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辱母殺人案：請給百姓留條活路
1
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寫文章不追熱點。
但這次我很憤怒。
事兒就不細說了，你隨便一搜一大把，百度百科都有詞條了。
早上十點半，我開始關注這個事兒，翻了朋友圈、各公眾號、微博、各新聞、以及知乎的幾百個貼子。
現在坐下來打字，手都是抖的。
因為我很憤怒。
2
H先生曾經問我一個問題，你的信任感是怎麼建立的？
我說，我一般是，假設先願意信任，再根據對方的行為衡量，是不是值得信任。
如果做了不值得信任的事情，就扣分，扣到一定的臨界點，就成了不信任。
我自認一直是一個願意信任司法的人。
後台有人問我，說怕辭職了公司不給欠的三個月的銷售提成的時候，我安慰TA說，沒關係，你把你的勞動合同留著，關於銷售提成的文件什麼的你都存個檔。
仔細看看你的勞動合同上，關於辭職的部分是怎麼寫的，沒額外約定的話一般是提前一個月告知，試用期提前三天就可以了。
需要有明確的郵件之類的，口頭告知的不算，你無法舉證，你按照合理流程提出離職，公司不能隨意苛扣你的合法收入。
TA說我好像沒有合同，我說那你去問下HR有沒有，是不是簽了沒給你。
如果沒簽合同，留著你的打卡記錄，或者跟公司的人發郵件交流工作的記錄什麼的，還有往期給你打工資的銀行流水，反正就是證明你在這個公司正常工作過。
沒簽合同直接去申請仲裁，舉報你們公司非法用工，按勞動法，你公司不但扣不了你的錢，還得付你雙倍工資，你有什麼好怕的。
……
我一直是一個願意信任司法的人。
3
在老百姓自己看社會事件的時候，你不能要求大家在看的時候還能客觀冷靜，理性思考。
大家只會一邊看一邊想，這事兒發生在我身邊，怎麼辦；這事兒發生在我身上，怎麼辦。
就辱母殺人案的這事兒，大家的反應出奇的一致：
如果我遇到了，保不齊我也這麼干。
大家對於最終於歡的量刑的評價也出奇的一致：
法官這是有病！
於是，我專門去查了一下，正當防衛，防衛過度，故意傷害罪（判決書上這麼寫的，而不是媒體報導的「故意殺人罪」）的司法解釋。
以下這段有點啰嗦有點長，看不下去的請直接從6看起。
4
正當防衛，在《刑法》第二十條，這麼規定：
為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中的不法侵害，而採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
無限正當防衛，是指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姦、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而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於防衛過當，仍然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
我標粗了在本案中，我個人認為有參考意義的關鍵詞。
然後，我又繼續查了更詳細的司法解釋。
根據刑法的規定，只有同時具備下列五個要件才能構成正當防衛：
一、起因條件：不法侵害現實存在
二、時間條件：不法侵害正在進行
三、主觀條件：具有防衛意識
四、對象條件：針對侵害人防衛
五、限度條件：沒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
其中有幾個點我很疑惑，於是我又查了更詳細的司法解釋。
比如：
在時間條件中，怎麼定義「正在進行」？
具體的解釋是：不法侵害的開始時間，一般認為以不法侵害人開始著手實施侵害行為時開始，但是在不法侵害的現實威脅十分明顯緊迫，且待其實施後將造成不可彌補的危害時，可以認為侵害行為已經開始。
當合法權益不再處於緊迫現實的侵害威脅的時候，視為不法侵害已經結束。在財產性犯罪中，即使侵害行為已經構成既遂，但如果尚能及時挽回損失的，可以認為不法侵害尚未結束。
簡單的說，比如有人非法闖入你家，就算他什麼也沒幹，也算不法侵害已經開始；如果有人搶了你的東西，雖然TA搶完跑了，沒有繼續對你干點什麼，你追上TA，暴力搶回你的東西，是OK的。
另外，什麼叫做「必要限度」？
具體的解釋是：防衛行為必須在必要合理的限度內進行，否則就構成防衛過當。
但針對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進行的防衛，不會構成防衛過當。
比如，甲要QJ乙，乙在防衛中不小心把甲打死了，依然算正當防衛。
但在限度把握時，有三個尺度：
1.不法侵害的強度；2.不法侵害的緩急；3.不法侵害的權益。
5
再來看，故意傷害罪。
故意傷害罪，是指故意非法傷害他人身體並達到一定的嚴重程度、應受刑法處罰的犯罪行為。
其中，客觀條件有三個：
1．要有損害他人身體的行為
2．損害他人身體的行為必須是非法進行的
3．損害他人身體的行為必須已造成了他人人身一定程度的損害，才能構成故意傷害罪
這麼看上去，如果於歡不能證明其損害的「合法性」，那麼從客觀上，似乎的確構成了故意傷害。
所以問題又一次回到了，能不能定性為「正當防衛」？
6
看到這裡，其實就剩下了一個問題。
到底什麼叫做，【不法侵害】？事實上，這才是我認為，在這個案子當中，法官的困境，也是老百姓們憤怒的源頭。
坦白講，假如僅從法律條文角度所闡述的「侵害」判斷，就是說，這種侵害一定要施加在自己身體上，才能構建事實上的侵害的話。
假如那些要債的混混沒有說類似「你不還錢我就弄死你」這樣的話，法官似乎也只能據此給到這樣的量刑。
但是！
根據這件事情發生時的客觀事件描述，包括要債方和廠里的人，共計8個人的證詞和被告人於歡本人的證詞中，都明確提到了被害人杜志浩的多次侮辱性行為，包括辱罵、抽耳光、鞋子捂嘴，脫褲子露陰（無論露完了幹了什麼都算侮辱行為）等。
根據《憲法》第38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
根據《刑法》第246條的規定，「涉嫌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情節嚴重的，應予立案。」
拜託，這個情節已經嚴重到可以考慮立案量刑了，難道還不足以證明被告人於歡「受到了不法侵害」？
甚至還聲明說，「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
就更別提什麼非法拘禁，強制猥褻……
7
但這不是我憤怒的根本原因。
因為事實如何判定很容易解決，像我這種半吊子都可以分析，就別提我國還有那麼多專業的司法從業人員了。
並且，最高檢查院也已經介入。
拋開對於案發地點的司法機構和黑社會勾結的懷疑，我憤怒的是，在面對「無前例可考」的案件時，很多法官和司法機構在處理的時候，目光和衡量上的短視、不負責任和不願意承擔責任。
這不僅指這一樁案件，還有其它案件的情緒在。
在案情複雜，當前的法律文件無法直接支撐案件判決的時候，司法機關會「參考以前某案的審理結果」。
這說明一個問題是：
單次案件的審理結果，是有可能會影響到後續案件的判定的。
說白了，這就是老百姓們所擔心的，假如這種事發生在我身上，怎麼辦？
所以，法院對於案件的每一個判決，都有可能成為指導老百姓行為的一個風向標。
中國自古就有「殺雞儆猴」的慣常作法，通過處理一件事情，去限制和警告類似的行為。
對於司法機構來說，你們的作為，會讓一方百姓感受到，我是受到保護，還是容易被迫害。
在本案中，如果我是該地周邊的百姓，我是沒什麼安全感的。
8
我講一些相關的事情和案件，來說明一些問題。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薛兆豐，在他新在得到上發布的專欄《薛兆豐的北大經濟學課》的第002講中，講到了一個【馬糞爭奪案】。
這是一個100多年前的真實案子。
案子發生在美國。
1869年4月6號，原告請了兩個幫工，到馬路上幫他撿馬糞，從晚上18點撿到20點，撿了兩個小時，堆成了18堆，沒做什麼標記。
幫工們沒有帶車，搬不動，就決定先回去，第二天拿了車再來搬。
第二天，被告看到了18堆馬糞，在大街上問大家是誰的，巡邏的人說不知道有沒有主人，也沒聽說誰要拿走。
於是被告覺得馬糞沒有主，就把馬糞搬走，撒到自己田裡了。
在法庭上，原告說，他派了兩個幫工把馬糞推了起來，付出了勞動，所以馬糞應該屬於他。
被告說，馬糞掉在地上是地的一部分，地是公家的，幫工只是改變了馬糞的位置，並沒有改變所有權，所以不歸原告所有。
你覺得誰比較有道理？
薛教授說，這其實是，到底要鼓勵「勞動會創造財富」，還是鼓勵「保護好自己的財富（給馬糞做好標記）防止被拿走」。
假如在一個社會，保護財富所需要的努力不用很大，那麼人們會比較積極的創造財富、積累財富。
反之，如果沒有看管的東西就可以被拿走，那麼大家就會專註於保護自己的財富，而不是創造和積累財富。
你看，這就是一個案件判決的社會意義。
9
再搬運一個這幾天熱議的文章中的故事。
依然是美國，2013年11月19日，人民網報道。
你現在搜索《美國年輕母親射殺歹徒 警方定性屬正當防衛》，還可以看到原文。
2012年的新年之夜，18歲的薩拉·麥金利帶著生下來才3個月大的嬰兒獨自呆在家中。她的丈夫因患肺癌在聖誕節剛剛去世。
麥金利突然聽到外面有人在撬她家的門試圖闖入。她馬上抓起槍躲入自己的卧室。
之後，她把奶瓶插入嬰兒的口中，就開始撥打911緊急呼救電話。
麥金利呼叫說：「我現在一個人帶著孩子在家，能不能立即請一位話務員和我說話？」接上線後，麥金利急切地問話務員：「我手裡有兩把槍，如果他破門而入，我可不可以向他開槍？」
話務員回答說：「我不能告訴你可以這麼做，但是，你做你該做的，保護你的孩子。」
她們一共通話21分鐘，由於路途遙遠，警察還不能馬上趕到她家。
在這期間，門外的兩名歹徒馬丁和斯徒沃特手持12英寸的獵刀一直不停地在撬門。當馬丁最終把門撬開並闖進來時，麥金利就扳動槍拴當場將其擊斃。
斯徒沃特見勢不妙轉身逃跑。之後，他主動向警方自首。調查人員發現的證據顯示，馬丁和斯圖沃特之所以闖入麥金利的家，是為了偷竊她丈夫生前曾經服用過的止痛藥物和其它藥品。
警方到達現場後確定，麥金利開槍打死馬丁是正當的自衛行為。地區檢察官也沒有對她提出起訴。麥金利本人對媒體表示，她對開槍打死馬丁並不後悔，因為為了孩子的安全，她必須這麼做。
令人驚奇的是，另外一名同案犯斯徒沃特雖然沒有任何槍殺行為，而且案發後也主動向警方自首了，但是，地區檢察官還是以一級謀殺罪起訴了他。
我不是想說美國的法制好。
事實上美國的法制中，也有非常多的，我們看上去匪夷所思特別坑爹的條例。
但在這類案件的處理中，從911的話務員，到警察，到司法機構，都向外界表示了一個「我們最大程度的保護弱勢方」的態度。
10
回到這個案件本身。
作為一個妹子，我不禁會想這麼個極端問題。
如果一天，某人侵犯了我的身體，假如出於生存渴望和客觀上的我沒有任何人、物可以幫助，於是我沒有有效反抗，這歹徒得逞了。
我報了警，出於我是受害人，想要獲得正義，必須要忍受屈辱，一五一十的給警方詳盡描述這混蛋如何侵犯了我。
出於案情的完整性，我可能要儘力回憶，描述這混蛋的動作，以及確保他犯罪事實清楚。
出於配合，我可能還需要做出一些非常難堪的動作，配合警方提取某些重要物證。
最後，警方告訴我，抓不到人，然後這個案子就這麼一直放著了。
哪怕我詳細提供了這混蛋的身份、住所、活動範圍等一系列信息，警方依然沒抓人。
有一天，我經過了某個他會經過的地方，我包里正好有一把水果刀，我就看到這人走在我的前面，於是我衝上去，一刀把他捅了。
我算不算正當防衛？
11
霧滿攔江在聊這個案子的時候，寫了他自己的一個故事。
以前，我曾是個公務員，有天無聊看電視，突然看到條血腥新聞：
新聞主角，是個17、8歲的女孩，極瘦弱。新聞稱她是個被拐賣的姑娘，被人販子賣到了個貧困村。
買家是個農民，家裡還有兩個6、7歲的孩子。夜晚時，農民回家來，女孩自然逃不了。等到白天，農民下田耕種，女孩就由兩個孩子看守。
她幾次逃走，兩個孩子高聲喊叫，鄉民如飛趕至，將逃跑的姑娘捉回來。
被兩個孩子看死，沒法逃。逃不掉的姑娘怒了，就趁男人下田之時，操起菜刀，啪啪啪把兩個孩子給剁了。連殺兩人，血腥彌天。殺人的姑娘，被拖到電視鏡頭裡警世普法。記者質問姑娘：為什麼行兇殺人？不知道這是犯法嗎？姑娘氣道：我真的沒辦法，沒人救我，沒人管我，在那種情況下我能怎麼辦？然後記者收回話筒，對著鏡頭說：我們要有法律意識，要相信法律，不能走上犯罪的道路。
老霧說，要相信法律，有法律意識，這話是沒錯的——但當你落入到一群根本不相信法律，沒法律意識的人手中，他們肆意的傷害你，凌辱你，這時候哪怕是最壞最壞的法律，也不敢擅自剝奪自我保護的權利。
12
不指望本文能有多少人看到。
但依然吶喊給那些良知尚存的司法從業人員聽。
老百姓們所期待的「公平公正」，只不過是為了，在自己的正當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能真正有個能夠說理的地方。
老百姓們所體現出來的「不理解」，無非就是，你們這麼判案子，我覺得我沒有安全感啊！
我們倡導法制社會，可毛主席在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上就明確講過，「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才是好的東西。」
如果司法案件的審理，一直都這樣草率和冰冷，傷害了普羅大眾的情感的同時，還傷害了大家對司法機構的信任感，那麼你們有什麼理由，什麼資本，什麼資格，去譴責老百姓對司法機關的「不信任」呢！？
也許，這個案子，只是因為，蘇女士不應該盲目信任高利貸。
可是，在悲劇已經發生的時候。
在他們已經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過分超出了他們應該償付的代價的時候。
請那些，聲稱給百姓提供保護的人，真的，不要再讓那些處於危難中的人，雪上加霜。
給百姓留條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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