鉛筆道王方：不說謊的年輕人 | 博望相

*博望志會是最好的創業人物媒體

「如果鉛筆道死了

對你們有任何好處嗎？

一個願意捍衛真話的媒體死了

你們會高興嗎？」

文 | 張宸

圖片 | 鉛筆道提供&張宸攝影

編輯 | 小肥人

採訪 | 張宸

哭聲

2016年8月31日上午，鉛筆道創始人王方坐在家中卧室的地板上大哭了一場。他說自己好久沒有這樣哭過了。

按照鉛筆道正常出稿流程，發稿的記者們會在6點左右起床，開始進行校對、編輯，以及與內容主管薛婷核對文章標題。這項任務的所需時間一般不超過兩個小時，以確保十點前所有文章於微信端上線。

可當日早晨8點已過，所有記者發送給薛婷的標題都有去無回。

三小時後，一篇題為《過去1年，我們做著笨手笨腳的報道；今時今日，錯為一場商業炒作背書》的聲明出現在了鉛筆道的官方網頁。這是在過去的幾個小時里，王方坐在卧室地板上寫出的。書寫時，憤怒、慌張、脆弱、激動交替支配著他的情緒。

雲湛，一位在鉛筆道創立初期入伙的記者，第一時間閱讀了這篇略顯生澀的聲明，然後寫下一句留言，「鉛筆道就像是一個笨拙的孩子，在眾目睽睽之下，紅著臉，低著頭，說了對不起……真傻得讓人心疼。」

王方正是讀到這句話時哭了出來。薛婷也鼻酸了，但她沒有哭，只是說「那一刻真的特別愛我們這個團隊」。

這並非王方第一次激憤地寫下心聲。

去年5月，作為從《創業家》雜誌離職的記者，他在一份媒體計劃書中如此宣誓：「我們要做一個最有節操的創業垂直媒體，報道創業者，絕對免費，不賣廣告，不賣軟文，不賣課；我們的記者不允許被任何企業包養，發現一律開除——只要是內容，任何企業都休想干涉其中」。

可如今，在聲明發布後的二十四小時里，辱罵、猜疑、流聞、諫言，不間斷地衝擊著這個27歲創始人的底線。

王方反問，「如果鉛筆道死了，對你們有任何好處嗎？如果一個願意捍衛真話的媒體死了，你們會高興嗎？」

謊言

這註定是一個難眠的夜晚。

2016年8月30日清晨，一篇關於洗衣公司「宅代洗」的報道發布在鉛筆道微信公眾號。文章披露了一則細節：來自內蒙古的創始人在公司成立初期，為了拓展業務想了個「餿主意」——剪斷某高校宿舍樓里所有自助洗衣機的電源線，強制學生試用宅代洗服務。

發文前，鉛筆道內部曾有記者對是否應該刊登此事提出異議。但王方堅持，客觀的報道理應還原事實真相。「我們又不是××，只能報道好的。」

他的立場在輿論風暴中成為靶心。隨著報道在微博、微信、以及各大門戶被瘋狂轉閱，幾小時內，段落截圖刷爆朋友圈。宅代洗火了，剛滿一歲的創投媒體鉛筆道也火了。隨之而來的，是對宅代洗與鉛筆道鋪天蓋地的口誅筆伐。

此事甚至引起公安部門關注。中警安徽在新浪微博發文，稱該創始人的行為屬於故意損毀公私財務，應該接受調查和處罰。對此，宅代洗單方面做出回應，稱「團隊未做過剪斷洗衣房電線（的事）」，並將此事件解釋為一場事先安排好的商業炒作。

宅代洗這種急迫否認的態度倒不出奇，說謊似乎總要強過真實犯罪。事發次日凌晨，王方撥通了對方創始人的電話，為了避及誤傷，他需要進一步核實真相。不料電話另一端卻傳來嬉笑聲：這是公關手段，我們火了，要不要一起再火一把？

「不可理喻。」他連回復的力氣都喪失殆盡。輾轉徹夜後，王方於次日清晨在聲明中疾書致歉，「因為我們的不謹慎，導致未經證實內容公開傳播，對不起。」

但這無法阻止網路上的圍觀與批判。從一開始就以「不說謊」為賣點的鉛筆道，曾標榜自己是一家n「公布真實融資額度的創投媒體」，此刻卻因一件創業故事的羅生門，淪為眾矢之的。

他們成了當天的自媒體爆款選題：虎嗅網上有人將鉛筆道定義為「不辨是非的媒體」；知乎上的分析則暗指這是兩家不知名的小公司為了引流而聯手設計的「營銷套路」；更有人誓言要揭露鉛筆道「助紂為虐的無恥臉皮」。

薛婷將這些突然冒出來的媒體人、公眾號甚至電視台定義為「不明就裡的吃瓜群眾」。在她眼裡，這些人似乎天然帶有篩選信息的特異功能：選擇一個願意相信的立場，再拼接各種解讀，用以佐證無來由的假設——這似乎是當下習慣的思維方式。

其中，一位知名商業寫手帶來更加尖銳的責問，「如果『剪電線』的創業者可以無中生有地輕易騙過你們，那麼為什麼在融資額度這件事情上，你們堅信可以不被蒙蔽？」

一年前的投資盡調中，貝塔斯曼首席執行官龍宇發出過類似的疑問。但王方選擇信任一個並不具備深度調查能力的年輕團隊，並認定未遭傳統媒體浸淫的90後，對世事無所顧忌，他篤信，而在尊名重利的商業世界裡，沒人敢用信譽博弈。於是在鉛筆道成立始初，每篇報道中，都附有一行以紅字書寫的承諾，稱創始人與鉛筆道以雙方名譽共同為採訪內容真實性背書。

如今他終於發現：在習慣了管制與約束的規則里，信任即是破綻；而在虛實難辨的信息中，人們更願相信能夠被證明的真相。

從獵聘網CEO戴科彬手中拿到50萬種子輪投資那天，王方乘上地鐵，到站，下車，又乘上對面的地鐵，返回起點，再下車，如此幾個回合。

他不停地打電話，激動得找不到回家的方向。他告訴薛婷，我們拿到錢了，我們終於可以做一個不賣廣告、不說假話的媒體了。在那以前，許多人告訴他，這是一個可笑的妄想。他對自己喊話：我終於可以證明給他們看，別人做不到的事，我可以做到。

一年後，理想淪為箭靶。微信朋友圈內，一位打著「媒體」名號的廣告從業者質問其稿件製作流程和價值導向，甚至揚言「這樣的報道拉低了整個行業的信用度」。

自認已對各色評論產生免疫力的王方坦言，他又罵人了。

「你懂個屁媒體。」他如此回應。

*混亂的辦公室一角

自尊

2011年，湖南師範大學新學期還未開課，沒畢業的王方和另外兩位同學就一起來到了北京。他在當時的《創業家》雜誌找到了一份實習記者的工作，月薪500。在此之前，他對創投界一無所知，而來到這裡的理由僅僅是「同事都比我大一輪」，王方自認可以學到不少媒體經驗。

期間，他歷經兩次離職。

第一次離職，是因為他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合格的寫作者。在一次寫稿的過程中，他曾用「忙得眼睛都綠了」來描述一位受訪者的倦態，卻淪為內部笑談。別人告訴他，只有死人的眼睛才會發綠。

第二次離職則是為了創業。黑馬運動會的商業路演台上，前《創業家》記者許妙成已化身為「趣火星CEO」，在場的投資人和媒體同行看到了年輕化的創業潮流，台下的王方則看到了一年後的自己。

兩度出走，他坦承都是因為「自尊心受到了傷害」。

王方對童年時代生活環境的定義是乏味無趣的：城市裡的每一座高樓都是一家小型箱包、牛仔褲加工車間；印象里，他沒有見過一座公園，如果沿著馬路走上兩公里，連一張休息的座椅都找不到。

高考失利後，他成為一名復讀生，那段經歷被他描繪為「人間煉獄」：同校一名男生以投河的方式提前結束了煎熬，王方則執著於「要考上一所好大學，要做給所有人看」。

「做給別人看」，成為了他很多選擇的原始動機。比如第一次從《創業家》離職後，他一度輾轉北京某報社（以下簡稱「×報」）。報社曾明確要求記者王方參與經營業務，他執意不肯。「採訪的時候跟人家要廣告，我說不出口」。

他在天通苑租了一方小開間，從家到報社，需花費一個半小時。「坐地鐵的時間將會決定人生的高度」，不知道從何處聽來的雞湯，變成了他當時的職業信仰——n每天六點半起床趕往地鐵站，跟隨著人潮挪動時，他手裡總會攥著一份早報，下班換成晚報，月初則會變成一本雜誌。他用乘車的時間在腦海中搭建新聞的架構，反覆推敲別人擬定的標題。

可自尊助他成長，也困他於囹圄。

給他留下深刻記憶的，是地鐵中擁擠著的面孔。有些人下巴歪了，鼻子塌下去了，嘴也變成了雙瓣唇，對他人和自己，王方的體察總是很敏感。有一次他和領導打招呼，對方「連看都不看他一眼」。這樣的舉動讓他自覺被忽視，後來竟變成了遞交辭呈的理由。

在一次關於蘇寧雲商的采寫過程中，王方將蘇寧提出的「雲商模式」比喻作一個送外賣的小型O2O，初衷是便於讀者理解商業邏輯，卻意外惹惱了蘇寧高層。報紙付印前1小時，被蘇寧董事長孫為民的一通電話攔截，並以《×報》廣告合作方的身份，要求撤稿。

報社臨時決定用蘇寧另一篇軟文頂替，這讓王方大為不滿。他認定這是媒體經營部門對采編獨立性的干涉。

時任負責該版面的主編在接受博望志採訪時強調，尊重廣告客戶對文章措辭的建議，並非刊登虛假新聞；事實上，報社一向杜絕用負面新聞刺激客戶的行為，也不允許任何未經核實的信息上版。

可在王方看來，傳統紙媒在高速迭代的閱讀習慣中日益式微，稿費捉襟見肘，拿紅包、寫軟文成為很多「記者」的另一種生存方式。而商業價值維繫在廣告上的新聞媒體大多把自己推向了死亡邊緣：內容的客觀性無法得到保障，媒體的價值名存實亡。

「90%的媒體都是這麼乾的。」他說。

受人鉗制，他開始據理抗爭。撤稿之後，王方在虎嗅網發表了一篇題為《說良心話，我為什麼不看好蘇寧雲商》的文章。文中點明蘇寧是報社廣告大戶的事實，揭露了撤稿始末，並宣洩了其對雲商模式的負面解讀。

雖然文章作者被匿名，但蘇寧高層很快鎖定了《×報》，並出派公關人員主動示好。王方在雙方會面的飯局上不發一言。「當時真想把錢砸到他們的臉上去。」他像一個受盡欺負的小孩。

關於「羞辱」的回味至今猶存，甚至在成為鉛筆道創始人之後，王方仍然無法釋懷蘇寧當年的作為。唯一改變的，是他告別傳統媒體的決心。在他看來：想要成為一個有尊嚴的媒體人，就不能寄生於廣告。

「要把錢砸到金主臉上去！」

*年初，鉛筆道首場年會，戴科彬來到現場

刺頭

今年六月，王方開始籌備鉛筆道的Pre-A輪融資。宅代洗事件爆發期間，正是與投資方溝通協議的焦灼階段。

資本寒冬與北京的霧霾撲襲而來，中關村的蕭條感比往年來得更早：幾家在過去兩年間以創業主題名噪一時的24小時咖啡廳，自入秋以來，營業不超過晚上九點；普通上班族則在更早些時候便蜂擁至蘇州街地鐵站，身後是冷清的創業大街。

王方坦言鉛筆道的第二輪融資要比天使來得艱難，但又認為「總的來說還算順利」。這是他橫向比較所得出的一點安慰——所謂寒冬大逃殺，很多創業項目因為資金鏈斷裂，早已人去樓空；在宅代洗事件與資本收緊的夾擊下，鉛筆道仍然收穫了來自五家投資機構的眷顧。

「我們見了30個公司，只有四五個被我們說動了。」他回想一年前天使輪發發命中的情形，語氣略有失落，但並無倦意。

2015年，鉛筆道的種子輪投資人戴科彬與王方結識於《非你莫屬》的舞台，那時他剛剛從《×報》離職，囊中羞澀。但在節目的錄製現場，他在最後環節拒絕了戴開出的近二十萬年薪。

王方將當時的境遇形容為「心如死灰」：對傳統媒體失望，卻不知該何去何從；他覺得自己不值二十萬薪資，卻又偶爾沉溺於對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的嚮往：放棄媒體，進入企業，在北京過上「體面」的生活。

但是，體面之於他，又從來都與金錢無關。

在成為鉛筆道創始人前，王方曾短暫回歸《創業家》雜誌，做下一件令他真正有滿足感的事情——獨立策劃並組織了「315誠信融資百人行動」，最後邀來73位企業創始人對外宣布真實融資數額。活動在微信朋友圈瞬間刷爆10萬加，也獲得了業界高度認可，其中便包括來自徐小平的讚賞。

在薛婷眼裡，王方是一個有些分裂的人：他自稱「美男子」，拍照時喜歡搔首弄姿，與人相處樂於搞怪；同時，此人又是一個策劃型的記者，執行力很強，分花拂柳的外表下的強勢作風，令她印象深刻。

王方則用四個字概括自己的屬性：刺頭記者。在職場中常感到受束縛，回歸《創業家》幾個月後，他便有了關於「不賣廣告的媒體」設計雛形。策劃活動期間，他把握住了「真實融資額」這個突破口，決心自立門戶。

這是一步險棋。在起草鉛筆道商業計劃書時，王方擬列了一個潛在投資人名單，最終落在一個關鍵的名字上：戴科彬。

王方此前曾短暫入職獵聘網，兩周後便交了辭呈。離開當天，他曾與戴科彬尷尬地一前一後經過走廊，互未寒暄；而談投資那天，他又足足遲到了兩個小時——這些細節，都是此次會面之前王方的心結。

令戴科彬費解的，反而是王方心中那一股無厘頭的媒體熱情。在更多人眼中，「不賣廣告」的媒體比堅持本身更加不可信。創業黑馬董事長牛文文曾經說過的一句話，反而讓王方在質疑中找到了方向：「創業者內心應該有一個永動機，內心每天產生無窮的自信和動力。」

王方的動力，就是決不向廣告低頭，並且「不說謊」。接受了戴科彬投資後，它成為了鉛筆道的信仰。

*鉛筆道的年輕團隊

年輕人

外界對鉛筆道的質疑，從未停歇。自從「不賣廣告、不說謊的媒體」這一口號提出以來，如何維持融資續航以及核實報道真實度這些疑問，王方几乎每天都在面對。

鉛筆道成立初期，王方與合作夥伴在一間不到50平米的公寓里采編了多篇爆款報道，並在兩個月內順利入賬來自險峰、貝塔斯曼和真格基金的430萬天使輪融資。「不說謊」的媒體在創投界破土而出。

對內，王方制定了嚴格的「班規」：記者們不收紅包，不收車馬費，不接飯局，不收禮物，如被發現一律開除；對外，他要求所有受訪者同鉛筆道一起在文中做出「紅字背書」，承諾內容與數據的真實性。

在長遠的商業計劃中，王方希望通過大量創業項目報道，成為業界融資信息首發陣地；以快訊及案例的方式，將每一個項目的商業模式與背景呈現給一級市場上的資方，並由此對其開展付費業務，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內容變現」。

這一計劃所面臨的第一個難關，就是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聚攏大量創業項目報道，實現數據積累。

在鉛筆道，記者們的生活並不規律，平均每周三到四篇的出稿量意味著擁擠的排期和快速的采編節奏。一篇長達2000-3500字的案例稿件，採訪時間被限制為一到兩個小時，出稿要求不超過兩天。而1000-1500字的快訊，則要求在採訪後6小時內寫出。

宅代洗事件過後，王方對內部流程進行了調整：所有採訪中，受訪人將被建議與記者簽訂一份「確保採訪內容真實性的協議」。雖然並不強制，但受訪人將對所有不實內容承擔法律與輿論風險。

對於稿件的審核也更加嚴格。王方、薛婷以及記者小組的組長們採取輪流坐班制，每天早晨推送新聞之前，對所有文字內容進行統一把關。

關於「不說謊」，王方的口徑似乎悄然軟化，「不說謊是我們對媒體行業的『提倡』。」薛婷的表達則仍然直接：那些老人們沒有勇氣去做的事，讓我們年輕人來做。

鉛筆道的團隊很年輕，成員平均年齡均在二十五歲上下。一位曾經的合作夥伴建議鉛筆道聘用資深媒體人監管文字產出，被王方拒絕。

他說，他更相信那些「一張白紙」的年輕人。

張宸簡介：也是文身騷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