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中興

周王靜即位，共和行政時期結束。

元年春天，王靜便有驚人之舉——「不籍千畝」。千畝，即是周王室籍田。籍田的意義首先在於生產用於祭祀上帝的粢盛，籍田禮儀本身更蘊含著對於上帝的宗教情感。此外，更為重要的一點在於，籍田禮儀的存在，是周作為農本國家的形式表達與具化象徵。王靜即位，從險些被殺的孤子成為了龐大國家的君主，圖強之心勃然，一心集中於顯見國力的壯大，對於虛禮保持輕視的態度，不僅廢除了籍田禮儀，更徹底廢棄了籍田，不再對其進行耕種和管理。如前所述，王靜廢籍田，等於是明確宣告了國家對於農本國家戰略的全面放棄，因此，這一行為引起了貴族的強烈反對，虢公於此曾有諫言，然而未被王靜採納。

除此而外，王靜治下的周室基本還是恢復了正常的政治秩序，其對召公虎、兮甲、仲山甫、程伯休父、虢公、王舅西申公子誠、韓侯、顯父、仍叔、張仲等賢臣予以重用，一方面重新團結了貴族、諸侯，另一方面充分激發了他們的治理才能，為扭轉國家頹勢發揮了積極作用。兮甲，字吉甫，為周尹，因稱尹吉甫。蜀國江陽，今四川瀘州人。

王靜彌合貴族間關係，廣進諫言，以善政安撫百姓，同時修建宮殿，重塑王室威嚴，修繕武器守備，命仲山甫前往齊境築城，固守東疆，興畋狩禮樂舊制，在畋獵時吩咐軍士不得踐踏禾稼，焚毀樹木，侵擾民居，獲禽盡數獻納，照次給賞，如有私匿，追出重罪。其效文、武、成、康周初遺風，四方諸侯重新入周朝王，王靜在成周接受朝拜，周政一時間大有緩和。

其命太史以大篆作《史籀》十五篇，作為太史教授史學童的教材。秦制小篆，李斯所作字帖，皆取材其中。其文字又被稱為籀文、籀篆，漢光武時已失傳六篇，《陳倉石鼓文》是目前僅存最近於《史籀》的文字。

王靜曾在旱災時節親至郊外及宗廟奠酒埋玉，誠心祭祀禱告祈雨，其後六月間果有雨情，旱情得解，仍叔作《雲漢》讚美王靜。這一作品，現收於《詩經·大雅》中。

軍事上，王靜在內部政局趨穩的基礎上積極對外擴大影響，充分發揮各諸侯的力量，穩定邊疆。公元前824年，王靜就曾以秦仲為大夫，領兵征伐獫狁。公元前823年，獫狁再次進犯，主力集結在焦獲，今陝西省咸陽市涇陽縣西北，先頭部隊抵於涇陽，今涇陽縣境，對宗周構成威脅。尹吉甫受王命領兵出擊，以十乘大兵車為先頭，日行三十里，在彭衙，今陝西省渭南市白水縣東北地區及澄城縣一帶將獫狁擊敗，並一路追擊至於太原，今甘肅鎮原、平涼一帶。後，南仲在朔方築城，永駐防守。前822年，獫狁攻秦，秦仲戰敗身亡，王靜親召秦仲之子其及其兄弟四人，賜兵卒七千，以報父仇。秦其大敗西戎，一直追擊至今陝西省北部洛水流域，大獲全勝，此一戰後，獫狁對周廷的實質性威脅大減。王靜大喜，封秦其為西垂大夫，將原屬大駱，後為獫狁侵吞的西犬丘之地，賜予秦其。其地，在今甘肅省隴南市禮縣境。

淮夷在厲王時代一戰後，稍加臣服。前823年，王靜命尹吉甫向淮夷徵收布帛、財寶、糧食及力役，並命令通商淮夷時不得擾亂其治安及市場秩序。後，淮夷停止納貢，並再次反叛，召公領命出征。此戰，師寰率領虎臣及齊、杞、萊等國軍隊，擊殺冉、翼、鈴、達四敵將，獲俘、畜及財物，戰果赫赫，淮夷大部由此徹底臣服，唯其最強的徐國，仍有不臣之心。南仲和太師皇父在太廟整備宗周六師，並與司馬程伯休父出征徐國。大軍沿淮河一路東進，經過激戰，擊敗徐國。徐國亦臣，於是東南皆定。

也是在這一年的八月，王靜以元老重臣方叔為將，領兵車三千，動用兵力三萬六千餘人以征討獫狁為名震懾長期遊離於周室職貢體系的楚國，收效顯著。楚人向周獻編鐘，王靜轉賜晉侯，並命召公在謝，今河南南陽建設住宅、宮室、宗廟、都邑，開闢土田，命傅御將王舅公子誠的家眷、私臣遷於此地。王靜親赴郿，今陝西省寶雞市眉縣為王舅踐行，親賜寶馬、玉圭，以封建申國，稱申伯，鎮撫南方，原姜姓呂國改封申國以西。王靜另在今山西省河津市至運城市萬榮縣一帶封建韓國，稱韓侯，鎮撫北方；封仲山甫於樊，今西安市長安區東南，稱樊伯。公元前809年，將自己的弟弟友封到鄭，今陝西省渭南市華縣，稱鄭伯，為周附。公元前786年，封其子長父於楊，今山西省臨汾市洪洞縣東南，稱楊侯，以大臣逑為輔。

天下若定，王靜漸生懈怠，經常早睡晚起，耽於美色而疏於朝政。王靜的王后是齊侯之女姜後，見王靜如此，便摘掉耳環發簪，至於永巷服罪，並請傅母轉告周王，其之所以服罪，是因為自己使王靜起了淫逸之心，以致疏於朝政。君王好色，必將引起鋪張浪費，長此以往，政局勢必趨於動蕩。王靜聞言深受觸動，重又勉力投身朝政。姜後更規定了後宮起居內則，明確規定侍奉君王者，須待夜深後秉燭而入，入則滅燭，雞鳴則起，身配玉而有聲，王靜遂亦起床處理政事。「姜後脫簪」，由此而為美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