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世界的政治意淫（上）| 城與邦

作者：王笑哲（劍橋大學性別研究碩士在讀）

2010年，歷史學家理查德?沃林（RichardnWolin）在《東方之風》（The Wind From the East）中記述了1962年到1972年間瀰漫法國的一場政治意淫。包括福柯、薩特、索萊爾等一大批知識分子在內，法國的（左翼）精英們互相傳染著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思想的迷戀。雖然當時的精神領袖們毫不懷疑他們對「共產主義經驗」的學習與嚮往，但沃林指出，這些「毛澤東信徒」所秉持的理論與歷史記憶往往產生於他們自己對中國的浮想，其中內容大多忽視了內在於毛澤東思想的一些理論問題，以及與文化大革命所關聯的負面新聞。烏托邦式的信仰內外，更多的是法國左翼在反抗威權時憑空製造的政治情懷。

1975年，類似的情節在英國初露頭角。不同於60年代的「法國製造」，1975年的「英國製造」圍繞著蓬勃進取的本土女權運動展開，並對中國、印度、緬甸，和阿拉伯國家等多個「第三世界」地區賦以不切實際、違背邏輯的感官渲染。在印度，「根本沒有婦女解放的必要」；在中國，「婦女權益很可能好過英國」；在阿拉伯地區，「婦女賦權的比例要高於西方社會。」 諸如此類的措辭與造句被廣泛重複於各個讀書會、女權集會，且多見於經濟學人、衛報、泰晤士報等頗有規模的媒體。這些文字均出手於所謂的「外派記者」和「國際活動家」。關於她們到底在國外被引見了怎樣的景色，目睹了怎樣的婦女生活已無處可考，但當這些女權先鋒轉為記錄者的身份，端坐在英國自家的書桌前，將自己如何「遠渡他鄉，著迷於所有事物的新鮮」的歷程轉錄在冊時，她們聯手製造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政治意淫。

左翼女權期刊Spare Rib於1976年7月曾連續三刊推送有關中國婦女發展的文章。1972年至1976年間，Spare Rib已發表大約15篇有關中國婦女發展的文章，推送頻率超過其他所有題材。

一、

1973年2月9日，在一次女權集會上，活動家Soonu Kochar向國際友誼聯盟（IFL）宣布:「女權在印度是偽命題——憲法早在25年前便規定了性別平等……雖然印度仍有地區分離主義和與之相伴的語言、種族問題，但印度在最近幾年的發展成績，是絕對地脫穎而出，在各方面均有大幅度改善……」

Kochar的言論是1975年前後十分典型的「旁觀者評論」。即便她本人曾親歷多次印度本土的公民活動，但當她面對自己在第一世界的白人姐妹時，卻逃不出一種敘事陷阱：似乎每一段女權故事，若缺少了從「落後」到「進步」、從「封建」到「現代」的「戲劇性轉變」，它則不夠「女權」，不適合在集會中被宣傳，應該讓位於那些更「令人鼓舞的……正義戰勝邪惡的故事。」

這種敘事陷阱在1975年達到了最高潮。英國國境之內，女權解放運動（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已有5、6個年頭，類似WIRES、SparenRib與Red Rag之類的女權刊物與團體逐漸步入正軌，全國上下各個地區的本土女權集會紛紛成立。政治方面，反歧視條款（The 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正式被用於工作應聘，全國墮胎運動（The National Abortion Campaign）在倫敦紮根，每年一度的國家女權大會（The National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Conference）也開始吸納性少數人群進入主流對話。若以撒切爾升任首相為節點回望英國70年代的女權運動，1975年或許是運動成果最為豐碩的年頭。

國境之外，1975年被聯合國宣定為「國際婦女年」（International Women』s Year），並見證了聯合國婦女大會在墨西哥的首次召開。大會為各國的女權運動提供了接觸他國政要、與別國姐妹溝通聯接的平台，同時也開啟了各個國家之間在之後幾年的女權運動跨境交流。

交流的直觀結果之一便是報道數量的增加。而至於各大媒體為何紛紛以羅曼蒂克的政治臆想去迎合一種「前進的」、「勝利的」女權想像，其中曲折則要追尋到60年代媒體寫作對第三世界的殖民式的敘述範本。

英國所存的60年代有關第三世界女權發展的報道為數不多。相比與70年代的感官衝動（sensations），60年代的文字樣本直觀可見地建立於二元對立的殖民話語：我們是文明的、政治的；他們則是封建的、傳統的。這導致了作者與讀者們在「女權」與「殖民者」這兩種身份之間難以協調的矛盾。即便許多作者們從其原本的女權身份出發是懷著「構建國際女權友誼」的初衷，但落筆後的文字類型，仍然依賴於一種第一世界居高臨下的對異國的凝視。

1975年4月，SundaynTimes在報道日本女權運動家恆子如何反抗職場歧視時，採用了諸如「辦公室之花」等含有性別歧視的修飾語言。配圖的文字是「恆子為女性職場權益抗議」，但配圖本身只聚焦於恆子的面貌五官，省略了其他「抗議」時更重要的細節。

在一冊1967年的個人回憶錄中，敘述者（其名不可考；其工作為某國際女權組織的工作人員）流連忘返於噶麥隆的「本土情懷」——她將自己前去探訪俾格米人的經歷標註為「文明之外的冒險」，以幾乎每三句話一次的頻率強調著自己所搭乘的現代交通設施如何如何，而她筆下的「汽車」、「飛機」、「火車」等運輸工具成為了整篇文章中敘述者現代身份的坐標點。在這篇回憶錄的開頭，敘述者「從飛機窗口俯覽而下」，將前來迎接她的噶麥隆女性錯以為「機場的花海——畢竟她們的本土服飾如花叢錦簇一般艷麗」。對於讀者來說，敘述者與令人眼花繚亂、不明所以的神秘文化的接觸」時所感染的「異國風情」，與其背後隱含的「冒險心態」，在某些段落已經抹去了敘述者前去噶麥隆「調研當地婦女發展狀況」的痕迹。

敘述者在喀麥隆婦女接待團的安排下觀看當地麵粉機的運作。

二、

從60年代基於「他者凝視」的文字到70年代的烏托邦式的想像，英國的女權作家在殖民式的文本之上附加了一種「感官主義」（sensationalism）。哥斯大黎加的女性「享受與男性完全平等的就業機會」；在古巴，「婦女的不平等輕微到不足一提」；在蘇聯，「婦女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在中國，「哪怕面對高階層人群，你也不會有『男性霸權』的預設……很多情況下女性能享受同樣的機會與結果」。所謂感官主義，依照約翰傑維斯（John Jervis）在其近作《感官物體》（SensationalnSubjects）當中所言，具體表現在類似以上言論中暗含的多無保留的「確定性」。這種確定性的構成不僅僅來源於文字之間對第三世界的意淫，它作為引起讀者大眾感官衝突的重要因素，需要讀者本身的積極回應。

倫敦政經女史館中存有如下一則軼聞：1972年的某月，志同道合的女權運動家相聚一堂，聆聽一位曾前往中國「深入觀察當地婦女生活狀態」的遊記作者的講話，其間內容或可令任何一位對中國性別現狀略有了解的學子咋舌：

「在中國，有關婦女壓迫的思想在1948年時便滅絕了……自從1958年的大躍進以來，婦女賦權進入了新的歷史篇章……男女在政治、經濟上完全平等……在中國，沒有婦女想做卻做不了的工作，她們甚至能在所有政府階層取得屬於自己的話語權，包括中國的最高立法和決策機關——中國人民大會與中央委員會……」

據記載，參與到此次宣講會的成員聽到講話後「備受鼓舞」，紛紛表示「中國比英國好」。這種在感官上互相刺激，並最終形成規模的對話與交流，在敘事體系方面無一例外地趨近傑維斯口中的「感官大劇」（Sensational Drama）：主人公出身於困境當中，但通過自身努力，最終戰勝苦難贏得屬於自己的榮耀——「困苦」、「反抗」、「勝利」這三節因素缺一不可。類似的敘事預設了所有第三世界的女權必須是勝利的女權，如下便是1975年的一則關於「警察」這一行業如何在阿拉伯國家走出「重男輕女的陰影」的摘抄（括弧中內容為作者標示）：

「有史以來第一次，在石油藏量豐富強大的國家，——這裡的女性從出生起便註定遭受遮面頭巾、貫身黑袍的衣飾著裝的壓迫，並不得不忍受唯有21歲以上的男性可以投票的不公（困苦）——，終於，揭示公正的這一天到來了：犯人們不得不忍受被身著官服的女警壓制、被從前在他們膝下聽取口令的女性栓扣到警局的尷尬與羞辱（反抗）…… 女警很快便將正式被調派到公共場所，委任以各類警衛職務，並被授予正式的警服……（勝利）」

1975年，Sunday Times對阿拉伯國家增設「女警察」職位的報道。

以感官大劇為敘事體系的傳統故事，受難者一般為女，但其對困難的反抗時常需要英雄人物（男）的救場——最典型的西方感官劇，便是女主角孤苦無助地被捆綁在火車軌道上，仰面靜候男主角大駕光臨。此時，男主角則正與反派角色做最後的鬥爭，並將在腳本安排下取得勝利後趕去英雄救美。然而在女權的感官敘事中，不僅受難者是女，英雄的性別也需要是女性。對於「革命尚未成功」的第一世界女權先鋒們來說，又有什麼樣的故事，比「第三世界備受壓迫的女性在一夜之間鹹魚翻身解決了連西方社會都無力根除的難題」更令人振奮、惹人傳播的內容呢？事實如何早已經不再重要。

三、

然而，比起被曲解的事實，更值得我們警惕的或許是這些敘事的價值體現。1975年前後發表的文章中，不僅假定了阿拉伯國家的黑袍與頭巾的壓迫，更是預設了中國的儒家文化與性別平等的矛盾。此二者涉及到的問題值得進一步商榷，但當時的英國作家們所展現的精英態度，卻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話語設計。諷刺的是，原本想要延伸至國際範圍、深刻了解他國婦女發展的英國女權，在互相感染之間被自己對政治理想的願望所牽制，反而壓制了他國婦女的聲音，迫使每一篇關於第三世界的女權報道，講述的不過是第一世界的女權寄託。

這種寄託無可奈何地與英國精英的殖民性相關聯。除去上文提及的「異國凝視」，70年代所發生的感官敘事將複雜不一的國際形勢同一化。於是，即便女性們在世界各處所受的壓迫不同，性別平等在每個國家所代表的意味卻完全統一。平等就是「同工同酬」，就是「政治代表比例相近」，就是「擁有同等機會」，而至於印度的種姓制度、中國的生育問題與緬甸的民族分裂等等一系列本土性的歷史困局如何加劇性別歧視，大多則被西方報道所忽略。

圖為Bill Luckin評Delia Davin在1975年發表的作品《婦女工作》（Woman-Work）。Davin此書在多年後因為「內容誇大，過度修飾中國婦女發展的成績」被學術界詬病。

至此，各類矛盾交相錯位。原本希望了解國際女權形勢的初衷被報道的敘事手段背叛，而以感官為刺激點的敘事手段卻罕有可靠的內容，即使在那些為數不多的正面報道中，內容的準確性又時常因為忽視了具體語境的價值渲染而大打折扣。大範圍的集體想像牽連著每一位關心國際形勢的英國女權，以至於大多數人無法抽離被自家姐妹塑造的「第三世界如此之好」的意淫。藉此而生的一股股「我可以像她們一樣自強」、「她和我一樣遭受過如此如此」、「我能夠理解當時她的感受」之類的同理心，其感染力之強不僅讓第一世界的女權先鋒「立即」觸碰到第三世界的景況，其現實基礎之弱又讓她們免於遭受第三世界真正的磨難。最可怕的是，當一篇篇「中國的女性站起來了」的報道文章堆積在英國讀者面前時，一句「真是如此嗎」的質問，或許便在不意間變為了對「國際女權」這個宏大願景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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