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羅米修斯和佛心、道骨、儒表

文/寶木笑

普羅米修斯嘴角微微上翹，高加索山一如既往荒涼如斯，那條永遠也掙不斷的鐵鏈也仍然堅硬異常，就這樣被捆綁在這個陡峭的懸崖上，記不清多少年月，永遠不能入睡，疲憊的雙膝也不能彎曲，這種疼痛如此苦楚又那樣遙遠，彷彿身體已經不是自己擁有。宙斯的鷲鷹開始盤旋，這些年那畜生仍然每天興高采烈，每天去啄食一位神的肝臟，這是何等的造化，更無法相信的是白天肝臟被吃完，一晚上又會重新長出，這樣的日子也許就是所謂的幸福小康吧，光是想一想都忍不住要笑出聲。「盜火給人類，疼痛和哀傷，其實都不算什麼。」普羅米斯望著眼中滿是中產階級幸福感的鷲鷹如是想，這時他看到一個名叫赫拉克勒斯的強壯青年一步步向他走來……

盜火者從來與革命藕斷絲連，是普羅米修斯式的英雄夢，是普羅米修斯式的並蒂蓮，然而余世存先生的《盜火與革命》給我們新的視角，更確切地說是對昨天的解構，對今天的思考，對明天的呼喚。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說：「我相信在這個節操碎了的時代，前人的人生能夠立起我們……其實本書中的傳主們經受的，未必比今人輕淺、狹隘、簡單。與其虛擬自己的眼前生活，與其在想像里陶醉，不如也看看歷史文本……」所謂「溫故知新，繼往開來」，也就是這個意思了。我更喜歡把這本在「民國熱」外衣下的歷史人物傳記，當成一部當代知識分子或者說讀書人的《沉思錄》，在別人的故事裡，沉思這片土地上千年以降的關於「身、心、世」的永恆話題。

※ 天下己任終難忘

儒家講究修齊治平，但那個「治國平天下」的夢才是無數儒教中人最深的懷戀，甚至在歷史上很多人在「修齊」二字上近乎病態的自律，明眼人不覺莞爾其「終南捷徑」的嫌疑。然而我們歷史和傳統，無論最後你是仙風道骨，還是得道高僧，在生命力旺盛的歲月，幾乎都披上「外儒」的戰袍，要到這塵世上闖一遭，方不枉此身。

書中對此的態度很客觀，也很中肯，既不一味誅心地探究那點兒桌面下可能的小算計，也不拒絕承認「家國天下」之外的人性複雜。也許，真如西方史觀所言，歷史其實是極少數創造的，而那極少數的人，就是那些真正的盜火者，而這個盜火者到底是不是就一定是普羅米修斯式的人物，顯然，作者的態度是開放性的。

在這樣的視角下，我們見到了精彩的歷史，也見到了更為真實的人性。如既寫曾國藩如何在修身方面嚴格要求自己到了「變態」的地步，也寫他的中興大功，更寫出在其聖人溫情背後的刀鋒的慘烈嚴苛。如我們眼中的宋教仁，這個歷史教科書上匆匆而過的人物，我們模糊的印象只是那張老版《中國近代史》裡面宋教仁遇刺後的照片，對於這樣一位氣質和形象最接近「盜火者」的人物，作者分析的冷靜如同外科醫生手中的手術刀，在肯定其「順應革命，以天下為己任」的同時，毫不留情地指出其年少得志的傲氣和自以為是，「但三十以後，他仍那樣……用革命的手段來實踐自己的憲政夢想，實在是完全走到社會的對立面，或說跟社會脫節」。

不管是開創革命世紀的張靜江，還是獨立蒼茫的國父黃興，亦或是被忽略的「神位」林森，都讓我們深深感受到那個動蕩的歲月里，儒家的血脈仍在流淌，那個「治國平天下」的夢總是難以割捨忘卻。任何文本都是作者的影子，就像余世存先生做過中學教師、報社編輯、國家官員、志願者，現在是詩人思想家、學者、自由作家，被稱為「當代中國最富有思想衝擊力、最具有歷史使命感和知識分子氣質的思想者之一」。不管他如何選擇自己的道路，在他的身上，我們能感受到一種老式讀書人的情懷，那就是要對身處的這個社會產生自己的影響，我們甚至能感受到儒家特有的一種倔強，就好像他在寫那些「盜火者」的時候，不會因為其「豐功偉績」就一味「歌功頌德」，而是從人性角度如實記錄那些人的一切。

※ 道骨從來重千鈞

在中國，「仙風道骨」是我們從小被印刻的概念基因，彷彿道家的學問全在一個「輕」字上，其實不盡然。余世存先生說：「我關注的歷史人物從以治世為主，到逐漸側重治身、治心，我儘可能打撈在中國立身的多樣可能。」也許這就是一種更深的思考，我們講究「佛心，道骨，儒表」，後來講究儒釋道三家合一，而對「道骨」卻總是逃不脫一個「輕」字，但《盜火與革命》在這個方面有了某種突破，這也是這本書在這個意義上比一般歷史寫作要艱深的地方。

何為「道骨」，不是嘴上念叨一下「道可道」，找個八卦服一披了事，也不是「清靜無為」、「順應天道」、「逍遙齊物」那麼高深，「道骨」在「道」，更在「骨」。比如大刀王五，不顧危險為譚嗣同收屍，在刑場「伏屍大哭，滌盡烈士身上血污，收屍裝殮」，很多人也許僅僅覺得這是一種仗義的「骨」，但書中對大刀王五作為一個「江湖人」，如何看破江湖甚至社會的「蠅營狗苟」，從而將自身的眼光逐漸超出所在的環境進行了深入的述說，王五不在乎錢和名，這種「不在乎」深諳「清凈」二字，與自身職業身份無關。

「道骨」從來不是逃避，是一種看破之後的堅守本心，「清靜無為」不是躲閃，而是煉成這樣的心態去幫助自己堅守本心，抵禦外物誘惑。「秀才猛人」吳佩孚一章極為精彩，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不可能了解吳佩孚很多，我們不知道吳佩孚二十二歲中秀才，我們不知道1919年吳佩孚致電南北反對在《巴黎合約》上簽字，我們不知道上個世紀的這個時候全世界公認的「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物」是吳佩孚，我們不知道即使吳佩孚鎮壓了京漢鐵路大罷工，蘇俄仍然不改初衷支持吳，而吳與蘇俄最終的決裂是因為吳對蘇軍駐紮外蒙和中東鐵路主權問題始終強硬，我們不知道吳佩孚權極一時卻家私不多，因此無法在失勢的時候瀟洒留洋，我們更不知道吳佩孚在「九一八」後指著張學良這晚輩的鼻子道：「國讎你不報，私仇你不報，你老子的棺材要樹起來了」，我們也不知道「七七事變」后土肥原賢二要拉吳做「中國王」，吳佩孚輕描淡寫地說：「叫我出來也行，你們日本兵必須全部撤出中國去」，1939年底，吳佩孚暴斃……

縱然人類享受著「火」的種種溫暖和好處，時間久了，沒人還會記得高加索山上普羅米修斯被鷲鷹啄食肝臟時痛苦的呻吟……

※t此心不復旁人知

從著作《非常道》，到知識分子邊緣化、左右之爭、公眾人物在位年限、二胎政策頒布與實施、網路暴力與監管、解放後文化大家斷層、知識分子的國別意識、全民信仰缺失、人類終極等頂尖級熱點話題，余世存先生這些年絲毫不避諱敏感的話題。余世存的家鄉在湖北隨州，是「炎帝神農故里，編鐘古樂之鄉」，他居住的村子叫擂鼓墩村，是窮鄉僻壤，余世存童年的日子過得很苦，飢餓感一直伴隨著他的記憶，然後就是勤奮讀書去北京，前期完全是「鳳凰男」的標準路徑，然而在「笑貧不笑娼」也被很多人認為「成熟理性」的時候，他選擇了思考，並為了思考放棄了公職，放棄了「民國熱」最初的撈錢大潮……余世存先生很少解釋這些，這些都在他的字裡行間。

佛家給人的印象從來是兩個極端，要麼是徹底地與社會疏離，要麼是徹底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其實佛家只是想要世人保留好自己的一顆「佛心」而已，不管你做什麼。「佛心」在，金剛怒目亦是慈悲，「佛心」不在，所謂施捨也是偽善。比如作者寫戴笠，戴笠不僅有生活目標、理想，也為實現這些目標、理想而艱苦付出，甚至成為蔣的心腹之後，仍然身先士卒，事必躬親，甘冒風險，抗戰之時日本對他的人頭懸賞金額，猶在毛某某的懸賞之上，他對母親的孝順可謂到了極致……然書中一語中的了戴笠們的阿喀琉斯之踵：「他們自認為是菩薩心腸而行霹靂手段，其實他們已經泯滅了正當的人性」，「盜火」絕不是出自「偉大的理想」，而是源於人性深處的「佛心」。

當真正的「佛心」綻放，也是人性最終戰勝外物的莊嚴時刻，世人的看法和評價一併化為虛無，我成佛與你何干？我為你盜火而你不領情又如何？「前清殺官員的刀和殺平民的刀不一樣，官越大刀越鈍，那天用的刀叫什麼大將軍，一刀飛去，鮮血汩汩然冒出，腦袋還裝在脖頸上，這不叫砍頭，叫鋸頭，鋸頭比砍頭的痛苦要添上幾十百倍的，而對這痛入骨髓的慘狀，第五個受刑的譚先生一直是若無其事的樣子。」譚嗣同的死狀極其慘烈，行刑手一連三刀都沒有將頭顱砍斷，監斬大臣剛毅驚慌失措，命令將譚嗣同直接摁倒在地上，行刑手又連續剁了幾刀，據說，刑場圍觀的老百姓向譚嗣同扔過白菜幫子，一百多年後，有道題叫「你認為譚嗣同死的值不值得」，很多中學生的答案是：不值……

1819年初冬，瑞士的天氣已然寒冷，拜倫坐在書桌前，回想自己的妻子三年前帶著女兒離開自己，不由一聲嘆息，對理想的分歧終於分開自己和曾經的愛人，詩人低頭寫下《唐璜》第四章第九十九節的那句「反正我墳頭的青草將悠久地對人嘆息，而我的歌聲早已沉寂」……

近兩百年後，遙遠的東方，有個叫余世存的作家坐在小書桌前，為如何給《盜火與革命》王亞樵一章作結而絞盡腦汁，「無數個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籠一樣的屋子裡，整天整天地讀書、抄錄卡片，汗流浹背，常常為一段故事激動地站起來在屋子裡轉圈，又或者為一句話停頓下來靜靜地流淚」，終於，懷著對過往心酸的感慨，余世存寫下了「王亞樵的人生已經難以歸類、難以定義，也許，看過他墓園的人更應該想起另一個詩人般的革命志士拜倫的詩句——反正我墳頭的青草將悠久地對人嘆息，而我的歌聲早已沉寂。」……

一天，拜倫對好友雪萊說，這些日子散步時候總是遇到一個怪老頭，衣衫襤褸，手腕上有個鐵環，這還不是最稀奇的，最奇怪的是那個鐵環還連著一塊兒石片。雪萊調侃道：也許是另一個落拓的「拜倫式英雄」哦，就像你寫的《普羅米修斯》。兩位好友不覺撫掌大笑……

「宙斯還是要普羅米修斯的手腕上永遠戴著一隻鐵環，上面連著一塊高加索的石片。這樣，宙斯就可以誇耀他的仇人仍然被縛在山上。」——源自希臘神話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