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白星3
阿列克謝. 列昂諾夫
我們第一次獲准到OKB-1(科羅廖夫的實驗設計中心)參觀在建的太空船時,眼前的所見使我吃驚不小。我本人也算個藝術家,我心目中的太空艙應該是修長而符合空氣動力學的,可組裝車間的巨型傳送帶上擺放著的東西外形卻更像莫斯科地鐵站——沒有窗戶卻異常明亮。後面還有一個碩大的銀色球體。每一艘飛船都出於不同的組裝階段,有的還只是個空殼,有的已經基本完成了。
它們在我看來都太小了。「就不能再多給我們一些空間嗎?」我心想。
我身高一米七四,肯定不能坐這款飛船上天,這是為身高不超過一米七的人設計的。這是第一代「東方」(Vostok)飛船的太空艙,尤里乘坐的和這一款很接近。我感覺十分失望。
但是很快就有人向我保證,科學家們已經開始研製第二代黎明(Voskhod)飛船了。我所要接受的訓練就是操作這款太空船執行任務。第二代飛船的任務目標要高得多。不過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962年的年底人們才清楚究竟有多高。
與此同時,「東方」飛船將宇航員三次送進太空,停留時間也比以前長。首先是蓋爾曼.蒂托夫,他環繞地球足有17圈,他所遭受的眩暈和其他一些癥狀直接影響到了「東方」系列的改造。然後是安德烈.尼古拉耶夫(Andrian Nikolayev),他繞了64圈。再然後是帕維爾.波波維奇(Pavel Popovich),他比尼古拉耶夫晚一天上天,繞了48圈。瓦萊里.別克維斯基和瓦蓮京娜.捷列什科娃(Valentina Tereshkova)——第一位進入太空的女性——在第二年的六月進行了最後兩次並行任務。捷列什科娃的任務被視為蘇聯男女平等的偉大勝利而大受宣傳,這是赫魯曉夫本人在電視直播中祝賀捷列什科娃時公開定的基調。
大多數俄國人都認為婦女不該摻和男人的事。捷列什科娃返回地球之後在報告會上說自己的任務十分簡單,這讓我們很沒面子。宇航員的聲譽也受到了一點影響。幾十年後解密材料表明她的任務一點也不簡單。她十分勇敢,任務也完成得很出色,但是在飛行中她的平衡能力受了很大的影響。由於嚴格的保密政策,當時誰也不知道這一切。科羅廖夫的說法是他的太空船不適合女性。
我們在1963年初第一次獲准見到了黎明系列飛船。兩年後我將會乘坐這款飛船進入太空。當時上面通知我們便裝前往科羅廖夫的設計局。直到那時為止我們當中還從沒有人不穿制服出過門,有幾個人甚至連大衣都沒有。我們只有一天採購時間。於是我們分頭行動,都想挑最好的買,比如義大利的服裝。但是我們的選擇很有限——商店裡只有一款男裝。第二天我們集合的時候都忍不住樂了。我們不過是把一套制服換成了另一套——義大利設計剪裁的磚色大衣。
進了設計局之後我們都換上了白大褂和鞋套。這次我們看到的大部分飛船和東方系列都沒大區別,但是在最後有兩艘飛船的外形很特殊。它們裝著一個透明的密封艙門和一架攝像機。
我們正在研究這款新飛船時科羅廖夫走了進來。「好了先生們,」他說,「仔細看看吧。」他對於密封艙門的解釋嚇了我們一跳。「每一個海員都要學游泳,同樣宇航員也要學會如何在太空中游泳。」他自信的說。「不僅是游泳,還有在艙外進行組裝和拆卸工作,我們必須學會這一點。」說著他把我們打量了一遍。
「好啊,我的雛鷹,」然後他對我說,「穿上太空服,到飛船裡面去坐一下吧,然後試著從艙門裡出來。到十二點的時候你要向工程師講講自己的看法。」話音剛落他就走了。
我突然覺得全身燥熱,不知道科羅廖夫是不是碰巧把我挑出來的。不過我知道他一直密切關注這我的訓練進度。他知道我的技術和身體狀態,還知道我喜歡運動。
尤里立刻回頭祝賀我。「羅沙,這回輪到你了。」說著他拍了我一巴掌。
我仔細看了看,發現這款黎明飛船和東方系列很有幾處不同。降落艙的設計都是一樣的,但是黎明系列的設計很明顯是要帶著乘員以軟著陸的形式返回地球。艙室外部還裝了兩台攝像機,裡面還有獨立的導航系統和控制儀錶板。
有些東方系列的儀錶板在這裡改變了位置,光學定向系統向左轉了90度。裡面有兩個座位,控制艙門和太空服的面板就在我的頭頂。艙門面板的位置尤其彆扭——我在接下來的訓練中不止一次撞到頭。我的第一印象是艙室還是太擠。後來我發現,在失重條件下,艙室裡面還是很寬敞的,甚至還算得上舒適。
不過科羅廖夫和工程師們回來以後我開始連珠炮一般抱怨起我的觀察結果來。他叫我慢慢來,不要急。他說還有時間對這款飛船加以改進。從這時起我開始全力投入針對黎明飛船的訓練。之後我每周都會回來熟悉一下最新的改造情況,最後我對飛船上每個螺絲的位置都了如指掌。它成了我的家。我經常在不開通風系統的情況下穿上宇航服在飛船了一坐半天,鍛煉耐力。
科羅廖夫當時的權力和責任幾乎無法形容。他不僅負責一切太空計劃,還負責一部分軍用火箭的研製項目。他還兼管通信和監測衛星的設計和測試。儘管他在不同的領域都委派了相關的設計師和工程師來主管具體工作,他本人的工作量還是極大。蘇聯的NASA,中型機械製造部,成立於1962年。但是一切太空項目的幕後主持都是科羅廖夫。他的能力令我驚嘆。他思想深邃,但是脾氣很硬,從不容忍笨人和傻事。他只要一揮手就能讓某人閉嘴。
科羅廖夫掌管全局的工作從未公之於眾,他本人對此似乎毫不介意。他對默默無聞的生活從沒往心裡去。他沒精力操心這點小事。知名度只會影響他的工作。他比大多數人都更能理解克里姆林宮害怕他被敵對勢力暗殺的擔心。
科羅廖夫走到哪裡身邊都跟著個「秘書」——其實是保鏢。有一次他去黑海療養,上面把整個療養院都封鎖了。國家對他突如其來的重視實在是諷刺得令人心酸。斯大林時期他在西伯利亞勞改營自生自滅,那時他的命一文不值。
大衛.斯科特
1963年春天NASA 終於完成了「罐頭塞人」—即宇航員無法控制飛行器——的階段。約翰.格倫成為第一個進入太空的美國人之後,斯科特.卡彭特(Scott Carpenter)和沃利.席拉(Wally Shirra)在1962年五月和十月又進行了兩次水星任務,各繞地球三圈及六圈,最後濺落在太平洋里。當年九月NASA開始籌劃真正的飛行。第二批宇航員被招募了進來,為雙子星和阿波羅任務做準備。
半年之後,1963年3月,有消息稱NASA要招收第三批宇航員,於是我報了名,因為這是上面統一要求的。第二批宇航員里我認識三個,弗蘭克.鮑曼(Frank Borman),吉姆.麥克狄維特(Jim McDivitt)和埃德.懷特,他們都是空軍,也都在愛德華呆過。他們都是優秀飛行員,我想如果太空計劃能配得上他們,那這計劃一定不錯。
不過當時NASA的經費還是很拮据。我剛交上申請表,《時代》上就刊登了一張鮑曼和懷特在休斯頓的辦公室里坐班的照片,旁邊的文章詳細說明了雙子星計劃經費短缺的情況。言外之意是這兩人放棄空軍事業未必明智。
國會依然不情願為太空計劃撥款,儘管肯尼迪在1962年秋又做了一次關於太空探索的偉大演講。在參觀完新建成的卡納維拉爾角之後,他造訪了位於阿拉巴馬漢斯維爾的馬歇爾太空飛行中心,韋納.馮.布勞恩正在這裡建造土星系列火箭,也就是日後登月用的火箭。肯尼迪的演講是在休斯頓萊斯大學的足球場進行的,他頂著酷熱向球場里萬頭攢動的聽眾勾畫了自己心目中美國參與「太空競賽」的前景。
「我們註定要參與其中,」他許諾道。「我們註定要領先於人……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著太空、月球以及更遙遠的行星,我們發過誓言,不能讓征服的旗幟統治它們,而應當讓它們插上和平與自由的旗幟。」
「我們選擇在十年內登上月球並完成其他多項事業,不是因為這樣做很簡單,而是因為這樣做很困難。」台下的掌聲熱烈起來,他繼續道,「我們樂於接受這項挑戰,無意加以拖延,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聽眾沸騰了。
這番激動人心的講話標誌這太空競賽的正式開始。它激發了整個國家的想像力,兩年前肯尼迪當選的時候,我的反應是「這下得了,看看這個肯尼迪能幹點什麼事吧。自由派民主黨,這回國家是真麻煩了。」我投得是尼克松的票,因為我是在一個共和黨家庭長大的。但是這篇演講清楚證明了肯尼迪高瞻遠矚的領導能力,更不用說傑出的口才了。
儘管如此,依然沒人清楚登月究竟有多簡單或者多難。反正我不知道。這比駕駛火箭飛機也難不到哪裡去吧,我想。無非就是NASA 造一艘飛船再找個人駕駛就是了。回頭看來,肯尼迪肯定清楚我們在哪些技術上領先於蘇聯人。比如我們的慣性制導系統就比蘇聯人的小巧精確。我們選擇這個賽場來證明自由社會比社會優越。他有自信打贏冷戰中的這一仗。
一年後肯尼迪還會回到德克薩斯進行另一場里程碑式的太空演說。1963年11月達拉斯的悲劇——發生在他發表演說之前——在此時根本無法想像。那年春天我們都十分樂觀。
但是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登月還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概念。我心裡想的是——如果太空計劃打算要我而我也有意參加——進太空飛個一兩次,然後繼續當我的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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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申請表遞交給NASA 後不久,我們一幫人參加了為期一周的體能測試。我們有倖免遭「先行七人」遭受過的有失顏面的檢查項目。當年誰也不知道人體究竟能不能在太空中存活,所以他們身體的每一個孔洞都被戳了一遍。
不過除了常規的心電圖,腦電圖和跑步機測試之外,我們還要接受缺氧測試,在漆黑的房間里坐旋轉椅,每小時要喝一夸脫葡萄糖然後作血糖測試。我們的一隻耳朵被灌進冰水以觀察我們在兩個耳道溫度不一是能否保持平衡。這一招很能擾亂大腦,還能讓眼球不聽使喚的亂轉。一點也不好玩。
然後我們被送進隔離艙,一關就是幾個小時,期間我們的各項反映都會受到監測。我們在裡面要接受「麻煩盒子」的測試。這是一個外形為多面體的電子裝置,設計十分巧妙,上面滿是旋鈕和開關。我們要接受各種線索並完成難度不斷增加的任務,同時有一隊醫生會監測我們的各項指標。最後階段的任務難度之大根本不可能在規定時間完成,就像玩一個註定會輸的遊戲。這是為了觀察我們應對壓力的能力。有些人太拿它當回事,結果搞的手忙腳亂。不過這對我倒沒問題。
還有一項測試是由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主持的。我們費盡心力想猜出來他們希望聽到我們說什麼。有一項測試我個人最喜歡,測試人員會向我們每個人出示一張白紙。麥克.柯林斯(Mike Collins)是愛德華的畢業生,為人十分幽默。他之前經歷過一遍NASA的選拔程序,不過落選了。他鄭重其事的警告我們,要認真對待這項測試,別和他一樣。當時測試人員問他在白紙上看到了什麼,他說他看到一群北極熊在雪地里亂搞。他回憶道,心理學家的臉「極其不悅地緊繃了起來。」還有一個聰明點的答案——我一般不告訴別人——是仔細把白紙端詳幾遍,然後告訴測試人員他們上下拿倒了。
不管你如何費心應付這幫人,還是很容易出錯。有一次一個心理學家考察我的背景,發現我上過麻省理工,於是他問我喜不喜歡波士頓。
「很美的地方,」我說,「不過我是德州人,我們那裡的人要熱情開放得多。我覺得新英格蘭的人有點冷冰冰的。」
然後是長時間的冷場。
據我多年飛行員的經驗,絕對不要惹醫生或者心理學家,他們一句話就能讓你上不了天。於是我小心翼翼地問,「你不是波士頓人吧?」
「土生土長。」他硬邦邦地回答道。
不過我到底還是過了這一關。全部測試完成之後,我們一共三十人前往休斯頓參加面試和筆試。上面告訴我們,如果我們過了這一關,NASA航天乘員操作組組長迪克.斯雷頓(Deke Slayton)會親自給我們打電話,這人主管一切有關宇航員評估、訓練和選拔的工作。我們可以選擇是否接受邀請。
沒人知道到底要招多少人以及什麼時候有準信。我記得和麥克.亞當斯一起開車返回加州,他也參加了最後的筆試,我確定他肯定已經入選了。一路上我們翻來覆去的討論參加太空項目究竟是不是好主意。我在麻省理工的學習時光激起了我對太空的興趣,但當時空軍圍繞X-15和X-20也有自己的太空項目,甚至還想造一個載人環行實驗室。國會一直捨不得給NASA撥款,所以空軍這邊似乎把握更大一些。我回到愛德華不久就得到了去ARPS當教員的命令,因此呆在艾迪似乎是個不錯的選擇。
那年夏天晚些時候,我們一幫人(包括幾個已經入選NASA的人)前往德國和法國的試飛員學校參觀。我們在德國時得到消息,斯雷頓的電話已經打過來了。當天晚上我又認真權衡了一下,決定去和我的一位上級,也就是ARPS的司令官談談。
他對此毫不猶豫。「只要他們要你,你就去。」他說,「絕對該去。」
「嗯,好吧。」我心想。然後我決定再去和我們的航空軍醫商量一下。我一向很尊敬他。我跟他把心裡話說出來了。
「這事我拿不準。」我承認道,「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你感覺著怎麼樣?」
「我覺得我還是想呆在愛德華。」
「那樣的話你就呆在愛德華好了。」
老天,兩位我十分尊敬的人給出了相反的建議。這下可把我折騰壞了。我在旅館的床上坐了好幾個小時,想著電話要是真來了該怎麼說。離開愛德華等於把查克.耶格爾的世界,我童年的夢想拋在身後。不管怎麼說,未來看上去都一片光明。我就像下棋的人一樣,不知道該用哪個棋子。
結果迪克.斯雷頓根本沒打電話來。第二天早上我們到前台退房的時候,泰德.弗里曼(Ted Freeman)正滿面笑容的站在那裡。
「命令下來了。」他說。
「你什麼意思?」
「你問問前台服務員就知道了。」
前台有我的一封信。我趕緊把信拆開,裡面的內容很明確:「三日內到休斯頓報道,你已入選NASA。」
我不能否認我十分高興能成為第三批十四名受選人員之一。我不明白為什麼亞當斯沒能入選,不過他留在了愛德華,在空軍駕駛X-15,幹得同樣出色。
我不知道如果那天晚上電話真的打來了我會怎麼回答。我猜我大概會答應。就這樣,我收拾好行李動身去了休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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