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朋友與外國人

　　假如對很多人來說，實際生活當中的六十年代與文化理念當中的「六十年代」相差甚遠，那麼實際生活當中的七十年代與文化理念當中的「七十年代」對於英國的領導者們而言同樣相差甚遠。我們很難想像一位比愛德華.希斯更不時髦、更不隨和且更加拘束的人。他於1970年6月贏得了大選。當時女王正在觀看愛斯科賽馬會，因此直到晚上7點他才接到了前往白金漢宮的傳喚。此前的托利黨首相都比他更有地位，他則是中產階級下層出身，通過黨內選舉上位，對於獵殺松雞、賽馬以及鄉間生活毫無興趣

　　希斯代表了不同以往的新一類保守黨。上任伊始他就需要女王的幫助：當天晚上在溫莎有一場派對，慶祝蒙巴頓勛爵與王太后的七十歲生日。他能不能晚一點來呢？「她往後一仰頭，放聲大笑。她告訴我王室全家人都在議論我這次究竟能不能來……」但是雙方的關係還是得到了發展，而且就像後來的首相一樣，希斯發現每周四下午六點半的覲見儀式就像心理治療一樣私密。「能夠與某人暢所欲言並且一丁點也不必擔心走漏消息，這種感覺總是好得很。」他不僅跟女王談政治，還討論自己與其他政客以及外國政要之間的個人關係。早期的話題大多是北愛局勢以及他推動英國「加入歐洲」的嘗試。覲見之後他還會與女王是私人秘書——一開始是阿迪恩，後來是查特雷斯——小酌幾杯。

　　早在多年前的非正式午餐會上，希斯就認識了女王與愛丁堡公爵，儘管他很不擅長社交，無論在王室面前還是在人類大家庭的任何其他分支面前總是感到很不自在。在回憶錄當中他提到起初有一回他在午餐會上坐在瑪格麗特公主旁邊，而公主在頭兩道菜上菜期間一直在與另一位客人聊天。「然後她扭過頭來看著我。別人一直告訴我不要主動與王室成員搭訕。因此我就回視了過去，一言不發地等著她先開口。她也同樣一言不發。」如是再三，到了第三次希斯終於綳不住了。他問瑪格麗特公主最近忙不忙，結果得到了一句尖酸的回答：「這都是我去訪問各個城市的時候市長問我的問題。」有一條線索很可以體現女王與希斯打交道有多麼困難。某前任公務員這樣說道：「她一直覺得他不好相處。但誰不是這樣呢？泰德就是這個脾氣。」但是女王一直在努力培育雙方的關係。1970年10月她正式訪問了首相私宅，與希斯以及訪英期間的尼克松總統會面。在巴爾莫勒爾，女王曾經禮貌地詢問希斯最近他在帆船競賽當中的成績如何，而希斯則給出了長度可觀的回答。

　　但是希斯也做好了給出逆耳忠言的準備。1971年，英聯邦政府首腦會議——女王十分關注這項兩年一度的活動——在新加坡舉行。加拿大首相希望女王能夠出席會議，即便會場不在英國。與此同時，英聯邦內部已經爆發了戰爭，衝突雙方非別是羅德西亞與所謂的「前線」非洲黑人國家。希斯認為她不該去，女王則提出了反對意見：如果這次開會地點安排在了倫敦——在此之前從來都是這樣安排的——那麼她想不去都不行，而且現場情況肯定會同樣勁爆。會場設立在新加坡並不能成為她缺席的理由。希斯反駁道倫敦的氣場不同於新加坡。宏偉氣派的街道建築與近在咫尺的白金漢宮以及溫莎城堡更容易促使客人們循規蹈矩體面表現。到了新加坡，她將與作戰各國的領導人分別單獨見面，這樣一來她幾乎不可能調停他們的爭端。

　　這個例子很典型地體現了女王在英聯邦這一組織的最高處撮合各國元首的能力究竟受到了怎樣的限制。只要首相堅定立場，她就無法違逆首相的意志。1970年10月15日，希斯正式給女王去信，建議她不要前往新加坡。女王萬般不情願地同意了。五天之後，她的私人秘書阿迪恩在回信當中承認了失敗：她唯一的動機就是幫助英聯邦，「鑒於她出現在此類場合有可能引發爭議與尷尬，她同意最好與此類場合保持距離。」這次大會的確火藥味十足，希斯認為自己保護女王躲過了「政治與個人層面的雙重難堪」。不過後來女王還是抓住機會把他也挖苦了一頓。1992年，早已退休的希斯來到白金漢宮，與女王以及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討論第一次海灣戰爭問題。希斯與貝克結結實實地吵了一頓，因為此前希斯已經在一次飽受批評的出訪期間見過了薩達姆並且警告他撤出科威特。貝克告訴希斯自己也會這麼做。這時女王插嘴說道，貝克先生決不能親自前往巴格達。為什麼？希斯問道。我都能去他怎麼去不得？「我知道你能去，」女王答道，「可是你現在就算回不來也無所謂。」

　　希斯當政三年期間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就是領著英國加入了歐共體。人們可能會覺得這一點對於英國君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英國加入了一個跨國組織，而成員國都認為自己踏上了一條通向政治聯合體的康庄大道。這樣一來君主是否還能擔任國家主權乃至於國家本身的象徵至少成了值得討論的問題。在憲制層面上反對這一計劃的人們認為「王在議會」的英國政體結構遭到了威脅，一千年的驕傲獨立傳統就此將要屈服投降。但是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女王本人或者任何其他王室成員曾經反對過這一進程。恰恰相反。女王在演講當中盡職盡責地讚揚了她的政府取得的成就，還在1972年聖誕致辭廣播當中暗示，英聯邦大家庭如今即將與另一個大家庭攜起手來。這番話的確十分誠摯感人。但是考慮到英聯邦與歐共體之間的競爭關係，女王的說法其實並不太可信。

　　1973年1月，英國正式加入歐共體。為了慶祝勝利，考文特花園舉辦了「歡騰歐洲」音樂會，接下來蘭開斯特宮又舉行了晚宴。女王與菲利普親王都是特邀嘉賓。事後希斯回憶道：「女王陛下對於我們的國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表示了認可……這使得我心裡充滿了歡樂。」雖然口中說得是「我們的」國家，但他的實際意思肯定是「我的」國家。他大概僅僅是政客在君主魅力的迷亂之下自我欺騙的另一個例子。不過儘管有些英聯邦成員國擔心此後英聯邦內部的農產品貿易將會受到影響，女王本人的地位也會遭到衝擊，但是女王看上去卻是安之若素。或許她想到了在新興歐共體當中順風順水的瑞典、荷蘭與丹麥王室，更不用說枯木逢春的西班牙王室了。

　　1974年，連遭危機打擊、與工會纏鬥不休以至於精疲力盡的希斯政府終於撐不住了。希斯在2月份宣布召開了第一次大選。此時女王正在世界的另一端享受著南海訪問的樂趣。正當國內選戰如火如荼之際，她走訪了自己位於太平洋的眾多島嶼屬地，又途徑紐西蘭來到了澳大利亞，最後趕在投票截止前夕飛回了英國。回國之後，她面臨了新的兩難境地，這次的問題不是黨首交替，而是議會裡面的算術題。選民們選出了一個無多數議會。就像2010年戈登.布朗遭遇的情況一樣，白金漢宮堅持憲制原則，即在此情況下首相除非主動辭職，否則不會自動下台。當時布朗一直在首相職位上賴著不走，直到顯然無法與自民黨組成可行的執政聯盟為止。同樣，希斯也花費了一個痛苦不堪的周末試圖拉攏自由黨黨首傑里米.索普，最終才在萬般無奈之下於次周周一宣布辭職。在理論層面上，女王有權邀請任何人組建政府，但是顯而易見的正確人選就只有威爾遜一個，因此並沒有什麼決策餘地。白金漢宮與唐寧街十號倒是交換了一點信息，但是算不上憲制危機，與麥克米倫或者艾登繼位時的局面更不可同日而語。

　　對於女王本人來說，七十年代中期更加嚴肅的政治危機並非來自英國國內，而是來自澳大利亞。1975年在澳大利亞爆發的政治危機極大地鼓動了共和主義，也表明了如果其他人試圖利用女王在理論上的政治角色將會造成怎樣的危險。澳大利亞首相是一位知識分子出身且脾氣火爆的工黨政客愛德華.高夫.惠特拉姆。他的政府雖然推行了多項改革措施，此時卻麻煩纏身，醜聞不絕，還要應對棘手的經濟危機。他在下院占多數票，但是在上院——民選產生的澳大利亞參議院——卻沒有。他的自由黨競爭對手馬爾科姆.弗萊澤決定依靠上院多數來阻擊惠特拉姆的預算提案，迫使政府停擺，從而強迫惠特拉姆召開大選。女王之所以會捲入這場紛爭，是因為她在澳大利亞的代理人約翰.克爾勛爵（1）突然解僱了惠特拉姆，並且任命弗萊澤成為首相。

　　惠特拉姆希望向女王提出上訴，但是解僱通知來的如此之快，以至於他根本無法應用自己的憲制權利——因為他已經不是首相了。惠特拉姆相信克爾與弗萊澤串通一氣顛覆了正當選舉產生的工黨政府，不過克爾的確有權這麼做。他所倚仗的「保留」權力與身為英國君主的女王在理論上具有解僱首相的權力一樣。當然，這裡的關鍵詞是「理論上」。必須強調的是，克爾並不是什麼貴族出身的總督，接受聖詹姆斯宮派遣的時候他的頭上並沒有羽毛裝飾的帽子，他本人並不會說一口流利的古希臘語，他的家世也追溯不到英格蘭西部的豪門大族。他是一個粗獷的澳大利亞律師，出身於悉尼的工人家庭，專門擅長為工會辯護。二戰期間他加入了澳大利亞情報部門，後來又成為了工黨政客，儘管他本人的政治立場後來逐漸倒向了右翼。儘管他通過女王任命才成為了澳大利亞總督，但是當初推舉他的人正是惠特拉姆。

　　女王幾乎與澳大利亞首相遭解聘事件沒有關係。克爾直到出手之後才告知了她。他的本意是想保護女王免遭爭議。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總督可以當炮灰，但是女王不行。」但是他的行為還是冒用了女王的權威，並且因此激怒了許多澳大利亞社會主義者。惠特拉姆走出議會大樓，向憤怒的人群發表了演說。他談到了召開大選的官方聲明：「我們不妨說一聲『天佑女王』，因為誰也保佑不了總督了。」他告訴自己的支持者們要「保持你們的怒火與熱情」，全力迎戰接下來的大選。此時又有人請求女王出手干預。他們大概希望女王以治下臣民主權遭到侵犯為理由解僱克爾總督並恢復惠特拉姆的職位。這種做法無疑會進一步煽動性地彰顯女王的個人權威，因此女王拒絕捲入其中。

　　假如後來惠特拉姆並沒有——令他本人大出所料地——敗選，而是贏得了選戰，那又會怎麼樣呢？他對於君主制的態度從一開始就不算熱絡。上台不久他就推出一項法案，聲稱在澳大利亞稱呼女王不用全稱，只要將她稱作「澳大利亞女王」就行了。澳大利亞的工黨政治同樣也長期貫穿著共和主義思想，一方面受到了愛爾蘭反君主主義的鼓動，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澳大利亞與「母國」之間距離太遠。二戰期間同舟共濟的記憶依然鮮明，但是來自亞歐兩洲的移民正在逐漸侵蝕著澳大利亞的英國特質。因此惠特拉姆的下一屆工黨政府很可能在七十年代徹底切斷與母國的聯繫。儘管他沒有當選，澳大利亞的共和主義在七十年代依舊有所增強。

　　後來倒是沒出什麼翻天覆地的大事。1986年的《澳大利亞法案》正式切斷了聯合王國干涉澳洲政壇的一切權利。五年後，澳大利亞共和主義運動組織正式組建。澳大利亞的入籍宣誓當中刪除了涉及女王的內容。1991年，曾經在惠特拉姆手下工作過的新任工黨首相保羅.基廷下令重新設計澳大利亞國旗，去掉邊緣的米字旗圖案。此外他還開始了將澳大利亞轉型成為共和國的籌備工作。儘管澳大利亞內部出現了支持君主主義的組織，但是女王本人只是默不作聲地觀看著這一切。1992年她訪問澳大利亞的時候，邀請基廷登上了不列顛尼亞號。還沒等他開口演說，女王就主動告訴他自己絕不會阻礙澳大利亞成為共和國。她接著說道：據我所知目前在澳大利亞一共有五十四類持有不同國籍的居民，早晚有一天我會成為多餘的人。到時候你可一定要告訴我啊。根據在場人員的說法，這番話令基廷默然無語，並且解除了他的戒心。在同一趟訪問當中，基廷不慎惹怒了英國媒體，因為他居然大不敬地將手臂挽在了女王的肩頭。但是其實這是一個出乎女王預料的保護性動作。

　　轉到來年，基廷組建了一個共和制顧問委員會並且召開了立憲大會，旨在敲定選擇「本土總統」的具體細節。經歷了一次政府換屆之後，澳大利亞於1999年舉行了全民公投。令人詫異的是，居然有55%的投票人決定繼續生活在女王治下。但是在所有將女王奉為最高元首的國家當中，澳大利亞依然是在未來最有可能拒絕她本人或者她的繼承人的主要國家之一。2011年上任的澳洲首相朱莉婭.吉拉德就像她的前任陸克文一樣都是共和派（儘管強硬共和派往往懷疑她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過於軟弱）。吉拉德與陸克文都曾經暗示女王將會是澳大利亞的最後一位最高元首——鑒於女王在登基六十周年前夕剛剛來到澳大利亞參加過英聯邦政府首腦會議，傑拉德的表態未免有些不留情面。但是最新民調對於這一點並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而且威廉王子在澳大利亞已經成為了自他的母親黛安娜王妃以來最受歡迎的王室成員之一。歸根結底這種事情誰也說不好。

　　加拿大早在1965年就放棄了左上角印有米字旗的國旗設計，用楓葉旗取而代之。到了七十年代，加拿大也經歷了類似的反思。問題在於加拿大魁北克地區生活著大量講法語的分離主義少數派。在六七十年代，魁北克人黨的興起使得當地的共和主義思想變得越發憤怒與迫切起來，儘管這一運動其實反而鞏固了英屬加拿大行省的立憲君主制政體。早在1964年訪問魁北克的時候女王就親身體驗到了這個問題。她來到魁北克的時候，排成長隊的抗議人群一言不發地轉過身去，用後背對著她。她離開之後，抗議人群隨即與警察發生了衝突，導致多人被捕。因此當天也被人們戲稱作「警棍星期六」。還有傳言聲稱當地有人試圖刺殺她。但是她還是趁著1967年蒙特利爾世博會與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的機會兩次重訪了魁北克。此外在1968-1979年以及1980-1984年這兩段時間裡，她還要應對思想獨立的加拿大總理，頑皮、富有魅力且難以預測的皮耶.杜魯道。

　　皮耶.杜魯道是一個很值得研究一下的案例，他起初是個叛亂分子，後來卻逐漸變形成為了一名溫和的保守派。二戰期間他曾經是一名反徵兵抗議者，一位愛好馬克思主義的法語天主教知識分子，還不折不撓地與加拿大的親英派戰時領袖麥肯茲.金作對。當選首相之後，他曾經有過好幾次出格的表現，例如坐在白金漢宮的樓梯扶手上滑下來，在女王背後手舞足蹈，還會見了世界和平巡迴演唱途中的約翰.列儂。基於這樣的背景，很快就有人質疑他是不是共和派。但是上位之後的杜魯道不僅要對付魁北克分離主義，還要應對各種極端團體。為了維護加拿大的統一（哪怕是個英法雙語的局面），他養成了強硬的手腕。他否認自己是共和派，並且繼續邀請女王訪問加拿大。白廳一開始不太確定女王該不該去，而白金漢宮則提醒各位大臣們這件事他們管不著。女王也是加拿大的女王，杜魯道則是她的首相，就像休姆、威爾遜與希斯一樣。 八十年代再次當選首相之後，杜魯道宣布加拿大憲法應當「國家化」——即為了加拿大而付諸文字，並且在加拿大正式施行，而不是不再僅僅作為英國法律的附庸——他聲稱女王也支持自己的做法。在回憶錄當中，杜魯道表示女王在公共場合的風範與私密交談當中展現的智慧都為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2年的憲法國家化——在憲法當中收入了一部《加拿大人權利與自由法案》——並沒有促使人們再次嚴肅認真地質疑君主制，如今這套文件已經成為了加拿大身份認同的基石。英國的權力溫和而不事聲張地地撤出了加拿大，為此類問題的解決留下了一個高明的經典範例。女王應對杜魯道的方式使得一位有可能挑戰她的權威的潛在敵人最終成為了這份權威的支持者。1984年，英國駐加拿大高級專員、職業外交家莫蘭勛爵（2）向倫敦發送了任職期間的最後一份電訊。自從四十年代就投身於外交事業的莫蘭勛爵在這份電文當中表達了對於杜魯道的更嚴苛看法。 杜魯道最大的成就自然是擊敗了魁北克分離主義與恐怖主義，但是「倫敦並不特別尊敬他或者信任他。他從未徹底擺脫早年小康家庭嬉皮士子弟與逃避兵役者的經歷……我的許多同事都很欽佩他，對此我不敢苟同。他是個不著調的傢伙，是他本人最糟糕的敵人。」只有退休以後的官員才敢這麼說話。倫敦方面的很多人都對這番話嗤之以鼻，但是白金漢宮的態度還要更加冰冷。正是在杜魯道的時代，加拿大人開始認真地討論是否應當由總督來擔任國家元首，從而進一步過渡到共和體制。今天的加拿大存在著一個積極的共和主義組織，名叫加拿大共和國公民。該組織聲稱當女王去世之後，英加兩國之間的君主制聯繫就必須切斷，加拿大的國家元首將會由本土出生的人來擔任。2010年女王訪問加拿大的時候（這次她沒去魁北克），民調顯示58%的加拿大人認為應當在女王去世後切斷英加兩國的君主制聯繫。

　　回頭再說七十年代，澳大利亞與加拿大的問題在英國國內也得到了激烈的辯論。一想到將會「失去」如此巨大的英聯邦最後組成部分，難免會令人感到不安。但是人們無法忽視女王角色的含糊性質。女王是否僅僅具有象徵功能呢？還是說在某些特定環境里她不僅可以出手干預政治化解危機，而且還應當這麼做呢？女王是不止一個國家的最高元首，假如這些國家發生了利益衝突，女王應當怎樣自處呢？澳大利亞的惠特拉姆廢黜危機在英國並不會得到一模一樣的重演，因為英國的上院並不是通過民選產生的。但是依然有人質疑假如黨派紛爭或者議會衝突陷入了僵局，女王究竟應該怎麼辦。假設1974年重新當選首相的威爾遜突然辭職了，女王能否自行任命一位臨時替代人選，從而確保「女王的事業」得以順利進行呢？倘若當真出了這種事，而且這位臨時首相又是日後正式選舉的潛在候選人之一，那麼女王是不是為這位候選人提供了本不應當提供的支持呢？又或者她是否應當消極無為地將這段首相空缺的時間消磨過去，聽任執政黨自行選擇新領導人呢？白金漢宮與唐寧街在這個問題上很是唇槍舌劍地較量過一番。根據馬丁.查特雷斯設想的方案，首相至多只能辭去黨首職務，不能自行下台。執政黨則要趁機選舉新領導人並實現無縫交接，不給女王添一丁點麻煩。約翰.梅傑為了應對托利黨內批評而辭去黨首之職的時候完全就是這種情況：儘管角逐首相之位的競爭已經開始，但是他依然繼續擔任著首相職務，滿心以為自己能夠趕走所有敵人並且繼續留任。1976年威爾遜宣布辭職，震動了全國政壇。然後他還繼續擔任首相職務，直到工黨選出下一任黨首為止。這一次女王同樣沒有卷進來。

　　在這次選舉當中，吉姆.卡拉漢擊敗了深受左派愛戴的邁克爾.富特，很快就成為了首相。威爾遜的聲明引發了各種各樣腦洞大開的理論，涉及敲詐、俄國間諜、南非特工以及貪污腐敗等等情節。一直忠誠於他的新聞秘書喬.海因斯認為真正原因在於醫生診斷他患上了早髮型老年痴呆。倘若如此，他一定在1975年9月前往巴爾莫勒爾進行年度訪問的時候私下向女王通報了自己的病情。除去他的妻子之外，女王是第一個得知他決定在來年3月下台的人。1975年12月6日，他在覲見的時候告訴女王自己將會在來年3月11日辭職。當天晚些時候，他又在自己的律師阿諾德.古德曼為他張羅的晚宴上表示「我已經向女王通報過我的打算了」，因此誰也不能說他將這個問題拖到了最後一刻。他向工黨同事芭芭拉.卡斯特也是同樣的說法——「她有這件事的記錄。」儘管如此，陰謀論者們還是玩了個不亦樂乎。誰也不清楚威爾遜究竟以為女王會給《泰晤士報》去信還是會給《今日》節目打電話來澄清這一切。

　　1976年3月23日，女王與菲利普親王在唐寧街十號為威爾遜舉行了歡送會，現場賓主盡歡，直到午夜才盡興而散。此前享受過這種待遇的首相就只有丘吉爾一個人。這番舉動彰顯了女王對於威爾遜的高度尊敬與喜愛。畢竟他們兩個一起經歷過許多風雨。威爾遜算不上一位偉大的首相。為了維持工黨的統一，他花費了太多時間輾轉騰挪，使盡手段，卻幾乎從未解決過真正重大的問題，更沒能意識到英國前進方向的轉折。但是在他當權的時期，英國經受了激烈而令人不安的社會動蕩與政治風波，中產階級陷入了偏執的妄想，代際衝突也愈演愈烈。正是威爾遜一直維持著演出的正常進行。作為一名典型的六十年代政客，他始終是一個堅守老派風格的人物——他的身材略顯發福，他穿衣服是為了舒服而不是為了好看，他的性情很冷靜，作風也很傳統。他抽煙斗與雪茄而不是大*麻*煙，他更喜歡英國國產的HP牌烤肉醬而不是異國風情濃厚的咖喱醬，他曾經是童子軍而不是流行樂團樂手。因此他儘管只是女王治下第二位生於二十世紀的首相，儘管他是一位哈德斯菲爾德工業化學技師的兒子，但是與某些人的臆想有所不同，對於溫莎家族來說威爾遜並不是外人。親不親不僅要靠階級分，代際親疏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他很喜歡女王，真的。」一位與他共事的白廳工作人員這樣說道。威爾遜執政時期充滿的醜聞與陰謀論，但是女王始終沒有卷進去。當然，她肯定不會喜歡威爾遜的所有做法。例如有一次威爾遜曾經請她為自己那位飽受爭議的秘書兼看門人瑪莎.威廉姆斯在上院安排一個議席。女王一翻白眼，「我非得這麼幹嗎？」不過後來她還是答應了。

　　（1）John Kerr (governor-general)

　　（2）John Wilson, 2nd Baron Mor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