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en Breath Becomes Air | 一位年輕神經外科醫生的生與死

2014年1月，《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How Long Have I Got Left?》，其作者是年輕的神經外科醫生保羅·卡拉尼西（Paul Kalanithi）。在診斷出轉移性肺癌後，他開始撰寫回憶錄，將個人生涯的點滴融入病患故事中。與有幸又有時間寫文章的奧利弗·薩克斯不同，卡拉尼西只能在生命的最後時光里談談自己的教育和醫學訓練，最終在住院醫生實習期結束後病逝。

保羅·卡拉尼西：神經外科醫生，作家，畢業於斯坦福大學，獲得英國文學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以及人類生物學學士學位。 他在劍橋大學獲得歷史和哲學碩士學位，畢業於耶魯醫學院。在斯坦福完成神經外科的住院醫師培訓，期間獲得美國神經外科學院最高研究獎。

一切生命都生活在自己有限的陰影中，而我們總是意識到，庸常生活紛紛擾擾，我們從不停下來反思自己。但是當生命的限制迫在眉睫時，人們才會幡然醒悟：除了用生命之光填滿這個陰影，別無選擇。這種內部的光明，我們稱之為意義——生命的意義。

神經外科醫生保羅·卡拉尼西在編年體回憶錄《When Breath Becomes Air》中，記載了生命中這個猛烈的轉折點：在職業生涯的高峰被診斷出癌症晚期。介於蒙田和奧利弗·薩克斯之間，卡拉尼西將個人旅程的哲學反思與病患故事融合在一起，以照亮我們唯一的共同之處——道德——它激勵我們同時用須臾和不朽的方式，追尋生命的意義。

富有洞見、真誠而清醒的啟示浮現在書中，我們的自我感，有多少與我們對潛力和可能性的認識有關：我們想要成為的那個自己，那些我們孜孜不倦追求的東西。我們是誰，當生命中的可能性戛然而止時，我們自身還剩下什麼？

臨終前直面生命的意義，正是外科醫生舍溫·努蘭（Sherwin Nuland）在其書《死亡的藝術》（Art of Dying）中的反思。卡拉尼西繼承了這一點，開始在他的書中回答有關意義的問題，並追思其無數分形的含義。他寫道：

三十六歲的時候，我登到了山頂：那片應許之地映入眼帘，從基列到耶利哥到地中海。我能看到海上漂著一艘漂亮的雙體船，那是我和尚未出生的女兒露西周末度假的地方。我能看到自己的後背不再因工作而緊繃，生活變得更易於管理。我能看到我終於完成誓言，成為一個丈夫。

接著，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他講述了自己的職業身份和未來命運遭遇重擊的事件之一：

在飛行途中，我的背部突然變得非常僵硬。當我到達中央大道趕火車去州北部的朋友家時，全身開始疼痛。在過去的幾個月里，我遭受著各種猛烈的痙攣，從可以忽視的小毛病，到讓我咬緊牙關的痛楚，再到令我蜷縮在地板上呻吟的劇痛。疼痛開始變本加厲，深入骨髓。我躺在候車室的硬凳子上，感到後背的肌肉扭曲，我氣喘吁吁，想要控制它——布洛芬根本無濟於事——於是當每一塊肌肉撕裂到讓我流淚時，我試圖想起它們的名字：豎脊肌，菱形肌，背闊肌，梨狀肌……

一名保安走近我，「先生，你不能躺在這兒。」

「抱歉，」我擠出幾個單詞，「壞……後背……痙攣。」

「你仍然不能躺在這兒。」

……

我支撐著自己起來，蹣跚地走到站台。

正如書本身一樣，軼事比特定的故事更深遠，更有力——在這種情況下，則是我們對身體機能衰弱的文化態度：痛苦，乃至最終的死亡。我們試著在這些可能發生的身體衰弱上規定條件；讓其符合希望中的現實；通過意志和無情的否認推翻它們。我們做這些是因為，在內心深處，我們認為這種人生的潰敗絕不可能發生，無論是我們自己，還是他人。

在書的結尾，卡拉尼西逐漸接近生命的本質，他回憶道：

每個人都屈從於有限。我認為我不是唯一達到這種飽和狀態的人。大多數野心要麼實現要麼放棄，無論遵從哪種方式，它們都屬於過去。未來，而不是通往人生目標的階梯，成為永恆的存在。金錢，地位，《傳道書》中所述的「一切皆空」，都變得乏味，如鏡花水月，了無痕迹。

卡拉尼西於2015年3月去世，留下這本回憶錄：一本宏大而精確的分類賬簿，一部罕見的二元論傑作——死亡的悲劇不被推翻和稀釋，而是作為人類的最大潛能，與活力之凱旋共存。

我記得那壓倒性的不安湧上心頭的一刻，我想起本科時學過的薩繆爾·貝克特筆下的七個單詞：「我無法繼續。我會繼續下去。」它們在腦海中反覆徘徊，看似難以逾越的遲疑之海開始分散。我向前，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這個句子：「我無法繼續。我會繼續下去。」然後，在某個時刻，我通過了這道坎。

自診斷出癌症差不多已有八個月，我的力量大大恢復。在治療中，癌症正在退縮。我逐漸回到工作，正在敲掉科學手稿上的塵埃。我寫得更多，看得更多，感受到更多。每天5點半，當鬧鐘響起時，我那將死的軀體復甦，我妻子睡在身旁，我又一次想到：「我無法繼續。我會繼續下去。」一分鐘後，我穿著消毒外罩，活著走向手術室，「我會繼續下去。」

—How Long Have I Got Le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