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敦煌的風：《鳴沙習學集》學習筆記

說起敦煌，對近代中國學術史有所了解的讀者一定會聯想到陳寅恪關於「敦煌學」的一段話。這門基於莫高窟藏經洞文獻大發現而形成的學問，既是「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是「吾國學術之傷心史」。

最近有幸拜讀徐俊先生《鳴沙習學集——敦煌吐魯番文學文獻叢考》（中華書局，2016年11月），自然想起陳氏的名言。徐先生曾任中華書局總編輯，現為中華書局總經理，該書是他近三十年研治敦煌文學論文的彙編，分上下兩冊。筆者學殖淺陋，根據自己的興趣和能力，主要讀了下冊，這裡分享的是一個門外漢的學習體會。

至於全書的精義，請參閱兩篇序文，尤其是陳尚君教授的序。陳教授和本書另一序文作者榮新江教授一樣，格外推重作者2000年出版的《敦煌詩集殘卷輯考》。結合《輯考》，陳教授對本書做了深入細緻的介紹和準確周到的品評，非常有助於讀者把握徐俊先生「工作的成就和特色」。附帶值得一提的是，原中華書局總編輯傅璇琮先生為蘭州大學教授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中華書局，2001年）作序，坦承自己的《唐代科舉與文學》「仍還有許多不足之處」，並褒揚王著的價值和貢獻，展現了前輩雍容大度的學術風範。這次是北大歷史系和復旦中文系的兩位著名教授為學術型總編的著作撰序，衡文論藝，如切如磋，為學林新增一曲佳話。

敦煌文獻卷帙浩繁，該如何整理呢？視角不同，整理方法自然有別。具體到藏經洞發現的文學作品，徐俊先生採用了迥異於前賢的整理方法。「歷來對敦煌文學作品的整理方式，主要有兩類。一是以寫本為單位的提要敘錄式；一是以作品為單位的分類輯錄式。」「隨著敦煌文獻的大量公佈於世，對敦煌文獻的分類輯錄成為最通行的方式」（355頁），但傳統的集部分類整理法有一個致命的缺憾，它忽視了敦煌文學文獻本身的性質和特徵。借用榮新江教授在序言中的概括，「徐俊指出敦煌詩歌是寫本時代的產物，不能用宋以後的分類方式去整理，而應當按照寫本的性質和特徵，依寫卷的原式，一卷一卷地整理，把與詩歌寫在同一卷子上的其他內容，不論正背，統統記錄下來，這才是唐人詩卷的原貌。」這裡涉及到一個重要的概念，即「寫本」。印刷術發明並廣泛使用之後，文本是比較固定的，且可以大量複製，這是宋以後「刻本」留給世人的印象和觀念。反觀「寫本時代」的敦煌文學文獻，絕大部分都是「規模相對短小、從形式到內容均無定式的傳抄本」（324頁）。「寫本」、「刻本」，是就文本製造形式而言的，而在文本內容上，同樣關鍵的一點是「敦煌詩歌寫本的絕大多數是以個人誦讀為功用的民間文本」（331頁），這種「民間文本」跟「刻本時代」的「經典文獻」也大有區別。基於這些原因，在作者看來，「敦煌文學寫本的整理應該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其原有的可供研究的信息為目標」（358頁）。

尤為難得的是，作者並沒有因為這種新觀念而貶低傳統整理方式的學術價值和學術貢獻，相反，他對集部整理方式的利弊都有深切的體會。這種分類輯錄法後來成為敦煌文獻最通行的整理方法，一方面是「出於學科分工和專業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應該是學術理念上的盲區造成的，前人沒有清楚地意識到重新按類編排文獻所造成的後果，即「完全看不到寫本的整體面貌和作品之間原有的關聯」（358頁）。如果理解無誤，以上所述大體即是下冊開篇《身臨其境的詩壇——關於敦煌詩歌寫本特徵、內容及整理方式的考察》一文的主旨。敦煌學的權威榮新江教授認為這是「一篇具有方法論意義的鴻文」，值得「年輕學子的重視」。

就我個人而言，最感興味的一篇論文是《唐詞、唐曲子及其相關問題——一段敦煌學公案的學術史觀照》。所謂「公案」，是指任半塘先生與饒宗頤先生等圍繞唐五代時期一種新興的文學體裁的名稱而展開的論爭。饒先生等人從傳統的詞史觀念出發，將宋詞視為詞體的成熟形態，往前追溯，把唐五代時期的作品看作詞體的初始形態，沿用宋人的說法，稱為「唐詞」；任先生則以曲學家的身份進入敦煌文學文獻的研究，強調作品的演藝特徵，堅持「主藝不主文」的學術立場，認為唐五代歌辭的正名是「曲子」，主張廢棄「唐詞」的名目，恢復「唐曲子」之稱。對於這段學術史公案，作者做了細緻的梳理和辨析，一方面高度評價任氏的研究，認為他「將唐五代曲子詞作品納入『唐代音樂文藝』的研究系統，開闢了唐五代歌辭研究的新境」（405頁），另一方面從詞學觀念和研究傳統上肯定了「唐詞」之稱的學術合理性。這種討論很容易偏向一方，淪為「學術站隊」，而作者對敦煌文學文獻研究有年，觀察入微，論斷明晰，令人信服。而且文章寫得頗有情致，不像一般學術論文那樣寡淡、乾癟，從中不難看出任先生的性格，以及這種性格形成的肇因之一——長期壓抑人性、扭曲學術的「文革」大環境。

值得一提的是饒宗頤先生在聽聞任先生仙逝的消息後對這段往事的追憶：

記七十年代，余在星洲，任君始屢貽書討論謂將以用韻為曲子斷代，余復札深不謂然，媵以《敦煌曲》一書，君終放棄是說。八〇年冬，余過維揚，與曾憲通至揚州師院趨候起居，荏苒十載，遂成隔世。君秉性倔強，坎坷一生，勇於排外，與余諍論，竟成敦煌學一段公案，非始料所及也。君力學不懈，老而彌篤，譏訶當代，雖被視為學風偏頗，然於曲學揄揚之功，終不可沒。（395頁）

又是一段學壇掌故。

此外，對於任半塘先生學術遺產的評析，書中其他篇章（如《法藏P. 2506曲子詞鈔》《<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書評》《敦煌文學作品整理本提要》等）兼有論及，參互閱讀，領會當更上一層。

《伯希和劫經早期傳播史事雜考》與《書札中的雪泥鴻跡》兩文也是我所喜歡的，坦白說，也是我自以為較能讀懂的。《雜考》所述的故事就不贅言了，這裡單說兩處注釋，一處是479頁腳註2：「此條日記由榮新江先生於《北京大學與敦煌學》一文（1998年5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中首次揭示，《敦煌學新論》99—100頁，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筆者所見有關著述中，理解正確的有：王冀青《國寶流散·藏經洞紀事》（94頁），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年；榮新江、王楠《伯希和在中國（1906—1909）》（列印稿），法國巴黎伯希和紀念會會議論文，2009年10月。」同頁正文表示：「上引最後一則日記，被廣泛引用，但大多誤以為伯希和在北京期間的事。」另一處是482頁腳註5，「關於端方向伯希和所借文書，今人多誤與劉師培《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牽連」，接著舉了兩例，即萬仕國《劉師培年譜》和陳奇《劉師培年譜長編》。據我揣測，479頁腳註只列舉兩個理解正確的例子，以及482頁舉出兩個理解錯誤的例子，都是就學術論學術的態度，而且是真正有益於學術研究的態度。前者不一一列舉誤解的例子，是因為提供正確路徑就已足夠；後者明確指出兩種年譜的訛誤，我想是因為年譜的史料性質，學者必定參考，指出其誤，以免他人重蹈覆轍。

《書札中的雪泥鴻跡》系作者利用中華書局所藏向達致舒新城書札，釋讀其中涉及的主要事件，尤其是與向達學術撰著相關的內容，讓我們對向先生這樣純粹的學者更多一點了解（有興趣者，還可參讀三聯版《向達學記》和商務版《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比如，向達離開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轉任北平圖書館編輯後，於1931年2月10日寫給舒新城信中的一段話讓人動容，也代表我此刻的心聲，就抄錄在這裡，權當本文結語：

在北方能住多少時候，此時很難說。我想盡這可能的時間，稍稍收斂自己的放心，做一點尋章摘句的工夫。這固然是渺小的工作，但是在我這渺小的人生過程里，已竟是一樁偉業了。（4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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