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堅《暗流》摘錄

《暗流》，徐堅著，科學出版社2012年2月一版一印；2014年6月二印

《暗流：1949年之前安陽之外的中國考古學傳統》，說白了是一部20世紀上半葉的考古學史，當然本書關注的是被忽視、被遺忘，但又對20世紀下半葉中國考古學造成很大影響的那部分學術遺產。

【緒論】暗流：超越安陽

2史語所在中國考古學隨後二十年的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無出其右。

3對於中國考古學而言，它無疑強化了編史傾向，歷史考古學的影響尤為明顯。但是，安陽對於中國考古學的更重要的價值表現在學科特徵的塑造上。……在中國考古學的田野經驗和方法積聚上，安陽具有不可辯駁的奠基之功。……從任何角度判斷，戰前的安陽都是早期中國考古學的大本營。

3-4但是，安陽並非1949年之前中國考古學的全部。……如果超越安陽單一遺址，重新觀察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地區考古學布局，我們即可明確地感受到中國考古學範式的變遷。不同理論立場的考古學與現實政治的親疏程度不一，其中國族主義考古學與政治格局的變遷最為契合。

5中國考古學的多樣性特質

6安陽並不是偶然選擇的結果。相對於石器時代遺址，具有實證史學傾向和國族主義傾向的考古學更樂於選擇早期歷史階段或者原史階段的遺址，因為後者直接關涉到國家和文明起源等問題。

11梅原末治依據發掘經費的來源，將史語所的安陽發掘分成三期……楊寶成基於發掘內容的變遷，更直觀地將安陽發掘發成三個階段……

14 暗流傳統alternative tradition是單線式進化主義考古學史寫作界定的術語。由於這種線性方式不可避免地突出和提煉主流傳統，相應也就產生了暗流傳統。只是在此前的寫作中，暗流傳統一般被認為是欠缺「科學性」而沒有書寫價值，需要撇清或者遺忘，即使偶有提及，也多是列名以備全，而認定暗流傳統僅有枝節性甚至負面意義。……本書試圖表明，對於1949年之後的中國考古學而言，暗流傳統具有與主流傳統相比毫不遜色的學科貢獻。

15自從威利和薩博洛夫的《美洲考古學史》倡導以來，範式轉型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值得注意的是，不僅「考古學的歷史」存在範式轉型，「考古學史的歷史」上也存在類似的範式轉型。丹尼爾的《考古學一百年》和《考古學一百五十年》、威利和薩博羅夫的《美洲考古學史》和布魯斯崔格爾的《考古學思想史》可以大體構成三個不同的範式。

15-17丹尼爾的《考古學一百五十年》代表了線性寫作範式。威利和薩博羅夫的《美洲考古學史》代表了階段性寫作範式，不同範式都以標誌性的學人、作品或者考古發掘作為轉型標誌。這種考古學史的寫作方式有助於我們認識到，考古學史並不僅僅是發現之學或者材料之學，更為重要的是闡釋之學。布魯斯崔格爾的《考古學思想史》構成了考古學史寫作中的第三種範式，即「作為思想史的考古學史」的多元模式。

17事實上，考古學史範式是考古學研究範式的鏡像。線性考古學史寫作方式是單線式進化主義考古學的產物，階段性考古學史寫作方式則和過程主義考古學，尤其是考古學的「科學化」訴求密切相關，而多元的考古學史與後過程主義考古學相契合。後過程主義考古學排斥普遍適用的科學法則，關注考古學史研究與考古學研究之間的互動作用和反射關係，以具有歷史特定主義視角分析社會情境，這些都構成了暗流傳統研究的背書。

19如果採用一元視角就能列舉全部暗流傳統，這無疑有悖於暗流傳統的理論基礎——多元觀念。本書因此採用了多個標準釐定暗流傳統。……首先是人員和機構。……釐定暗流傳統的另一個標準是科學與非科學之分。……第三個標準是實證和理論之別。

21 迄今為止仍然未得到充分認識的是，1949年之前中國考古學理論和方法引入過程的復原表明，無論是考古學史體系，還是發掘方法和類型學分析方法，都是有意識、有傾向的西學輸入的結果，其中，日本考古學界起到了重要的中介、過濾和重組作用。雖然20世紀上半葉中日考古學交往頻密，但是中國考古學並沒有從作為整體的日本考古學中輸入方法和理論格局，而是深受有「日本考古學之父」的濱田耕作的影響。濱田耕作的傾向和偏好都深刻地影響了1949年之後的中國考古學，不過在其傳入時，即1949年之前的中國考古學中尚未形成主要影響，而濱田耕作對安陽傳統的影響甚至幾近於無。

22-23 這無疑將原本作為思辨學科的考古學降格成為走向歧途的行為意義的發現之學。……考古學史的寫作不應該止步於按照年代線索羅列考古發現、研究著述和學人事迹，而應該展示包括田野方法和闡釋理論在內的學科範式的形成和嬗變。

23在考古學史的寫作上，確認暗流傳統的目的不是簡單的「翻案」……考察「暗流」的真正價值在於提供了一個全面反思的契機……還需要站在作為思想史的學術史的高度，考慮主流和暗流的分野是如何形成的。

24-25 本書借鑒文化人類學中的「回訪」作業方式，試圖建立考古學史的回訪方法。……回訪研究方法是發現和闡釋暗流傳統的關鍵方法。

27 情境是考古學與古物學劃清界限的關鍵概念，也是從過程主義考古學向後過程主義考古學進一步深化的核心辭彙。

【第一章】平行的安陽【資料層面的價值】

29安陽的多個面向。 史語所之外的安陽考古活動至少包括三個部分：即於中央學術機構相抗衡的地方學術力量的考古發掘；與學術研究相抗衡的私掘和流通等非學術活動；以及由於戰爭原因造成史語所撤離安陽之後，日本機構和學人在安陽的發掘。

39 黃濬《鄴中片羽》和梅原末治《河南安陽遺寶》構成了復原暗流傳統的安陽的至為關鍵的材料。

41 梅原末治《河南安陽遺寶》構成了日本的中國青銅器研究的一種經典範式。……羅王之學構成了梅原末治的第一個學術淵源。內藤湖南構成了梅原末治的第二個學術淵源。濱田耕作構成了梅原末治的第三個學術淵源。

45《鄴中片羽》和《河南安陽遺寶》為代表的出自古物流通市場的器物主要存在兩個方面的殘缺性：其一是流通過程中出於商業目的的「去粗存精」傾向，即日常食用的、低價材質的器物往往在各個環節被捨棄，流通環節越複雜，價值越高的秋越有可能保留下來。……其二，器物的考古學記錄的普遍缺失。

58 資料層面的增補價值是回訪安陽暗流傳統的最直觀動機……

【第二章】安陽之外【史語所考古傳統的支系】

60 史語所學人群體並非整齊劃一……這導致史語所的考古學傳統本身就是多元的，內容和方法上的安陽傳統僅是其中一支。本章選取兩位在安陽之外有顯著貢獻的史語所學人——郭寶鈞和吳金鼎為例予以分析。

69郭寶鈞無疑是中國考古學史上系統地以田野發掘資料建構先秦葬制的先驅學人，而辛村就是其材料入口。

70 材料並不是獨立於研究者的客體，它既可能被研究者基於自身的情境取捨或者剪裁，其自身的特質又可能誘導研究者發現或忽視某些問題，因此，材料和闡發之間存在動態的反射關係。

77可見吳金鼎在中國考古學史上被低估的程度。……如果粗略地將1949南之前史語所和中博院的田野考古分成兩個十年的話，前一個十年便是史語所考古組集體發掘安陽，而後一個十年則幾乎是吳金鼎主導下戰時西南地區的調查和發掘。第二個十年也是吳金鼎在中國考古學上留下獨立印記的時代。

78吳金鼎的學術淵源歸結為兩個方面——分別是李濟傳統和英國傳統。

【第三章】眾流：多元化的考古學群體

100本章覆蓋的考古學組織包括博物館、研究機構、大學和獨立的學術團體。

105本章選取雲南博物館、黃花考古學院和考古學社為個案，分析1949年之前安陽傳統之外其他中國考古學組織和機構的特徵和貢獻。……長期以來，在一元式考古學史中，三家機構都未曾得到應有的重視，構成考古學史上的暗角。

112 以上特徵表明，廣州的考古學成長實際上是伴隨著近代意義市政建設而成長的，這在1949年前中國各地考古學發展中是罕見的。

113考古學並不是基於偶然發現的材料之學，而是作為特定的歷史建構方式的闡釋之學。

135大多數中國考古學早期學人並沒有意識到「地下材料」與傳統文獻所見的「地上材料」在史料形成方式和闡釋可能性上的差異，而將兩者進行同質化處理。此外，早期考古學材料極其有限，而學人們急切地在有限的物質文本和傳世文獻之間建立直接對應關係。因此，並不具備特質表現的考古學遺物常常和具體的歷史記載捆綁在一起，構成了「文物證史」或者「文物補史」的景象。

135作為史料，考古學遺存並不是包羅萬象、無所不能的，其形成規律已經表明，考古學遺存更適合構建社會的群體性潮流，僅在極少數情況下，考古學遺存才可能和特定的歷史人物相關。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墓葬內的器物組合也不一定可以直接反映墓主人的個人經歷、政治傾向和文化偏好。1983年發掘的象崗南越王墓即是明證：墓葬的空間布局和所藏器物都是具有規則性葬制和具有偶然性喪葬行為過程的物化結果，與作為墓主人的南越王的關聯反而退居次位。

136在既往的考古學闡釋中，考古學遺存也從其埋藏情境中剝離出來，成為生產和使用這些遺存的空間和人群的指標，歷史按照符合社會發展史的方式復原。因此，考古學聚落空間和遺存儘可能按照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辭彙予以界定成為公共活動空間、家庭居址、屠宰場地、食物加工場和墓葬等，而從未界定最有可能形成考古學埋藏的遺迹單位，如廢墟和垃圾場等。蘇秉琦抨擊中國考古學的兩個怪圈時提出的「把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看成歷史本身」即指這種作業方式。

140如果要走向獨立建構歷史的歷史考古學之路，至少需要確立兩個基本觀念：考古學遺物只有存在於情境之中才具有闡釋可能和闡釋價值，考古學遺物是歷史行為而不是歷史規律的產物。崔格爾曾經指出，考古學中的主要鴻溝不是在過程主義和後過程主義考古學之間，而是在歷史考古學和史前考古學之間。崔格爾所指的歷史考古學就是物證觀的歷史考古學。而在獨立建構歷史的歷史考古學中，前一個基本觀念建立在伊恩霍德Ian Hodder的情境考古學contextual archaeology基礎之上，而後一個基本觀念來自麥克施菲爾Michael Schiffer的行為考古學behavioral archaeology。通過這個方式，歷史考古學也將最終告別文獻歷史的註腳地位，重回考古學之中。

141 時任教於燕京大學的金石學家容庚是考古學社的靈魂人物，核心成員還包括徐中舒、唐蘭、於省吾、鄭師許、孫海波和劉節等。……雖然以「考古」為號召，但是考古學社的核心成員成長於金石學和古器物學環境……換言之，考古學社是20世紀20-30年代，表達出強烈的身份焦慮和更新學統熱望的非田野考古學學人群體的鏡像。

142 考古學界定自身的更大的難題來自於如何界定「考古學的前身」。金石學不僅僅是被動、靜態的學術遺產，事實上在20世紀上半葉由於資料和方法的擴展，金石學一度仍是活躍的學術潮流，聲勢上甚至強於田野考古學。作為「考古學的前身」的金石學也會因時而變。因此，近現代意義考古學如何認知本土資源，金石學如何謀求考古學的認同感，都集中體現在考古學社這一個案例上。

148 《海外吉金圖錄》揭示出20世紀初期金石學轉型中不同研究策略的交互影響和競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中國古器物的著錄編纂按照不同的研究策略大體可以區分成三條平行線索，各條線索均有密切的地域相關性：其中之一為受藝術史的形式分析方法、西方漢學傳統和自然史、技術史等其他視角影響的歐美傳統，另一位在西方考古學的蒙特柳斯式類型學方法、日本漢學傳統和中國羅王之學影響下形成的日本傳統，最後則是中國金石學人自傳統的作為經學附庸的金石學向獨立的古器物學的轉型。

150在編纂金石圖錄上，堪與梅原末治媲美的中國學人非容庚莫屬。事實上，兩人一直被視為20世紀金石譜牒之學的雙峰。

154 考古學人表達的身份焦慮其實是對考古一元特徵提出的質疑：考古學僅僅只是田野考古學嗎？

154【考古學史成員分析：早期中國「考古學家」的類型學分析】

163【「考古學的牧師」：以鄭師許為例】

164鄭師許幾乎以一己之力，整體性地倡導了一種既不同於安陽的田野考古學，又不同於考古學社核心成員的古器物學的考古學類型。……

【第四章】挖掘鄉土：朱提堂狼洗、梁堆和張希魯

174本章即以張希魯為中心，分析金石器物和口承傳說在田野考古的實證主義風氣下催生出具有鄉土史傾向的考古學類型。

【第五章】走向民族考古學：以前範式時代的銅鼓研究為中心

199頁 50年代中期以來，銅鼓頻出於雲南、貴州、廣西、四川、廣東等地，資料積累漸趨豐富。到70年代後期，銅鼓研究一躍成為中國考古學，尤其是南方地區青銅時代考古學的顯學。

211【從鳥居龍藏到聞宥：銅鼓研究的暗流遺產】

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後形成的中國銅鼓研究熱潮以銅鼓的年代和類型為最初的突破口。

213-4頁 1951年鳥居龍藏返回日本，由朝日新聞社出版了自傳《老學徒手記》，而其畢生學術文字彙編成為十二卷本《鳥居龍藏全集》。鳥居龍藏是20世紀上半葉田野經驗最為豐富、最具洞見的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之一。無論是田野調查和學術興趣，他都涉獵甚廣，而且對東亞各國的民族學和考古學都有深刻的影響。在東北亞土著民族、草原民族社會、台灣山地民族、契丹和遼代考古上，鳥居龍藏都具有開創之功。…………鳥居龍藏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217 鄭師許是繼鳥居龍藏之後，在銅鼓研究上具有顯著貢獻的學人。

218-9 在梳理20世紀前範式時代的銅鼓研究中，凌純聲及其為數不多的銅鼓論文實具不容忽視的階段性標尺價值。

220 前範式時代的銅鼓研究以聞宥的《四川大學歷史博物館所藏古銅鼓考》和《四川大學歷史博物館所藏古銅鼓考 銅鼓續考》作為終結。……銅鼓和畫像石是聞宥用力頗多的兩個領域。

221 聞宥《古銅鼓考》分為兩個部分，即「型式與花紋」和「一般問題」。前一部分實際上介紹了特有的分類方法，分別依據銅鼓形態、鼓面和鼓身的紋飾進行區分。這是一套獨立於黑格爾體系的分類方法。在一般問題上，聞宥提出三個問題：銅鼓的來源問題、銅鼓的製作者和中心地區問題、銅鼓的族屬問題。

237新考古學對動機和結果、過程和產物、適應和改變的興趣導致民族考古學和實驗考古學成為其兩大支柱。1985年克萊默Carol Krammer發表《陶瓷民族考古學》一文，成為全面揭示民族考古學方法論基礎的經典文獻。

【第六章】新鄭李家樓：從盜寶私藏到學術公器

241戴維克拉克曾經分析考古學資料的形成過程，提出考古學是「從殘破樣本的非直接痕迹中復原歷史上不可觀察的人類行為模式的理論和實踐」的著名論斷。克拉克意在說明任何得到研習的考古學資料都經歷了從生產、使用到遺棄的前埋藏過程、埋藏過程、從埋藏到發現的後埋藏過程，包括調查和發掘的取樣過程、處理考古學資料的分析過程和復原考古學文化的歷史的闡釋過程等環節，任何環節的不同過程都可能影響對考古學資料的定位和理解。

248 以1923年10月為界，新鄭李家樓可以分成前後兩段，分別冠以「作為田野發現的新鄭李家樓」和「作為博物館收藏的新政李家樓」。

263 正如楊樹達所指摘的，無論是楚器還是周器入鄭，都不必和特定事件的記載對應起來，重器的流通本有多重渠道，不必盡然記錄在文獻之中。楊樹達此說直中早期歷史考古學的要害，所謂穿鑿附會，指建立考古學遺物和文獻記載之間一一對應的關係。王國維的二重證據髮長期以來被視為歷史考古學的經典理論，但是其本意原本局限在「地下之新材料」和「至上之材料」的對比，即使經過陳寅恪的擴充完善，仍停留在「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和「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的層面，缺乏對不同史料的形成動因、保存規律、表達的可能性和傾向等史料發生學問題的意識。

267 情境分析是進一步釐定不同文化因素的文化指向價值的方法。作為後過程主義的情境考古學主要關注三個層面的情境，分別是物質情境、空間情境和學術史情境。

271-2 如果將中國考古學的起點界定在1928年開始的安陽發掘上，兼顧到發掘之中體現的田野意識和規程，我們可以將1923年發現和發掘的新鄭李家樓釐定為「考古學之前的考古學」。

272新鄭李家樓分別作為器群、考古學遺存單位、田野考古學實踐和社會公共機制而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擁有一席之地。

272 二重證據法過於強勢地影響了中國的歷史考古學，器物起初僅僅是文字的載體，即使器物的形態、風格也具有研究價值之後，仍然普遍存在以器物的數量、材質、紋飾和工藝等歷史曲線耦合文本歷史的政治興衰曲線，以特定的器物耦合特定的事件記載。而在歷史考古學中，走出器物或者器群的孤立研究，走向考古學文化和情境的系統研究仍然是亟待完成的轉型。

【第七章】復原之術：基於古董市場重建的考古學

274對於任何區域的考古學傳統而言，盜掘都是永恆的痛史；但是，盜掘與考古的關係遠較我們所想像的更緊密。……基於社會倫理和學科規範的考慮，大多數考古學傳統羞於承認盜掘的價值。

275 本章將遵循施菲爾行為考古學的兩個轉型transform觀念回訪因私掘和盜掘而形成的考古學遺產。施菲爾將考古學埋藏從形成到發現的過程定義為轉型過程，並根據行為者區分為文化轉型cultural-transform和自然轉型natural-transform。私掘和盜掘無疑是文化轉型的一個重要環節，對這個過程的行為研究將揭示出影響器群組合的若干顯著特徵。

280本章以洛陽金村和長沙為例，分析經盜掘流入古物市場的器群如何逐步恢復其考古學研究價值。……無論在東周考古學還是中國考古學史上，金村都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282 懷履光和梅原末治改變了金村和金村器群在中國考古學史上的地位。

285【金村的三個寫作範式】在金村器群的公布和研究上最早出現的是傳統金石學範式。懷履光1934年出版的《洛陽古城古墓考》是具有歷史學取向的考古學寫作的典範。梅原末治《洛陽金村古墓聚英》構成了金村寫作的第三個範式，即器物集錄體寫作。

291 《歷史回之路家》I brought the ages home詳細記載了皇家安大略考古博物院的籌備、建立和擴充過程，其中絕大部分篇幅介紹各類藏品的入藏過程。

292 卡爾伯克《在中國的尋寶者》treasure seekers in China提供了30年代中國古董市場的第一手資料。

313【重估長沙：1949年之前的近世傳統和土夫底層】

313頁 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地區的田野考古學重新布局之時，長沙是安陽之外，少數具有確鑿無疑的考古學史遺產價值的地點之一，這直接導致範式更迭後的中國考古學將長沙作為重建中國考古學實踐理論和方法的基地。

315 商承祚則以《長沙古物聞見記》及《續記》多次公布在長沙的見聞及收穫，構成了其徵集的長沙古物必要的情境說明。……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長沙新立範式的《長沙發掘報告》和詳盡報道湖南學人田野發掘的《長沙楚墓》構成了最重要的參照系。

315【管窺1949年之前長沙楚墓發現的三種門徑】

317長沙楚墓的文獻尤為豐富。其中，最基本的文獻包括柯強《長沙古物展覽》An Exhibition of Chinese Antiquities from Chang-sha，商承祚《長沙古物聞見記》和《續記》，蔡季襄《晚周繒書考證》。三甲著述構成長沙楚墓的不同研究範式，同時也是重建1949年之前長沙楚墓發現和認識過程的三種門徑。

337 盜掘器群成為早期中國考古學中建構「本土性知識」的關鍵材料。金村和長沙的個案分析都揭示出「本土性知識」的兩個類別，分別對應文化轉型的兩個環節：來自盜墓者、掮客和古董商的「草根知識」和來自知識階層的「精英知識」。暗流傳統的田野傾向使盜掘者環節的考古學史價值浮現出來，他們不再僅僅是古董市場的供貨環節，同時也成為挽救已遭破壞的考古學情節的關鍵信息人（key informant）。

【第八章】從蠻洞到崖墓：多線式研究的範例

341本章將選擇性地討論早期崖墓研究的四條線索，即開啟近現代意義崖墓調查和研究的鳥居龍藏，自貝德羅、謝閣蘭到陶然士的具有不同關懷的西方視角，承繼器物學傳統的商承祚和代表田野考古學傳統的吳金鼎、曾昭燏和夏鼐，希冀不僅揭示崖墓的發現和研究上的多元化遺產，也進一步討論崖墓如何建構川江流域乃至西南地區的古代歷史，以及墓葬遺物遺迹特徵如何與特定地區人民相結合的方法論問題。

358從時間關係看，商承祚的崖墓研究和長沙古物研究恰是交錯進行的，而調查長沙楚墓的經驗也對商承祚認知四川崖墓起到潛移默化的影響。

【第九章】靜水流深：考古學概念、方法和理論入華

368中國考古學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理論都只能是西學入華的結果。

369在西方考古學入華過程中，安陽傳統留下了明顯的空白。……西方考古學入華應該悉數歸功於活躍在史語所之外的數位學人。

370頁 從宏觀的角度看，1949年之前的西方考古學人入華是多個獨立的、斷裂的線索的集合。

370與19世紀晚期其他近現代意義學科一樣，考古學入華也以日本為中介。眾多線索顯示，早期中國考古學並不是籠統地受到作為集體的日本考古學和日本漢學的影響，而是集中地受惠於濱田耕作一人。中國考古學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實際上取法於經過濱田耕作過濾和重組之後的考古學。濱田耕作建立了近代考古學的譜系觀，這種觀念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考古學對世界考古學格局的認識。

372在中國考古學上，應將奠定西方考古學史基礎知識結構的功勞歸之於郭沫若和鄭振鐸。郭沫若翻譯了米海里司所著《美術考古一世紀》，鄭振鐸撰寫了《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

378對中國考古學影響至深的蒙特柳斯類型學方法是斯堪的納維亞考古學的一個關鍵環節。從發展脈絡上看，蒙特柳斯類型學是19世紀早中期，以湯姆森和沃爾索為代表的斯堪的納維亞考古學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文化-歷史主義考古學和單向式傳播論的理論構成的反映，也與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的社會情境密不可分。

378崔格爾界定出舊大陸考古學的形成至少包括兩條脈絡，即以法國和英國為代表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和完善了考古學基本理論和方法體系的斯堪的納維亞考古學。

378中國考古學一度過度強調了湯姆森和三期說的地位，幾乎將其等同於斯堪的納維亞考古學，但是又忽視了三期說作為博物館排序法的本質，其結果就是將湯姆生和他所從屬的潮流中的其他考古學人相隔離開來。

379斯堪的納維亞考古學給中國考古學影響最為深刻的是蒙特柳斯。

379中國考古學幾乎是在對蒙特柳斯類型學的具體研究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引進其類型學原理的，這個過程尤其值得反思。

379雖然以瑞典為代表的是堪的納維亞國家曾經深刻地干預了中國考古學的形成過程，但是活躍在中國考古學早期階段的北歐學者並沒有帶來蒙特柳斯的類型學觀念。自20世紀初，安特森、高本漢、卡爾伯克、斯文赫定等為代表的瑞典學人投身於中國考古學之中，不僅形成了以遠東古物館為核心的獨特的瑞典研究中國考古學傳統，也影響了中國考古學自身的走向，其中安徒生對中國考古學的形成起到了尤其關鍵的影響作用。

380 從1949年之後的中國考古學理論框架看，蒙特柳斯類型學沒有和任何特定的考古活動或者材料捆綁在一起，因此，蒙特柳斯入華，是一個相對孤立的過程。

380蒙特柳斯入華引此僅僅是一個與田野考古學相隔離的著述傳譯的過程，此前已有分析指出，中國考古學對蒙特柳斯的了解應該歸功於包括聞宥、俞劍華、鄭師許、胡肇椿和滕固等多位學者。

383中國早期考古學人之中，受蒙特柳斯影響最深的是蘇秉琦，蘇秉琦將蒙特柳斯類型學納入到中國考古學的專業教育之中，使之成為中國考古學最基本的方法之一。

388無論在西方考古學基礎知識，還是考古學基本方法，近代意義的中國考古學，雖然源在西方，但是深受作為中介的日本考古學的影響，更準確地說，濱田耕作影響了中國考古學理論方法的結合。

【餘論】作為後過程主義考古學的暗流視角

396頁 1949年之前中國考古學的暗流傳統其實無法悉數羅列。……材料和判斷之間，並不存在相互刺激、相互促進的線性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暗流傳統的發現更依賴於學術史視角和研究範式的轉型。

396-7發現和闡釋暗流傳統卻不是正本清源，重新確認一度被扭曲或者被忽視的主流傳統，而是揭示研究傳統的多元化本質。在暗流視角下，無論是一元式還是多元式的主脈線索都曾遭遇質疑，歷史上和現實中研究傳統的主次之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和研究者自身的立場和傾向等情境相關，因此，考古學史不是獨立於研究者的對客觀事實的客位描述和研究，研究者自身的社會和知識情境都將影響他發現、選擇、強調和闡釋特定人物、事件和脈絡。從某種意義上講，考古學史是特定時代、特定地域、特點傳統的特定學人的「鏡像」，它不僅反映闡釋者的認知，而且能反作用於考古學研究。除了揭示此前未被關注的考古學史側面，暗流視角同樣呼籲我們反思之前定義的主流傳統，從而為考古學史乃至考古學研究帶來全盤性影響。因此，暗流視角無疑深受後過程主義考古學的影響，或者說，暗流視角就是後過程主義考古學。

397 由於考古學史並不是對考古學發展歷程外在的客位（etic）觀察，考古學史的回訪方法因此必須設身處地地觀察歷史上的研究者所面臨的資料，同情性地理解他們的預設管理和推理過程，將考古學活動視為特定時代的知識活動和社會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而為了理解歷史上考古學家的判斷，我們常常通過比較自身和歷史上的研究者在不同的社會和知識情境下如何判評估同一批材料，以此判斷歷史上的考古學發現和研究的遺產，而不是簡單地、甚至時空錯亂地以當今的認識水準褒揚或者貶抑歷史上的判斷。這種方法就是知識的考古學方法，考古學史應該成為考古學的考古學。

397-8 考古學史視角和旨趣的變遷，因此和考古學研究範式的轉型耦合起來。在全球意義上考古學史寫作上的第一個範式以米海里司《美術考古一世紀》等起始，以丹尼爾的《考古學一百年》和《考古學一百五十年》為終結，年代上從19世紀晚期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這種範式常常採用單線是或者多線式選擇和組織考古學脈絡。考古學被視為實證式的發現之學，因此考古學的進展常常表現為「發現」，發現可以不加甄別地當作史料，各個發現之間並無內在邏輯關係，因而可以安全地以時間線索串聯起來。

398威力和薩波羅夫的《美洲考古學史》代表了考古學史寫作上的第二個範式，最顯著的貢獻就是借用庫恩的「範式」理論，將考古學史按照問題意識和理論導向分成若干連續發展的階段……這樣，考古學史由線性的發現轉變成為階段性的範式與危機的互動。這種對學科發展規律性的信仰與同時期在考古學研究領域居於主導地位的新考古學思路相吻合。

398 暗流傳統的提出和釐定，即包含了對按照線性或者階段性方式描述考古實進程的否定，以「眾流」觀念解釋考古學研究傳統的組成；而且「眾流」的發現往往不是資料積累的結果，而是建立在觀念轉型的基礎之上，特別是對主觀和客觀的二分觀念的辨析，使無論是考古學還是考古學史闡釋都與研究者自身的情境結合起來，由此形成多元、互動、反思和能動的考古學史，因此暗流傳統的研究，可以被視為後過程主義考古學的鏡像，也只有在這個階段，考古學史才被確認為考古學的考古學。

398-99儘管界定方式有異，考古學仍被視為聯繫古代和現代、物質和人、遺存和過程的橋樑。在文化-歷史考古學中，考古學遺存常常被當成人類活動的物證，由物及人的過程是不言自明的反射式的，考古學器物組合被等同視為特定的「文化和人民」，這種簡單化處理方式導致考古學家首要任務是發現和界定考古學器物組合。在新考古學范世中，物質和人的關係得到全面反思，以賓福德為代表的過程主義考古學不再將物質看成是文化的靜態反射，而是系統的動態過程的產物。克拉克強調的考古學遺存的殘缺本質，則提醒我們從考古學遺存到人類活動過程並不是一個一望可知的復原，而需要藉助不同的理論模式。因此，對考古學家而言，闡釋比發現更重要。但是，新考古學過度相信「科學化」復原，也相信發現和闡釋是考古學作業的兩個不同階段，並且在發現與闡釋之間設置了客觀和主觀的藩籬。而後過程主義考古學認為，人類歷史不能僅僅由若干存在於人類社會之外的「法則」驅動，人類社會的歷史特點性和通則性等量齊觀。考古學遺存固然是客觀存在的，但是發現、記錄及刊布的過程和闡釋過程一樣，都是主觀的，換言之，考古遺存的發現本身就是闡釋過程，因此考古學本身就是闡釋之學。

399進而言之，考古學史並不是與考古學平行的線索，而是交互影響、交互關聯的脈絡。

400後過程主義考古學更傾向於歷史特定主義，並不認為人類歷史是由精確計算的科學法則驅動的。人類歷史並不是統一的因果律決定的，其進程受到多種動因的影響，而且不同動因在不同的情境下具有不同的意義。……任何物質實質上都是「文本」，因此在不同的文本情境和社會情境下，可以衍生出截然不同的闡釋，同時，身處不同社會情境的闡釋者，基於不同的利益考量，也會生成不同的闡釋。歷史特定主義的詮釋學闡釋替代了具有普世價值的中層理論，構成了後過程主義考古學院集體籲求。

400雖然後過程主義考古學中存在多種流派，但是毫無疑問，以伊恩霍德為代表的情境考古學構成了對過程主義考古學最強有力的挑戰。「情境」一詞，既指考古學物質文化的特定環境，也指考古學闡釋無法擺脫考古學家身處的社會環境。

400後過程主義考古學範式下的考古學史，因此偏向歷史特定主義和情景分析，形成多元化的標誌性特徵。

402 賓福德在新考古學奠基之作《作為人類學的考古學》中提出，考古學應該對理解人類社會的通則有所貢獻，……但是基於對通則的追求，新考古學對文化的相似性的興趣遠大於對文化差異性的興趣，甚至會忽略、壓制對文化特殊性的考慮，將其視為非科學的，不具備研究價值。

402「作為人類學的考古學」是一個擲地有聲但矯枉過正的口號，其對於與新考古學相匹配的考古學史的「範式」模式也有一定程度的誤導。……範式模式先天性地具有單向性特徵，考古學史因此表現為單線式的更替模式。

403歷史-文化主義考古學的反歷史傾向表現在用機械唯物主義法法則取代鮮活而真實的歷史。雖然宣稱「由物及人」，但是歷史-文化主義考古學從未考慮過歷史上的人們的能動性，而將其視為歷史規律的物化表現。在這種範式下，考古學遺存是不言自明的史料，是歷史上的人們的物化版本，物質組合因而就是人的組合，物質文化的變化就是人的變化，而人群的變化大多以移民、擴張、貿易和戰爭等概念予以解釋。這種狹隘的機械唯物主義闡釋實際上曲解了大部分歷史。

403回到歷史的考古學是一種具有特定訴求和特定取向的主張。脫胎於過程主義考古學的行為考古學通過文化過程、文化轉型和非文化轉型等多個概念，情境考古學通過情境的釐定，以及法國學派通過對行為者中介作用的強調，合力構成了向歷史學回溯的考古學的門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