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科特的加勒比史詩

一

作為一種古老的文學形式，史詩是一種以長篇敘事詩為體裁講述英雄偉大事迹的詩歌。早在文明之初，它就以口口相傳的方式，出現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古希臘的《伊利亞特》與《奧德賽》，中國的《格薩爾王傳》，印度的《羅摩衍那》，等等，都是廣為人知的文學作品。

由於其特有的形成方式，如今呈現在人們眼前的史詩與它最初的模樣恐怕已經相去甚遠，更像是經過層層編織後留下的一襲華衣。那些最早於阡陌街巷聽聞故事的人，在別的地方，他們又會成為故事的講述者，並於其中打上屬於自己的印記。所以，儘管史詩是關於一個民族最核心的記憶，同時也反映著某一特定的歷史時代，但它與歷史記載仍然有著不同。它在講述英雄故事的同時，也散漫地描繪著時代里易被忽略的細微片段，描繪著一個遠離權力的言語的舞台。如果說，後世很長一段時間裡的文學將是關於英雄主義的，體現著無所不在的等級制度，那麼講述英雄故事的史詩卻在其既無主人亦無目的地的創作中所體現著一種所有主體平等的偉大法則。事物的諷刺往往就在於此。它既是平民創作的最高成就，亦是早期文學的藝術範本；而在小說領域，一切要等到將近十九世紀，才從福樓拜筆下得以復興。

如此，在漫長歷史中，史詩發展並且緩緩演變著，直到最終遇上那個將它以文字呈現的詩人。只是從這一刻起，就某種意義而言，史詩的生命之火也隨之黯淡下去。故事從口頭的形式被抽離出去。講故事的人正在成為日益與我們疏遠的事物，並且越來越遠。

二

《奧梅羅斯》卻是一部誕生於後殖民時代的史詩。

其作者沃爾科特，作為一個黑皮膚的混血兒，像所有那些偉大的殖民地作家一樣，一方面在成長中接受著最為傳統的經典英式文學教育，一方面又千方百計想要世界文化的地圖上追溯自己同時也是民族的歷史譜系。

在大部分時間裡，他將自己看作一個中間人，一個文化的流浪者，一如簡里斯在《藻海無邊》中塑造的安托瓦內特。白人同他疏遠，黑人將他視作異類。殖民文化的創傷使他漂泊到文化的灰色地帶，在那裡，他卻意外收穫了更大的想像和創造空間。『他可以自由來往於他喜愛的英語和本土的克里奧爾方言、西方經典和本土經驗之間，運用雙重化的敘事策略和互文性的結構方法，精心編織起一個又一個具有鮮明的跨文化色彩的詩歌文本。 』

通過運用雙重化的敘事策略，《奧美羅斯》在立足加勒比文化的基礎上，挪用了荷馬史詩中的經典情節和人物原型。這樣一種對西方經典文本的顛覆與重寫，在文學的歷史上並非沒有先驅。早在二十世紀初期，喬伊斯也藉助同樣的方式，隱喻了處於英國文化陰影下的愛爾蘭。

三

按照本雅明的觀點，我們曾迷信那些遠方來客，是因為我們相信遠行之人必有故事可講。我們想像著這些浪跡天涯的人們從遙遠的地方歸來，帶回令人激動的異域傳說和一座座看不見的城市，想像著他們在陌生世界的歷險與探索。然而，隨著從早期社會的解體，講故事的藝術正在一步步離我們遠去。

長篇小說的興起被本雅明看做故事走向衰微的先兆。其區別在於小說對書本的依頓。小說的廣泛傳播只有在印刷術發明後才有可能，而史詩的財富，卻在於那些可以口口相傳的東西，與構成小說基本內容的材料在性質上判然有別。講故事的人，越是自然地講述，故事就越能佔據聽者的記憶，越能充分與昕者的經驗融為一體，昕者也越是願意日後某時向別人重述這故事。

故事的根基在於一個閑散的早期社會氛圍，在於無所事事與百無聊賴。講故事的人們行走於靜謐的鄉間小道，遇上那些在田間閑聊的人們，並將故事講與他們，這是史詩最早的流傳方式。然而，隨著早期社會的解體，閑散時光即使在鄉間也成為一種奢侈，日趨衰竭。

在《規訓與懲罰》中，福柯談到了新的社會形式。在古典時代，被注視、被觀察、被詳細描述、被一種不間斷的書寫所跟蹤曾是大人物的特權。一個人的編年史也是就他權力象徵儀式的一部分。然而，規訓社會顛倒了這種關係，並從對個體的描述中造就了一種控制手段與支配方法。所以，『如果說從中世紀早期到現在，冒險是對英雄個性的記載，那麼從史詩到小說、從高貴的行為到隱秘的特立獨行、從漫長的背井離鄉到對童年內心的探索、從戰場廝殺到沉迷幻想的過度，它同樣記載著一個規訓社會的誕生。』

在這樣一個規訓社會裡，曾經遍布史詩時代的社會氛圍早已不復存在。恭聽故事的人們忙於生計，故事的聽眾也隨之消失。失去了對故事的重述，史詩消亡了，因為講述故事時那些自發為故事羅織細節、增奇附麗的聽眾消亡了。『小說從史詩的古老傳統中剝離出來，不再容許透明薄片的層層疊加，但正是這個徐緩的疊加過程，最恰當地描繪了經由多層多樣的重述而揭示出的完美的敘述。』

四

朗西埃曾以《戰爭與和平》為例，探討文學與歷史之間微妙的關係。

在《戰爭與和平》中，托爾斯泰描寫了一場典型的戰役。指揮官在硝煙瀰漫的高地上來回穿梭，胡亂髮布施令，戰爭的命運卻並不受他們控制，而是相反，取決於那些高喊著烏拉沖向敵人的士兵。『眾人的行動最終導致了勝利或者失敗。不依照命令和漫不經心發起進攻的人，他們未經思考的行動卻比井然有序的策略更加有效。』

托爾斯泰對於戰爭的描寫顯然有著超越時代的力量，他所揭示的是被神話修飾的歷史背後的真相。長久以來，人們將偉人或者英雄看作是決定歷史走向的關鍵所在，事實卻截然相反，英雄或偉人並不創造歷史。正如拿破崙並不想要發動俄羅斯戰役。『他一次又一次想做出一些微小的決定，而這些決定卻相互推動，最終把法國人引向了莫斯科……每次戰役中，預見和計劃都顯得脆弱無效，總被那些微不足道的行動和反應的無限交織所打敗』。

正是通過這樣的事實，文學將偉人的歷史與普通群眾的歷史對立起來，顯示出自己的力量，並竭力對抗著那些試圖重塑歷史的史學家們——每當戰爭結束，他們就重寫戰爭。史學家們無限複製著關於偉人的神話，並試圖讓人們相信，是偉人在創造歷史。然而，文學卻以無數經歷者的見證為基點，通過一系列散漫卻細緻的講述，將不同空間里的時間編織在一起，恢復著歷史的本來面目。而這也是史詩與歷史之間微妙的聯繫與差別：

『眾多匿名者不起眼的行動所形成的歷史，最終於權力的虛構及其歷史文獻式的翻譯對立起來。』

五

在西方文學傳統中，史詩往往意味著對偉大過去的追憶和對昔日英雄的頌歌。但是，對於一個長期以來遭受著殖民奴役、處於絕對的文化弱勢地位並且直到近代才獲得獨立的國家來說，史詩更是一種對西方文化的絕妙解構與諷刺。

一如在《尤利西斯》之中，奧德修斯漫長的歸鄉之旅被改寫為布魯姆的都柏林一日游一樣，在史詩《奧美羅斯》中，原本屬於《伊利亞特》的英雄被沃爾科特轉化為聖露西亞海邊的漁民，赫克托爾和阿基琉斯為了爭奪漁村姑娘海倫而發生爭執。如果說，在荷馬那裡，赫克托爾和阿基琉斯代表的是那些具有神性的英雄，那麼在沃爾科特筆下，史詩傳說的英雄主義消失了，關於人物尊嚴的區別已經不再明顯。其意義在於揭示平凡生活的偉大秘密，即，小人物的生活同樣隱射著他身後的時代與文化傳統，甚至比大人物的生活要更加鮮艷有趣。然而依照朗西埃的說法，將文學故事與虛構歷史所對立起來的不僅僅是人物之間等級關係的消除，同樣也由於文學對個體差異的關注。如果說，歷史在某種程度上會受到文學的影響，致力於創造那些體現集體法則的個人形象，那麼文學就應該表現出出於集體慣性與個人行為之間的差距。而沃爾科特也正是這樣做的。

與小說相比，史詩在體裁上無疑帶有更多地唯我色彩。按照本雅明的觀點，小說既不來自口語也不參與其中。過去那些傳唱史詩的人們，他們取材於親身經歷或者道聽途說的經驗，再將這些經驗轉化為故事講述給聽故事的人。小說家卻閉門獨處，誕生於離群索居的個人。『此人已不能通過列舉自身最深切的關懷來表達自己，他缺乏指教，對人亦無以教誨。寫小說意味著在人生的呈現中把不可言詮和交流之事推向極致。』圄於生活之繁複豐盈而又要呈現這豐盈，小說顯示著個人對生命的困惑，相比之下，史詩卻是一種更加質樸天真的回答。

燥熱的加勒比海沿岸，操著不同語言費力溝通的傳奇英雄，負重前行的女人，成為度假區女招待的海倫。對過往經典的重寫隱喻著當地傳統與現代社會間不可調和的衝突，但在另一層意義上，沃爾科特又不全然相似於喬伊斯在《尤利西斯》中進行的模仿。《奧美羅斯》並非古典史詩的平行對應，而像是一種回應，指向了文藝復興以來以古希臘文化為精神母體並繁衍至今的西方經典文化，而其文化核心便在於荷馬留下的長篇史詩。沃爾科特對荷馬的回應基於一種近乎荒誕的現代性重構。通過塑造自己新荷馬的身份，沃爾科特在加勒比海建立了一個全新體系的史詩世界。其中，赫克托爾最終失去了他的獨木舟死於一場車禍，海倫被遊客搞大了獨自卻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西方文化對聖露西亞造成的不幸在沃爾科特的史詩故事裡最終以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呈現出來，其中沒有崇高，亦沒有不朽。

六

隨著史詩走向完結，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日益變得商業化的聖露西亞。從遙遠過去流傳下來的神話傳說早已在時代的喧囂中消失殆盡，先祖的智慧也並不能為後代留下庇蔭。史詩的講述者們擁有著令旁人羨嚴的才能，他們的天資在於能夠敘述一個漫長的時代，但對時代的細緻描繪卻並不能改寫它走向終結的厄運。也正如本雅明在書中所說：

講故事者是一個讓其生命之燈芯由他的故事的柔和燭光徐徐燃盡的人。在講故事人的形象中，正直的人遇見他自己。

續（根據太君談話內容整理

儘管，在經歷了一代代講故事人的塗寫與拼貼之後，史詩中講述的故事已經無可避免地帶上了所有人生活的印記，以一種散漫卻廣闊的方式呈現在起觀眾眼前，零星地反映著那個遙遠的過往時代，但作為傳統西方文學的源頭，對英雄傳說的歌頌仍然是其敘述的目的之一。然而，如果按照朗西埃所說，歷史只是一片混沌，一種集體的無意識，一個偶然建立的王國，那麼，史詩中對英雄的利刃與盾牌的描繪，對英雄勇氣的讚美，對英雄事迹的傳頌，它們是否足以去代表那個時代里生活的其他人？或者換句話說，如果連偉大的拿破崙也只能在歷史裹挾中迷茫地前行，卻無力決定任何歷史的走向，那麼史詩之中的英雄，是否真的如史詩所表現的那樣，用他們的利劍與鮮血，構造了一個輝煌的神話時代？

不能理解文學與歷史的意義，也就無法真正的理解史詩這一體裁。

當我們談論來自第三世界作者時，我們往往會給他們的作品有意或者無意地加上與西方對抗的成分。但每個人對歷史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正如歷史作用在每個人身上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問題在於，作者對歷史的體驗是否就真的代表了整體的歷史體驗，而作者對歷史傷痛的反應，是否就真的能夠代表整體對歷史傷痛的態度？真的有這樣一種存在，可以將個體對歷史的體驗抽象為整體的歷史體驗嗎？還是說，每個人都只在漫長的歷史中體驗著獨屬於他自己的經歷。

所以回到我們對《奧美羅斯》的理解。當我們討論作者對西方文化不論主動或者被動的對抗時，我們實則是在挪用一種羅蘭巴特式的神話，因為傳統而古老的神話體系在現代社會的語境下已經失去了它的效力，而我們必須要創造新的神話，去籠統地描述一種新的生存狀態。早在卡夫卡的《城堡》那裡，一個為人熟知的現代神話已經被創造出來，即不停地追尋一個東西卻永遠無法靠近。而在幾乎所有來自文化弱勢地區的作品那裡，我們也在創造著另一個老套的神話模式，即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對抗。我們需要質疑的，正是這樣一種現代性神話，或者說，敘述框架的合理性。西方文化是否真的造成了傷害？西方文化的入侵是否真的導致了整體的悲劇？作者的悲劇體驗是否真的與民族體驗相一致？

如果沒有，那麼對這樣一種傷害的展示與控訴，無疑是一個基於虛構命題之上的虛構命題。

於是沃爾科特通過史詩所呈現的，實質上只是一種對過往的追憶。通過展現民族的傷口，通過對西方文化的回應，去追憶一個過往的時代。從任何意義上來講，《奧美羅斯》都在暗示著一個存在於西方文化入侵之前的美好過去，但這個過去毫無疑問是並不存在的。淳樸往往與貧窮相連；疾病和瘟疫很可能才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詩人投影在阿基琉斯身上的對田園牧歌式生活的嚮往，是否真的能夠代表聖露西亞人民？還是說，更多的人在嚮往著海倫或者赫克托爾的生活，儘管那種生活在詩人眼中是一種悲劇。

無論如何，史詩中的輝煌早已離我們遠去。我現在想起本雅明面對《Angelus Novus》所說的話：

This is how one pictures the angel of history. His face is turned toward the past. Where we perceive a chain of events, he sees one single catastrophe that keeps piling ruin upon ruin and hurls it in front of his feet. The angel would like to stay, awaken the dead, and make whole what has been smashed. But a storm is blowing from Paradise; it has got caught in his wings with such violence that the angel can no longer close them. The storm irresistibly propels him into the future to which his back is turned, while the pile of debris before him grows skyward. This storm is what we call progress.

參考：

本雅明，《講故事的人》

福柯，《規訓與懲罰》

朗西埃，《文學的政治》

沃爾科特，《奧美羅斯》

PS：由於我是個肥腸虛榮並且經不起批評的人，我決定關閉評論，有什麼錯也不準指出來，就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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