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降的投票率，淡漠的青年人——西方民主面臨的又一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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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投票選舉的青年人越來越少了，西方民主還能正常運行嗎？看到時政新聞直接換台的青年人，還在關心國家的前途命運嗎？

作者：政見特約觀察員何晴倩

如果說在 21 世紀的頭幾年，關於「西方民主國家的投票率是否下降」的問題尚且需要爭論，那麼在現在——21 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大量的經驗研究結果使人們不得不接受這樣的一個事實：自 80 年代以來，大部分西方民主國家投票率都出現了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越來越快。

更讓西方政治家和政治學者感到憂心仲仲的是，大部分實證研究結果都顯示：投票率下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年青世代對選舉投票的參與越來越少。

西方代議制民主建立在公民定期參與投票、選舉產生政府的基礎上。鑒於年老世代會逐漸離去，年青世代會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流，年青世代的政治冷漠（Political apathy）就意味著，西方民主社會在可預見的未來可能會面臨一個新的、嚴重的合法性危機。

明顯下降的投票率

長期以來，年青世代的政治參與率就一直都要比年老世代低，但這並沒有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和擔憂。

年青人的注意力還在各種娛樂上面，或還在上學，或正忙著談戀愛，或正要組建家庭，事業或還沒有起步或才剛剛起步，不需要對社區有什麼貢獻，也不需要交稅。年青人對政治參與不感興趣，因為政治遠離他們的日常生活。

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年青人逐漸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家庭，有了小寶寶，需要交更多的稅款，需要付更多的賬單，需要儲蓄以便為自己養老做打算……當這樣的時刻來臨時，年青人自然而然就會投入到政治活動中，查閱政治信息，參與選舉投票，支持自己偏好的政黨。這就是流行的生命周期理論（Theory of life cycle/age effect）。

90 年代末之前，政治學者多持這一理論觀點，認為一代一代人都在重複著上述那一規律。事實也似乎證實了這一理論。直到 80 年代，雖然年青世代有著明顯的低政治參與率但卻相對穩定，同時大部分西方民主社會的投票率也都有著高度的穩定性。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年青人的低政治投票率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從 80 年代開始，年老世代的投票率仍然保持相對穩定，但年青世代的投票率卻有著明顯的下降趨勢。

比如，馬丁（Aaron J. Martin）分析了英國國家選舉研究中心的數據。數據顯示： 60 歲及以上人的投票率從 1964 年到 2010 年一直穩定在 85% 左右，30-59 歲人的投票率在 1992 年之前同樣穩定在 85% 左右，雖然在 1992 年之後有所下降，但仍然高於 70%。但是，18-29 歲的年青人的投票率，在 1964 年至 1992 年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相對穩定（75%）後，從 1992 年開始下降，2005 年達到低點，為 58%。

美國國家選舉研究中心數據也顯示了類似的現象。30-59 歲和 60 歲及以上人群的投票率從 1952 年至 2008 年的波動都不大，分別沒有低於過 75% 和 70%。而 18-29 歲的年青人，在 50，60 年代，投票率大概能維持在 65% 左右，70 年代之後卻持續下降，1988 年達到低點 50%，此後整個 90 年代，年輕世代的投票率都低於 60%。

加拿大國家選舉研究中心數據也呈現了同樣的現象。這些發現使得人們不得不接受這樣的一個現實，即現在的年輕世代（或稱千禧一代，出生於 1980 年之後）與以前的年輕世代相比越來越不願意參與政治投票了。

是現代社會毀了西方民主？

為什麼年青世代越來越不願意參與政治投票了？顯然生命周期理論無法給於我們答案。按照生命周期理論，所有時代的年青人，他們的行為都應該遵循同樣的規律，因而年青人的投票率雖然低，但卻應該是相對穩定的。但現在，年青人的投票率卻在持續下降。如何解釋這一現象？

政治學者們把目光投向了另一重要理論，即代際交換理論（Theory of generation/cohort effect）。與生命周期理論不同，代際交換理論認為政治參與並不是一個隨著年齡增長自然而然的過程，相反，人們所處的外部環境才是決定性因素，不同時代的社會特徵、文化特徵、經濟特徵等會影響身處其中的人們。而對於年輕人，由於他們的知識體系、行為體系等都還沒有成型，因此這些外界因素的影響對他們來說就會更大。如果年輕世代所處的環境沒能培育他們參與政治的熱情，那麼即使他們 35 歲、40 歲、45 歲、50 歲了也一樣不會參與政治活動。

按照代際交換理論的邏輯，我們似乎可以認為千禧一代的低政治投票率是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西方民主國家社會變化的結果。彼時及當前的社會環境塑造了年輕世代的政治冷漠，進而影響了他們對政治參與的熱情。

帕特南（Robert Putnam）即是持這一觀點的重要政治學者。在《獨自打保齡球》一書中，帕特南的一個核心觀點是：美國年青世代投票率下降的原因主要在於美國市民社會的衰落。

帕特南認為現在的美國年輕人與過去的美國年輕人相比，更少參與工會、社區公共會議和類似保齡球俱樂部等協會，而這些協會或組織在帕特南眼裡恰恰是聯繫個人與國家的基礎。因為公共事務可以在這些公共場合中被不斷地交流、討論，人們的政治責任感、政治參與感也因而在這些公共場合中得到有效培養。

然而，帕特南論述到，現在的年輕人都獨自呆在家裡，守著一台電視或抱著一台電腦。年青人的時間不是花在看電視劇上就是花在打遊戲上，他們已經對公共事物失去了興趣。帕特南不無悲觀地認為，現代社會的變化發展使得年青人趨於政治冷漠。托克維爾在《論美國民主》中所描繪的那種類似「圍著火爐談論政治」的畫面似乎再也不會出現了。

威滕伯格（Martin P. Wattenberg），另一持悲觀態度的重要政治學者，在《投票屬於年青人嗎？》一書中從媒體消費的角度表達了類似的關切。

基於西方各國近五十年的選舉和民意調查問卷數據，威滕伯格重點對不同時代年輕群體的報紙閱讀量和電視政治新聞觀看量進行了比較。他的分析發現千禧一代無論是閱讀報紙還是觀看電視新聞都要比年老世代低很多。

威滕伯格認為現代媒體的多樣化和傳播方式的變化是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比如，在過去，電視頻道少，同時電視節目的播放完全由電視台決定，因而無論是年老世代還是年青世代，只要打開電視就或多或少地會觀看到一些政治新聞。而隨著有線電視的發展，電視頻道增多，對於還沒有形成觀看新聞習慣的年輕群體來說，當他們遇到不喜歡的政治節目時就可以轉換去其它頻道。到了如今的數字電視時代，不僅頻道眾多，而且電視節目的播放完全由觀看者決定。在這樣的環境下，年青世代對政治新聞的觀看就會越來越少。

威滕伯格認為，正是這外在媒體環境的變化，使得年青世代失去了培養政治意識的機會，他們不知道本選區的國會議員是誰、不知道最新討論的政治事件、不知道最新通過的法律文案。年青世代對政治新聞更少的追蹤就意味著他們具有更少的政治知識和政治興趣，從而導致更低的政治投票率。

在威滕伯格眼裡，媒體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塑造了冷漠世代。千禧一代不願意參與政治活動就意味著當年老世代逐漸離去之後，現行的民主體制將趨於一個「空殼」，在西方政治舞台上將只有演員，而沒有觀眾。民主體制將何以自處？

年青新潮的好公民

但現在的年青世代真的這樣嗎？他們真的毫不關心國家政治舞台上上演的劇目嗎？看看最近那些因反對英國退歐而在網上簽名請願走上街頭的英國青年人，看看那些因反對法國政府最新勞工法案而進行遊行抗議的法國年輕人，千禧一代似乎沒有帕特南和威滕伯格所描述的那麼政治冷漠。

道爾頓（Russell J. Dalton）即持這一觀點。道爾頓贊同代際交換理論，認同外部環境的變化促發了年青世代投票率的持續下降。但道爾頓認為帕特南的問題在於只注重傳統社區組織和集會而忽視了現代新形式的政治參與方式，而威滕伯格只重視報紙和電視而忽視了現代政治新聞重要來源的網路。道爾頓認為：年青世代的低投票率並非因為年輕世代的政治冷漠，而是因為年青世代政治參與方式的轉變。

在《好公民：年輕世代如何重塑美國政治？》一書中，道爾頓對多種政治參與方式進行了分析。其結果顯示，總體而言，雖然在過去 60 年，在投票、為某一候選人/政黨義務工作、捐款給某一政黨/候選人、成為某一政黨成員等傳統政治活動方面參與率有所下降，但在寫信給政府官員、群體活動（比如環境保護、婦女權利、動物保護、消費者權利等）、罷工、抵制外國產品、遊行、簽名請願等與傳統選舉活動不一樣的政治活動方面參與率並沒有下降，而網路政治參與方面（比如參與線上政治討論、網路籤名請願、給政府部門寫郵件、轉發政治新聞、追蹤某一政黨/候選人等），近年來參與率更是呈現上升的趨勢。

道爾頓進一步的數據分析發現：年齡與抵制某國產品、參與網路論壇、參與遊行活動負相關並且高度顯著。這就是說年輕世代更加傾向於參加非傳統的政治活動。

但為什麼年輕世代願意參與非傳統的政治活動而不願意參與傳統的投票選舉呢？

道爾頓認為，現在的年輕世代與過去的年輕世代相比，有著更好的教育背景，能夠接觸到更多的政治信息，他們更加具有批判性思維，更加知道如何去維護自己的利益。當他們發現政黨、候選人、政府沒有提出或解決自己的關切時，他們就會疏離，而非像年老世代，更多地把投票看作是公民職責所在，認為參與投票是一種義務。

也就是說，道爾頓認為千禧一代是參與型的世代，而非過去責任型的世代。年輕世代並沒有政治冷漠，也並不缺乏政治知識。因而西方民主社會面臨的問題並不是「空殼」政治，而是如何調整、適應變化著的公民及其新的政治參與方式。

是帕特南等的觀點更貼近事實，還是道爾頓等的觀點更貼近事實？爭論還在繼續。作為外部觀察者，我們可以預見的是：無論哪一派別論述更真，西方民主社會都面臨新的挑戰。這些挑戰或是政黨、政府重新吸引年輕世代參與政治投票以避免合法性危機（針對政治冷漠世代觀點）；或是政黨、政府轉型以容納不同的政治參與方式（針對參與型世代觀點）。但這是否意味著西方民主的喪鐘已經敲響呢？至少現存可參考的解決模式有兩個，一是「比利時模式」或「奧地利模式」，既參與選舉投票成為法律所規定的必須。二是「瑞士模式」，投票率「臭名昭著」的低，但降低了公投門檻，在諸多政治議題上由全民參與決定。

參考文獻
Wattenberg, M. P. (2016). Is voting for young people? Routledge.
Dalton, R. J. (2016). The good citizen: How a younger generation is reshaping American politics. CQ Press.
Martin, A. J. (2012). Young people and politics: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the Anglo-American democracies. Routledge.
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ed of American community. Simon & Schu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