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與內戰》第六章 革命的成果

第六章n革命的成果

西班牙革命是由深刻的社會危機引發的。西班牙工人正在向共和國政權進行自發的進攻，代之以自己的政權，他們的目的不只是政治革命。在叛亂爆發後的幾周里，他們的活動，把社會革命擴展到了社會的每一方面。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大刀闊斧地向西班牙的主要問題發動了進攻：寡頭制國家政權、軍隊、教會與寡頭制度的經濟基礎——工業所有權與土地所有權[1]。

教會問題

在巴斯克地區之外的整個共和區，人們像「解決」軍隊問題一樣，「解決」了教會問題，至少人們用來解決這兩個問題的手段是同等激烈的。幾個月後，曼努埃爾·德·伊魯霍在向卡巴耶洛遞交的備忘錄[2]中指出：所有的教堂都已被關閉，無法舉行宗教活動，許多教堂已被燒毀，這種情況在加泰羅尼亞尤為嚴重。聖壇、聖像和聖物大多已被毀壞；鍾、聖杯、聖體匣和燭台已被革命政權沒收、融化，用做工業或軍事用途。以前的教堂現在成了車庫、市場、馬廄和收容所。更有甚者，人們還在教堂里加裝了水管、瓷磚地板、櫃檯、階梯、圍欄、門窗和隔牆，永久性地改變了教堂的樣子。所有修道院的修士都被趕走了，修道院也落得跟教堂一樣下場。一批又一批神父和僧侶被逮捕、監禁或處決：在雷里達發生的冷酷的鎮壓中，只有兩人僥倖生還，因為人們都知道他們投了人民陣線的票，並曾為人民陣線拉票。不願逃走的人躲進了地下，隨時都可能遭到逮捕和處決。只有很少人能夠獲得「還俗」的機會：但也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現象，有的修女結了婚；也有僧侶參加了民兵[3]。在實踐中，禁止宗教崇拜發展到了禁止私人持有聖像和聖物（耶穌受難像、彌撒書等）的地步。革命的後方民兵會搜查這些東西，追查並逮捕其所有者。

所有教會學校都已被關閉，校舍和教具被當地委員會或工會沒收。在加泰羅尼亞，根據「人類勞動與兄弟友愛的理性主義原則」、「天下大同的情感」，和「壓制一切形式的特權」的決心，宗教學校的校舍被轉交給了新教育標準委員會[4]。在許多地方，人們在新樓房、大地主的豪華莊園、修道院和國民警衛隊哨所里建立了新學校，或是把舊學校遷到裡面。由於試驗的時間太短，無法判斷它的效果。但是，僅在一九三六年七月至十月間，巴塞羅那的入學兒童數量就增加了百分之十。

工業的所有權

革命只用了幾天時間，就摧毀了教會權力的經濟基礎，大部分資產階級權力的經濟基礎也被摧毀了。在勝利了的革命派看來，這兩者都是叛亂將軍的盟友：革命能取得這樣的「成果」，既是由於意識形態的要求，也是由於實際的需要。

早在叛亂爆發前幾周，許多企業的老闆就已經逃走了，並把他們的資產轉移到了安全的地方，這進一步加劇了經濟蕭條[5]。革命的成功和恐怖行動嚇壞了金融企業和工業企業的頭頭腦腦，癱瘓了本已在先前的戰鬥中受創嚴重的經濟機關。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一九三六年七月的革命有自己的社會目標：工人接管了工廠，農民接管了土地，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就是他們的革命活動的最終目標，也是革命最重要的勝利[6]。

西班牙工人為了終結「人對人的剝削」，採取了豐富多樣的措施，要是把這些措施都記載下來，完全能寫成一本大書[7]：這些措施總的來看缺乏條理，不夠一致，而且帶有一定程度的烏托邦性質。儘管如此，只要對其進行一番仔細的研究，就會發現工人迸發出了令人驚嘆的首創精神，n足以令人迫不及待探個究竟，雖然這樣的首創精神不一定都能帶來好的結果，但它總是能帶給我們豐富的啟示。

最普通的例子，便是工人對企業的佔領，這種行為叫做incautación：加泰羅尼亞的大部分企業，無論其僱主是否逃走，都已經被工人佔領了。沒有被工人佔領的企業，則很快建立起了監督機制，由工人代表和官方代表共同監督其經營，這種機制叫做intervención。在當時看來，這兩種合法的形式，使「工廠歸工人」的口號真正得到了具體實現，在下一階段，它們演變成了兩種獨特的形式：集體企業（又叫工會企業）和國有企業。這兩種形式的應用範圍，在當時取決於相應的工人組織的影響力。據波克瑙所述，在馬德里一帶，工總的影響力最強大，當地有百分之三十的企業成了「工人監督企業」[8]，受著政府和工會的雙重監督；這些企業都是最重要的企業。在全勞聯的影響下，加泰羅尼亞百分之七十的企業和列萬特百分之五十的企業成了「工人管理企業」[9]。阿斯圖里亞斯的工業和運輸幾乎全部接受了工人的監督，但巴斯克地區的工廠全都逃過了佔領和監督。不過，對這兩種形式不應一概而論：一位記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的《時報》[10]上撰文指出：在接受工人監督的企業里，工人委員會的權力同被工人佔領的企業里的工人委員會一樣大，因為管理層開的每一張單據都需要工人委員會蓋章才能生效。八月初通過的一道法令對這一既成事實予以了承認：叛亂分子的企業，在被工人佔領後，即由該企業全體工人所有，該企業的管理，由工人選舉的代表同政府代表組成的委員會負責；羅貝爾·盧松寫道，這道法令「可能會使每一家工廠都出現國家政權目前的情況：政府代表只是一道帘子，而由工會指導和控制的工人委員會才是真正的權力機關。[11]」在這個權力機關多樣化、「原子化」的時期，政府根本無力同各種委員會的影響力抗衡。

在這個大背景下，各種各樣的形式紛紛湧現出來；我們這裡只講幾種情況。巴塞羅那是集體化的重鎮，當地工人很快就接管了當地運輸（有軌電車、公共汽車、地鐵）、鐵路（這些行業很快就被一個全勞聯—工總聯合委員會控制了）、煤氣與電力、電話、報紙、娛樂、旅館與酒店，以及大部分大型機器製造企業、大工業企業和運輸公司：福特伊比利亞汽車公司（Ford Iberia Motor Company）、西班牙—瑞士公司、石油專營公司（CAMPSA）、阿斯蘭德水泥公司（AslandnCement）、跨大西洋公司（Compa?ía Trasatlántica Espa?ola）與海陸機械公司（La Maquinista Terrestre y Marítima）。每個政黨和工會都佔領了一棟辦公樓或印刷廠。每一家報紙都由工人委員會負責經營，工人委員會是由選舉產生的，每一類領工資的人員（編輯、行政人員、車間工人）都在工人委員會裡有自己的代表。

全勞聯—工總聯合委員會接管了公共服務事業。叛亂之後僅過了兩天，有軌電車、公共汽車、地鐵就恢復了正常運行，煤氣與電力也照常供應。不久之後，鐵路也恢復了正常運行[12]。

福特伊比利亞汽車公司是一家汽車裝配廠，革命前它有三百三十六名正式工、一百四十二名臨時工和八十七名職員。革命後，經理起初同意留下來擔任技術顧問，並領取一千五百比塞塔的月薪；然後他就溜了。於是，工廠選出了一個由十二名工人和六名職員組成的委員會，由這個委員會來管理工廠，委員一半是全勞聯會員，一半是工總會員。盧努瓦（Leunois）研究了該企業的的工作條件與工資情況，並在九月二十五日的《無產階級革命》上發表了研究結果。該企業不實行計件工資制，不發獎金，不發家庭津貼。工傷事故的受害者在革命前可領取五天的全額工資，現在可領取一周。該企業仍在進行大規模生產，但生產速度較慢。工人委員會規定，最高工資為每月一千五百比塞塔，只有經理和副經理能領取。工人每幹完一個工作日，可掙二十二·四比塞塔至三十六比塞塔，而職員的工資為每月五百至一千二百比塞塔。被解僱的工人和參加民兵赴前線作戰的三十名工人，都可以領取百分之八十七的工資。工人委員會保持了原先的一千五百比塞塔以下的工資標準，因為「可能會受到工資標準化影響的那部分人表示了抗議：他們發動革命不是為了降低工資。」

工作與建設促進公司（Fomento de Obras y construcciones）是一家公共工程企業，在革命擁有七千五百萬比塞塔的資本，僱傭了六百名工人。它現在由全勞聯和工總活動家構成的臨時工人委員會管理，兩家工會在這個工人委員會中的席位數量，是按照雙方會員人數的比例確定的。該企業有三百多名工人參加了民兵。留廠工作的工人每周工作四十小時，並可領取四十八小時的工資，還有百分之十五的獎金。十月二十三日的《自由報》稱，該企業的賬簿已被公開，以前那些私自增加工資的「蛀蟲」已經絕跡。工地上沒有了工頭，只有選舉產生的領隊；最重要的是「人力技術員」（manual technician）在生產方面沒有任何權利。

瓦倫西亞的列萬特航海協會（Union Naval de Levante）造船廠擁有一千四百名工人，其中工總和全勞聯的會員人數相當，它現在由工人委員會管理，工人委員會由七名經選舉產生的委員組成，任期半年；大小事項都要由工人委員會與經理、技術主任和首席工頭磋商後決定。革命後，該企業停止了造船，專營修理。

希洪的漁業在集體化後，由工會監督委員會管理，它把魚肉提供給工人食品供應委員會。無論是工人還是漁民都不領工資：他們憑配給證向食品供應委員會領取食品。拉雷多（Laredo）的所有船隻都被收歸經濟委員會管理，經濟委員會由六名全勞聯代表和六名工總代表組成。所有的魚獲都要由它分配。魚獲的銷售所得，在扣除了成本和百分之四十五的設備改善費用之後，平均分給全體「海上工人」。拉雷多漁民以前要遭受船主和批發商的層層盤剝，而現在每周可以掙到六十四比塞塔，這比以前要多得多。

巴塞羅那電影院的集體化，被全勞聯樹立為樣板，而它的對手立即對此大加嘲諷。巴塞羅那所有電影院都被整合成了一家企業，由一個委員會管理，這個委員會由十七名委員組成，其中兩人是由全體大會選出的，其餘十五人是由各個行業的工人選出的。當選的委員脫離了原先的崗位，與他們的同志領取相同的工資。工資隨每周收入而浮動，總收入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給各個行業的工人（衛生間服務員可得百分之一，電影放映員可得百分之一·五）。工資上限為每周一百七十五比塞塔，最終的利潤劃歸工會基金。每個僱員都要對自己的工作負責：每一項政策，都必須經全體大會討論，得到四分之三以上的多數支持才能通過。每年有一個半月的假期，其中寒假半個月。僱員在生病或失業的時候，仍可領取正常的全額工資；如果僱員因故喪失勞動能力，可領取撫恤金，金額根據其責任而定，但不得低於正常工資的百分之七十五。利潤必須優先用於建造診所或學校。

盧松告訴我們：普奇瑟爾達（Puigcerdà）的零售業在集體化後，組成了一家合作社，參加合作社的共有一百七十人，合作社制定了統一的工資標準：男工每周五十比塞塔，女工每周三十五比塞塔[13]。

通過上文介紹的各種方法，不難發現工資問題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方法都介於兩個極端之間：一端是無政府主義影響下、在普奇瑟爾達推行的統一工資制；另一端是基本保留現存的工資等級制。巴塞羅那有軌電車工人採用了折衷的辦法：他們把原先的十一級工資制改為四級工資制，並規定所有人都要繳納同樣比例的養老金。但在某些情況下，工資的差距還是很大的：瓦倫西亞的西班牙旅館（Hotel Espa?a）的廚師工資幾乎相當於女服務員的四倍之多；巴塞羅那工廠的織工專家的工資為九十比塞塔，而助理為五十比塞塔，學徒工只有三十二比塞塔。

我們還應該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推行無政府主義的工資平等原則的地方，女工的工資仍然處於較低的水平；西班牙工人始終非常關心各種社會保障措施：養老金、退休金、假日、失業補助等。

農業的集體化

普奇瑟爾達的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將商店集體化，卻沒有觸及拉·塞爾達尼亞（La Cerda?a）的農場。這個初期的例子，反映了集體化手段的豐富多彩。

其實，在革命期間和革命之後，農業集體化的全面推廣，始終是親歷者與目擊者爭論得最激烈的話題之一。以無政府主義者為主的一部分人認為，由於他們的組織進行了宣傳，樹立了集體化的榜樣，才促成了強大的自願集體化運動，完成了集體化。而另一部分人（共產黨和共和派）則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農業集體化是由民兵和無政府主義行動隊利用恐懼強制推行的。「中立」的觀察家也同樣分成了兩派：社會黨人普拉茨（Prats）、獨立工黨議員芬納·布洛奎[14]和義大利社會黨人卡爾洛·羅塞利[15]為阿拉貢的集體農莊大唱讚歌，他們認為那些集體農莊完全符合農民的願望。與之相反，波克瑙——總不能說他同情共產黨的宣傳吧——則認為，除了拉·曼查地區之外，其它地區的集體化都是通過恐怖強加給農民的。

應當承認，兩種觀點都不乏有力的論據支持。首先，集體利用土地的形式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早在內戰爆發前，農民在奪取土地之後，都會嘗試進行集體耕作。全勞聯與工總旗下的農會組織[16]都曾公開表示贊成集體化——當然必須是自願的。最堅決反對集體化的是共產黨，它為了阻止集體化，在列萬特憑空創造了一個新的農民組織[17]。一九三六年夏季建立的集體農莊有一些堅持到了內戰結束，甚至還有個別集體農莊在被解散之後又重建了起來[18]。

而在其它地方，集體化進行得並不順利：安達盧西亞雖然有著豐富的土地資源，足以進行集體化，但它很快就落入了叛軍之手；而列萬特、加泰羅尼亞和阿拉貢的條件都不太適合進行集體化的試驗。我們也知道，「集體農莊莊員」和「單幹戶」經常發生激烈的衝突，這在一九三七年曾一再發生。

這種情況也是很複雜的。土地的集體化，往往是從消滅大地主開始的——杜魯蒂和他的縱隊就經常這麼干——但這並不意味著集體化就不是自願的。消滅地主，一方面給集體化創造了物質條件，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土地；另一方面創造了心理條件，因為只有這樣做，農民才敢參加集體農莊。恐怖是革命的工具之一，而爭論農民究竟是自願還是被迫參加集體化，幾乎是毫無意義的。最後，各地的集體化既是「自願的」也是「強制的」，因為集體化是由多數決定的。還應該補充一點：反對集體化的人，在革命的頭幾個星期里，肯定會比幾個月後少得多——漫長的內戰和不斷的徵收都給集體化造成了種種困難。

加泰羅尼亞的集體化運動遭到了「拉巴塞雷」的反對。全勞聯旗下的當地農會在九月五日通過了一個決議，很好地體現了全勞聯對這個問題的謹慎態度：「我們認為，如果我們宣布，要把一切土地，包括小農通過辛勞和節儉得來的土地，都立即收歸集體，那麼我們將會遇到一系列困難，難以用正常的方式達到我們的最終目的。」全勞聯在巴塞羅那召開了農民大會，要求自己的活動家尊重小農，並通過樹立農業集體化的成功榜樣，來說服農民。

此外，加泰羅尼亞的集體農莊也是五花八門：有的集體農莊吸引了所有居民參加，比如羅斯皮塔萊特?德?柳布雷加特（Hospitale de Llobregat）的集體農莊，就吸收了一千五百個家庭參加，面積達十五平方千米[19]，安波斯塔（Amposta）的一個集體農莊有一千二百人參加，這兩個集體農莊的農民全都是全勞聯會員；一些地方存在著全勞聯與工總合辦的集體農莊，或單單由全勞聯舉辦的集體農莊，與個體農戶共存。集體農莊的土地或是從大地主沒收來的（比拉波亞[Vilaboa]，莊員二百人；塞洛斯[Serós]，莊員三百人），或是將小農的小塊土地集體化；或兼而有之（雷里達，莊員四百人；奧里奧斯[Orrios]，參加集體農莊的有三十二家金屬工人；雷里達附近的格拉納德利亞[Granadella]，當地二千名居民中有一百六十人參加了集體農莊；塔拉戈納附近的蒙布朗[Montblanc]，一萬六千名居民中有二百人參加）。所有這些集體農莊，就像是小農沙漠中的幾片綠洲，它們只是例外情況，而沒有變成常規現象。

在列萬特，由全勞聯和工總合辦的集體農莊，是最常見的：比方說，在阿利坎特省的比利亞霍約薩（Villajoyosa），當地的土地（供養著約四千人）已被集體化，當地的紡織業（僱傭人數四百人）和漁業（四千人以此為生）也被集體化了；它們還在瓦倫西亞省的阿德穆斯（Ademuz）和烏蒂耶爾（Utiel）共同創辦了集體農莊，各有五百戶和六百戶參加。卡斯蒂利昂省的聖馬特奧（San Mateo）村有一點不同尋常：全勞聯和工總在當地各自成立了一個集體農莊。瓦倫西亞省的蘇維卡（Sueca）集體農莊為了擺脫中間商，成立了人民橙果合作社（Cooperativa Popular Naranjera），專門負責銷售橙子，後來這個集體農莊還拓展了新的業務[20]。最後是位於「菜園地帶」[21]的塞戈爾維（Segorbe），它是一個擁有一萬名居民的大型城鎮，當地成立了一個「由農業生產者及同類組成的集體農莊」，這個事例經常被人引用。參加和退出集體農莊都是自願的，農民在參加集體農莊時，要向集體農莊繳納一定的股份，退出時可將其帶走。但農民在參加集體農莊後，生活上就要受到經選舉產生的管理委員會的嚴格管理，還要共同勞動，並根據「家庭情況」領取工資（單身男性為五比塞塔；單身女性為四比塞塔；家長為五比塞塔；主婦為二比塞塔；等等）。塞戈爾維的居民過得怎麼樣呢？被公認為偏愛集體化的布洛奎是這樣講的：「總的來說，我在塞戈爾維集體農莊過得很快樂。我不打算詳細描寫，但農民的活力和熱情，他們為共同事業做出的奉獻，以及他們對此的自豪感，都是非常可敬的。」

羅塞利在訪問阿拉貢的集體農莊後，得出了同樣的觀點，他寫道：「新的社會制度的突出優點，證明了農民中間存在著團結互助的精神，推動著他們付出更多的努力，創下更大的功績。[22]」

其實，在無政府主義者的控制下，集體化運動已經席捲了四分之三的土地，這些土地幾乎都屬於由全勞聯控制的村鎮，這些村鎮超過四百五十個，並擁有四十三萬農民。此時，集體農莊莊員佔了多數：佩尼亞爾瓦（Pe?alba）、阿爾卡尼斯（Alca?iz）、卡蘭達（Calanda）和奧列特（Oliete）的所有農民都參加了集體農莊；馬斯·德·拉斯·馬塔斯（Mas de las Matas）的二千三百名居民中有二千人參加了集體農莊；阿爾科里薩（Alcorisa）的四千居民中有三千七百人參加了集體農莊。在自己的土地上親自耕作、不僱傭工資勞動者的小農，理論上都能繼續生存。農會為了組織試驗農場、苗圃和農業技術學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集體化理論的辯護人宣稱：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農業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但由於缺乏準確的統計數據，無法判斷這些數字是否準確。

無政府主義者在阿拉貢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試驗，其中最令人好奇、然而無疑又是最不重要的一個試驗，便是在貨幣與工資方面系統地運用無政府主義的原則與理論的試驗。當地也按照家庭情況制定了工資標準：單身者每周二十五比塞塔；夫妻雙方只有一人參加工作的，每周三十五比塞塔，夫妻有兒童要撫養的，每一個兒童增加四比塞塔。但是並不發錢，只發一種叫做vales的兌換券，農民可以用這種兌換券在集體農莊的商店裡換取商品。這套制度雖然能夠正常運轉，但這種試驗卻不能令人信服，這是因為：不管集體農莊是否願意，它都得用貨幣向西班牙其它地方購買物資，而它在理論上已經廢除了貨幣。無政府主義者蘇希[23]在《阿拉貢自由派》（Aragon libertaire）一文里描寫了卡蘭達的農村生活：

「教堂前的村廣場上，有一座嶄新的大理石造的噴泉，頂上刻著『CNT-FAI』。以前的教堂成了糧食商店。它還沒有全部完工。

「肉鋪設在教堂的一間邊房裡，村裡從來沒有過這麼明亮、衛生的地方。這裡不用錢：婦女用兌換券換肉……因為它們都屬於集體農莊，用兌換券就可以換到肉類和其它食物。

「這個村子有四千五百人。大部分都支持全勞聯。有七百戶的家長是全勞聯的人。有三千五百人參加了集體農莊，剩下的都是單幹戶。……這個村子整潔、快樂、富足。村子有二萬三千比塞塔的資金。這裡出產橄欖油（每年四千七百桶）、玉米、馬鈴薯和水果。……以前這裡有幾個大地主。七月十九日，他們的財產都被剝奪了。

「集體農莊莊員和單幹戶在這裡和睦相處。村裡有兩家咖啡館：單幹戶去一家，集體農莊莊員去另一家。……這個村子用橄欖油同巴塞羅那的紡織廠交換布料和衣服，所以沒有出現缺衣少穿的情況。

「這裡幹活是挺累的，而且許多年輕人——都是全勞聯會員——都上前線去了，勞動力總是不夠。……這裡一切都被集體化了，只有希望保持獨立的小店主沒有參加。藥店和診所都屬於集體。診所看病不要錢。醫生也只是集體的一分子。

「修道院是村裡最漂亮的建築，現在改成了學校，學校採用的是費雷爾的教學體制。以前村裡只有八個老師，現在集體農莊又任命了十個老師。

「單幹戶也能從集體化中獲益：他們不用付地租，不用交電費。村子有自己的發電機，利用瀑布發電。

「集體農莊莊員過得很快樂。以前農民在四月、五月、六月的時節都要挨餓。現在情況好多了。

「以前這裡有一家銀行分行，現在已經關門了。徵收來的七萬比塞塔被交給了鎮政府，用來買各種各樣的貨物。

「土地被分成劃分成片，農民在下地幹活時，以十人為一組，每一組都在代表帶領下，在各自的片區上耕種。小組是按照共同的感情結成的。集體農莊就像一個大家庭，照顧著每一個人。[24]」

蘇希描繪的這番景象即使不算完美，也是欣欣向榮的。然而，共產黨報紙《紅色陣線》（Frente Rojo）後來卻對此做出了相反的描寫：

「在阿拉貢委員會的暴虐統治下，人和財產都得不到任何形式的保障。沒有一個農民不被強迫參加集體農莊的。反抗者會遭到恐怖的報復，連自己的性命和小小的田產都保不住。成千上萬的農民逃走了，他們寧可丟掉自己的土地，也不願意忍受委員會的上千種折磨。……土地都被沒收了，就連戒指、勳章、甚至平底鍋也被沒收了，穀物、做好的食物、供自己飲用的葡萄酒都被沒收了。……著名的法西斯分子和長槍黨頭目堂而皇之地參加了市鎮委員會。以前四處打家劫舍的土匪，現在憑著工會會員證，當上了鎮長、委員會委員、公共秩序委員，他們把搶劫當成了職業，變成了一種統治體系。[25]」

集體化的農村在蘇希筆下，是泛著玫瑰色的自由樂土，而在《紅色陣線》筆下，卻成了暗無天日的無政府主義地獄，真相一定介於兩者之間。

集體化與政權問題

其實，在關於集體化的範圍和重要性的分歧背後，是關於政治秩序的分歧。人民陣線的支持者、共和派、社會黨和共產黨對集體化的看法，可以用何塞·迪亞斯的話來概括：在初期「集體化有其合理性，因為大工業家、大地主拋棄了工廠和農田，而沒有工廠和農田就無法進行生產。[26]」一部分人認為，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並沒有發生社會革命，但必須保衛議會民主制的共和國，他們認為「集體化」和「工會化」會破壞工人階級與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對之大加撻伐。共產黨特彆強調，必須保護「小工商業者」。何塞·迪亞斯宣稱：「這些試驗是荒謬的，進行這些試驗就是在幫助敵人。[27]」

雖然工總積极參加了列萬特地區的集體化運動，但是，集體化和工會化基本上是由全勞聯的活動家推行的。共和國政權及其鎮壓力量瓦解後，他們一夜之間掌握了地方政權，並立即按照馬拉泰斯特的計劃，著手摧毀資產階級所有制，而且他們根本不在乎自己的領袖是如何的小心謹慎（「現在還不是建設自由共產主義的時候」），著手開始建設新的自由社會。

這是一個無比複雜的任務，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為此做過準備，他們的武器只是樸素的概念和大致的原則，此前他們只在宣傳中、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候運用過這些武器。面對著出乎預料的形勢，又缺乏正確的指導，工會和活動家們在領導集體化運動時，只能憑藉一種方針，安德拉德對這種方針做了準確的評價：「無政府主義者的平等主義幻想」。然而，僅僅把工廠轉變為集體企業（他們常常把這叫做「社會化過程」），以此為基礎，建立一種新經濟體制，並使它運轉起來，還是不夠的。信貸問題仍然難以解決。集體企業依然需要貨幣來向國外購買貨物、維持日常運營。加泰羅尼亞提供了儲蓄銀行里作為擔保之用的十億比塞塔存款，而擁有黃金儲備的馬德里政府卻不肯提供貸款。因此，大部分集體企業都要靠革命後沒收的流動資產才能維持生存。各地的管理委員會試圖通過各種應急的辦法來維持日常的生活：沒收叛亂分子的銀行存款，沒收並出售叛軍、教會和修道院的珠寶和貴重物品。但這個問題仍然沒有徹底解決[28]。

由於政府作梗，銀行、信貸與外貿都在阻撓集體化，於是便出現了一種或許可以叫做「工會資本主義」的傾向。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巴塞羅那全勞聯的一個委員會對此做了簡要的描述：「把包括擁有預備資金的企業在內的一切東西集體化的不合理要求，暴露出了群眾當中的功利主義與小資產階級精神。……不僅僅以使用權，而且以私有財產權來看待每個集體企業，結果是無視集體企業中其他人的利益。……集體企業只關心自己的債務，就會使其他企業發生財政失衡。」胡安·安德拉德[29]在一項有意思的研究中著重指出，實際形勢完全符合全勞聯的傳統思想，但它卻造成了一些嚴重的後果：「自發的、不服從全局規劃的工會化或集體化，使工人陷入了物質上的窘境。[30]」

如果一家工廠在革命前夕擁有較多的庫存與預備資金，革命後就能恢復正常生產，並提高工人的工資。它的利潤可以用於維持工廠的日常運轉、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以及企業的社會保障。但是，如果工廠在叛亂爆發的時候，就已經處於虧損和庫存減少的狀況，在革命後它也無法恢復正常生產，也不能照常發工資。有的企業全靠逐步消耗預備資金才能生存下來。企業有富有窮，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工廠開出的工資都相差很大。集體化的擁護者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導致了各種不平等、不合理的現象，可是集體化同樣導致了不平等和與不合理。它並不會走向社會主義或自由共產主義。

土地的集體化也沒有產生一個令人滿意和彼此協調的生產制度。它固然解決了不少問題，而且無疑使農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工作更為合理，還提高了產量。但是，要使這一改善明顯而持久，要使它樹立的榜樣產生激勵效果，就必須給這些西歐最窮苦的農民提供支持，然而西班牙的工業無能為力。阿拉貢委員會曾出售沒收來的珠寶，用銷售所得來資助集體農場，但這樣的激進措施只能解決一小部分人的問題。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只能做到貧困的集體化，而土地的集體化所必需的農用機械、肥料和農業專家都不是一下子就能變出來的。正如波克瑙指出的，西班牙革命「陷入了爭論農民自己的土地究竟該歸自己所有還是該歸集體所有的僵局」。

在事實上廢除了封建地租之後，當時的西班牙土地問題，就變成了沒收大地主（無論是否參加叛亂）的莊園的問題。俄國革命有《土地法令》[31]，西班牙革命卻沒有；杜魯蒂縱隊在弗拉加槍斃了二十八個「法西斯分子」，可是半個月過去了，當地的農民卻還不敢動地主的土地，他們既沒有分地，也不願意在上面集體耕種。他們在觀望。既然全勞聯民兵來過這裡，共產黨或共和派的民兵也可能會來這裡，萬一他們宣布這些土地都是非法強佔的，那該怎麼辦呢？再說，萬一國民警衛隊來了（這並不是不可能的），要求農民把土地還給被槍斃的法西斯分子的繼承人，那又該怎麼辦呢？顯然，不是人人都贊成杜魯蒂對農民問題的觀點，連阿拉貢的農民也一樣，這就是原因所在。希拉爾政府在八月初頒布的一道法令規定：農民和佃農如果已在一塊土地上耕種了六年以上的時間，便有權用現金買下這塊地，也可通過可贖回的租金支付購地款。由於不再有人繳納地租或捐稅，這道法令在當時根本沒有效力，雖然如此，政府還是要用這道法令來表示：私有制依然存在，政府仍然承認私有制的權利，儘管所有的地契早已在村廣場上被喜悅的村民付之一炬了。不久之後，這一點就變得很明顯了：奪取了土地的農民，在度過最初的狂喜之後，不禁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正擁有了這些土地，而且還擔心自己能不能從中獲利。他們很快就把仇恨轉向了前來征糧、徵稅、有時手腳還不太乾淨的民兵，而且他們也不完全相信這些新「主人」會真心改善他們的處境。

一開始，革命在農村勢如破竹，但是，由於缺乏真正的領導，它似乎陷入了停頓。

控制經濟的努力

叛亂摧毀了整個經濟體制與社會體制：工業區失去了原料產地；生產區失去了消費市場。由於缺乏原料，內戰爆發後不久，加泰羅尼亞的紡織工廠就只能一周開工三天；列萬特的農民則開始為優質糧食的銷路而發愁了。城市得不到供給，饑荒的威脅迫在眉睫。罷工結束後，一切都在慢慢地恢復運轉，老闆和他們的手下要麼逃走了，要麼被關押起來，要不就是死了；一些工人上了前線，其他工人留在後方。任務十分艱巨：必須維持糧食供應、重新分配生產力和重建市場。最重要的是給民兵提供武器裝備。

工會與委員會的合法權力，意味著各種短期的困難可以得到解決。畢爾巴鄂委員會發行了糧票。巴塞羅那依靠徵收和兌換券，在沒有貨幣的情況下生活了半個月。工會接收了由於計程車被徵用而失業的四千名計程車司機，試圖重新給他們分配工作。巷戰過後，巴塞羅那的街道被成群結隊的商販堵得水泄不通，中央委員會依靠全勞聯的權威，頒布了法令，責令治安巡邏隊清除了街道上的商販。幾天後城鎮收到了糧食供給。七月二十五日，馬德里成立了一個由市議員和市場工人組成的聯合委員會，每日發放二萬份口糧。在巴塞羅那，中央委員會任命拉巴塞雷協會的托倫茨領導糧食供應委員會：他在七月二十四日下令：禁止私自徵收物資；商店開門營業；接管物資。

他通過治安巡邏隊和調查委員會，以及工人管理委員會和監督委員會提交的報告，掌握了可靠的情報，實行了有效的監管，並嚴懲了不法行為：民兵與市民的基本糧食供應得到了保障，而又沒有引發明顯的物價上漲。此外，糧食供應委員會還能直接影響貿易管道，保障了巴塞羅那的醫院、慈善機構和人民食堂的供應：僅在八月，每天就有十二萬人憑工會會員證在露天食堂就餐，而這些糧食都是它提供的；到了九月，它設法把這個數字減少到了比較合理的三萬人，當然這三萬人不包括民兵。在瓦倫西亞、馬拉加和阿斯圖里亞斯的大多數城鎮里也成立了類似的委員會，而且通常是由全勞聯與工總合辦的，它們與農村委員會建立了直接聯繫，向民兵與失業工人提供糧食。但是，不是所有委員會都擁有巴塞羅那的糧食供應委員會那麼大的權力的：它既是供應部門，又是經濟監管委員會，它的決議在加泰羅尼亞的港口和市場具有法律效力。

而且，這一切都是在真正的熱情與雙方的善意下實現的。當然，一開始民兵的生活與農民完全隔絕，農民並不總是善意地對待民兵，雙方發生了不少摩擦。杜魯蒂縱隊曾被迫撤出皮納（Pina）村：這證明了它畢竟是一支有紀律的部隊，而不是一幫土匪。許多農民非常樂意出售糧食，而且還不加價，因為他們現在不用把售糧的利潤分給地主了。

不管別人怎麼說，在同樣的善意與熱情影響下，軍工生產也得到了改善。在阿斯圖里亞斯，工人奪回了特魯維亞（Trubia）兵工廠，七月二十五日，這個兵工廠就重新恢復了生產。托萊多也發生了相同的情況。加泰羅尼亞的軍工生產情況非常糟糕，因為當地沒有生產軍事物資的工廠，化工廠和冶金廠只好匆忙轉產軍事物資。一些機器製造廠的設計圖被工程師銷毀或帶走了，又找不到人來代替他們，這些工廠便無法開工。奧維耶多兵工廠的經理希梅內斯·德·拉·貝拉薩帶著兩個工程師，從納瓦拉逃到了加泰羅尼亞，他們與艾斯凱拉的承包商塔拉德利亞斯、全勞聯的金屬工人巴列霍（Vallejo）與化工工人馬爾蒂（Marti）承擔起了這個任務。西班牙—瑞士工廠也轉產了。兩個月後，這些措施固然效果有限，但至少建立起了生產子彈、炮彈、火箭、炸彈和裝甲板的工廠。此外，整個政治局勢和經濟形勢，也造成了各種各樣的困難：必不可少的外國鋼材自不用說，就連阿拉貢的鋼材和阿斯圖里亞斯的煤也要用貨幣購買。「沒收」來的資金只能頂用一陣子，後面的款項只能暫緩支付。

必須要有一個控制經濟的全盤計劃，才能解決這一切問題。革命的權力機關發現了這一點：馬拉加、瓦倫西亞和阿斯圖里亞斯都成立了經濟委員會。保衛阿拉貢地區委員會為了控制該省經濟，做了大量的工作。八月十一日，經濟委員會在加泰羅尼亞成立了，政府頒布法令，承認它是「管理經濟生活的機關」，它提出了一個綱領，這個綱領相當於對國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計劃。它包含下列條款：

1、根據消費的需求而控制生產。

2、壟斷外貿。

3、強制組織個體農民參加農會，將大莊園集體化，交由農會開發。

4、通過徵稅和縮短租期，壓低城市房價。

5、將重要工業、公共事業和地方運輸集體化。

6、被僱主拋棄的企業，將被沒收和集體化。

7、在物資分配方面，進一步推廣合作社體制。

8、對銀行的運營實行工人監督，甚至將銀行國有化。

9、由工人組織對一切仍由私人經營的的企業實行監督。

10、迅速給工人重新安排工作。

11、迅速減少繁多的稅種，逐步實行單一稅。

安德烈烏·寧與桑蒂利安是工人運動中最著名的經濟專家，經濟委員會吸收了他們兩人參加，表明它會成為加泰羅尼亞的經濟改造與社會改造的神經中樞，成為實行經濟集中化與制定經濟計劃的機關。經濟委員會的任務是監管經濟，它依靠中央委員會與工人民兵的權力，在幾周的時間裡，真正地發揮了它的作用。但是，就像其它的革命權力機關一樣，它很快就遇到了貨幣與信貸的政治問題。

經濟、政治與戰爭

革命在加泰羅尼亞發展到了頂點之後，便停滯不前了。政治問題不解決，就不可能解決經濟問題。各種監督機關無法發揮實際作用，變成了光吃不做的閑職。在新成立的各種委員會和代表會後面，出現了一整個官僚階層。桑蒂利安寫道：「我們曾是一個反資本主義、反財產的運動。我們在私有制中看見的是工具、工廠和運輸工具，資本主義的分配機制是造成貧困與不公的主要原因。我們要把一切財富全都社會化，這樣人人都能享受生活的快樂。我們做了一些工作，但做得不太好。我們趕走了原來的老闆，換上了六個人來監督生產，他們卻把自己監督的工廠和運輸工具當成了私產，而在管理和經營方面，他們有時還不如以前的老闆幹得好。[32]」

革命之後，半年過去了，西班牙經濟遭到了嚴重的困難。批判「集體化」與「工會化」造成的「動亂」，攻擊臨危受命的新領導「無能」，已經成為了一種時尚。但是，要公正地評價革命取得的成就，就不能不考慮到戰爭造成的沉重負擔。在頭幾個月里，革命給西班牙工人帶來了可觀的成果，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新的管理原則與股息的廢除，有效地降低了物價，這方面的成果，最後只是由於原材料價格猛漲才被抵消的；資本主義經濟在同樣的情況下做不到這一點。許多企業實行了機械化與合理化，在工人自己的要求下，產量得到了顯著增長。熱情高漲的工人願意做出巨大的犧牲，因為他們大都相信：他們是工廠的主人，他們付出的勞動，最終的受益者是他們自己與階級兄弟。分散的企業被集中起來，貿易的渠道得到了簡化，這給西班牙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讓年老的工人、兒童、殘障者、病人與全體僱員都能分享社會進步的成果。

西班牙工人的革命成果存在著臨時拼湊的缺點，但是，革命成果的不徹底，是更嚴重的缺點。必須保衛仍在呀呀學語的革命。革命的成果需要時間來成長，在充滿著前進與退卻、探索與發現的日常試驗中證明自己，可是，它們還沒有成長起來，就被戰爭毀滅了。

[1] 將1917年的俄國革命同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做一番對比，就能得出相似的結論。安德烈烏·寧寫道：「7月19日叛亂的爆發，對無產階級革命產生了比俄國革命更為強烈的刺激，極大地加快了革命的進程。」（《西班牙革命的問題》，第230頁。）托洛茨基寫道：「西班牙無產階級表現出了一流的軍事素質。由於它在國內經濟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它的政治水平與經濟水平，從革命的第一天起，它的出發點就不是低於、而是高於一九一七年初的俄國無產階級。」（《西班牙的教訓》，第27—28頁。）有一個現象可以雄辯地證明西班牙革命的深刻性：各地婦女都廣泛參加了各種委員會和民兵；如果革命真的像托洛茨基說的那樣，是「被壓迫群眾中受壓迫最重、與理論最隔絕的階層的直接行動」的話，那就應該得出結論：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最符合他的判斷。——原注

[2] 轉引自利薩爾薩，《巴斯克與西班牙共和國》，第201—202頁。——原注

[3] 比方說，9月4日的《ABC》就在頭版發表了這樣的新聞：「阿利坎特：一名神父結了婚，另一名神父參加了共產黨。」。——原注

[4] 新教育標準委員會（Consell denlEscola Nova Unificada）成立於1936年7月27日，目的是在加泰羅尼亞地區根據「人類勞動與兄弟友愛的理性主義原則」，推行普遍、免費、世俗的新教育制度。1939年2月解散。——中譯者注

[5] 桑蒂利安估計，在叛亂爆發前半個月，從加泰羅尼亞各家銀行撤走的資本總額高達9000萬比塞塔。——原注

[6] 無政府主義者認為這就是摧毀國家後的最終階段，一切都會在這個階段得到解決。——原注

[7] 有的措施剛一頒布就立刻在心理上引發了最強烈的反響，我們可以舉出一個例子：無償收回抵押給當鋪的一切生存必需品。馬爾羅和德拉普雷都曾描寫過在加泰羅尼亞「收回」的3000台縫紉機發出的「巨響」。——原注

[8] 原文為intervenidas，即受工人監督的企業。——中譯者注

[9] 原文為incautadas，即被工人佔領後，由工人管理和經營的企業。——中譯者注

[10] 《時報》（Le Temps）是巴黎一家著名日報，1861年4月25日創刊，1942年11月30日停刊。——中譯者注

[11] 《無產階級革命》，1936年8月25日。——原注

[12] 經歷過俄國革命的西班牙革命者對此深感自豪：安德烈烏·寧曾告訴他的同事，在1936年的巴塞羅那，公共服務事業恢復正常運行的速度，要比1917年的莫斯科快得多。——原注

[13] 請參閱盧松關於普伊格塞爾達的集體化的專著，發表於1937年6月25日的《無產階級革命》。——原注

[14] 阿奇巴爾德·芬納·布洛奎（ArchibaldnFenner Brockway，1888年11月1日——1988年4月28日），生於印度加爾各答。1907年參加獨立工黨，一戰期間因反對戰爭，曾三次被捕入獄。1931年至1933年出任獨立工黨主席，1933年至1939年出任獨立工黨總書記。——中譯者注

[15] 卡爾洛·羅塞利（CarlonRosselli，1899年11月16日——1937年6月9日），生於羅馬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一戰期間自願參軍。戰後參加了社會黨，在黨內支持改良主義派，反對參加共產國際。1926年因參加反法西斯活動而被捕，1929年7月逃往突尼西亞，同年在巴黎參與創立反法西斯組織「正義與自由」（Giustizia e Libertà）。1936年8月率領由義大利志願者組成的馬特奧蒂營（Matteotti Battalion）前往西班牙，與共和軍並肩抗擊反動軍隊，後因病返回巴黎，1937年6月9日被法西斯分子刺殺。——中譯者注

[16] 內戰爆發時，全勞聯旗下並沒有全國性的農會組織，但在幾個月後，它已經在加泰羅尼亞、阿拉貢等地建立起了地區性的農會。1937年6月12月至14日，全勞聯在瓦倫西亞召開了地區農民組織全國大會，成立了全國農民協會（Federación Nacional Campesina）；工總則在1930年6月1日成立了全國土地勞動者協會（Federación Nacional de Trabajadores de la Tierra）。——中譯者注

[17] 卡巴耶洛派的活動家控制著列萬特的工總及其旗下的農會。共產黨成立了一個農民協會（Federación Campesina），由胡利奧·馬特烏（Julio Mateu）領導。——原注

[18] 比如羅斯皮塔萊特·德·柳布雷加特（L』Hospitaletnde Llobregat）就出現了這種情況，佩拉茨在他的書中提到過。——原注

[19] 法文版和英文版均為「15000平方千米」，但這明顯不符合實際，經查閱《西班牙內戰中的無政府主義者》（The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第1卷，第345頁），應為15平方千米。——中譯者注

[20] 請參閱佩拉茨的《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勞聯》，第1卷，第15章。——原注

[21] 「菜園地帶」（Huerta）是瓦倫西亞的一個地區，它是瓦倫西亞的農業和文化中心。——中譯者注

[22] 《正義與自由》，轉引自莫洛，《西班牙的革命與反革命》，第144頁。——原注

[23] 奧古斯丁·蘇希·鮑爾（AugustinnSouchy Bauer，1892年8月28日——1984年1月1日），德國無政府主義者。一戰期間為了逃避徵兵而流亡瑞士、瑞典。1919年返回德國，參加了德國自由工人協會（Freie Arbeiter Union Deutschlands），1922年至1933年擔任該組織的報紙《工團主義者》（Der Syndikalist）編輯。納粹上台後流亡國外。西班牙內戰爆發後，積极參加全勞聯的工作。共和國覆滅後逃往法國，被關押了兩年。1942年流亡墨西哥。1966年返回西德定居。——中譯者注

[24] 摘自《與阿拉貢農民在一起》（Cheznles paysans d』Aragon），轉引自讓·貝爾尼耶爾（Jean Bernier），《克拉普伊約》（Crapouillot）雜誌的《無政府》（L』Anarchie）特刊，第44頁。——原注

[25] 《紅色陣線》，1937年8月14日。——原注

[26] 何塞·迪亞斯於1937年3月5日向中央委員會做的報告，《三年以來的鬥爭》（Tres a?os de lucha），巴塞羅那，西班牙共產黨出版社，1939年，第297頁。——原注

[27] 同上。——原注

[28] 實際上，政府通過工總控制了銀行，並掌握了信貸業務與黃金儲備。有了這兩件武器，政府就可以隨心所欲地給集體企業下絆子。這再次證明：除非通過政治手段，奪取政權的手段，否則經濟問題無法得到哪怕是暫時的解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杜魯蒂和桑蒂利安都曾建議攻佔西班牙銀行，他們都忠於無政府主義的「剝奪」傳統——桑蒂利安一直夢想著能夠搶光西班牙銀行的金庫。——原注

[29] 《西班牙革命中的工會監督》（LInterventionndes syndicats dans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國際爭鳴》（Confrontation internationale），1949年9月10月合刊，第43—48頁。他引用了全勞聯巴塞羅那委員會的結論。對「工會資本主義」的描述出自《戰鬥報》。——原注

[30] 同上，第46頁。——原注

[31] 1917年11月8日，即十月革命勝利後的第二天，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便通過了《土地法令》，規定立即無償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沒收地主、皇族、寺廟、教會的土地、耕畜、農具、農用建築。具體請參閱《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8頁。——中譯者注

[32] 《革命之後》（After thenRevolution），紐約，格林伯格出版社（Greenberg），1937年，第121頁。——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