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總有人明知故作的作死?
蘇菲-瑪索的安娜
於佩爾的愛瑪
劉欣的曹七巧
許多文學作品裡都塑造了典型的「作人」,以安娜·卡列尼娜為代表的「真愛作」,以包法利夫人為代表的「文青作」,以曹七巧為代表的「殺傷力甚大作」。
讀這些久遠的作品,讀者卻很容易感到比讀當下的流行雞湯有更多的共鳴。革命小說、偉光正的英雄冒險小說慢慢和時代脫節,但一個不完美卻真實的形象卻能一直散發其獨有的光彩,因為這樣的人物永遠都存在。
當然這裡我們要首先做一些界定,部分作不應該稱為作。如《刀鋒》里那個有機會掙大錢的拉里,研究什麼哲學,隱於市井做了一名普通的司機;到了生命末尾還是被生計與無人賞識逼的發瘋的梵高。
作,永遠只能是評價他人或者自嘲時才會用的詞,它首先是在一個世俗觀念框架里完成的,「作人」棄絕了根據他自身的各種條件理應待在的生活方式里,奔向與自身不符的生活方式,且暗含著進入更差的生活方式的意味。
拉里、梵高的「作」之所以通常不被理解為「作」,在於出現了一個不可忽略的新的價值體系,是自由意志指引著他們離開了原地,選擇了他們更看重的、可以駕馭的生活,他們窮困、他們潦倒,但世俗之物於其亦無用。
而真正的作,仍然在世俗框架里完成,作人受到情慾、物質、愚蠢的執念左右,並最終降低了世俗生活品質,完成作死過程。
一個人會因為什麼而作?安娜·卡列尼娜邂逅風度翩翩的渥倫斯基,越發發覺自己丈夫的普通無趣,便背叛了丈夫,因為一系列感情波動發瘋,跳軌自殺。
包法利夫人愛瑪在詩書里浸泡長大,卻嫁給了一個平庸無比的醫生包法利,她始終嚮往通俗小說里虛構出的浪漫場景,背叛並且瞧不起丈夫,被男人背叛無路可走的愛瑪最後服藥自殺。
半生被情慾壓抑的曹七巧成為了一個可怕的長輩,尖酸刻薄狠毒,害苦了孩子,惹得所有人怨恨,死前回憶起自己也曾有過滾圓的胳膊,雪白的手腕……
愛瑪、安娜、曹七巧,都奔向了更糟糕的生活,但這卻絕非她們想要的。
她們沒有到達自身意義的理想之地,或者說根本不存在理想之地,其行為的背後乃是長久的壓抑,她們的期望被道德、平庸的現實、如煙的時光上了一把重重的枷鎖,最終衍生出強迫性、毀滅性的復仇和對抗,她們甚至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方式去完成這個過程,沒有什麼遠方,也沒有任何路,但她們卻必須離開。只有一晌貪歡式的歡愉和滿足,她們傷害他人、傷害自己,充斥著心性和命運無法調和的悲哀。
透過這些長跑式的作,再看身邊各式各樣的作:被愛情拋棄的人,使盡渾身解數,目的只為能推動兩人關係繼續演變;在人生道路上自暴自棄的人,對關心他的人大吼:「不要你管!」;明知對方討厭怎樣,還非要繼續下去,最終爆發矛盾 。背後都是一種受害者和自我崇高心態同時作祟,作是為了報復自己遭受的壓抑,向旁人宣示自己不應該遭受這一切。
已知結果的自虐,向世界宣示著拒絕
作的人,自己也在受苦,而且簡直無法自拔,頗值得同情,不然也不會有福樓拜、托爾斯泰、張愛玲這樣絕對的文學大咖用他們最好的語言去塑造這些人,用驚心動魄的描述來宣告他們生命的覆滅,這些「不健全」的虛構人物也不會讓一代代讀者動容。
她們可能是我們每個人,最初都如華美的袍子,慢慢爬滿了虱子。嫁人之前熱愛浪漫的小姑娘愛瑪,是犯了一種罪過嗎?顯然不是,很多作都是在奢望一種主人公所在的俗世所難容的準則,他們「作」所流露出的拒絕向外界傳達了其承受太久的壓抑,但沒有選擇作的人便沒有承受壓抑嗎?恐怕不是,我們都太洞察明悉,在行動之前便知道了只會得到雞飛蛋打,遂放棄奢望,與粗糙的生活慢慢磨合。究竟哪個更算得上悲劇?
被愛背叛的阿黛爾-雨果,沉溺其中半生瘋癲,當你想否定她時,在這部影片的結尾,扮演者伊莎貝爾·阿佳妮嘴角上揚頗為得意地念出阿黛爾-雨果里日記里寫下的話:「這我能辦到。」
自慚形穢的人,此刻已是我自己。
立春過了,你可還記得王彩玲老了以後,到了這天會說:每年的春天一來,我的心裡總是蠢蠢欲動,覺得會有什麼事要發生;但是春天過去了,什麼都沒發生,就覺得好像錯過了什麼似的。
這種最令人厭惡的作死文青,應該留在她的小城市,早點忘記自己還有一個動人的歌喉,像很多人一樣,找個工作,完成此生的任務就好了。可她拒絕了,因為她知道不那麼作才能夠得來的「好」生活——做一個大齡女教師,在被遺忘的小城裡隨風土隱沒,真的,也就那麼回事。
世界那麼討厭作,因為它被設計就是慢慢吞沒人的慾念。沉重的金鎖鎖住了曹七巧的半生,吞了她半生的情慾,到了遲暮,這慾念卻又冒了出來,再無法阻擋,她終於明白,作死和原地等死,區別只是多幾個人恨,別人欠她的,是沒法還的。也不知道這算不算得上一件好事?
她們的最終歸宿,旁人所謂蒼涼的命運,當事人可能在生命之初便已預見,自知前方無途,卻依然頑固到底,是作,也是一種義無反顧的對無意義的拒絕,一種慷慨就義。
公眾號一晌貪歡(ID:pe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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