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振翅高天1

一，振翅高天，1932-1956

　　阿列克謝. 列昂諾夫

　　1934年5月30日，我在中西伯利亞的一個名叫利斯特維揚卡的小村莊出生，那天氣溫下降到了零下50度。

　　從小我就聽慣了木屋外的樹枝在深夜被冰雪壓斷的聲音。我們常常拿木頭井蓋去鏟冰溜子，然後和兄弟們舔著玩。每次掀開井蓋，總能看見引進井裡的山泉冒著熱氣。

　　星星永遠近在眼前卻又遠在天邊。在母親的故事裡，每天都會有人在月亮上點燃一千隻火炬來照亮夜晚。我當時對此深信不疑。

　　不過我剛到三歲就不得不搬家了。那是1938年的一月，正是隆冬時節。那天一大群鄰居衝進我家，看見什麼拿什麼。吃的，用的，甚至連我們身上的衣服都給扒下來了。有一個人逼我脫了外褲，只給我留了一件襯衣。

　　我隱約記得當時我跑過了一片森林，又冷又怕。還好最後我碰到了回家探親的我的一個姐姐。

　　「吃的全沒了！」我大哭道，「媽媽哭壞了。」

　　我姐姐塞給我兩大條麵包。我把它們塞在袖子里，打算就這麼跑回家。但是我個子太小，麵包又太沉，結果一邊跑一邊掉。

　　一切都是因為我父親，阿克海普. 阿里克賽耶維奇，被指控為「人民公敵」。他受的指控是在指證一位貪污的同事時做偽證，因此和許多其他人一起進了監獄。這是當局為了清除不安定分子而採取的行動。當時斯大林正在進行大清洗，好多人都在勞改營里消失了。不過那時我們還不清楚事情到底有多嚴重。

　　那幾年裡我父親一直支持斯大林的集體主義政策，相信布爾什維主義和革命。不過我們家對革命的支持可以回溯到1905年。我姥爺當時是烏克蘭的盧甘斯克市一家磨坊的技師，後來因為組織罷工被流放了。他先搬到了羅斯托夫，後來又去了西伯利亞當礦工。

　　我父親年輕時也在羅斯托夫附近的沙克托當礦工，直到後來他被徵召入伍參加一戰。戰爭結束後他也搬到了西伯利亞——當時那裡在經濟上比較自由。再後來他就娶了我母親並在萊斯特嚴卡做了一名農夫。他們一共生育了12個孩子，七女五男，不過我的兩個兄弟和一個姐妹夭折了，還剩下九個。

　　一開始，我父親當選了利斯特維揚卡的村委會主席。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捐給了集體農莊，包括一匹心愛的好馬。這匹馬腳力十足，還不畏西伯利亞的嚴寒。結果沒過兩天，公社的頭頭——我記得他好像是韃靼人——就把這匹馬宰了吃肉。

　　我父親發誓要找他算賬，他知道了以後就誣陷我父親毀壞來年的種子。結果我父親未經審判就進了監獄。我們這些「犯人家屬」也被當做了反革命。他們煽動鄰居們來拿我家的東西，我的哥哥姐姐被學校開除了。我們沒有選擇，不得不搬家。

　　無路可去的我們只好去投奔幾百公里以外的另一位姐姐。她和我姐夫在克麥羅沃的一座在建發電廠的工地上工作。上面分配給他們一套位於工廠旁的職工宿舍。我母親——她當時又懷孕了，五個姐姐，一個哥哥，還有我——當時是老幺，一行人出了火車站就坐著馬車去找他們。我當時哇哇大哭，哪裡都不去。我們這麼多人唯一的禦寒手段就是幾條毯子。

　　至今我還記得我姐夫對我有多好。他在火車站接到我們之後就把我們領到一架馬拉雪橇上，把我們小孩子擠在一起，又把他的大衣給我們披上。路上他問我，「冷嗎，羅亞（我的小名）？」「是的，我冷。」我說。於是他停下馬，把我身上的大衣使勁掖了掖，這才繼續趕路。

　　接下來的兩年里，我們十一個人就擠在一間十六平米的小屋裡生活。我的鋪位在床邊的地板上。

　　我父親最終被平反了。他在拉脫維亞步槍分隊服役時有一位上級很器重他，在這個人的要求下我父親的案件得到了公平審理。他為含冤入獄得到了一筆賠償金。不止如此，他還有機會頂替那個不講理的韃靼人去掌管公社。不過我父親拒絕了，他也搬到了克麥羅沃，在發電廠的工地上找了一份工作。

　　我父親是個強人。他從沒入黨，但很快就成了當地的一號人物。上面安排他負責為數不多的播音喇叭中的一台。這些喇叭是用來播送新聞和發布通知的，能管上一台是很露臉的事。

　　我們家又分到了兩件房。我父親用賠償金置辦了幾件傢具，一套廚房用品，還給每個孩子都買了一件大衣，不過我們的鞋子還做不到一人一雙。可就算這樣我們家當時在克麥羅沃也算是冒尖戶之一了。全宿舍就只有我們家有一台制香腸機，結果別人都叫我們「絞肉機列昂諾夫家的」。食物已經不那麼短缺了，但是日子還是很艱難。

　　為了貼補家用，我開始給鄰居家刷了白灰的爐子上畫畫。我很喜歡畫畫，我父母也鼓勵我，給我買顏料和鉛筆。紙張當時很短缺，所以我就用包裝紙畫畫。後來我又給鄰居家畫貼牆的帆布。逐漸地，我的繪畫成了全家人的事業。我父親把床單蒙在木頭架子上，刷上摻了麵粉的動物膠，這就勉強成了帆布。我在這些「帆布」上畫了很多高山和林地的風景畫。就這樣，我很小的時候就下定決心要當藝術家。

　　後來，大約在我六歲那年，另一個同樣有誘惑力的理想也在我心裡扎了根：當飛行員。當時有一位蘇聯空軍飛行員到我的鄰居家探親，第一眼看到他我就被震住了。他穿著深藍色的制服，搭配著雪白的襯衣，扎著海軍式雙股領帶，十字皮條系在寬闊的胸膛上。我對他崇拜的五體投地，他走到哪我就跟到哪，可是不敢靠近，只敢遠遠地看著他。

　　終於有一天他注意到了我這條小尾巴。「您跟著我幹什麼？」他問道。

　　我直截了當的回答: 「我要象您一樣，早晚有一天。」

　　「那好啊，」他說，「有志者事竟成嘛。不過要當飛行員一定要先有個好身體，要好好學習，還有每天早上要用肥皂洗手洗臉。」

　　和絕大多數小男孩一樣，我對肥皂和水不大感冒。可是他接下來又說：「您能答應按我說的做嗎？」

　　我脫口而出：「是的，我能，」然後我就趕緊跑回家，抓起一塊肥皂使勁往臉上搓。後來的幾天里我一看見他就向他展示我的手和臉有多乾淨。他總是微笑著予以首肯。

　　從那以後我就迷上了有關飛行員的電影，只要文化宮一放我准跑去看。我記得有一部叫勇氣，還有一部叫攔截者，這一部講的是一位戰鬥機飛行員和一個被他救下的小男孩的故事。這些電影每一部我都看過十幾遍，同時我還做了好多蘇聯空軍的飛機模型。後來我又愛上了一本書，真正的人， 講的是一個戰鬥機飛行員在因為迫降而失去雙腿之後如何重新學會走路，跳舞，最後重返藍天的故事。

　　這本書在我的床頭放了許多年。它教育我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放棄努力。

　　大衛.斯科特

　　三十架德哈維蘭-珍妮式雙翼機排著緊密的隊形掠過德克薩斯萬里無雲的天空，在空中組成USA的字樣。我記得我母親向我彎下腰，指著S的一頭大喊，試圖用自己的嗓音壓過發動機的轟鳴。

　　「那是你爸爸，大衛！」她拉著我的手對我說。

　　當時我們家處於聖安東尼奧的倫道夫空軍基地附近。我本來正在庭院里騎三輪腳踏車，可頭頂的景象完全把我迷住了。我目不轉睛地看著這些敞艙式飛機在天空做著各種優美的造型，這時我母親拿出了一台盒式照相機，把這一切都拍了下來。

　　她那天拍的照片在我父親的房間里獲得了一個顯眼的位置。

　　拍照片的那年我還不到三歲。但這些照片總能使我清楚的回憶起「像爸爸一樣當飛行員」這個想法是怎麼在一個小孩子的心裡落腳的。從那天起我一有機會就去偷著穿他的工作服：一件棕色的飛行夾克，毛皮的大翻領，還有皮質的頭盔和護目鏡。披掛整齊以後，我就開始想像自己正從我家房頂上掠過，腳下就是倫道夫空軍基地（我的中間名就是這麼來的）。正式的飛行制服包括夾克，馬褲，武裝帶，還有一把佩刀——這套行頭對我來說太大了。不過飛行夾克對我正合適，儘管下擺一直落到地上。

　　直到12歲那年我父親才第一次帶我和他一起坐飛機。空軍的管理是很嚴格的，不過在我小的時候，要是有不出任務的飛機，他也偶爾帶我玩兩下：把我放進駕駛艙里，叫我熟悉一下操縱桿。有時，當他在我們家頂上飛過時，他還會往下扔小降落傘，傘下系著小石頭，石頭上還裹著字條：「致大衛，愛你的爸爸」之類的。這些隨風搖曳的字條進一步堅定了我早晚要上天冒險的決心。

　　不過我父親，湯姆. 威廉. 斯科特， 參加空軍完全是偶然。某一個周五晚上他在酒吧和人打了個賭，結果就走上了這條路。他原先在南加利福尼亞的油田打工，掙的錢一部分交了大學學費，另一部分用來贍養我奶奶。她當時和我爺爺離婚了，之後她就不停的搬家，先是加州的弗雷斯諾，然後取道堪薩斯的維基塔到了洛杉磯。我父親很少談這些事，不過他當時一定很難。

　　大學畢業後他在好萊塢的一家電影公司找了一份行政工作。不過有一個禮拜五晚上他和朋友在酒吧打賭，去參加第二天的空軍選拔體能考試。他參加了，也通過了。兩天後他就辭去了電影公司的工作，參加了空軍。他受訓成為了一名「驅逐機飛行員」——「戰鬥機飛行員」這個稱呼在二戰前並不普及。當時一戰剛結束十年，正是大蕭條的時候，空軍也沒什麼錢，所以他也只能開開老式雙翼機。不過這一點他很喜歡，把全副身心都投入了進去。我出生的時候他已經成了一名教官，所以在家的時間也多了不少。只有為空軍做宣傳活動時才會出門。

　　我父親是蘇格蘭裔，為人很節儉。從小到大我們家都沒多少錢。不過我們的生活標準還是很高的，因為凡事有部隊替你操辦。我父母結婚後我父親被分配到了倫道夫空軍基地，1932年6月6日我就出生在這裡。我們家住在一座兩層小樓里，房子的正面刷了一層灰泥。當時空調還沒有出現，為了避暑，我們還離開聖安東尼奧到印第安納的一個基地小住了一段時間。後來我父親被分配到了菲律賓。

　　1936年聖誕節前不久，我們坐著一艘老舊的運兵船來到了菲律賓。接下來三年我們一直呆在這裡。這裡的生活很舒適。家務雜事有傭人打理，我母親的時間都花在了橋牌，麻將和旅遊上。我父母都去中國旅遊過，不過是分開去的，一起去會有麻煩。1937年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地球的另一邊，歐洲也在磨刀霍霍。不過我當時對此一無所知。每天我照常坐著騾車去上學，比起這些世界大事來，我更關心怎麼爬椰子樹。

　　我家家教是很嚴的。我父親很嚴厲，可也很慈祥。他的嗓音洪亮而清脆。我管他喊 「長官」, 管我母親喊「夫人」。每天晚上吃飯我們都正襟危坐。我父親對人一向高標準嚴要求，他自己從來一絲不苟，對我的要求也一樣。他的家規很詳細，我要是違反了就得去牆角罰坐。我小時候是很安靜的，不是膽小，而是內向。我父親常常為此而不高興，他總是對我說「要積極主動」。

　　我還記得六歲那年的一件事。當時我去參加一次游泳比賽，不過我不知道規則。發令槍響了以後我就四下看，直到所有其他孩子都跳到水裡為止。然後我想：「好了，這回輪到我了。」這才跳進水裡。我當時以為這是有禮貌的表現。不用說，我拿了最後一名。我父親氣壞了。他措辭強烈地告訴我，所有人應該同時入水。

　　「等別人幹什麼！一開始就要盡全力！」

　　他是個強人，對我也時時不放鬆。

　　還有一回，我母親從中國旅遊結束坐著郵輪迴來，我父親用一輛小摩托艇帶著我去接她。那天風颳得很大，大海把我們拋上顛下的。

　　「欄杆邊上那個就是你媽媽！」我父親大聲叫道，「向媽媽招手！」

　　我當時實在一點裝可愛的心情也沒有，那條小船快把我折騰死了。可是我別無選擇，只能回答「是，長官。」並硬撐著揮手。

　　我父親於1939年12月接到了回國的調令，當時我七歲。我們坐的那條船是菲律賓最後一條搭載有軍人的船，從那以後就只有婦女兒童能上船離開了。我父親有許多朋友留了下來，他們當中許多人都戰死了。

　　我們回家之後又過了兩年，一直在遠東醞釀的風暴開始向美國發作，我那小小的世界也被攪了個天地翻覆。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偷襲的消息對我父親猶如晴天霹靂。他一把把我拽上車，前往藥店去買報紙。很快他就收到了前往「海外」的命令。沒人知道「海外」究竟是哪裡。我更不會知道往後的三年我都將見不到他。

　　我們又回到了聖安東尼奧。我父親走後，母親決定賣了大房子換個地方住。我當時有個小弟弟叫湯姆，比我小七歲半。母親的社交生活很豐富，所以一般都由我來帶他。實行配給制以後，母親給我買了一輛小摩托，好讓我自己上學。湯姆特別喜歡讓我帶他兜風。

　　我母親的脾氣要比我父親軟，因此她決定在我父親不在的時候要對我加強管教。因此我報名加入了聖公會教徒主辦的一座小型軍校。那裡十分嚴格，我們穿制服，走正步，還配發「軍銜」。惹老師生氣的下場是後背挨鞭子，放學後還要留堂。

　　但是只要熬到夏天這一切就都值了。我母親認為應該在父親不在的時候給我另找一個榜樣，所以一到暑假她就把我送到我父親的大學好友大衛.夏托克那裡，我的名字就是從他那裡來的。他住在加利福尼亞的荷摩沙海灘 （hermosa beach）。這一方面也是為了讓我避一避小兒麻痹症的風頭，當時這個病在德州比在加州流行得多。

　　對一個十歲的男孩子來說，荷摩沙海灘比天堂也差不到哪裡去。我一個人坐了三天的火車到了那裡，一路上只有乘務員看著我。接下來的三個月我天天打赤腳。大衛叔叔在海灘上有一塊地，足有一英畝。我們可以在那裡打排球和游泳。我還和鄰居家的孩子一起爬山野餐，逛遊樂場，坐過山車。

　　回到聖安東尼奧之後，我一有空閑就開始造模型飛機。不管是美國的，英國的還是德國的飛機我都了如指掌。我的卧室天花板上掛滿了梅塞施密特，噴火，颶風，野馬和閃電。和我爸爸一樣當飛行員是我記事以來的夢想。我還是個飛行電影迷，比如地獄天使，黎明巡邏 等等。埃爾羅弗林 （Errol Flynn）把眼鏡扔進壁爐後奔赴戰場的場景我不知道看了多少次。他們開的當然還是一戰時的飛機，對我來說，那才是真正的飛行。

　　我父親駐防歐洲的那段時間裡我們經常演習燈火管制，即便在德州也不例外。對小孩子來說這一切倒是挺好玩的。但是當時我們是真不知道美國本土會不會遭到入侵。有謠言說日本人已經摸到加州了。我們通過廣播追蹤收聽諾曼底登錄的進展，收聽丘吉爾的演講和羅斯福的爐邊談話。但是我父親一直音訊渺茫。

　　我們收到的所有信件都是通過紐約轉發的，所以我們一直不知道他的具體位置。只有他走後第一年的聖誕節是個例外，那年我收到了一本關於航模組裝的書，書里夾著一張卡片，上面寫著：「親愛的大衛，聖誕快樂，英國某地，愛你的爸爸。」

　　直到戰爭結束後他回到家裡我們才從他口中知道他被安排到英國北部柏頓伍德（Burtonwood）的空軍基地擔任指揮，主管B-17和B-24轟炸機的維護工作。戰爭開始時他還是個中尉，戰爭結束時他就成了上校。他在1957年退休時已經是將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