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筆記6】戰國秦漢之際的醫學發展水平

起源於黃帝的中醫元典《黃帝內經》是戰國時期誕生的。傳說四大中醫經典之一的《神農本草經》應該也是源於炎帝而成書於戰國。而扁鵲見蔡桓公的故事已經家喻戶曉了，另一部經典的《難經》便是其所傳。過去多認為《難經》是對《內經》的解釋，今人又有不同觀點【42】【注9】。四大醫典的三部成書於戰國時期，可見戰國時期的醫學發展水平。

扁鵲是中醫望、聞、問、切四診法的鼻祖，也是脈學的倡導者。據《漢書》記載，扁鵲著有《內經》和《外經》，但均已失傳。據《扁鵲心書》記載，用扁鵲名字的有三人，其中第一任扁鵲著有《五色脈診》。據報道最近在四川老官山漢墓出土了醫簡《五色脈診》詳細記載了通過脈相觀察病痛的方法，其內容與扁鵲學派頗有淵源。另外墓中發現了用「敝昔」名字論述五色脈與臟腑和疾病的關係的書《敝昔醫論》。「敝昔」二字正是「扁鵲」的通假字，一起出土的還有用於經脈教學的人體模型，加之而此次出土醫書中的《經脈書》《脈數》內容也多為脈學，由內容反推，這些作品極有可能屬於扁鵲學派的經典書籍。

第四部醫典是漢朝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包括《傷寒論》、《金匱要略》），他創造性的提出了八綱辨症施治的醫學診斷原則，並且開創了影響千年的傷寒派中醫理論，直至後世非典時期他的理論仍然被人們所關注（辨症的意思是根據患者的不同癥狀信息進行診斷，而「症」的本質是身體動態信息的外在表現，可以用動態網路微擾模型以及拓撲學方法進行大數據分析得到，其最新研究成果刊登於2014年science雜誌社的中醫專刊之上【43】）。

近年在四川老官山、綿陽雙包山、湖北張家山、長沙馬王堆、阜陽雙古堆、武威旱灘坡等地的考古揭示了秦漢之際甚至更早時期我國醫學的發展水平。

古代經脈理論方面的成就——綿陽邊堆山漢墓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標有經脈流注的木質人體模型。在四川老官山漢墓也出土了一個經穴髹漆人像，而且像上對人體經脈、穴位都有標註。在馬王堆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二書中所記述的人體經脈兩類「十一脈系統」和綿陽雙包山發現的人體經脈「十脈系統」，都是在傳世最古的古醫書《黃帝內經》中所無的重要學術內容。它們對於經脈的數目、名稱、循行經路、主治病證以及用灸法治療等歷史淵源與發展歷程都提供了極重要的原始依據，填補了這一領域中的空白【44】。

病理學及臨床學方面的成就——在四川老官山出土的《六十病方》是目前可見到的最早的方劑類醫書，比馬王堆《五十二病方》還要早。相比之下馬王堆醫書的內容有很多原始、巫術的成分，醫方也是以單方為主，經驗的成分比較大。而成都天回鎮老官山出土的醫簡，介於早期的馬王堆醫書和中國第一部醫學典籍《內經》之間，此外，成都天回鎮老官山醫簡的藥方也比馬王堆醫書更加成熟。不僅每個藥方的藥味增加了，經常有四五味、七八味，相比馬王堆醫書的一兩味葯更有中醫方劑的特點，而且很多葯現在仍在臨床上使用。在天回鎮老官山醫簡中基本沒發現巫術，標誌中醫已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

按療程施治。老官山出土藥方中，不僅發現了最早的「君臣佐使」方子，表明中醫在2000多年前就要求開處方時要安排好各味葯的關係，還針對同一病症開出了三個藥方，分三個療程使用。「三日益中，八日善」，最後「病已」。

獸醫學科。我國的獸醫學大約早在春秋時代即已肇始，據傳春秋秦人伯樂有識馬之能，並有治療馬病的專書。這在南北朝梁代的《七略》一書中已記有「《伯樂療馬經》一卷」。而《隋書?經籍志》中也載有「《伯樂治馬雜病經》一卷」的書目，它們都是既知最早的一些獸醫學科專著。同時在《隋書?經籍志》中還載有俞極氏(時代欠詳)的「《治馬經》三卷」，以及亡名氏的「《治馬牛駝騾等經》三卷」……等數種獸醫著作。但是這些古獸醫專書不僅均早已失傳，甚至連它們的佚文都早已不存。所幸者現在已能從敦煌地區出土的漢簡中看到了醫治馬病的醫方殘簡6枚及有關檢驗馬病死亡的殘簡1枚。同時，在居延地區先後兩次出土的漢簡中也能看到醫治馬、牛疾病的殘簡5枚。它們全是當時在我國偏遠的西北地區由戍邊部隊飼養牲畜的記錄中所看到有關獸醫學的文檔。據報道四川老官山出土了醫簡《醫馬書》，除了有一般馬匹疾病診治之外，還發現了關於馬脈的描述。而其中療方灌藥法和《周禮?冢宰?獸醫》中所講的「凡療獸病，灌而行之」是一種方法。由此也更能看出至少在西漢早期獸醫學科不僅早已建立，而且已具有了相當程度發展的史實。

法醫學科。法醫學是在國家司法鑒定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門學科。也是伴隨著我國古代早期封建制度建立後的必然產物。有關這一學科的古代專書的傳世之作卻只有公元十世紀(五代時期)《疑獄集》及其以後的一些著作，至於更古的法醫學文獻則已無法知曉。事實上至少早在公元前三世紀的秦代，我國的法醫學知識已有長足的發展。而這方面的內容從上文所記的敦煌漢簡、居延漢簡、張家山漢簡以及連雲港漢簡的記文中都可以充分看出。這些簡牘廣泛記述了有關法醫檢驗的各種相應措施與方法。其中包括屍檢、病檢、疫檢、毒檢、獸檢以及刑事偵察與急救等內容。從而使人們更能加深對中國古代法醫學早期歷史的認識與理解【44】。

「導引」學科。「導引」一稱古又稱「撟引」(見《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或作「道引」(見《莊子?刻意》的傳本之一)、「步引」(見《漢書?藝文志?方技略》)，是早在先秦時期業已產生的一種養生健體、具有醫療體育性質的學科，但其內容並不局限於肢體運動，同時也涉及了所謂「行氣」的呼吸運動，即現代所稱的氣功，以及按摩療法。有關這一學科的專書曾有數種被列入《漢書?藝文志?方技略》的「神仙」家書目中。在唐宋以後的史志書目及養生類文獻中，雖也收有這門學科的個別書目，但漢代以前的導引類專著卻早已失傳。而現在發現的簡帛醫籍中不僅從張家山出土的導引類古書有6種之多，而且還在馬王堆出土了專門的彩繪帛畫《導引圖》。這些都為我們進一步了解、研究漢代的導引專科文獻提供了難得的原始物證【44】。

後世中華也產生了諸如華佗等著名醫家，他們都分別著有中華醫學的階段性巨著，使得中華醫學一步步發展至今。中華醫學作為一門系統的應用學科，為兩千年中華民族的健康，客觀上為中華文明的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應該予以其應有的地位和必要的研究。

附錄重要的中華醫學理論典籍

基本理論方面的：黃帝《內經》、扁鵲《難經》、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唐朝王冰《補註黃帝內經素問》；

臨床理論方面的：老官山漢墓《六十病方》、馬王堆《五十二病方》、武威旱灘坡漢簡《武威漢代醫簡（治百病方）》、雙古堆漢簡《雜方》、晉朝葛洪《肘後方》、唐朝孫思邈《千金方》王燾《外台秘要》、宋朝孫兆《傷寒方》、宋朝朱肱《類證活人書》；

診斷理論方面的：老官山漢墓《脈死候》、《諸病癥候》（最早的診斷理論），張家山漢墓《病候》，《脈法》（張家山漢墓與馬王堆漢墓出土【45】），《陰陽脈死候》（張家山漢墓與馬王堆漢墓出土），晉朝王叔和《脈經》，敦煌《玄感脈經》、《明堂五臟論》、《五臟論》、《平脈論例》；

針灸方面的：《十一脈灸經》（包括《陰陽十一脈灸經》《足臂十一脈灸經》，張家山漢墓與馬王堆漢墓出土），晉朝皇甫謐《針灸甲乙經》，敦煌《新集備急灸經》和《灸療圖》，宋朝竇材《扁鵲心書》，明朝楊繼洲《針灸大成》；

藥物學理論方面的：神農《本草經》、阜陽雙古堆漢簡《萬物》【46】、南朝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唐朝蘇敬《唐本草》、宋朝唐慎微《證類本草》、明朝李時珍《本草綱目》；

氣功保健方面的：張家山漢墓《引書》（包括：《四時養生法》《導引九法》《導引三十二法》《四十四病導引》《導引之效》《病原說》），雙古堆殘簡《行氣》，馬王堆《導引圖》、《卻穀食氣》，華佗的《五禽戲法》，少林寺《洗髓經》《易筋經》，宋代八段錦、明代太極拳；

病理學方面的：老官山漢墓《病源》、隋朝巢元方《諸病源候論》；

流行病學理論方面的：明朝吳有性《溫疫論》；

疼痛學方面的：張家山漢墓《六痛》；

心臟病學方面的：敦煌《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47】；

藏醫方面（與中醫理論不同）：《四部醫典》，敦煌出土《藏醫針灸法殘卷》、《藏醫雜療方》、《火灸療法》、《藏文針灸圖經》；

法醫方面的：睡虎地秦簡《封診式》【44】，後晉和凝《疑獄集》，宋朝宋慈《洗冤集錄》，明代張景《補疑獄集》；

營養學方面的：虎溪山漢簡《美食方》，唐孟詵原《食療本草》（敦煌殘書）；

產科及優生學方面的：馬王堆《胎產書》；

整形美容方面的：敦煌《染髭發方》；

性保健方面的：馬王堆房中四書（可謂兩千年前的蒼老師）；

獸醫理論方面的：老官山《醫馬書》等。

參考文獻

42丁元力《<難經>並非解答今本<內經>疑義之作》-《中醫文獻雜誌》，2010年第3期

43徐安龍《Zheng: A systemsbiology approach to diagnosis and treatments》-《ScienceAdvances》，The Art and Science of Traditional Medicine，Part 1: TCMToday–A Case for Integration，2014

44馬繼興《全國各地出土的秦漢以前醫藥文化資源》-《中醫文獻雜誌》，2002年第3期

45馬繼興《張家山漢簡<脈書>中的五種古醫籍》-《中醫雜誌》，1990年第06期

46朱玲《<萬物>與<五十二病方>的藥物學比較》-《中醫藥學報》，2007年第35卷第5期

47石琳等《<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現存版本對比研究》-《中醫文獻雜誌》，2008年第2期

備註

【注9】

根據西安古兵學研究會會長張敬軒所述，其還藏有醫學巨著《黃帝內經》《黃帝中經》《黃帝外經》各81篇。或許《難經》是對另外兩部不傳醫典的解答，有待有緣人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