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菲利普.普爾曼：杜鵑的習性與作家的責任

今天我想談論一個挺無聊的題目。如果你們中途想睡覺，只要將頭靠在旁邊聽眾的肩膀上閉上眼就行了，我一點都不介意。我今天想要談論一下責任與想像力，以及這兩者如何與自由聯繫起來——自由正是本屆大會的題目。

不過首先我想談一談杜鵑鳥的習性。杜鵑會將自己的蛋產在其他鳥類的鳥巢里。杜鵑雛鳥破殼之後就會毫無良心負擔地將寄養家庭的兄弟姐妹全都拱到鳥巢外面去。杜鵑實在不是值得學習的典範。這個故事也絲毫不包含道德因素。杜鵑鳥會這麼做，因為這就是它們的天性。餵養杜鵑雛鳥的其他鳥類也並非滿心仁愛，它的行為同樣出自天性。不過無論自然界有沒有為人類提供道德訓誡的責任，幾千年來人類都一直在自然界里尋求著道德訓誡。我們能從一切事物當中總結出一番道理，這也是我們的天性。聖經箴言6:6說得好：「懶惰人哪，你去察看螞蟻的動作，就可得智慧。」我經常用這句話督促青春期的兒子早上趕緊起床（笑聲）。我認為我們應當忠於自己的天性，至少是我們所能理解的、與公眾利益相一致的天性。我的天性更適合應對角色與故事，而不是規矩與原則，因此我很樂意讓杜鵑鳥在我的演講當中扮演一個角色，待一會兒我們還要提到它。

但是我想先談談責任。作為人類，作為社會公民，作為人類種族的成員，我們每一個人都肩負有各不相同的責任。我們今天在坐的人文主義者在彼此之間，或者在我們與世界主要宗教之間，對於這些責任的覆蓋範圍並沒有多大爭議。我們應當照料那些無力照料自己的人，應當儘可能地誠實正直，應當顧及社會的整體福祉並且對其加以促進而不是破壞。大約在90%的問題上我們肯定相互認同。有些人主張沒有宗教信仰就沒有道德，因為一切道德都源自信仰。這是胡說八道。顯然我們可以從杜鵑鳥的身上學習道德，可以從各種各樣的故事當中學習道德，也可以從我們敬愛與仰慕的人們身上學習道德。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因此身為人類的一般責任是很好理解的，而且我們對於大部分責任內容的看法也是一致的。但是我是一名作家——這也是我今天受邀講話的原因——寫書是唯一一個我能發表權威意見的領域。身為作家是唯一一個人們給我打電話托我辦事的理由。我很擅長撰寫能夠賺錢的文字，而且很幸運地生活在一個絕大多數作家的人身安全都有保障的國家裡。我不用擔心進監獄。世界其他地區的很多其他作家並沒有這麼幸運。所以我要談一下高於普遍公民責任的特殊責任，也就是身為作家的責任。當然，我並不認為作家是一類特殊的人，或者作家不用承擔一般公民的責任。我這裡說的特殊責任並非源自特殊的身份，而是源自特定的行為。我要將作家最重要的責任——至少在我看來是最重要的責任——留到最後說，其他責任的表述則沒有特定的順序。

首先，我認為作家對於同行負有責任。我們應當為那些遭到不公正對待或者遭到囚禁的作家們仗義執言，應當針對一切形式的不公義與壓迫採取聯合行動。如今最常見的不公義行為就是商業化。亞馬遜已經將書籍的價格壓制到了可笑的地步，讀者們則相信書籍的天然成本低於一杯咖啡。於是作家與出版商就遭到了搶劫——我想不到更合適的辭彙。我認為我們作家應當在這個問題上積極發聲並且加入針對這個問題的組織（掌聲），例如作家協會與美國作家筆會等等。這些組織還很關注知識產權問題，擁有知識產權並且賴以為生是很重要的理念。在有些國家，這一理念也是智識自由的先導，因此需要得到維護。數字世界與新媒體的興起對於知識產權的衝擊同樣需要得到重視。我們作家尤其應該重視這一點，並且相互照看。

但是遠遠更加重要的是，還有些作家生活在徹底反對言論自由的政權統治之下。這些作家不僅要拿銀行賬戶來冒險，還要承擔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風險。今天早上的大會內容我沒趕上，不過我聽別人提到了許多同行的英勇事迹。為了捍衛言論與表達自由，這些人承擔了極大的個人風險。我們這些並未置身於此等境地的作家們只能向這些不得不在此等境地當中工作的同行致敬，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並且追隨他們的榜樣。

接下來作家對於我們的手藝或者「沉寂的藝術」——這是狄蘭.托馬斯的說法——在社會當中的地位負有責任。不僅是文學，還有一般概念上的藝術，例如戲劇，音樂，以及視覺藝術，所有這一切對於產生它們的社會具有怎樣的價值呢？在財務層面之外它們還有價值嗎？我曾經聽到有政客這樣說過：「藝術的重要性在於維持收支平衡，而且每年能夠帶來幾十億英鎊的進賬。」說的不錯。但是我們應當意識到，政客還可以多說一些其他內容。他們應當主張，藝術還具有財務層面之外的其他價值。既然今天下午我們要談論文學，那麼我要說，一切文學——故事、詩歌、戲劇、旅遊指南、歷史書、地理書、傳記、科普作品、哲學作品乃至於宗教典籍——都具有任何其他人類行為無法創造的價值。文學用語言明確表達了身為人類的意義，有時此類表達不僅優美異常，而且還令人刻骨銘心。僅僅這一點就具有社會、道德以及政治層面的多重價值。我們應當明確指出這一點。政客們不會這麼說，除非我們為他們提供可以用在辯論當中的言語。

與之相關的另一項責任是教育。我當了十二三年的教師，今年7月剛剛逃出來。我對教育一直很有興趣，只要發現了願意聽我說話的人，我就要談論教育問題。我們作家應當明確指出——有些人的確這麼做了——從事藝術，而不僅僅是學習藝術，親手寫小說，親手繪畫，親手演奏樂器，這些行為在兒童的生活當中具有重大的作用。藝術能夠擴充並且澄清兒童的生活體驗，為他們打開充滿可能性、歡樂、理解與情感的的新世界大門。我們這些講故事的人應當大膽發言，尤其是在教育機構的當權者面前發言。我們應當發言反對藝術教育預算的削減，應當努力維護兒童劇場、音樂課以及樂器出借制度，應當努力保障兒童學習文學與詩歌的時間。所有這些美好事物都遭到了威脅，因為管錢的人們認為這些事物無法帶來即刻的經濟收益。因此我們必須時刻提醒他們，教育是長期事業，而不是短期行為。

在我擔任老師的時候，有時也會幸運地見證教育的長期成果。有時候，在好多年以後，那個吵鬧不休頑皮搗蛋的男孩或者那個神色陰鬱一言不發的女孩將會想起十三歲那年某個無聊的周四下午，那時候他們聽到了一個故事，而故事當中的某一個片段歷經這麼多年之後又浮現在了他們心頭。他們會突然覺得這個故事打動了自己的心靈。這麼多年來，一顆種子一直無聲無息地深埋在他們心裡積蓄著力量，等待著破土而出的恰當時機。時機一到，種子就生根發芽，綻放出了絢麗的花朵。他們將會想起詩歌、戲劇或者故事當中的語句，並且終於找到了理解生活的工具：他們的戀愛，他們的工作，以及他們在這個並非由人類創造的世界裡所要應對的人生困境。突然間他們擁有了一套模板，可以用來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與感受。這就是藝術教育的意義。藝術教育的收益只能在長期過程中顯現。我們知道這一點，我們也應該讓其他人都知道這一點。

作家對於讀者有責任嗎？出版商會說肯定有責任。「當然了！你應當撰寫讀者想看的內容，應當搞清楚市場的需求並且提供相應的作品。去年的某本暢銷書你看過了是吧？我要你寫一本一樣的書出來。反正你不寫也有別人寫。」無數本書籍就這樣被投向了市場。出版商抱有虛幻的希望，覺得這些書籍能夠取得去年的暢銷書那樣的商業成功。問題在於圖書市場並不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麼，直到它看到了你的作品之後才能決定要不要。如果我們只能購買與去年的暢銷書差不多的書，只能購買類似於其他書籍的書，那麼買書與看書就都沒什麼意思了。我覺得，我寫什麼東西與其他作者無關，也與讀者無關（掌聲）。讀者的本分就是購買或者借閱我寫的書，如果他們覺得我寫的還不錯，就再去購買或者借閱下一本我寫的書。我拒絕聽取讀者的建議，不想知道他們認為我接下來應該寫什麼，他們如何看待我的工作進度，他們希望接下來的故事裡應當發生什麼。寫作不是民主，而是專制（笑聲）。作家對於故事裡的每一個角色，每一起事件乃至於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應當具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

但是等到書籍出版之後，關於這本書的政治場域也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寫作是獨裁，閱讀卻是民主。讀者一旦掀開書頁，就像步入投票亭的選民一樣進入了完全私密的空間。假如投票的時候有持槍士兵在一邊監視，那麼這就算不上民主，因為民主意味著誰也不知道你的投票選擇。閱讀也是一樣。書籍與讀者之間的私密空間極其珍貴且個人化。讀者與書籍之間的對話與作者毫不相干，除非讀者自願告訴他。我堅決反對某些作家——確實有這種人——的主張，他們認為自己的作品既能得到正確的解讀，也會遭受錯誤的解讀。「不！你完全錯了！我根本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此這般……」但是我認為，我怎麼寫作讀者管不著，讀者怎麼閱讀我也管不著。他們的閱讀能力興許會超越我的寫作能力，他們可能會發現我在寫作的時候自己都沒有注意到的內容，他們可能讀到一半就把我的書放下來去讀其他書籍。我不能跟他們爭辯。僅僅允許讀者在作者本人對自己作品的理解範圍內做出反應是針對讀者自由的侵犯。閱讀是民主的，閱讀也應當是自由的。

但是僅僅因為作家是獨裁暴君，並不意味著作家享有完全的自由，僅僅意味著作家要掌管寫作當中的一切事務。這也是下一項我要談到的責任。作家必須嚴肅地對待自己的作品。假如我們打算創作一部需要歷時數年才能完成的作品，需要我們付出每一分想像、記憶、智識與毅力，那麼我們就不應當抱有隨隨便便的態度。事實上我覺得我們就是想隨便也沒法隨便。長篇小說、人物傳記或者歷史書這樣的大型項目必須得到嚴肅對待。當我們採取了嚴肅的態度之後，我們的道德本性就會與這部作品糾纏在一起，無論我們是否有意如此。

這一點又引發了另一個問題：作家是否應當採取以立場為綱的態度呢？他或她是否應當致力推進某一項社會、政治或者宗教議題，並且讓自己的作品沾染上此項議題的色調呢？我們在創作小說、戲劇與詩歌的時候是否應當利用自己的作品明確表達或者體現我們對於特定政治立場的看法呢？比方說一位人文主義作家在寫小說的時候是否應當有意識地表述人文主義的思想與價值觀呢？又或者我們應當為了藝術而藝術呢？

「為了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在十九世紀末期曾經盛極一時，最著名的倡導者自然是奧斯卡.王爾德。在《道連.格雷的畫像》的序言當中他這樣寫道：「並沒有道德或者不道德的書籍，只有寫得好或者寫得不好的書籍。」但是假如我們讀一下這本書，就會發現好幾處與這段話相矛盾的地方。這本書告訴我們，邪惡的行為導致敗壞與毀滅，一切行為都具有道德意義與道德後果。事實上，我認為王爾德恰恰採取了我剛才所說的立場。面對著漫長的任務，他不能等閑視之，必須嚴肅對待。對於他來說，嚴肅對待就意味著袒露自身本性的每一分每一毫，這其中自然也包括他內心深處最為珍視的道德與倫理準則，儘管表面上他總會裝出一副否認這些準則的態度。

但是回到以立場為綱的問題，作家是否應當有意識地在自己寫的書里促進黨派政治立場而不僅僅是政治立場呢？是否應當促進宗教教義而不僅僅是宗教觀點呢？我們是否應當先鋪平路線，再將故事填充進去呢？就我來說，我沒這個本事。我在創作故事的時候，有很多事情我都沒必要知道，或者說有必要不知道。我需要感到自己來到了迷霧遮蔽的無常海岸，夜色將近，天光漸暗。如果我事先就知道我對我將要描述的角色與事件抱有怎樣的感覺，那麼我根本就不會開啟這段旅程。因為寫作的一大部分快感與滿足感源於隨著寫作進程不斷探索，並且根據我的沿途發現做出相應調整。年輕的時候我的確寫過一些體現我本人信念與觀點的故事，但是這些故事只會軟塌塌地趴在紙面上一動不動，就像扎破了的輪胎一樣。因此無論我覺得是否應該這麼做，反正我做不到，後來我也就不再白費勁了。撰寫這樣的作品格外勞心費力，就像奴隸做苦工一樣，用約翰.羅斯金的話來說，「得不到任何喜悅的報償與工價」，而我們必須擁有喜悅。

寫作的喜悅部分源於我們所使用的語言媒介。所以我想談一下我們對於語言的責任。語言是一頭無盡豐富的活物。一旦我們意識到語言的機理以及我們與語言的關係，我們就再也不能假裝無知了。語言並不是某種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我們對於語言也絕非毫無影響。如果說人類具有影響氣候的能力，那麼我們也肯定能影響語言。將應用語言當成職業的人們尤其有責任照看語言，就好比手工藝人有責任保養工具一樣：打磨鋒刃，潤滑齒輪，清潔濾網，等等。講故事的人應當經常性地查閱優質字典，確保紮實掌握自己所使用的詞語的意義。每一位作家都應當購置好幾本字典，既要有老字典，也要有新字典，唯此才能了解辭彙的源流與時興用法。這些事情很值得了解。當我們對於某一處語法不太有把握，於是查詢字典並且確定了用法的時候，我們就履行了自己的責任，並且會感到由衷的愉悅。人們經常質疑正確語法與錯誤語法會帶來怎樣的不同：假如他們不介意錯誤的語法，那麼也就不會欣賞正確的語法。在我看來很值得付出這樣的努力。此外認真的寫作態度也更有趣。

下一項責任也與語言有關，也就是我們對於寫作技藝本身的責任。我們應當為了優質的作品而感到驕傲。假如我們要寫一部懸疑小說，我們就不應當讓主人公掌握讀者不知道的信息。假如我們要創作古裝片的劇本，那麼就應當確保用語習慣與服裝一樣正宗。看看其他的作家吧。不要認為我們與安東尼.特羅洛普毫無相似之處，僅僅因為他是一名已故白人男性。既然他的書依舊有人讀，那就肯定有道理。我們應當讀一讀他的書，找尋這些作品長盛不衰的秘密。就像我們一樣，他也是個講故事的人。

事實上這正是我個人最重視的一項責任：作家應當閱讀。我曾經遇到過一位年輕的詩人，他對於所謂的「老派詩歌」毫無興趣，因為這些詩歌里充滿了誰也不明白的生僻辭彙。他只喜歡現當代詩歌，尤其是所有人都一看就懂的滑稽詩歌。我問他會不會背誦詩歌，他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有病一樣。在我看來這個年輕人非常不幸，因為他未能在養成偏見之前接觸到古典詩歌。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我小時候家裡就堆滿了詩集。我出於好奇而囫圇吞棗地閱讀了很多詩歌。但是我依然能感到詩歌的魔力。如今我遇到偉大的詩歌時，依然會忠實於當年的感受與現在的閱歷。有時我會閱讀詩歌，有時我會默誦詩歌。詩歌就像魔咒一樣具有魅惑人心的力量。當然，部分原因在於詩詞語句的音律美感，所以大聲朗讀從來都是欣賞詩歌的最佳方式。我很樂意使用「魔法」與「魅惑」之類的詞語，即便我面對著一群不相信魔法的人文主義者。因為我發現這些辭彙是形容此類體驗的最佳方式。幾分鐘之前我引用過狄蘭.托馬斯的言論，這裡我要將全詩引述一下。

我的手藝或沉寂的藝術

在沉寂的黑夜研習

此時只有月光遍地橫行

戀人們卧睡在床

他們的臂膀挽著悲傷

我在輕吟的燈光下寫作

不為雄心抱負，不為糊口食糧

也不為在象牙舞台上

趾高氣揚地踱步

只為了最普通的一點回報

也就是他們那最隱秘的心靈

我也不是為了驕傲之人

才在橫行的月光中

落筆在浪花翻騰的紙頁上

不為那高聳的死者

與他們的夜鶯以及讚美詩

而是為了愛人們，他們的臂膀

挽著時代的悲傷

他們不會給予我讚美或者薪酬

也不會在意我的手藝或藝術。

今年是狄蘭.托馬斯誕辰一百周年。就像許多其他作家一樣，他在1953年死後也遭遇了聲名衰落。有些批評家認為他過於自我放任，在智識層面不夠嚴謹。但是在我的少年時代他對我造成了極大的影響。正是通過他的作品，我才學會了詩歌是什麼，以及詩歌如何打動人心。我用來模仿狄蘭.托馬斯的稿紙足以鋪滿一畝地，謝天謝地，這些稿紙現在全都找不著了。我生在威爾士，因此從小閱讀狄蘭.托馬斯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上面引述的這首描寫寫作技藝本身的詩歌尤其為我打開了通向寫作的門戶。

但是我還讀過很多其他偉大的詩歌。例如雪萊的作品，」哦，狂野的西風，秋之生命的氣息/你無形，但枯死的落葉被你橫掃/猶如精魂飛遁遠離法師長吟……」。還有濟慈描述夜鶯歌聲的詩句，「這歌聲還常把神異的古堡迷住/迷住被幽禁在裡面的年輕公主/她佇立窗旁，凝視著大海的驚濤駭浪/孤寂的仙境使她悶得心慌……」當然還少不了威廉.布萊克，「老虎，老虎，火一樣輝煌/刺穿了暗夜的無邊林莽……」我讀過了上千首古人與今人的詩歌，也培養了浪漫主義的作風。我是一名浪漫主義極端分子。既然已經追隨了浪漫主義，做溫和派就沒有意義了，尤其對於一名十六歲的少年而言。於是我就像墜入愛河一樣投入了詩歌的世界。我的愛人無法令我感到饜足，詩歌令我神魂顛倒，如痴如醉，如同中了魔咒一般。而且我也很幸運，我憑藉自己的理解接觸到了詩人的思想，期間並沒有第三者從中干預。我並沒有在課堂上遭遇這些詩人，用不著分析這些詩歌的寫作技巧與中心思想。我與詩人的遭遇是私密的，是隱秘的，因此也是民主的。

一兩年後我在課堂上遭遇了彌爾頓的《失樂園》。不過這一次我依然很幸運，因為我遇到了一位明智的老師，他讓我們在解釋詩句之前首先大聲朗讀。《失樂園》的音韻美感是我對這首詩的第一感受。這裡我還想強調一下好運對於閱讀的重要性，偶然遇到的好書往往是最動人的好書。我的幸運之處在於我們家裡遍地都是詩集，我只要隨便拿起一本就能自行鑽研，家裡的其他人則對我的做法無動於衷。老師與家長都應當將好書隨便放在地上，而不是硬塞進孩子手裡，並且要求他們寫讀後感。要在孩子的成長背景裡布滿美好的事物——音樂，繪畫，科普書籍——然後就要默默無言地抽身而退。我們或許可以在家裡這麼做，但是如今在學校里卻沒人這麼做了。孩子們在學校里與藝術的每一次遭遇都是提前計劃好的，並且要產生可以量化的結果，還要符合一套預先規定的架構。這樣做簡直就是悲劇。因此並不奇怪的是，那位年輕詩人從來沒能像我當年那樣遭遇詩歌並且親身體驗詩歌的魔力，或者用T.S.艾略特的話來說，感受詩歌「在得到理解之前的交流」。

不過我很幸運。通過上述做法，我不出家門就培養了自己的想像力。我發現我很適應質疑與不確定的心態。這正是當我寫作時的心態。我知道如何在明暗交替的暮光中觀察世界；鬼魂、巫術、魔法與幻想之類的事物令我感到如魚得水。我理解這一切，在這個世界裡我能不受拘束地工作，而且我的本性的一部分也得到了此類工作的滿足。我還學會了如何分辨故事創意。故事創意並不會以主題或者路線的方式進入我的腦海，而是會以圖畫的形式出現：一個小姑娘走進了她不應該進入的房間，然後她聽見有人前來，不得不趕緊躲藏；一個小男孩，精疲力盡，如同驚弓之鳥，四處躲避著當局的追捕，然後一不留神翻過一扇窗戶就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一名醫生在驗屍的時候發現屍體的心臟不翼而飛，胸腔里塞滿了齒輪與發條。某些意料之外且充滿可能性的事物突然落進了我的頭腦，這些事物如此引人入勝，我不得不將手頭的一切活動全都放下，專心致志地研究它們。我就是築巢的飛鳥，這些突如其來的創意就是杜鵑鳥下的蛋。杜鵑鳥並非特意找上了我，因為我並不是世上唯一一個作家。我原本正在盡心儘力地養育我自己的雛鳥，但是現在卻將全副精力傾注到了杜鵑雛鳥的身上。我之所以這麼做不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應該這麼做，而是因為我實在忍不住這麼做。眼看著這顆閃閃發光的新鳥蛋，這個全新的故事創意，我一心只想著將它孵化，將它養大，看看它會長成什麼樣子。如果這樣做意味著將我的其他雛鳥排擠到一邊，那也無所謂，反正我總還可以再生幾個蛋出來（笑聲）。

之前我說過，我要將作家最重要的責任留到最後來說。對我來說，我最重要的責任就是為我的故事服務，為我的想像力服務，而不是指望我的故事或者想像力為我服務，為我的原則服務，為我的觀點服務。在這裡責任自由且公平地採取了服務的形式。當我說「我是故事的僕人」的時候，我非常驕傲，因為我遵守了我與故事之間的契約。作為一名僕人，我必須盡到僕人的本分。比方說每天我要按時動筆。我要預測或者猜測故事的走向。我要進行研究從而使得故事的前進更加順暢。我要泡圖書館，要與人交談，要找尋各種事實。我在工作時間要保持頭腦清醒，不能喝酒。我要維護身體健康。我要避免過多地參與社會活動，因為任何人都做不到以一身侍奉二主。我要維護故事與我之間的秘密，在時機到來之前泄露這些秘密無異於背信棄義。我還要準備好應付來自僱主的任性與古怪脾氣。所有經典的主僕故事，從《唐吉可德》到《萬能管家》，主人永遠都是想一出是一出的空想家，僕人則是錨定常識的主心骨。我不想更改如此經典的模式。我希望我的故事裡有一定的瘋狂因素，但是不要太多。「不，主人！那是風車，不是巨人！」「風車？無稽之談！它們明明是巨人！不過不要擔心，看我來對付它們！」「您看著辦吧，主人。」無論看上去多麼瘋狂，充滿想像的故事總是最好的故事。最後，作為一名忠實的僕人，我要知道什麼時候讓故事脫離我的掌握，但是我也必須小心注意將故事託付給誰。作為故事的僕人，我們最終的責任就是要知道在什麼時候自己將再也無法為故事增色，並且承認其他人的眼光能看得更清楚。假如一味妄自尊大，以至於拒絕讓自己的故事接受編輯——我們都能想到若干個作家的名字來充當反面典型——那麼你就是個壞僕人。

本次大會的主題是自由，包括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以及表達自由。在演講的最後我要再談一下探索自身本性的重要性。當我們發現自己會因為什麼事物而著迷之後，極大的心智自由就會在我們面前敞開大門。當年輕的男孩女孩們第一次聽到了將會終生喜愛的音樂的時候，無論是巴赫、貝多芬、查克.貝利還是邁爾斯.戴維斯，他們都會感到自由的擴展，感到可能性的地平線陡然拓寬。一個孩子或許會在無意間看到了一幅我們都已經習以為常的繪畫並且立刻感到心醉神迷，例如梵高的《星月夜》。這個孩子或許還會越發興奮地探索生物學、數學、建築學或者工程學的世界，或者像我一樣熱戀上詩歌。這一切都宛如發現新世界一般，而你卻不知道自己從來都是新世界裡的原住民。

威廉.布萊克不僅是詩人，也是一位畫家——他的作品也是我進入文學世界的門戶之一——他談到了我們每個人都要掙脫的「心智鐐銬」，也就是心智活動的習慣。這些習慣將我們困在了狹窄、陳腐、毫無生氣的理解與感受方式里。真實的世界永遠比心智的囚籠更加廣大。我們當中的有些人或許還記得這樣的時刻，通常是在青春期。在那一刻，通向新世界的大門打開了，而我們也意識到了自己從前並沒有意識到這個世界才是自己的歸屬。我們這些作家、畫家、音樂家以及科學家，還有需要依賴心智自由——包括想像力自由——的一切領域的從業者們都不應當忘記孩子們，以及將好東西散落一地卻並不強迫他們做出反應的重要性。因為所有這些好東西都可能成為杜鵑鳥，每一個孩子都會成為鳥巢。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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