獵巫新解：天主教與新教對宗教市場份額的非價格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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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米安）被送到格列夫廣場。那裡將搭起行刑台，用燒紅的鐵鉗撕開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燒焦他持著弒君兇器的右手，再將熔化的鉛汁、沸滾的松香、蠟和硫磺澆入撕裂的傷口，然後四馬分肢，最後焚屍揚灰……」

福柯《規訓與懲罰》中的這段描寫，描繪了所謂「表演性審判」的駭人一面：政府如此對待反對者，以警告那些居心叵測的人，「當心，這就是你的下場」；教會如此懲治巫婆，來向民眾表明自己決心與魔鬼作鬥爭，有能力庇護人民。教會永遠面臨著所謂的反對者，或者「異端」。如果教會勢力大，直接開除教籍，或厲行殺戮即可；如果對方勢力與自己旗鼓相當，教會就需要採用其它「推廣措施」，來向民眾展示自己的實力和決心，搶佔意識形態方面的「市場份額」。

Leeson和Russ剛剛被Economic Journal接受的論文「Witch trials」，實證了這一結論：獵巫案件發生更多的地區，正是那些天主教和新教爭鬥頻仍的地區。以往學界對殺巫的幾種解釋，包括壞天氣、負面收入衝擊、國家能力衰弱和濫用折磨酷刑，都面臨係數不顯著或結論不穩健的問題。同時，作者檢驗發現：是將數據按地區匹配，還是直接用柵格來回歸，結論可能有差別。

相比於1400-1750年，尤其是1520-1700年間的高潮，900-1400年這一漫長時段的獵巫史可謂索然無味。教會不樂意承認女巫存在，更不要說主動去發起審判了。民間雖認為有巫婆，也只會私自逮捕處罰。教宗亞歷山大四世還在1258年發了一道敕令，明令禁止女巫審判。

1517年，路德寫下著名的《九十五條論綱》，痛陳教會腐敗。新教誕生，宗教改革開始。教會宣布路德為異端，禁止出版和傳播他的著作。在西班牙和義大利這些地區，天主教的地位非常穩固。然而，在德意志，按Whaley所著《德意志和神聖羅馬帝國史》：「許多領主直接忽略了教會的命令，根本沒有傳達」，「大部分領主根本就沒有執行羅馬的命令」。1555年，按「教隨國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原則，各諸侯國有權在天主教或新教之間選擇。

法國經歷了類似的變化。儘管中間有1562年宗教和平敕令及1572年聖巴托洛繆大屠殺等反覆，但是1598年的南特敕令確定了：法國全境有信仰新教的自由。歐洲境內，大大小小各類宗教衝突的停息，要等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署。這一條約，正式劃定了歐洲的「宗教疆界」。

宗教之間會競爭，競爭策略一般有兩類。如果當地天主教的勢力很大，統治者和民眾都認同，適用的辦法就是「用刀劍說服人」——驅逐、審判或處決異端，並以此威懾其它有意改宗者。但是，如果任意一方的勢力在當地達不到壓倒性的程度，雙方就只能轉而採取相對和平的推廣方法。比方說，抨擊對方腐敗，減免民眾的稅收負擔，或者新建學校等公共設施。例如，1545年至1563年間舉辦的特倫托會議後，天主教針對民眾需求，加強了推廣工作：大家喜歡受宣福，就多些宣福；大家渴求封聖，就多封聖徒。

尋找、審判並懲罰女巫，是天主教和新教雙方競相提供的公共品。按Waite（2003）《早期現代歐洲的異端、巫術和女巫》一書所言：「（獵巫）能展示教會在魔鬼領域內的權力，毫無疑問是受上帝恩準的。」 天主教和新教雙方都有動力，去推動獵巫：既能秀肌肉，又能滿足民眾需求。審判處決常引來許多民眾駐足圍觀，還要用雕刻等方法，把判定的罪行、酷烈的刑罰和行刑的過程都記錄下來，以供民眾觀看。

1620年代晚期的科隆地區，在路德和加爾文教派的包圍中，von Wittelsbach發動自己的勢力，「徹底解決」女巫問題；鄰接新教地區的洛林，既有「好鬥的」宗教態度，也有許許多多女巫獵手；雙方爭奪的瑞士，Carlo Borromeo被稱為「精力充沛的獵巫者」。按Monter （2002）的研究：1620年代，正是因為天主教城鎮班堡和烏茲堡開始「剷除雜草（意指獵巫）」，鄰近的薩克森-哥堡決定效仿鄰居的例子，採取措施，逮捕和審判更多女巫。

地區發生宗教衝突的多寡，可以作為衡量當地雙方競爭強度大小的代理變數。如果確實是競爭導致了獵巫數量上升，那麼實證結果應能發現：發生宗教衝突次數與獵巫案件數量正相關。兩位作者利用37個不同數據來源，建立了一個包含10805次審判、43240人次的獵巫資料庫，其中16333人最後被處以死刑。同時，作者利用14個數據來源，建立了一個包含424次宗教衝突的資料庫。兩個資料庫均包含地點、時間等信息。下圖1中，空心點是獵巫，實心點是衝突，可見兩者大體集中於同一地區。

圖1: 1300-1850年女巫審判及1520-1650宗教衝突。空心點代表女巫審判，實心點代表衝突

關於邊界問題的處理，作者採用了兩種方式：一是按今天疆界，在國家層面匹配數據；二是直接使用250*250公里的柵格。然後每一回歸都同時利用兩種方式設定，進而再比較結果。結果顯示：10年內，當地每增加一場宗教衝突，被審的「巫」的數量就上升3%。無論是將每百萬人人均「巫」數對人均衝突數回歸，還是分時段、分國家回歸，還是比較兩種處理邊界問題方法下的結果，這一影響都保持穩健。

作者隨後利用自己的數據，逐一考察了學界已有對獵巫的假說：Behringer和Oster的「壞天氣導致獵巫」假說，係數不顯著；Miguel的「負面收入導致獵巫」假說，用城市化率或真實工資這兩種收入的代理變數時，兩者結果不一致，同時每一變數在不同回歸設定下結果也不一致；Johnson和Koyama的「弱國家能力導致獵巫」假說，在兩種處理邊界問題的方法中，回歸結果不一致；Trevor-Roper和Midelfort的「濫用折磨」假說，時間上明顯對不上。

作者發現：宗教衝突變數在上述回歸中始終保持顯著。同時，如果把以上變數全部放一起，對獵巫回歸，結果顯示：只有衝突變數能在兩種處理邊界問題的設定中，都保持顯著和符號正確；天氣總是不顯著；反映收入的兩個變數，以及反映國家能力的人均稅收變數，係數時正時負，有時顯著有時不顯著。

最後，作者也呼應了Peter Leeson對文藝復興時期，教會在歐洲各地施行的害蟲審判（vermin trials）的研究：教會通過操縱審判的持續時間，在群眾心目中樹立「判決下來了，害蟲跑掉了」的迷信觀念，來加強自己的威望。筆者認為，宗教市場的競爭策略是非常有趣的話題，有待我們進一步挖掘。

文章來源：Leeson P T, Russ J W. Witch trials[J]. Accepted, The Economic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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