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雨工作室」不捕不訴的啟示

7月2日，《武漢晚報》的一則小新聞引發關注，大名鼎鼎的澎湃新聞做了轉發。

近年來，武漢市洪山檢察院建立健全大學生犯罪不捕、不訴風險評估機制，根據犯罪性質、情節、悔過表現等因素綜合評估，決定是否作不予批准逮捕、酌定不起訴處理。由4名檢察官組成的「秦雨工作室」，5年來共依法決定不批捕68人，不起訴26人，建立幫教小組94個，全部重返校園，其中5人考上研究生，12人進入世界500強企業，其餘人員也完成學業。

公檢法司，檢察院的公訴是犯罪嫌疑人進入法院判決的一個必經環節，也是檢驗法治「質量」的重要砝碼。當然，公檢法的互相制約，也是法律規定。罪與非罪，即便檢方提起公訴，法院也可以判決無罪。民間的比喻，警方做飯，檢方端飯，法院吃飯，這樣的一條龍比較常見，絕大多數案子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對於絕大多數犯罪嫌疑人來說，也確乎如此，罪有應得，有啥可說可質疑的？

然而，司法實踐中，法律應該是始終有溫度的，殘酷但也有情。比如這個「秦雨工作室」，針對大學生不捕不訴，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產生了良好的法治效果。

有個華中科技大學的學生阿典，偷了同學的電腦被移送洪山檢察院起訴，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檢察官秦雨正準備在審結報告上籤批時，卻接到了阿典導師的電話：阿典父親已到癌症晚期，家人不忍心讓老人死不瞑目。年近七旬的教授願意出面擔保，請求檢察機關讓阿典父子見最後一面。在老教授的懇求下，洪山檢察院同意取保候審。為了解阿典的家庭情況和犯罪原因，秦雨和同事跟隨阿典踏上了歸途。28小時的火車換汽車再爬山，終於到了阿典的家。原來，阿典是小山村裡的第一個大學生，父親體弱多病，母親有輕微智障。為了給他籌集學費，懂事的弟妹主動輟學，和父親一道外出打工。父親積勞成疾後，阿典借遍了老師、同學和親友，但面對高額的醫療費，仍只是杯水車薪。情急之下，他偷走了室友的筆記本電腦變賣，被告發。面對阿典臉色蠟黃的父親、骨瘦如柴的母親、衣衫襤褸的弟妹，秦雨和同事表示，自己是阿典在檢察院實習的老師，和阿典一道來探望。第二天一早，秦雨和同事留下身上所有的錢，匆匆趕回單位。一方面以犯罪情節輕微建議本院作不起訴處理；另一方面，與導師共同制訂幫教方案，還建議學校給予援助。

如今，大學畢業後的阿典當上了一名律師。為了感激檢察官曾經對他的幫助，他選擇致力於失足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決心將檢察官的關愛和法律的溫情傳遞下去。

相比之下，在天津大媽氣槍案、內蒙農民販賣玉米案、河南盧氏三株野草案、深圳販賣鸚鵡案、河北趙縣煙花案等中，我們看到了當地檢方「認真負責、無比敬業」的態度和精神，其結果是引發了一輪又一輪的輿情。大媽擺放氣球攤，沒有危害社會，沒有惡劣影響；農民販賣玉米，提供服務，也沒有危害社會，沒有惡劣影響；在自己的田間地頭採摘三株蘭草，有什麼社會危害、什麼惡劣影響？深圳小伙把自己孵化的鸚鵡賣給他人，也沒有危害社會，沒有惡劣影響；非遺傳承繼承人為了燃放煙花，製造火藥，危害社會了嗎？有惡劣影響嗎？……

罪與非罪的一個分界線就是，是否嚴重危害社會和產生惡劣影響。這種常識應當得到普及。對於司法工作者，這種認知在他們取得司法資格的時候，就應該牢牢刻印在心裡。

寫到這裡，筆者建議，洪山檢察院有了「秦雨工作室」，固然值得點贊，但是，可否再成立類似性質的「工作室」，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為宗旨，不要動輒把那些沒有社會危害和惡劣影響的「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增加司法成本，降低司法公信？

今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5日在山東調研時強調，刑事審判工作貫徹法治原則不能動搖，但要高度關注社情民意，獨立審判與尊重民意並不矛盾。天底下的道理都是相通的。檢察官在提起公訴的時候，是不是也該高度關注社情民意呢？對於那些並無社會危害、也沒有造成惡劣影響的刑事案件，為何非要公訴呢？期望有關方面能從「秦雨工作室」得到一些啟示，別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