ly relevant social work: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indigen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January54 (1): 13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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