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

西班牙革命

（1931年1月24日）

1、舊西班牙

資本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一環眼看就要再次斷裂，這次輪到了西班牙。那裡的革命運動正在迅猛前進，讓世界反動勢力對短時間內恢復伊比利亞半島的統治秩序失去了信心。

西班牙無疑是歐洲最落後的國家之一。但它的落後有其特色：光榮的歷史給它留下了沉重的包袱。當沙皇俄國還遠遠落後於西歐鄰國，並在它們的壓力下緩慢前行時，西班牙卻在蓬勃發展，它遙遙領先於歐洲其它國家，並統治了整個南美。國內貿易與世界貿易的高速成長，逐漸克服了各省的封建割據傾向與各民族獨善自身的傾向。在這幾個世紀里，西班牙王室的力量不斷增長，其地位不斷加強，這與貿易資本的集中化的作用，以及西班牙民族的逐漸形成，是密不可分的。

美洲的發現，使西班牙大發橫財，大大提升了它的地位，但後來卻成了它衰落的原因。重要的貿易航道不再經過伊比利亞半島。荷蘭富裕起來後，脫離了西班牙，成了歐洲霸主，然後英國又把它趕下了寶座，在這張寶座上坐了很久很久。在十六世紀下半葉，西班牙就開始衰落了。「無敵艦隊」的覆滅（1588年），可以說是它的衰落的正式標誌。封建主—資產階級的西班牙，陷入了馬克思所說的「可恥的長期的腐化」[1]。

新舊統治階級——貴族地主、天主教會與王室，資產階級及知識界——拚命維持往日的光榮，然而他們已經沒有了過去的資源。1820年，南美殖民地最終獨立。1898年古巴獨立後，西班牙幾乎喪失了全部殖民地。摩洛哥殖民戰爭弄得西班牙財盡民窮，進一步加深了人民的不滿。

西班牙經濟發展的滯後，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集中趨勢。各個城市的工商業衰敗了，它們之間的經濟聯繫也變弱了，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各省的相互依賴。這就是資產階級西班牙至今不能消除幾個具有悠久歷史的省份的離心傾向的主要原因。國民經濟缺乏財源，國內處處怨聲載道，加強了各種分離主義傾向。西班牙的鄰國法國通過大革命，戰勝了舊的封建外省，最終建立了統一而不可分割的資產階級國家，與之相比，西班牙的地方割據勢力卻具有強大的力量。

經濟停滯不僅阻礙了新興資產階級社會的形成，也讓舊統治階級更加腐朽。名門顯宦的做派依然高傲，身上的披風卻往往破爛不堪。教會對農民敲骨吸髓，有時又得忍受王室的掠奪。按照馬克思的論斷，西班牙的君主制更像亞洲專制（Asiatic despotism），而不像歐洲的絕對主義王朝（European absolutism）[2]。這個判斷應該怎樣理解？人們往往把沙皇專制制度比作亞洲專制，從地理和歷史來看，沙皇專制制度要比西班牙的君主制更符合這個判斷，但這個判斷對西班牙也完全適用。貴族極其遲緩的開化，與簡陋的城市中心，是沙皇專制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礎；而國家的衰落與統治階級的腐朽，是西班牙君主製得以形成的基礎，這是兩者唯一的區別。如果說，新興的城市對舊的特權集團的反抗，是歐洲的絕對主義王權崛起的原因，那麼，舊的特權集團與城市都很虛弱，就是西班牙君主制與沙皇專制制度相對強大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可以認為西班牙君主制更接近亞洲專制。

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離心傾向都壓過了集中傾向，這破壞了西班牙議會制度的基礎。政府的壓力，是決定選民態度的關鍵因素：在過去一百年里，政府總是能贏得選舉。國會（Cortes）發現自己必須依附於不斷變更的內閣，而內閣自然又要依附於王室。政府操縱著選舉，而權力掌握在國王手裡。離心離德、貌合神離的統治階級，無法以自己的名義管理國家，所以，它就更加需要王室。而王室——它集中體現了整個國家政權的虛弱——雖然時不時被推翻，但它具有足夠的力量，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國家。總的來說，西班牙的國家政權體制可以叫做衰退的絕對主義（degenerated absolutism），被此起彼伏的「兵諫」[3]折騰得夠嗆。這個體制的衰退、它的絕對主義傾向，以及它對政變的恐懼，在阿爾方索十三世[4]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阿爾方索十三世憑藉見風使舵、過河拆橋與背信棄義，一次又一次戰勝了臨時拼湊的反國王聯盟，這與他本人的個性完全無關，只是整個統治體系的特徵的反映：阿爾方索十三世在新的條件下，重演了他的祖先費爾南多七世[5]醜惡的歷史。

代表集中化傾向的勢力，除了王室之外，還有與王室相勾結的教會。天主教至今還是國教。教士在國家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他們是反動勢力最頑固的軸心。國家每年都要撥款資助教會，數額高達數千萬比塞塔。宗教團體多如牛毛，富得流油，權勢滔天。修士修女的人數接近七萬，相當於在校中學生的數量，是在校大學生的兩倍多。既然如此，文盲率高達45%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難理解，文盲人口主要集中在農村。

在查理五世（卡洛斯一世）[6]時期，強大的西班牙帝國沒有給農民帶來多少好處，西班牙衰落後，其後果主要又落到了農民頭上。幾百年來，農民的日子無比悲慘，許多省份的農民終日在飢餓中掙扎。西班牙人口有七成以上是農民，國家體制的重負，主要由他們來承擔。缺地、缺水、沉重的地租、陳舊的農具、落後的耕作方法、高昂的稅率、教會的榨取、昂貴的工業產品、農村人口過剩、大量的流浪漢、乞丐、僧侶充斥鄉下——這就是西班牙農村的景象。長期以來，農民艱難的狀況，引發了無數起義。但是這些血腥的「爆發」沒有發展為全國性的運動，只停留在局部，它們染上了多種多樣的色彩，而且往往是反動的色彩。總的來說，西班牙的革命是「小革命」，農民起義也是「小戰爭」[7]。西班牙是一個具有悠久的游擊戰傳統的國度。

2、軍隊在政治中的作用

自拿破崙戰爭後，西班牙的政治舞台上出現了一股新勢力——軍官，他們作為統治階級的年輕一代，從祖先那裡繼承了衰落的帝國，而他們自己的家業也已大為沒落。西班牙飽受地方割據與分離主義之苦，而軍隊作為代表集中化的力量，自然就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它不僅是王室的後盾，也承載著統治階級各個集團的不滿，首先是它自己的不滿：西班牙到處都有這樣一種人，他們向國家要求的第一件事，便是讓自己「吃上皇糧」，這種人就是文武官員的主要來源。政府機關、議會和其它機構沒有那麼多職位，滿足不了「上流」社會的不同集團的胃口，由於吃不上皇糧而牢騷滿腹的人們，便成了共和派政黨的溫床，而這些共和派政黨跟西班牙其它團體一樣，都是善變的。但在這種不穩定的局面下，卻隱藏著真實而猛烈的怒火，共和主義運動湧現出了一個又一個個堅定果敢的革命團體，對它們而言，「共和國」就是救國的神奇口號。

西班牙陸軍的總兵力約為十七萬人，其中有一萬三千名軍官，另有海軍一萬五千人。軍方高層一方面充當統治階級的武器，另一方面又把底層的士兵拉進自己的密謀。這給士兵的獨立的政治運動創造了條件。士官曾在以前的多次事變中，在沒有軍官領導、更有意反對軍官的情況下，猛然捲入了政治。1836年，馬德里衛戍部隊的士官發動起義，迫使女王頒布憲法。1866年，對軍隊中的貴族秩序深感不滿的炮兵士官舉行了起義。無論如何，在過去的密謀中，主導權仍屬於軍官。心懷不滿的士兵跟著心懷不滿的指揮官一起參加了密謀，雖然士兵在政治上盲從軍官，但他們的不滿，卻源自另外的、更為深刻的社會根源。

軍隊中的矛盾，往往與兵種有關。武器越先進，對士兵和軍官的知識水平便要求越高，一般來說，知識水平越高，就越容易受到革命思想的影響。騎兵一般擁戴王室，而不少共和派是炮兵。毫不奇怪，現代戰爭機器的操縱者——航空兵站在了革命一邊，並把他們的職業所具有的個人冒險因素帶了進來。當然最關鍵的還是步兵。

西班牙的歷史就是一部革命事變的歷史。軍事政變和宮廷政變交替上演。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前三十年，政治體制不斷變換，內閣像走馬燈一樣換個不停。特權階級有心無力，無法給王室提供足夠穩固的支持，結果王室不得不多次向軍隊屈服。但是，西班牙各省割據的狀況，也影響了軍事密謀的性質。各個「革命委員會」里的內鬥，不過是歷次革命缺少領導階級的外在體現。這就是王室能夠一次又一次戰勝革命的原因。然而，在統治秩序獲勝後，經過一段時間，周而復始的危機又會劇烈地爆發出來。任何一個執政集團都無法獲得穩固的根基。已經枯竭的國民收入，根本滿足不了統治階級龐大的胃口，結果造成了無數困難，每一個執政集團都得與這些困難鬥爭，然後很快就垮掉了。最後一個軍事獨裁政權是怎樣可恥地垮台的，大家有目共睹：沒等軍事政變發生，普里莫·德·里維拉[8]就像被釘子扎破的輪胎一樣泄了氣，灰溜溜地逃走了。

西班牙以往的革命都是少數反對少數的鬥爭：統治階級的各個集團為了爭搶國家政權這塊餡餅，不惜大打出手。

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不斷革命論」：社會革命在不斷的積累和發展的過程中，把政權交給最堅決的階級，讓它用政權來消除階級差別，從而消除發生新革命的可能性。按照這個理解，我們應該指出：儘管西班牙歷次革命具有「不斷性」，但它們與「不斷革命論」毫無相似之處，它們不過是一個落後國家的衰老病的反覆發作。

當然，資產階級的左翼，主要是青年知識分子，早就把建立共和國當作自己的目標。出於相同的原因，西班牙大學生跟軍官一樣，主要來自心懷不滿的青年，雖然他們人數不多，卻在國家的生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天主教反動勢力的統治，點燃了大學裡的反教權之火。然而，大學生無法建立一個政治體制。西班牙共和派上層領袖的社會綱領是非常保守的：他們把今日這個反動的法國當成自己的理想，盤算著共和國建立後自己就能大發橫財；他們根本不打算、也根本不可能走上法國雅各賓派的道路：他們害怕群眾，遠甚於厭惡王室。西班牙資產階級社會的一道道隙縫裡，擠滿了統治階級的破落戶，人數眾多的他們渴求升官發財；而在社會底層的隙縫裡，也擠滿了人數眾多的遊民無產者，他們是跌落到階級社會最底層的可憐人。衣著光鮮的破落戶與衣衫襤褸的破落戶，構成了社會的流沙。革命越是找不到真正的支持動力和政治領導，這個遊民群體對革命的威脅就越大。

普里莫·德·里維拉六年的獨裁統治，死死壓住了一切不滿與反抗。然而獨裁政權自己也染上了西班牙王室的不治之症：它雖然比任何單個階級都要強大，卻無力滿足國家的歷史需要。結果，在第一波革命浪潮湧起之前，軍事獨裁這艘大船就被財政暗礁和其它障礙給撞碎了。普里莫·德·里維拉的倒台，讓各種仇恨和希望釋放了出來。於是，革命的「看門人」n貝倫蓋爾[9]將軍便粉墨登場了。

3、西班牙無產階級與新的革命

在這場新的革命中，我們第一眼看去，就能發現過去歷次革命中的老角色：背信棄義的王室；既厭惡國王卻又在他面前俯首帖耳的各種保守派與自由派團體；隨時準備叛賣的共和派右翼與隨時準備冒險的共和派左翼；正在策劃密謀的軍官，其中有些人想要建立共和國，有些人想趁機加官進爵；心懷不滿的大學生，他們的父輩正警惕地盯著他們；最後是正在罷工的工人，他們分散在不同組織之中；還有正在拿起乾草叉——甚至是槍——的農民。

但是，如果認為目前的革命危機還會走上老路，那就大錯特錯了。在過去幾十年里，特別是在世界大戰之後的這些年裡，國家經濟與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當然，時至今日，西班牙仍處於歐洲末流，但它的採礦業和輕工業已經有所發展。在大戰期間，煤礦、紡織和水電等行業均有較大進展。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工業中心和工業區。這創造了新的力量對比，並開創了新的前景。

內部矛盾並沒有因為工業化的成就而得到絲毫緩和。西班牙在大戰期間保持中立，滾滾而來的戰爭訂貨，使工業在大戰中蓬勃發展，然而大戰結束後，國外訂單驟減，造成了新的困難。西班牙不僅失去了國外市場——它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甚至還不如戰前（戰後為1.1%，而戰前為1.2%）——外國產品還如潮水一般湧入，為了保護國內市場，獨裁政權不得不築起了歐洲最高的關稅壁壘。高關稅導致高物價，進一步降低了人民本已貧弱的購買力。因此，戰後的西班牙工業始終半死不活，這一方面表現為長期的失業，另一方面表現為尖銳的階級鬥爭頻繁爆發。

英法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扮演過的角色，西班牙資產階級也想扮演，然而，與十九世紀相比，它越發沒有膽氣來要求扮演這個角色了。西班牙的大工業資產階級出現得太晚，又高度依賴外國資本，像吸血鬼一樣吸食人民血汗的它，不可能作為「民族」領袖同舊的特權集團作鬥爭，哪怕只是短短一段時間都做不到。銀行家、工業家、大地主、王室與文武高官既狼狽為奸，又相互暗中拆台，這幫反動勢力中最反動的一個團伙，便是敵視人民的工業巨頭。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政權最重要的支持者，就是加泰羅尼亞的製造商，僅此一例便足以說明問題。

但是，工業的發展，也讓無產階級得到了鞏固，並加強了它的力量。在二千三百萬人口——如果算上移民，這個數字還會更高——當中，有近一百五十萬人在工業、商業和運輸業中工作，農業工人的人數大致與此相當。在一個能夠親手解決革命問題的階級出現前，西班牙的社會生活總是在一個怪圈內來回打轉。西班牙無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台，急劇地改變了形勢，開創了新的前途。要正確理解這一點，首先要明白：大資產階級確立了主宰經濟的地位，以及無產階級的政治分量的加強，使小資產階級徹底失去了領導國家政治生活的可能性。

從目前的革命震蕩中，能否產生出一場真正的革命，對國家實行徹底的改造？由此引出了另一個問題：西班牙無產階級能否掌握國家生活的領導權？在西班牙民族的各個成分中，只有它有權要求扮演這個角色。而且，俄國的歷史經驗已經足夠清楚地表明：在一個半封建關係盤根錯節的落後農業國，被大工業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具有說一不二的強大實力。

當然，早在十九世紀，西班牙工人就已經積极參加了多次革命，但它當時總是給資產階級打下手，只能起到次要的輔助作用。在二十世紀頭二十五年里，工人在革命中的角色越發獨立。1909年的巴塞羅那起義，顯示出了加泰羅尼亞青年無產者擁有何等的力量。其它地方接連發生了以起義告終的罷工。1912年，鐵路工人舉行了罷工。工業區變成了無產階級英勇鬥爭的戰場。西班牙工人迅速適應了形勢，發動了自己的隊伍，展現出了改天換地的大無畏氣概，勇敢地發動了進攻。

戰後——確切地說是俄國革命後的頭幾年（1917—1920年），西班牙無產階級經歷了一系列偉大的鬥爭。1917年爆發了革命總罷工。這次總罷工及隨之爆發的一系列運動的失敗，為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政權提供了條件。獨裁者的倒台，使西班牙人民未來的命運再次成為了萬眾矚目的焦點；舊統治集團的怯懦詭計，與小資產階級激進派的軟弱哀嘆，充分暴露了它們不可能成為救星；而工人卻通過一系列英勇無畏的罷工，大聲向人民宣告：我們來了！

自命學識高深的歐洲資產階級「左派」記者斷言，這是法國大革命的重演，它遲到了差不多一百五十年；社民黨人也隨聲附和。跟這幫人解釋革命，簡直就是對牛彈琴。西班牙儘管落後，卻早已超越了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工業、一萬六千公里的鐵路、五萬公里的電報線路，都是遠比歷史回憶更為重要的革命因素。

英國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周刊試圖對西班牙事變做出更深入的分析，它寫道：「我們的印象是，它更像1848年和1871年的巴黎，而不像1917年的莫斯科。」然而，1871年的巴黎公社，卻是從1848年邁向1917年的重要一步。此文作者提出的這個對立毫無根據。

L·塔爾昆[10]去年發表在《階級鬥爭》（LanLutte de Classes）上的文章更為嚴肅深刻：「依靠農民群眾的支持，（西班牙）無產階級是唯一能夠奪取政權的力量。」他認為革命的前途應該是這樣的：「革命必須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並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勇敢地開創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這個問題就應該——也只能——這樣來提出。

4、革命的綱領

目前，鬥爭的正式口號是「共和國」。然而，懾於革命的進展，保守派和自由派，還有統治階級中的共和派將會投靠保王派陣營。在1854年革命中，卡諾瓦斯·德爾·卡斯蒂利奧[11]寫道：「我們要力爭挽救王室，但要清除使王室蒙羞的奸臣。」當代的羅馬諾內斯[12]等人深化發展了這一偉大思想。然而王室不可能沒有奸臣，特別是在西班牙！……當然，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影響下，有產階級可能會為了自保而拋棄王室（就像1918年的德國一樣！）。不過，馬德里的王朝雖然已在苟延殘喘，卻很有可能撐到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的那一天才斷氣。

「共和國」這個口號，自然也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但是，不能把這個口號理解為用總統來取代國王，而應該理解為徹底掃除整個社會的封建殘餘：第一步就是要解決農業問題。

西班牙農村的各種關係，勾勒出了一幅半封建剝削的圖景。農民的貧困（特別是在安達盧西亞和卡斯蒂利亞），地主、官府與豪強[13]的重重壓迫，逼得農業工人和貧農多次公開造反。不過，這是不是說，西班牙資產階級可以通過革命，清除社會關係中的封建殘餘呢？答案是否定的。這只是說，西班牙的具體國情，決定了資本主義只能通過半封建形式來剝削農民。用革命武器來對付西班牙中世紀的殘餘，就等於向資產階級的統治開戰。

為了使農民擺脫局部抗爭的狹隘與反動偏見的影響，無產階級必須拿出一個明確的革命民主綱領。缺地、缺水，以及地主的層層盤剝，使沒收私有地產分給貧農成為了最關鍵的問題。沉重的稅賦、龐大的國債、官僚的掠奪，以及非洲殖民戰爭的開銷，使建立廉價政府的問題成為了當務之急，然而，無論是大地主、銀行家和工業家，還是自由派名流，都做不到這一點，只有勞動群眾自己才能做到。

由於教士的統治地位，以及教會財產的存在，必須提出這樣的民主任務：實行政教分離，解除教會的武裝，將教會的財產分給人民。只要農民相信，世俗化之後，以往撥給教會的預算，還有教會自己的財產，都會被用於扶持窮困不堪的農村——而不是落入自由派政客的腰包——那麼就連最迷信的農民，都會支持這些重要措施。

各種分離主義傾向的存在，使革命必須面對「民族自決」這一民主任務。在軍事獨裁時期，這些分離主義傾向表面上都加強了。然而，加泰羅尼亞資產階級的「分離主義」，不過是它同中央政府聯手對付加泰羅尼亞人民和西班牙人民的伎倆；而工農大眾的分離主義，只是他們給自己的造反披上的一件外衣。對於這兩種分離主義，必須加以明確區分。但是，為了正確地區分被壓迫民族的工農群眾與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先鋒隊就必須在民族自決問題上，採取最勇敢、最真誠的立場。如果大多數加泰羅尼亞人和巴斯克人決定徹底脫離西班牙，工人階級就應該完全而充分地維護他們的獨立權利。當然，這絕不是說，先進工人要推動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的獨立。相反，國家經濟的統一，與民族區域的充分自治結合起來，就能在經濟上和文化上給工農群眾帶來巨大優勢。

在新建立的軍事獨裁的幫助下，王室會阻止革命繼續發展，這種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此類嘗試不會獲得重大而持久的效果。人們對普里莫·德·里維拉依然記憶猶新。舊的獨裁留下的傷口還未痊癒，新的獨裁一旦建立，等於給傷口上撒鹽。就目前得到的消息來看，阿爾方索十三世很想這麼干：他正在焦急地搜羅「勤王義士」，然而無人挺身而出。新的軍事獨裁的垮台，將會給王室和國王本人造成重大打擊，也會給革命帶來巨大的推力，工人階級就會對統治階級說：「遊戲結束了，先生們！[14]」

西班牙革命能否跳過議會民主制的階段？理論上有可能。革命運動如果能在短時間內獲得強大的力量，統治階級就會沒有時間和餘地來實行議會民主制。然而這種假設不大可能實現。西班牙無產階級雖然擁有一流的鬥爭素質，卻缺少一個深孚眾望的革命先鋒黨，也缺乏蘇維埃組織的傳統與體驗。此外，西班牙共產主義者不但人數不多，而且還不團結。沒有一個公認的、明確的綱領。然而，議會問題已經提上了日程。既然如此，就應該承認：革命將經歷議會民主制的階段。

1905年的俄國工人成功抵制了布里根[15]的杜馬，使它最終流產[16]；對於貝倫蓋爾的無實權國會[17]，也可以採取同樣的抵制策略。至於具體採取什麼樣的抵制策略，要由當時的具體力量對比來決定。但是，先進工人在抵制貝倫蓋爾國會的同時，還要針鋒相對地提出「革命的立憲議會」的口號。我們必須無情地揭露資產階級「左派」的「立憲議會」口號的虛偽——他們其實只想跟舊統治階級與特權集團討價還價，讓國王和貝倫蓋爾恩賜一個「妥協議會」。工人、農民與士兵的成功起義，將建立起革命政府，只有它才能召開真正的立憲議會。我們既可以、也應該用「革命議會」來反對「妥協議會」；在當前階段，我認為不宜反對「革命議會」的口號。只有最可悲、最死板的教條主義者，才會把無產階級專政同各種革命民主口號（共和國、土地改革、政教分離、沒收教會財產、民族自決、革命的立憲議會）對立起來。在群眾能夠奪取政權之前，他們必須在無產階級先鋒黨的領導下，把自己團結起來；無論是爭取民主代表制度的鬥爭，還是在革命的某一階段參加議會選舉，都對促成工農群眾的團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鬥爭中，「武裝工農」（建立工農民兵）的口號，一定會變得越來越重要。在現階段，這個口號必須同保衛工農組織、保護土地改革、保障選舉自由、協助人民預防反動政變等問題緊密聯繫起來。

激進的社會立法綱領（失業保障、讓富人階級承擔稅賦的重擔、免費全民教育及類似措施）雖然沒有超出資產階級社會的框架，但也該寫在無產階級先鋒黨的旗幟上。

除了上述的要求之外，還必須提出新的過渡要求：將目前全部為私人所有的鐵路徹底國有化；將西班牙的礦產資源全部國有化；將銀行國有化；工人監督工業；最後是由國家調節工業。這些要求，是把資產階級體制改造為無產階級體制的預備動作，隨著銀行和工業的國有化，這些措施將與計劃經濟體系結合起來，奠定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

民主口號、過渡口號和純社會主義的口號的搭配運用，只有迂腐學究才會對此大驚小怪。歷史社會的構造是矛盾的，它必然充滿了過去遺留下來的各種不同性質的問題，而把不同性質的口號結合起來的綱領，便是對這種矛盾的反映。把無產階級專政作為解決一切矛盾和任務的關鍵，當然是正確的，但還遠遠不夠。就算無產階級先鋒隊已認定只有無產階級專政能夠結束西班牙的腐朽，依然需要一個準備過程：必須以無產階級先鋒隊為核心，把工人階級的各個部分，以及廣大的農村勞動群眾凝聚起來。只有按照巴庫寧[18]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來理解社會革命的人，才會空喊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卻排斥正在推動人民走向起義的各項歷史任務。要想毀滅革命，沒有比這更好的方法了。

無需多言，這些民主口號絕不等於讓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共和派靠攏。正相反，它們可以揭露資產階級左派的的反民主性質，為戰勝資產階級左派創造條件。無產階級先鋒隊越是勇敢、堅決而無情地為實現這些民主口號而鬥爭，就能越快獲得群眾的支持，資產階級共和派與社會黨改良主義派的生存空間也就越小，他們當中最優秀的分子就會越加忠誠地投靠我們，群眾也就越來越把民主共和國當成工人共和國。

理論公式在得到正確的理解之後，要把它變為活生生的歷史事實，就必須結合群眾的經驗、要求和需要，使群眾在思想上掌握這些理論公式。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糾纏於細枝末節，不能分散群眾的注意力；必須提出一個清晰明確的綱領[19]；必須按照鬥爭的動態來調整革命的綱領，這才是革命的政策。

5、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

在西班牙事件剛開始時，共產國際的領導層仍然跟以前一樣，沒有對它予以足夠重視，不久之前，拉丁地區的「領導」曼努伊爾斯基[20]還宣稱西班牙事件不值得關注。還是老樣子！他們在1928年宣稱法國即將爆發革命。長期以來他們總是在葬禮上奏喜樂，到參加喜宴的時候，他們就只能奏哀樂了。他們要是不這麼做，就等於背叛自己。儘管西班牙事件並沒有被列入「第三時期」[21]的日程表，但它還是發生了，而且還在繼續發展，於是共產國際的領導們就只好閉緊嘴巴：這樣做要謹慎得多。然而，在十二月事變[22]之後，他們就再也不能裝聾作啞了。拉丁地區的這位領導再次嚴格遵循自己的傳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12月17日的《真理報》上面那篇文章便出台了。

這篇文章認為，貝倫蓋爾獨裁政權和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政權都是「法西斯制度」。墨索里尼、馬泰奧蒂[23]、普里莫·德·里維拉、麥克唐納[24]、蔣介石、貝倫蓋爾、唐恩[25]——全都是法西斯主義的變種。反正有現成套話可用，幹嘛費力去思考呢？他們不如把阿比西尼亞國王也塞進「法西斯」隊伍里，這個隊伍才算完整。《真理報》還告訴我們，西班牙無產階級不但「正在越來越快地接受西班牙共產黨的綱領和口號」，而且已經「認識到了自己在革命中的主導作用」。同時，蘇聯駐巴黎的官方記者報道說，西班牙已經出現了農民蘇維埃。眾所周知，在斯大林主義領導下，農民是最先接受和實現蘇維埃制度的（中國的教訓！）。既然在正式的共產黨領導下，無產階級已經「認識到了自己在革命中的主導作用」，農民也已經開始建立蘇維埃，那麼西班牙革命便可以說是穩操勝券了——然而，在斯大林和曼努伊爾斯基批判馬德里的「執行者」錯誤地理解了總路線之前，我們會再次在《真理報》上發現這條總路線的總浮誇與總輕率。這些「領導」已經被自己的政策敗壞得不可救藥，他們什麼都學不會！

實際上，儘管革命正在大步前進，革命的主觀因素——黨、群眾組織和口號——卻嚴重落伍，跟不上革命運動的要求。主觀因素的落後，構成了當今的主要危險。

罷工浪潮正在半自發地傳播開來，它有時會遭受損失，有時會被打敗，有時會一無所獲，但它是革命的一個絕對必要的階段，是群眾覺醒、動員與投入鬥爭的時期。要知道，參加運動的不只是先進工人，更是全體群眾。罷工的不光是工廠工人，也有作坊工人、司機、麵包師、建築工人、水利工人，直至農業工人。老將藉此鍛煉筋骨，新兵藉此學習經驗。通過罷工，階級的自覺性開始成長。

在目前階段，自發性是運動的力量，但將來有可能變成運動的弱點。將來的運動如果仍然放任自流，沒有明確綱領，沒有自己的領導層，那它是不會有前途的。奪取政權是最最重要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是最猛烈的工潮都無法解決的，況且現在的工潮還是分散的。在未來數月的鬥爭中，如果無產階級感覺不到自己正在透徹理解本階級的任務與方法，如果無產階級感覺不到自己的隊伍正在日益鞏固與壯大，那麼崩潰將不可避免。目前的運動，使廣大的階層頭一次奮起投入鬥爭，崩潰會讓他們再度消沉下去。先進工人在失去腳下的根基後，打游擊、搞冒險的情緒會重新抬頭。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和城市貧民不會找到有威信的領導層。被喚起的希望，很快就會變成失望與憤怒。曾在1920年秋季的義大利上演過的一切，將會在西班牙重演。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政權並不是法西斯制度，而是典型的西班牙式專制：以部分有產者為靠山的軍人獨裁；但是，在上述條件影響下——革命黨的消極觀望與猶豫不決，群眾運動的自發性——真正的法西斯主義將會在西班牙站穩腳跟。心態失衡、滿腔憤怒、陷入絕望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將會淪為大資產階級的俘虜，為大資產階級充當鎮壓無產階級的馬前卒。當然，這種情況離我們還比較遠，但必須抓緊時間，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費。

退一萬步來說，即使資產階級左翼——軍官、大學生、共和派——能領導革命運動走向勝利，這種毫無結果的勝利也與失敗無異。前面講過，西班牙共和派完全立足於現有的財產關係之上，不能指望它會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取消天主教會的特權或整頓昏庸腐敗的官場。保王派的奸臣將被換成共和派的奸臣，我們得到的只會是1873—1874年那個短命而毫無結果的共和國的翻版[26]。

社會黨的領袖成了共和派領袖的跟班——這並不稀奇。社會黨昨天還跟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政權勾肩搭背，今天又跟共和派稱兄道弟。社會黨沒有、也不可能有獨立的政策，它的主要任務就是參加一個穩固的資產階級政府。只要能讓他們參政，哪怕是在最糟糕的情況下，他們都不會拒絕同王室和解的。

但是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右翼也好不到哪裡去：在這方面，十二月事變既是重要的經驗，也是嚴峻的警告。

誠然，全國勞工聯盟[27]凝聚了最有戰鬥性的無產者。這是經年累月的精挑細選的結果。每個先進工人，特別是共產主義者，都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去鞏固全勞聯，並將其轉變為真正的群眾組織。在改良主義工會內部開展工作，揭露改良主義領袖的叛賣行徑，號召成立統一的工會大聯合會，也對此大有助益。革命的條件，將給這種工作帶來極大的推動力。

但是，無政府工團主義作為一種學說，作為一種革命方法，是沒有前途的。無政府工團主義沒有革命的綱領，也不理解先鋒黨的作用，它讓無產階級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裝。無政府主義者「拒絕參加」政治，直到被政治掐住喉嚨，然後他們就把政治舞台讓給了階級敵人。十二月事變就是如此！

如果社會黨在革命中成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它只會做一件事：把通過革命奪到手的政權交給共和派，然後共和派又把政權還給原來的主人。偉大的生育將以流產告終。

只有擺脫了無政府主義的偏見，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才有可能領導革命。幫助他們擺脫偏見，是我們的義務。其實，無政府工團主義的部分領袖將投靠社會黨，或是被革命踢開；真誠的革命派將會與我們站在一起。與大多數社會黨工人一樣，群眾將會支持共產主義者。

在革命形勢中，群眾學得很快，這是革命的優勢之一。群眾的進步，必然會在社會黨和無政府工團主義中間引發分歧與分裂。在革命過程當中，我們肯定要與革命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就具體問題達成協議。我們會忠實地履行這些協議。但是，如果這些協議里摻雜了模稜兩可、躲躲閃閃和虛偽不一等性質，那將是致命的。即便是共產主義工人同無政府主義工人並肩戰鬥的時候，也絕不能模糊原則上的界限，絕不能隱瞞雙方的分歧，也絕不能放鬆對盟友的錯誤原則立場的批評。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革命能繼續前進。

6、革命代表會與先鋒黨

12月15日，大小城鎮的工人一同走上街頭，證明了無產階級是多麼渴望統一行動。由於他們自己並沒有一個聲音足夠大的「信號員」，所以他們藉助了共和派的信號。這次運動雖然受挫，卻沒有讓群眾陷入消沉頹唐的情緒。群眾把這次運動當做經驗、學校和熱身，這是革命高漲的最明顯的跡象。

要想走上革命的大道，無產階級急需一個組織：它要超越無產階級的任何政治、民族、地區和工會的界限，並符合當前的革命鬥爭的潮流。這樣一個組織，要經工廠工人、作坊工人、礦山工人、企業職員、鐵路與海運工人，還有城鄉無產者經民主選舉產生，它只能是蘇維埃。專制官僚給世界革命運動造成了無法估量的損失，它在思想上毒害了許許多多的人，使他們誤以為蘇維埃只是準備起義的組織，只有在革命前夜才能成立。真實的蘇維埃是在工人群眾的革命運動高漲之時成立的：此時雖然還遠不到武裝起義的時候，但已需要一個廣泛的、富有威信的機關，來領導席捲了各個企業、各種行業的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在革命的準備階段，蘇維埃必須在工人階級當中打下牢固的基礎，才能夠領導奪取政權的鬥爭。當然，在蘇維埃制度建立十三年之後，「蘇維埃」這個詞的意思，已經與它在1905年或1917年初的意思不太一樣了，在那些時期，它還不是政權機關，只是工人階級的鬥爭機關。Junta[28]一詞，與西班牙的整個革命歷史緊密相連，它是表達這個思想的最佳辭彙。西班牙工人的當務之急，就是建立工人junta（工人代表會）。

就無產階級目前的情況來看，工人代表會意味著由共產主義者、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社會黨人與無黨派罷工領袖共同組成的機關。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和社會黨人會在多大程度上參加工人代表會的活動呢？只有親自參加革命運動的人，才能回答這個問題。如果共產主義者能夠有力地倡導建立工人代表會，那麼，在革命運動的強力推動下，許多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或許還有一部分社會黨人，肯定會走得越來越遠。在群眾的壓力下，贊成建立工人代表會的各派共產主義者、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和社會黨人可以、而且應該就工人代表會的各種具體問題（代表的比例、選舉的時間與方法等）進行磋商，達成協議。不用說，在鬥爭中的每一個階段，共產主義者始終都要旗幟鮮明地打出自己的綱領。

與斯大林主義的最新理論相反，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前，農民蘇維埃——作為選舉機關——不太可能大量出現。在革命的準備時期，農村會迅速出現各種不同的組織，它們不以選舉為基礎，而以個人選擇為基礎：農會、貧農委員會、共產主義小組、農業工人工會等等。但是，在革命的土地綱領的基礎上，推廣農民代表會的口號，已經成為了當務之急。

如何正確地提出士兵代表會的口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由於軍事組織自身的特點，士兵代表會只有在革命危機的最終階段，也就是國家政權對軍隊失去控制的時候才會出現。在準備時期，它還只是一種秘密組織（革命士兵小組、地下黨小組等），在許多情況下，它只是工人與個別士兵的私下聯絡。

1930年12月的共和派起義，將作為革命鬥爭的分水嶺而載入史冊。共和派左翼拉攏了工人組織的上層領袖跟他們一起參加起義，讓沒有武裝的工人給共和派主唱充當伴奏。這個目的實現了一部分，卻徹底暴露了軍官密謀與革命罷工的不相容。既然暴動密謀的主旨，是用一個兵種來對抗其它兵種，那麼政府就能在軍隊內部找到足夠的力量，來把暴動鎮壓下去。而暴動被鎮壓下去後，沒有獨立目的和階級領導的罷工也就只能草草收場了。

軍隊的革命作用，不在於它是軍官實驗的儀器，而在於它是掌握武裝的一部分人民；在鬥爭過程中，工農群眾將最終決定軍隊的作用。革命罷工要想勝利，工人就必然要與軍隊正面衝突。在這種衝突中，政治因素壓倒了純軍事因素。爭取士兵群眾的唯一方法，就是向他們指明革命的社會任務。但是軍官害怕的恰恰就是這些社會任務。目前，無產階級革命派應當把目光轉向士兵，要在各個團隊中，把覺悟的、經過考驗的士兵組成革命小組。共產主義者在軍隊中的活動，必須在政治上服從於黨在無產階級與農民中間的活動，只有拿出一個明確的綱領，這種活動才能開展下去。不過，當決戰時刻到來時，人多勢眾、力量強大的工人，將會促使大批士兵轉向人民，至少也能使他們保持中立。在總罷工和起義即將爆發的時候，這種廣泛的革命，並不排斥由先進士兵和同情無產階級革命的軍官的軍事「密謀」。但這種「密謀」絕不是「兵諫」：它具有技術性質，目的是保證無產階級起義的勝利。

為了解決這些任務，需要三個條件：先鋒黨、先鋒黨、還是先鋒黨。

現存的各個共產主義組織和團體，它們之間的關係會怎樣變化，它們未來又會走向何方呢？不親身參與其中的人，是很難回答這個問題的。實踐將說明一切。在重大事件中，各種思想、各個組織與個人都將受到確切無疑的考驗。如果共產國際的領導層依然一事無成，只會濫發「聖旨」，把錯誤的政策塞給西班牙工人，在他們中間製造分裂的話，真正的西班牙共產黨就會在共產國際之外誕生和壯大。無論如何，都要建立一個統一、集中的黨。

工人階級絕不能按照聯邦制原則來建設自己的政治組織。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共產黨——它不是未來的西班牙國家制度的雛形，而是粉碎現存制度的鋼鐵堡壘。這個黨的組織原則只能是民主集中制。無產階級代表會將成為一個廣闊的競技場，參與其中的每一個政黨和團體都要受到廣大群眾的仔細考驗。社會黨和一部分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在事實上與資產階級結成了聯盟，為了同這種行徑作鬥爭，共產主義者要打出工人統一戰線的口號。只有革命的統一戰線，才能讓無產階級獲得它必需的城鄉被壓迫群眾的信任。只有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才能實現革命的統一戰線。工人代表會必須要由一個先鋒黨來領導。沒有堅強的領導層，工人代表會就只是徒有其表的組織形式，不可避免地會變成資產階級的附庸。

西班牙共產主義者肩負著光榮的歷史使命。全世界的先進工人將熱切關注這場革命大戲，遲早有一天，革命不僅需要他們的同情，更需要他們的共同行動。時刻準備著！

王子群島

1931年1月24日

根據莫里斯·盧伊特（Morris Lewitt）翻譯的英譯文轉譯，原文刊載於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反對派）印發的小冊子。本文在翻譯時參考了李星同志的譯文。

[1] 《革命的西班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十卷，第461頁。

此文可在此閱讀：革命的西班牙（馬克思，1854年8-11月）n——中譯者注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將兩個概念分別譯為「亞洲的政體」和「歐洲的一般君主專制」：

「……因此西班牙的君主專制同歐洲的一般君主專制只有純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實，它應該列入亞洲的政體。……「（同上，第462頁）。——中譯者注

[3] 「兵諫」的原文為pronunciamiento，本意為「宣言」。由於西班牙陸軍在西班牙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西班牙陸軍在發動政變時，往往只需要公開發表一個宣言，表明自己的態度與立場，就可以兵不血刃地完成政變，故將其譯為「兵諫」。——中譯者注

[4] 阿爾方索十三世（AlphonsonXIII，1886年5月17日——1941年2月28日），西班牙波旁王朝國王，1886年繼位，1902年正式執政。1931年西班牙爆發了革命，共和派政黨與社會黨組成的競選聯盟在4月12日的市政選舉中大獲全勝，阿爾方索十三世隨即棄國出逃，流亡巴黎，最後死於羅馬。——中譯者注

[5] 費爾南多七世（FernandonVII，1784年10月14日——1833年9月29日），西班牙波旁王朝國王，1808年，法軍入侵西班牙後，於3月19日讓他繼位，同年5月6日又逼迫他退位，並將他扣留在法國。1812年，西班牙通過了一部自由主義憲法，但費爾南多七世在1813年12月11日復辟後，廢除了這部憲法。他在位期間，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紛紛獨立。他在臨死前修改了繼承法，允許他的女兒伊薩貝爾二世繼位，而沒有王位傳給他的弟弟唐?卡洛斯，結果導致了長期的卡洛斯戰爭。——中譯者注

[6]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nV，1500年2月24日——1558年9月21日），在西班牙叫做卡洛斯一世（Carlos I）。曾任西班牙國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羅馬國王、卡斯蒂利亞與雷昂國王、阿拉貢國王、西西里國王和那不勒斯國王。在他統治下，西班牙進入了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中譯者注

[7] 英語中「guerilla」（游擊戰）一詞即源自西班牙語，本意為「小戰爭」。——中譯者注

[8] 米蓋爾?普里莫?德?里維拉?奧爾瓦內哈（Miguel Primo de Rivera y Orbaneja，1870年1月8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於西班牙大貴族家庭，曾參加摩洛哥、古巴和菲律賓等地的殖民戰爭。1911年晉陞為準將。1923年9月13日，在阿爾方索十三世和軍方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成為軍事獨裁者，被阿爾方索十三世任命為首相。1930年1月，迫於群眾運動的壓力而辭職，隨即流亡巴黎。——中譯者注

[9] 達馬索?貝倫蓋爾?福斯蒂（DámasonBerenguer y Fusté，1873年8月4日—1953年5月19日），生於古巴，1889年參軍。1909年晉陞為將軍。1918年曾任陸軍大臣。普里莫?德?里維拉倒台後，貝倫蓋爾被阿爾方索十三世任命為首相，1931年2月14日貝倫蓋爾辭去首相之職，但仍擔任陸軍大臣。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成立後被捕，獲釋後退出政界。——中譯者注

[10] nL·塔爾昆（L.Tarquin）是安德列烏·寧的筆名之一。——中譯者注

[11] n安東尼奧?卡諾瓦斯?德爾?卡斯蒂利奧（Antonio Cánovas del Castillo，1828年2月8日——1897年8月8日），生於馬拉加，曾在馬德里大學學習法律。曾積极參加1854年革命，並為革命起草了《曼薩納雷斯宣言》（Manifiesto de Manzanares）。此後曾當過外交官和加迪斯省長，1864年出任內務大臣，1865年至1866年任殖民地大臣。1868年革命後，積极參加了復辟波旁王朝的活動。1874年波旁王朝復辟後，曾六次出任首相。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他對革命運動實行鐵腕鎮壓，最終在1897年被義大利無政府主義者米凱萊?安吉奧利洛（Michele Angiolillo，1871—1897）刺殺。——中譯者注

[12] n阿爾瓦洛?德?菲格洛亞?托雷斯—索托馬約爾（álvaro de Figueroa y Torres-Sotomayor，1863年8月9日——1950年10月11日），羅馬諾內斯伯爵（condende Romanones），比利亞梅霍爾（Villamejor）侯爵之子。1884年畢業於馬德里中央大學，1894年出任馬德里市長。曾十七次出任內閣大臣，1910年至1912年出眾議院議長，1912年至1913年、1915年至1917年、1918年至1919年三次出任首相，並於1923年短暫擔任參議院議長。——中譯者注

[13] n「豪強」的原文為cacique，本意是指生活在西班牙殖民地的土著居民的酋長，後來逐漸演變為稱霸一方的豪強之意。由此產生的caciquism一詞，是指地方豪強利用自己的優勢，與當地政府相互勾結，在地方上隻手遮天、魚肉鄉里的政治形態。——中譯者注

[14] n原文為法文「Faites vos jeux, messieurs!」，直譯為「請下注，先生們！」。——中譯者注

[15] n亞歷山大·格里高利耶維奇·布里根（АлександрnГригорьевичnБулыгин，1851年8月18日——1919年9月5日），生於梁贊省一個地主家庭，1871年畢業於帝國法學院，隨後進入司法部工作。1905年1月20日出任內務大臣，並於同年8月19日宣布召開國家杜馬，但由於工農群眾的強烈抗議，布里根於同年10月17日下台。1919年被梁贊省契卡處決。——中譯者注

[16] n布里根當上內務大臣後，於1905年8月19日宣布，將於1906年召開國家杜馬，但這個杜馬是一個純諮詢性機構，無權通過任何法律。在布爾什維克的號召下，工農群眾積極抵制布里根，最終迫使沙皇於1905年10月17日宣布將召開具有立法權力的杜馬，布里根也於10月20日被撤換，布里根杜馬便隨之流產。——中譯者注

[17] n普里莫·德·里維拉發動政變上台後，宣布暫停憲法，解散國會，實行戒嚴，並將大量的文官換成軍官。他倒台後，以「進步」面貌出現的貝倫蓋爾繼任首相，他宣布將召開國會，但國會依然沒有實權。——中譯者注

[18] n米哈伊爾?亞歷山大洛維奇?巴庫寧（Михаилn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nБакунин，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3日），俄國革命家，無政府主義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中譯者注

[19] n英譯文中沒有「必須提出一個清晰明確的綱領」這句話，這是根據李星同志的譯文補上的。——中譯者注

[20] n德米特里·扎哈洛維奇·曼努伊爾斯基（ДмитрийnЗахаровичn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6年被捕，途中逃脫，1907年流亡國外。一戰期間堅持國際主義立場，1917年5月回國，參加了「區聯派」，8月隨區聯派參加布爾什維克黨。1920年至1922年任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農業人民委員，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書記。1924年起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1928年至1943年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1944年至1953年任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兼外交部長。1953年退休。——中譯者注

[21] n「第三時期」：1927年，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為首的當權派的右傾政策造成的惡果終於暴露出來：靠著新經濟政策發了財的新興資本主義勢力——富農與新經濟政策暴發戶——開始公然拒絕出售糧食，對蘇維埃政權構成了致命的威脅。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為首的右派驚慌失措，主張對富農做出更大的讓步；以斯大林為首的中派趕緊從左翼反對派那裡抄來一些政策，以更加狂熱、粗暴的方式執行，這就是斯大林的「向左轉」：在1927年12月召開的聯共（布）十五大上，通過了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決議和實行農業集體化的方針。在國內政策猛然從右傾跳到極左、階級合作的右傾路線在國際上連遭失敗的情況下，斯大林也隨之徹底扭轉了共產國際的方針：在1928年共產國際六大上，提出了「第三時期」理論，這個理論認為：戰後歷史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1917年至1923年的革命高潮時期，第二時期是1923年至1928年的資本主義穩定時期，現在開始的第三時期是資本主義矛盾總爆發的時期。按照這個理論，共產國際要求各國支部立刻轉入奪取政權的鬥爭，為此必須全力打擊社會民主黨（「社會法西斯主義論」），分裂改良主義工會，不斷嘗試進行起義。這個極左政策造成了各國共產黨及追隨共產黨的先進分子陷入孤立，1933年納粹黨奪取德國政權，標誌著「第三時期」政策的徹底破產。此後斯大林又從極左冒險主義跳到右傾機會主義，提出了同資產階級「民主」政黨結盟的人民陣線理論。——中譯者注

[22] n1930年12月中旬，共和派軍官接連發動反對王室和獨裁政權的起義，雖然起義被鎮壓下去，隨之興起的群眾運動卻極大打擊了獨裁政權，迫使普里莫·德·里維拉於次年1月辭職。——中譯者注

[23] 加科莫·馬泰奧蒂（Giacomo Matteoti，1885年5月22日——1924年6月10日），生於義大利維內託大區羅維戈省一個富裕家庭，畢業於博洛尼亞大學。1907年參加義大利社會黨（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PSI），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反對戰爭。曾於1919年、1921年和1924年三次當選眾議員。1924年6月10日，因公開批判法西斯主義，而慘遭法西斯分子綁架殺害。——中譯者注

[24] n拉姆塞?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於蘇格蘭一個農場工人家庭，1885年參加社會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1893年參加獨立工黨（IndenpendentnLabour 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員會（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書記，1906年工人代表委員會改稱工黨，同年麥克唐納被選為下院議員，並任工黨議會黨團主席。一戰爆發後因反對英國參戰而辭去黨主席職務。1922年重任黨主席，1924年組織了首屆工黨內閣，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黨內閣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黨、保守黨組織聯合內閣，被工黨開除，此後擔任聯合內閣首相至1935年。——中譯者注

[25] n菲奧多爾?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nИльич 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爾維奇（Гурвич），孟什維克領導人之一。出身於聖彼得堡一個猶太人家庭，大學畢業後參加了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奧廖爾，從流放地回來後參加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亞，後逃脫，流亡西歐。1903年在倫敦參加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後成為孟什維克派領導人之一。1912年回國，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獲釋後參軍。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後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和副主席。反對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驅逐出國後，長期領導孟什維克流亡分子的活動。1933年納粹上台後流亡法國，1940年納粹德國入侵法國後流亡美國，蘇德戰爭爆發後，支持蘇聯。1947年在紐約逝世。——中譯者注

[26] n即1873年至1874年的西班牙第一共和國。——中譯者注

[27] n全國勞工聯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CNT）：簡稱「全勞聯」，西班牙主要的無政府工團主義組織，曾是西班牙影響力最大的工會組織，1910年在巴塞羅那成立。——中譯者注

[28] n西班牙語Junta一詞，在這裡可以譯為「會議、委員會、代表會」，本文譯為「代表會」。——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