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難、瘴氣、獵人頭 | 古代漢族開拓台灣到底有多困難？
1985年，一位叫黃榮洛的客家人後裔，在台灣新竹鄉下收集散落民間的史料時，從某鄉民處偶然購得一篇殘損的詩稿。
這是一首用白話漢文寫成的客家長詩，詩歌的標題，作者等皆不可考，幸運的是內容保存尚且完整，詳細的記述了大約兩三百年前，清治時期客家先人偷渡海峽，移民台灣的經歷。
書中的描述，凄慘悲切，唱盡漢人先祖渡海和開拓台灣的血淚，發現者黃榮洛便將這篇無名的古老歌謠命名為《渡台悲歌》。
「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都是難。就是窖場也敢去，台灣所在滅人山，台灣本係福建省，一半漳州一半泉。」
雖然詩中所唱是祖籍福建，廣東兩省，台灣客家人祖先的經歷，不過其他族裔的狀況，由此推測也相差不遠。
閩粵兩地的漢人開始有規模地移居台灣，據明確記載可追溯到400多年前，荷蘭殖民者吸引漢人協助開發台南之時。與此同時，大海盜顏思齊和鄭芝龍，也曾引三千漳泉移民在台設立據點。
台灣海峽的最窄處，從福建平潭島到新竹的直線距離大約是130公里。這段看似不遠的距離，中間相隔的海道卻是很難跨過的天險，先人稱之為「黑水溝」。
黑水溝，是澎湖水道的俗稱。澎湖水道流速最急，深不見底，海水顏色如墨染般，故稱黑水。
《台灣縣誌》中記載：「黑水溝有二，其在澎湖之西者，廣可八十餘里，為澎廈分界處，水黑如墨，名曰大洋，其在澎湖之東者，廣亦八十餘里，則為台澎分界處，名曰小洋，小洋水比大洋更黑，其深無底。」、
先民若從廈門到台灣，必經「大洋」；若選在澎湖中轉，由澎湖到台南鹿耳門，則必經「小洋」。
大洋和小洋，導致東西兩向橫跨海峽十分艱難，更因水深無法下錨固定，風帆船必須順風急行，若來不及通過，便會被海流捲走，迷失方向。
故有俗語：「十去，六死，三留，一回頭」，大約是平均十人中，就有六個會死在海上，只有三個能平安到達，最後一個轉頭放棄渡海。
大洋與小洋，夏季來自南方的黑潮，大洋與小洋皆為黑潮支流。而靠近亞洲大陸一側的紅水溝，水流速度則相對緩慢。
「也有不轉開船去，船中受苦正艱難，暈船嘔出青黃膽，睡在船中病一般。順風相送都容易，三日兩夜過台灣，下裡大船小船接，一人又要兩百錢。」
當時朝廷有渡海禁令，來台都要靠偷渡者，時稱「客頭」的安排。沿海有海防官兵巡查，渡客只能藏在船底，飽經風浪顛簸。如有老天助力順風經過黑水溝，則如歌中所唱，三天兩夜就可到達台灣。
海上移民，本來就難以攜帶家眷，清朝更有嚴禁女子來台之令，故數百年間，來台者幾乎全是清一色的壯年男子。移民們九死一生闖過黑水溝，迎來的卻是另外一種「無宅無妻，不士不農，不工不賣，衣衫不全，赤腳終生」的艱苦生活（閩南語稱這種人作「羅漢腳」）。
紀念死去的偷渡客的哀悼活動
「疾病臨身就知死，愛請先生又無錢，睡在草中無人問，愛茶愛水鬼行前。 病到臨頭斷點氣，出心之人草蓆捲，當日出門想千萬，不知送命過台灣。」
古代中原的漢人，對南方第一的刻板印象就是「
瘴癘之地」，隨著移民開發的南移，瘴癘之地的範圍就逐漸劃至百越和台灣。
事實證明，亞熱帶、熱帶的溫暖濕潤氣候，使得區域性的傳染病和風土病確實較北方更為嚴重。先民不了解瘧疾等疾病傳播的途徑，誤以為是山水之間的霧氣、飲水、土壤等等含有毒素，使人致病。
在台灣，除了土生土長的原住民，外來移民大多需要一定的時間適應這裡臨海濕熱、多蚊蟲的環境。事實上疫病不光出現在漢人移民中，凡有登島的，包括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都遇到過大規模的瘧疾、瘟疫或鼠疫病爆發。
如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日本覬覦台灣，意欲出兵竊取，借口有琉球船員漂流至台灣被原住民所殺，出兵侵台。
日方總共派出兵卒3000多名，其中竟有2000多人死於瘧疾，最後存活的只有600多人，只得將入侵計劃作罷。漢人的移民之始顏思齊，也是在嘉義一帶死於傷寒病；鄭成功趕走荷蘭人後的四個月內亦旋即病死，有猜測他也是因瘧疾暴亡。
至清朝，來台官員人人皆恐，有人形容山間的毒氣已如煤炭般凝結成塊，觸之必死；也有人說山中實有鬼怪魍魎，吞吐毒氣，吃人無數。
』為了抵禦毒瘴，漢人移民只有向原住民學習。看到原住民多有嚼食檳郎的習慣，便將檳郎當作預防的良藥，流傳至今；後期流行的鴉片，也有一說是可以防治熱帶病，因此在清末屢禁不絕。
有些漢家風俗也因此改變，如更加頻繁地燒紙錢，祭拜掌管風土的神明（如城隍）和各種亡靈孤魂（台灣稱「好兄弟」，屬於孤魂崇拜）。
數百年前醫師極度短缺，很多醫藥偏方，民俗療法等傳播還要依靠寺廟、巫師、覘童等，此類風俗到現在也依然興盛。現在被定為台灣無形文化遺產的民俗盛會-燒王船，就是一個趨避瘟神的大型祭祀儀式。
日本據台後，瘧疾每年致病達數十萬人，連續六年排名死亡原因第一。1896年開始的鼠疫，也奪走兩萬多條性命，嚇到日本人把台灣稱為「鬼界之島」，在1897年幾乎想把台灣標價一億日幣賣給法國了事，史稱「台灣賣卻論」，其疫病之害可見一斑。
熱熱的，熱熱的。。
「一日人工錢兩百，明知死路都敢行，抽藤做料當民壯，自己頭顱送上山。遇著生番銃一響，登時死在樹林邊，走前來到頭斬去，變無頭鬼落陰間。」
歌中所唱的「生番」，是指台灣島上南島語系的原住民。依照歸化程度，原住民大致分為歸順政府的「熟番」，和不歸順政府的「生番」兩類。
清朝後期，「熟番」已與漢民雜居，清皇賜其漢姓，多能入漢學受教，也能從事巡邏，遞送公文等雜役，相處平安。與漢民衝突最深的，是東部一些既不通漢語，也不接受政府招撫的「生番」族群。畢竟台灣島東部山區眾多，無論是交通還是農業開發，都是較為困難的。
原住民有個令漢人永遠無法理解的習俗-「出草」，就是獵人頭習俗：把人殺死後將首級帶回，放在家中或部落的首棚中以示戰功彪炳。
這樣的習俗在全島的原住民族群幾乎都曾有過（除了在蘭嶼居住的達悟族），而他們出草砍人頭，主要卻不是為了仇恨，也不為錢財，而是基於在原住民角度看來很神聖的緣由，如祭祀祖先、宣告成年、誇示勇武、驅除疾病等等。
出草。。
出草的對象，往往是毫無關係的外族，因此人數眾多的漢民往往成為主要犧牲品。清朝有《蓬萊小語》稱：「時人入山，常遇靈怪悲號迴野，俗謂「討路費，散冥鏹，可免。遇怪悲號猶可，遇番悲號，則以首級為路費矣。」足見時人怕生番更甚於鬼怪。清朝時期，眾多「熟番」在歸化後，已無出草習俗。
持續出草者只有屬於「生番」的各族群，例如賽德克族、泰雅族等。原住民出草前，必經占卜禱告，禁忌也頗多，沒有完全的吉兆就不會行動。出草若有獵得首級，人首被帶回族內，族人會唱安魂歌，飲人首內的鮮血，喂人首吃山豬肉，以示供養和祭拜。
在他們眼中，這也許只是靈魂換另一個方式繼續活著，目的是給族人帶來好運，而不是刻意與漢人結仇，並且認為只要持續供奉人首，便不會有怨恨產生。但在別族看來，這確實是無法接受的野蠻行徑。
出草行為導致原漢關係緊張，為了報復，漢人亦有獵殺原住民的行為，甚至傳說吃了番人的肉來辟邪，即不會成為出草目標，或者用其人骨煉製番人油，即可治療瘧疾。
所以每每獵得一番，皆要遊街慶祝，分食番肉，飲番人湯。文豪胡適之父胡傳在光緒年間登台時，曾目睹此事，並在他的《台灣日記與稟啟》中記載：
「民殺番，即屠而賣其肉，每肉一兩值錢二十文，買者爭先恐後，頃刻而盡。煎熬其骨為膏，謂之番膏，價極貴，官示禁，而民亦不從也。」
日本竊台後，1921年，一位叫片岡嚴的日籍翻譯亦有在南投埔里目睹此景。
原住民何時開始有出草習俗已無法考證，最早的漢文記錄公認是1697年，一位叫做郁永河的漢人來台勘查礦產，著《裨海遊記》，提到：
「而野番恃其獷悍，時出剽掠，焚廬殺人，已復歸其巢，莫能向邇。其殺人輒取首去，歸而熟之，剔取髑髏，加以丹堊，置之當戶，同類視其室髑髏多者推為雄，如夢如醉，不知向化，真禽獸耳」。
自17世紀開始，各類在台的外來政權也深受其擾，都試圖停止原住民出草。荷蘭人想過用傳教，提升基礎教育等方式，說服原住民進入文明的生活；日本人則是直接立法禁止，用連坐這類嚴刑峻法阻止出草。
然而越是禁止，反而引發了一些報復性的出草行動，如霧社事件，賽德克族一次大出草獵得百餘日本人頭。這一習俗，事實上直到1930年左右，才真正消失，成為歷史。
第二次霧社事件隔日日本員警與道澤群成員展示部分死難者首級時拍攝之合照
「歸家說及台灣好，就係花娘婊子言，叮嚀叔侄併親戚，切莫信人過台灣。每有子弟愛來者，打死連棍丟外邊，一紙書音句句實，併無一句是虛言。」
顏思齊率領漢民登台的前一年，載有英國移民的「五月花號」登陸北美，是美國歷史上飽經讚頌的創舉。同樣在十七世紀的大航海時代，漢人也開始開發台灣這塊美麗而危險的新天地，但在民間的群體記憶中，這卻不是一件高貴的事。
誇讚台灣的言詞是「花娘婊子言「，家中有人若想赴台，則該「打死連棍丟外邊」，表現出舊時代只重內陸，輕視海外的偏見。
然而數百年來，台島先民們創造歷史的奉獻，難道會小於五月花號上的歐洲拓荒者？這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從前漢人赴台的悲歌，絕不該塵封於不知名的詩稿；先民在台篳路藍縷，披荊斬棘的歷史，則更是不應該被埋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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