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上海女人啊

在我看，上海女人都是婦人的身體和嬰孩的頭腦，直到七老八十。小孩，看到顏色鮮艷晃眼的東西不就努努嘴嘰嘰咯咯笑了嗎？都是貪心任性的，卻也是容易滿足的。

上海女人的整個身體，都散發著饞的味道。這種不經過大腦的誠實步驟，讓最開始的生活笨笨拙拙走起了貓步，後來漸漸搖曳生姿。本能地精彩著。

慾望

我問移居到悉尼的姨太要什麼，八十耄耋的老太，她要：「上海老裁縫做的正宗旗袍和桂花雲片糕。」； 搬到布里斯班的小阿姨，她在黃金海岸開賣旅遊衫的cafe，哪怕只是印著考拉袋鼠的T恤，她都要拿出畫家審美批貨改貨，最後刁鑽到服裝廠老闆對她展開追求。

小時候最深刻的記憶，就是我跟在我媽身後，和她在巨鹿路長樂路一家家外貿小店裡買衣服，在陝西北路的鞋店裡掃貨。購物真的是能感染的，每一次，我們進到一家門可羅雀的店，路人好像都會被我媽認真翻找的深情吸引，走進店裡，把小店擠得熱鬧相當。我媽說，買衣服，牌子不重要，料子重要，真絲要分重磅真絲，電力紡，雙縐……「silklike和真絲一樣，但是上海女人能一眼看穿。」

外婆七十歲開始老年痴呆，她唯一一次要我偷偷帶她出門，我們去了陝西南路。她買了一雙35碼的小皮鞋和一包大白兔奶糖。鞋是黑色的、低跟，鞋頭綴了軟軟的牛皮蝴蝶結。直到她去世，鞋底一點灰都沒沾。昨天我逛淮海路的鞋店，好幾家，相似款式的小皮鞋高高擺在櫥窗里。我想，十年過去了。

女作家裡，張愛玲是最懂這種矛盾的、天真的、近乎本能的饞的，亦舒是後來者，王安憶是無產階級的張愛玲，就少了這份情趣了。從小穿繼母的舊衣服的張，在被壓抑籠罩的童年裡，早早立定心誓：八歲，要梳愛司頭，十歲，要穿高跟鞋，十六歲要吃粽子湯糰，吃一切難於消化的東西。第一筆稿費，她拿去買了最好最風靡的丹祺口紅，錢只夠買一支小號的。「我母親怪我不把那張鈔票留著做個紀念，可是我不像她那麼富於情感。對於我，錢就是錢，可以買到各種我所要的東西。」

上劇作課的時候，教授說：「所有精彩的故事，都是從一個有慾望的人物開始的。」，那個我們最愛看的關於四個女人的熱鬧故事，不就叫《慾望都市》嗎？本該富裕的暢銷女作家，把所有的稿費都丟進了紐約小公寓里的那間衣帽間。哪怕被搶劫，Carrie爽快地給了錢包之後，央求著歹徒把「上周剛買的manalo blahnik」還給她。我們愛看Mr.big為她穿上水晶鞋，更愛她穿著高跟鞋努力攀登，偶爾摔倒，最後，還是笑著站起來。

塗脂抹粉，艷麗口紅，裙角翻飛的女人，在老式作品裡，總是被模糊成一個危險分子，卻又是迷人的。她們是毫不掩飾自己的性別特徵，狂烈地追求美的女人，總是永遠忠於自己的慾望。

張愛玲筆下的女人總是既懵懂又濃烈。《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王嬌蕊穿著濕辣辣的鮮綠色曳地長袍，吮吸著手指像個嬰兒，風風情情央振保替自己在麵包片上塌花生醬，因為熱量高，萬一自己心硬起來，塌得極薄；《十八春》里的曼璐，化著濃麗的舞台妝，在上海灘舞場八面生風，回家還是饞一口媽媽端上來的小籠，血紅的唇膏印在鮮嫩的小籠皮子上，她倒疑心起來：今天的小籠是生的？

在香港讀書時，她就用所得的獎學金自選衣料設計服裝，越怪越好；出版傳奇時，她到印刷所，所有的工人都看西洋鏡似的停了工。她總是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十八世紀少婦：穿檸檬黃的晚禮服，滿頭珠翠在家等朋友下午茶，或是拿太祖母的華麗被面，讓開服裝店的閨蜜炎櫻做成獨創的樣子。香港淪陷的時候，她和炎櫻手拉手逆著人流，到處去找冰激凌和嘴唇膏。

在末日跳舞，在潦倒時吟詩。極盡動人。

張愛玲穿衣，總是先把安排成一個傳奇人物，她說：「我既不是美人，又沒有什麼特點，不用這些來招搖，怎麼引得起別人的注意？」

這一派drama queen式的濃烈，像一支秘密香火一樣在上海女人間傳遞。就像我的另一個阿姨，真真，也是這樣非惹人彈眼落睛不可的人物。 傳統審美里，眾姐妹里她難以算是美的那個（沒關注我吧，阿姨。）：小麥皮膚，細眼睛，高鼻樑。她尤愛設計浮誇的衣服，凹凸有致，總能穿得好看。九幾年上海衣服樣式少，外資公司雷蒙達算是其中最具設計感的翹楚，但是價格辣手。還在念書的真真阿姨實在是喜歡那裡的衣服，最後決定去那家店裡應聘。每個月的工錢剛進口袋，就送出去了——換成了一身雷蒙達。她不懈地裝潢自己的臉面以及頭腦，時刻充沛慾望。後來，在日本讀書時，她遇到了深愛她的billionaire，一個文質彬彬的英國佬。結婚七年，他每天還對她講一句蜜語：you are so beautiful.甜到倒牙。

還是那家雷蒙達，我媽也是她的擁躉。她的時尚公式是這樣的——出席一場一桌均價4800的晚宴，人均工資幾十，她花280，買一件雷蒙達的外套。衣櫃風生水起，錢財嘩嘩流過。直到有一天，爸爸周轉不靈了。（我媽看到這裡，驚，你怎麼開壞我）

沒有錢，還是能看Vogue和Project Runway的嘛，萬變不離其宗，學到精髓，就知道「服裝是一種語言，體現的就是思潮。」，強調recycle的時候自然主義就流行，就開始流行穿棉麻。女權強盛的時候，中性風開始興盛……「就這麼點事情嘛。」，我媽每次都搶在評委Marc Jacobs前判決哪個服裝設計師要出局了。一開始會有錯，後來總是全對。且，從小，我媽就讓我在衣服堆里，看到了政治對女人其實也是件工具而已——國外反傾銷，出口貨一船一船退回來，標價幾十刀幾百刀的衣服，幾十一百隨便賣賣了。自此，她就有了個名號「能把店買消失的女人」——總是用最狠最毒的眼光，買到最好的衣服。每次和她出門吃飯，一起的阿姨總是不敢問她衣服的價格，「是不是好貴？」。

「三十塊。」，我媽說。

人生總有壞時候——甚至會是大多數時候。太平盛世，一切稜角和風險被削得太平，不足以看到人性的犄角，所以，那段紙醉金迷的上海孤島時期，以及之後的政治風潮中閃光的事迹，才讓原本平常的驕矜優渥，都逐漸流露出本來的樣子：不疾不徐的昂貴、堅定的不丟的慾望。

這種天性的饞，不只是對貴牌的追逐，也是能在糟亂時刻把生活妥帖安放好。張愛玲孤身在紐約公寓去世，穿著衣領磨損的暗紅色旗袍。她的遺物中最多的，是假髮和口紅，假髮用來抵擋歲月，口紅則是永遠的慾望的象徵——我不向灰暗的日子妥協。

那些對漂亮衣物的饞，粗淺地看，是對美的饞，放大了看，其實是對滾燙生活的饞。這種饞，是永安百貨的郭四小姐，就算被抄家打壓，和孩子被迫住進漏風漏雨的6平米亭子間，每天下午還要雷打不動地拿飯盒蒸聖彼得堡風味的蛋糕，用搪瓷缸子自製下午茶；是《雲水謠》的上海援藏護士王金娣，在大家都抱怨無米無餐，她把上一天的剩飯做泡飯腌上小菜滋滋味味又是一頓。這種饞的熱望，不分貴賤，刻骨銘心，滲在柴米油鹽針針線線。

黃偉文寫給張愛玲一首《小團圓》，遙寄追思，他用鬼馬筆寫盡這樣的女人們的一生：在最壞時候懂得吃，捨得穿，不會亂。

最後的最後，我想到我陪我的混血表姐Romy去逛科技館的服裝批發市場，她長著一張外國人的深凹眉眼，操著一口流利的上海話，滿手閃亮的鐲子，拎起一件弔帶花紋裙，說：「老歡喜額，老闆好便宜點伐啦。」

這樣的女人們啊，是可愛的，蓬勃的，美麗的，嗲得來伐得了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