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一起讀(226)：走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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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君主走來，向共和走去」，這是國體問題；「從專制走來，向民主走去」，這是政體問題。這兩者的總稱，是「體制問題」。

具備國體、政體的基本常識，才能搞清兩個問題，一是孫中山「讓給」袁世凱的「總統」，是個什麼性質，二是袁世凱稱帝當的「皇帝」，是個什麼性質。事實上，袁世凱的「總統」和「皇帝」，其性質都為「國家元首」而非「政府首腦」，袁世凱的「總統」類似德國的總統（政府首腦為德國總理），袁世凱的「皇帝」類似日本的天皇（政府首腦為日本首相）。也就是說，袁世凱的「總統」，與孫中山擔任過的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的「美國式總統」，不是一回事，袁世凱的「皇帝」，與光緒擔任過的「皇帝」，也不是一回事，這些在劇中都有表現，但是我們曾經為了突出袁世凱的愚蠢和邪惡，特意模糊了。

這部劇貫穿始終的，是當時的人們對「體制問題」的思考、實踐和教訓，以四大主角慈禧、李鴻章、袁世凱、孫中山的經歷反映了不同體制的優缺點，尤其是專制與民主的對比（至於君主與共和的對比，其實並不重要，康有為的堅持君主是遺老情懷，孫中山的堅持共和是革命立場，僅此而已。重要的是從專制走向民主的這個進步。其實民主國家，可以有君主也可以沒有）。眾所周知，專制的優點在於高效率，而缺點在於難以限制統治者的愚蠢（如慈禧對日本的無知）和邪惡（如袁世凱對政敵的暗殺），這時民主的優點「受到制約的權力」就體現出來了。

但對權力進行制約的代價就是低效率，這在劇中的體現，在李鴻章受到翁同龢的掣肘情節表現得最為明顯。看劇的人，沒有不心疼李鴻章、痛恨翁同龢的，因為後者是那種典型的「啥也不幹又挑三揀四」的隊友，你讓他干點什麼（比如去日本談判），他是決然不去的，但是你親自去做，他又在後面挖你牆角（罵你是漢奸），對這種人，我們一般會痛罵「小人」「嘴炮黨」「鍵盤俠」。《大明王朝1566》里，小閣老曾憤怒地咆哮「為什麼誰做的事情越多，受的委屈就越大」，這話與「你行你上」的邏輯非常類似。

但小閣老還是太暴躁了（對小閣老這句話是否是真情實感，這裡不展開討論，我的結論是肯定的），在後面陳洪向徐階提議聯盟的時候，觀眾紛紛指出如果他倆真結盟嘉靖就要殺人了，無獨有偶，在《鐵齒銅牙紀曉嵐》里和珅向紀曉嵐提議聯盟的時候，觀眾也紛紛指出如果他倆真結盟乾隆就要殺人了。對大臣的權力進行平衡和制約，是帝王權術的最基本形式，大概屬於三國殺水平，連觀劇的「鍵盤俠」都能一語道破，李中堂又怎麼可能不心知肚明？如果翁同龢不對他進行掣肘，那慈禧太后就要揮起屠刀了！

但我們對李中堂的同情遠超過我們對和中堂的同情啊！那是因為後面甲午戰爭的慘敗，極大地影響了我們這個民族的前途命運，開啟了無論是在劇里、還是在歷史上，都是我們民族最屈辱的一段故事，這種遺憾和痛惜是深入骨髓的，尤其是當鄧世昌致遠艦發起最後的衝鋒的時候，我們怎麼可能不為這壯麗的情景淚流滿面、扼腕嘆息？再想起李鴻章六十萬兩銀子的炮彈錢被挪用於採購修建頤和園的木料，其中的大部分更是進了奸佞鼠輩的腰包，我們又怎麼可能不為之心痛如絞、睚眥欲裂？當我們看著一把年紀的李中堂殫精竭慮地為國家操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那些給他扯後腿的人卻優哉游哉地安逸享樂，我們很容易產生「如果李中堂的權力沒受到制約就好了」的想法。明君賢相，肝膽相照，玄德孔明，千古佳話，當諸葛丞相率師北伐，那些在後方獻讒言的奸佞小人，算個什麼東西！

但北洋水師畢竟有兩面性啊，一方面，它是大清國的海上長城，另一方面，它又確然有李鴻章的私家軍的性質。這後一點是難免的，無論在什麼體制下，方面大員的威望總會使其下屬產生信賴和忠誠，而如果沒有這種信賴和忠誠，領導者的意志也難以如臂使指地貫徹，影響整體的效率（即使是威望高如林彪，在南下之後對兄弟部隊也有指揮不動的問題）。但對統治者來說，大臣的實力膨脹絕對是值得驚懼的事情，一旦發現了「功高震主」的苗頭，什麼制衡、掣肘、摻沙子、挖牆腳的手段，就一股腦地使出來了（如果這些手段不管用，就要殺人了），總之要把大臣的實力控制在解決問題有餘、造反奪權不足的範圍之內。從統治者的角度看，這樣做是天經地義的，「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慈禧沒有我們這樣的上帝視角，對她而言，無論李鴻章，還是袁世凱，都是潛在的叛亂分子、值得提防的對象。

慈禧太后、光緒皇帝以及翁同龢等清流大臣的根本錯誤，在於他們錯估了日本國軍隊的實力（根源在維護皇家威嚴的必要性導致的朝廷上下習慣性不誠實），他們只能看見李鴻章實力坐大必須加以控制，卻看不見大清國軍隊——不論它是不是李鴻章的私軍吧——已經不足夠抵擋日本國的入侵的事實，慈禧、光緒和翁同龢都是絕不希望看到大清國軍隊慘敗給日本國軍隊的，但當這成了既成事實，必須找出一個負責人，這個人又只能是李鴻章，因為皇家是不可能錯的，而翁同龢的種種行為，執行的是皇家「牽制李鴻章」的意志。於是承受罵名的就只能是最清醒又已經竭盡全力的李中堂了。嗚呼！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這不禁讓人想起在前線浴血奮戰，回到後方卻死無全屍的袁崇煥督師。千百年來在一線拼搏卻被後方暗算的好男子，至此當同聲一哭。

「不給你資源，但要你成績，否則就背鍋」，這窘境，像不像《三國演義》里困於葭萌關前的馬孟起？人治時代，有著種種的權責不對等的現象，對上級，是權力大於責任，對下級，則是責任大於權力。下級想擺脫這局面，方法唯有使上級的權力受到限制。人們欣賞《人民的名義》里的「霸道總裁」李達康，足見即使是當下社會大家的法治概念依然淡薄，大家不是反對「霸道」只是反對「霸道的人不是我」，當下尚且如此，何況一百年前？李鴻章說「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實在是至理名言，像康有為、孫中山那種「一步邁進高級體制」的想法，怎麼可能實現？袁世凱在主觀（國民黨人的不信任）和客觀（民主體制天生的低效率缺點）的兩重限制之下，當然會束手束腳、罵天罵地。袁世凱是一個典型的專制者，他身上作為專制者的兩面——行政高效率這一優點、行為不正義這一缺點——都非常明顯，這就註定了作為大總統的他的悲劇。實際上在當時的情況下，根本就不具備民主的土壤，沒有人可能把這個大總統做好。孫文的幸運之處在，他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野狀態，而在野的人是不會錯的。只有當他決心高控制力地做點事的時候，他才受到了強烈的質疑，這質疑來自黃興，因為孫文竟然打算抓權搞個人權威。

全劇的四大主角的故事證明了一個道理：在當時那個時代，只有抓權，才能做事。但集權又有犯錯的危險。問題在於，是要公平，還是要效率？這是個兩難的取捨。像袁世凱那種有效率沒公平、像孫中山那種有公平沒效率，都會受到廣泛的批評。一般來說，既得利益者會要求「效率」，因為他們不太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危害，而中下層人們會重視「公平」，因為對他們來說「不公平」的危害遠大於「效率」攤到他頭上的好處，統治只能在這兩個概念之間搖擺，何況是在那樣內憂外患的歷史時期！劇中的四大主角都是極具才幹的人物，他們也只能在環境限制之下給出較優的解法，這過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伴隨著他們對自己私利的考量，這使他們每個人都毀譽參半。

這正是《走向共和》這部劇的價值所在，它難得地以飽滿、複雜的形象展示了政治人物，尤其是慈禧、李鴻章、袁世凱、孫中山這四位在刻板印象中臉譜化的人物。不同政治體制的優缺點，在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背景下，也顯得格外清晰。至於對歷史的高度還原、演員扮相的高度相似，都使我們在讀歷史書的時候，會有一個鮮活的印象。這部劇因民族的屈辱而讓人感到壓抑和難過，也因此能夠感同身受地體會劇中人物在這個積貧積弱、飽受欺凌的古老土地上的探求嘗試和艱苦奮鬥，他們在能力和私德上都不是完人，帶有著鮮明的時代局限性，這樣的人和故事，才更真實、更動人，所以《走向共和》受到了極高的好評，被認為是最優秀的國產電視劇之一（《走向共和》《大明王朝》《雍正王朝》是前三名的呼聲最高，但誰是第一名有爭議）。

看這劇的這幾天，我還讀了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和《袁氏當國》，看了幾集鳳凰大視野的《袁氏當國》，霧滿攔江發表在天涯的《第四種博弈》，以及幾頁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另外還有李俊慧老師和蕎麥花開老師對本劇的精彩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