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艾滋故事

一個老人在體檢時查出了艾滋病病毒。他年紀大了，在兒子家住著，還得照顧孫子。電話打過去，他兒子接了，先把我罵了一通，然後直接把他父親所有的東西從家裡扔出去，不讓他再進家門。之後，我再給老人打電話，他直接跟我講：「就當我死了吧。」

小城疾控中心辦公樓的走廊 圖 / 馬程

每日人物 / ID：meirirenwu

文 / 馬程 編輯 / 楚明

我在山東一個三線城市見到了老張。他是當地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控辦公室的負責人，在過去的15年間，一直跟艾滋病患打交道。

艾滋病早已不是陌生事物了，病情也能得到控制，不是恐怖的「絕症」。在我想來，人們不會再談「艾」色變了。但聽完老張講的故事，我還是很意外，原來在他工作的那棟走廊見不到光的辦公樓里，每天都上演著普通人體會不到的人情冷暖。

老張還提到了一個細節：在當地，恐慌艾滋病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但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卻越來越多了，而男同性戀患者佔了八成以上。在那個稱不上開放的三線城市，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男同性戀艾滋病患。親人的冷漠和歧視，比艾滋病病毒還要可怕。

以下是老張的口述。

1

我所經歷的，跟生活的這個城市一樣，沒有太多驚天動地的故事。在過去的15年里，我主要負責的是艾滋病的管控，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我上班的辦公樓，走廊從來是黑暗的，只有盡頭的窗戶，會透進來刺眼的光。

病患接到的通知複查的電話，都是從我們這裡打來的。這個電話足以改變他們的後半生。

打第一通電話的時候，我們很謹慎，通常只會說，「這裡是疾控中心，請你來複查。」或者，「你的檢查結果出來了，請來疾控中心領取」。

一張艾滋病人的檢查報告。 圖 / 馬程

感染者接到我們的電話，一般都小心翼翼，聲音放低，害怕周圍的人聽到。

很多人到了辦公室門口，看到了「艾滋病防治」的牌子，才明白過來，不敢推門進來。有病患是家人陪著來的，家人看到了牌子，就在門口開始哭喊大罵，我只能把他們勸進來。

等他們到了，我會請他們到辦公室沙發上坐一會兒，倒上一杯水，再慢慢和他們解釋。

語調要溫柔，但是不能拐彎抹角，這樣他們會想得更多。一定要給他們時間，看住他們，臨近城市真有人直接從窗戶上跳了下去。一般是半個小時，最多一個小時，他們會逐漸從悲傷和懊惱中緩過來。

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後，每個人的反應都是不一樣的。有人立刻崩潰，吵嚷著要自殺，有人則憤憤地喊著去殺傳染他的人，而很多年輕人只是無奈地搖搖頭，沒有太大的情緒波動。

他們埋怨，我們就聽著。然後我們再帶著誠意，告訴他們，「這沒什麼，國家正式發布了雞尾酒療法，病情完全可以控制，用藥之後可以正常生活」。

我接觸過的年齡最小的病患只有16歲。他是通過一個男同社交軟體約會被傳染的。他的父親一直在農村，在此之前，根本不知道這個群體的存在。

我們這個地方，因石油而興，如今又日漸衰落，一直到2016年才通了客運火車。城市裡只有少數幾個酒吧、商城和百貨大樓。西城的油田少年宮，曾經是整個城市唯一的遊樂場，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一片破敗，水塘里長滿了藻類，玩具也生了銹，被棄置一邊。幾年前，這裡還是男同群體約會的地方。

隨著同性交友軟體的流行，更多的交友都轉入「地下」，進入更加邊緣的空間。不同於大城市，這裡沒有專門的同性戀酒吧，也很少有大型的聚會。他們的世界，在別人眼裡，顯得更加隱秘。當然，還有所謂的「混亂」。

2

在我們這個相對封閉的地方，很多觀念遠沒有想像中那麼進步。男同患者會背負道德壓力，很受歧視。而最大的歧視，通常來自他們身邊最親近的家人。

小濤是在2010年檢查出感染艾滋病的。他的家庭情況很好，父母以前都是機關幹部。他從小非常優秀，考到了一本學校，學的是熱門的信息技術專業。他在一次痔瘡手術前驗血時，查出艾滋病病毒。那年，他只有20歲。

他第一次來疾控中心的時候，是70歲的爸爸陪著他。我在電話里只告訴他們房間號，當他爸爸在外面看到牌子——艾滋病防治辦公室，就開始喊，根本無法接受這個事實，當場要打他兒子，被我攔住了。

小濤在辦公室里哭了很久，他的父親一直在嘆氣，我就勸他們回去好好生活，按時吃藥，「路還長呢」。

疾控中心存葯的柜子，按照國家規定的「聯合用藥」，一個艾滋病人每次會同時吃三種不同的葯。 圖 / 馬程

後來，小濤畢業後，家裡人在區里給他安排了工作，逼著他搬回家住。他定期過來拿葯，有時父親會幫他拿。但只要他的父親來，就會跟我埋怨兩句。

從父親的口中，我大體能猜出來，家裡人對小濤的態度已經改變了。小濤再也不是他們的寶貝兒子，而是成了一個累贅。只要他在家，父母會給他拿上單獨的盤和碗，他的物品和其他人的要隔著一個空間。侄兒侄女回來，都不準和他接觸。家裡人和他在一起，除了大眼瞪小眼，很難再交心了。

「我就想直接把他關在家裡，就關上一年，讓他徹底斷了對男人的念頭，再到農村給他找個媳婦。」有一次，他父親直接這樣說。

我嚇了一跳，只好連哄帶嚇，不斷提醒老人，性取向是很難改變的，尤其不能再禍害其他人。

這樣過了不到一年，小濤突然聯繫不上了，連他父親的電話也打不通了。

還有一個病患，跟小濤父親一樣，都是在本地有一定社會身份的人。他是縣城的公務員，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對全家人坦誠相見，但這件事在第二天就傳得滿城風雨。

家裡人都避開不見他，出門背後有人指指點點。單位還專門給他安排了單獨的辦公室，和其他人隔開。同事吃飯聚會不叫他。有一次他想請3天假，領導趕緊給他批了兩周。

一個老人在體檢時查出了艾滋病病毒。他年紀大了，在兒子家住著，還得照顧孫子。電話打過去，他兒子接了，先把我罵了一通，然後直接把他父親所有的東西從家裡扔出去，不讓他再進家門。之後，我再給老人打電話，他直接跟我講：「就當我死了吧。」

3

歧視和偏見，會讓男同群體隱藏得更深。

小城的遊樂場現在已經荒廢，廁所附近是以前男同聚會、約會的地方。 圖 / 馬程

前兩年，我們會和同性社團組織一起，在他們聚會的時候，去現場去干預。經常，他們正在酒吧里有說有笑，放著分貝很高的音樂，我們就進去了，再把音樂關上。

我拿著話筒講艾滋病是怎樣傳染的，要注意什麼。為了吸引更多的人，我們會免費發放避孕套和潤滑油。

最後，我們都會在隔壁的一個空房間里，安排驗血。幾乎每次都會查出新的艾滋病病患，最多的時候，24個人來驗血，有6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看到結果，我們都有些惶恐和無力，難以想像這個群體里實際有多少人感染。有幾次，我通知病患的時候，有人哭完了就開始咬牙切齒地大罵，「一定是他，一定是那個人感染我的，我說為什麼那次死活不戴套！」

還有病患對我形容，每次去聚會，會發現「都是親戚」，不是前男友，就是之前約過的人。

曉東是我們這裡的「常客」。其實，他不是艾滋病患者，但他身邊好幾個朋友都查出來了。

去年，他的朋友馬哥在獻血的時候檢測出了艾滋病病毒。知道結果的時候，馬哥幾乎崩潰了，在床上躺了一天，第二天給曉東打電話，眼裡冒著火，說：「我知道是誰幹的了，真想去把那人殺了。」

遇到曉東這樣的「混圈子」的人，我會提醒兩句：「你可注意點啊，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

有一次，一個艾滋病患在曉東家玩的時候用了他的剃鬚刀。曉東怕有帶病毒的血液留在了上面，一宿沒合眼，第二天就跑過來驗血。我告訴他，血液在24小時之後就沒有傳染性了。

曉東變得很惶恐，每隔一兩個月就要來檢查。有時候恐懼到上洗手間的時候，水濺到身上，他心裡都會「咯噔」一下，恨不得馬上去醫院查一下。

如今，曉東已經有了固定的男朋友，還一起買了房子，說以後要一起住。但是實話說，這個圈子裡的交往很難長久，他自己也說也許過幾天就散了。

說來也感慨，我們的病人檔案001是一位2005年查出的患者，最初的幾年，很多患者都失訪了。當時，很多人認為艾滋病是絕症，患上就沒有救了，就自暴自棄，拒絕接受治療。

現在艾滋病有救了，感染者數量卻一直在增長，尤其是男同患者比例居高不下。

我們這裡沒有針對男同群體的正規NGO。我的一位女同事，曾勸說很多男同來做志願者——找圈裡人來驗血，或者在活動上做演講。其中就有曉東，他是熱心腸，一直幫助身邊的患病朋友。但和大部分人一樣，曉東最後也沒有來做志願者。

原因是，他們都不想拋頭露面。

4

小濤終於在今年2月再次出現在我的辦公室里。

這一次，小濤的狀態非常不好。他走路都有些顫抖，兩眼沒有神。頭髮也剃光了，裸露處，可以看到大塊的血斑。手套脫下來，手上有更多的血斑，已經開始潰爛。

他坐在一邊不說話，辦公室里只能聽到母親的哭聲和父親不住的嘆氣聲。

原來，小濤離家出走了兩次。第一次，他在濟南、淄博、南京等很多城市飄著，中間認識了一個男朋友，比他年齡小，會照顧人，想一起生活。但當他把男朋友帶回家，家裡很快炸鍋，父親直接衝上去，拿了1000塊錢路費，把男朋友趕走了，又把他鎖在了家裡。小濤趁家裡人不注意，再次離家出走了。

他去了外地，換了手機號碼，不再和家裡人聯繫。由於在外地工作和合租，吃藥怕別人發現，他就沒有繼續用藥。他的父親覺得生氣和丟人，不主動聯繫他，也不接工作人員的電話。

小濤體內已經產生了一定的抗體，病症已經很嚴重了。

我震驚之餘，趕快對他們說，現在用普通的葯已經沒用了，要趕快去北京的醫院治療，否則這樣的情況，他撐不過半年了。

圖 / CFP

「你說你還回來做什麼？」這句話，小濤媽媽重複了很多遍，語氣里有嫌棄，也有些不舍。

哭喊了一陣子，他們還是走了。再一次見到小濤是兩個月之後，他自己來辦公室里拿葯，笑著和我打招呼。臉上、手上，還能看到一些傷疤，但是人的精神已經很好了。

那天回家後，他決定去北京治病，但沒有親戚朋友願意陪他。最後，70多歲的老父親陪他去了。前後10多天，病情很快穩定住了。小濤的爸爸一直在身邊，給他打飯，接屎端尿的。他心裡也開始愧疚，病好後，就回家工作了，平時也會照顧父母。

「在醫院裡，我和爸爸聊了很多，他也不想再看著我難受，我也不想再讓他擔心了。」 小濤對我說。

看上去，他和家人之間，終於有了一個和解。

遇到那個年紀最小的16歲患者後，我將他父親叫到了辦公室，給他講了這個故事，希望他們不要再走小濤家的彎路。

這個父親最開始在孩子的手機里發現了裸男的照片，狠狠地打了孩子三次。孩子後來很少跟他說話，經常在社交網站交友，退了學，天天不務正業。

孩子來檢查的那一天，說漏了嘴，說是一個「客戶」傳染給他的。我沒有告訴這個父親真相，只是囑咐他多花些時間陪兒子，幫他找個正經工作。

這個父親嘆了口氣，「災禍啊！」

（文中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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