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ssbaum 女王：我是自己靈魂的船長
這是一篇人物小傳，主角是美國著名哲學家和法學博士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教（女）授（王），首發於微信公號雅理讀書（yalipub）。
瑞秋?艾維芙（Rachel Aviv）（《紐約客》專欄作家） 著
鄭戈 譯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Nussbaum 首先是一名哲學家，如果法律人感覺對她不熟，請看這篇：一個深通法律的人，必須首先是一個深通人性的人。也算是「法律與文學」的鼻祖級人物了。
1992年4月，瑪莎?努斯鮑姆正在都柏林三一學院準備一場講座，這時她得知自己的母親病危，躺在費城一家醫院的病床上。她最早只能訂到第二天的航班。那天晚上，努斯鮑姆，這位美國第一流的哲學家，按原定日程做了一場關於情感之性質的講座。「我當時想，這是非人的——我不應該能夠這樣做，」她後來說。然後她又想：嗯，我當然應該這樣做。我的意思是，我反正已經在這裡。我為什麼不應該這樣做？聽眾如期而至，他們想要聆聽這場講座。
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芝加哥大學法學與哲學教授，「京都賞」得主，這是諾貝爾獎沒有覆蓋的領域中聲譽最隆的學術獎。
講座之後她回到房間，她打開筆記本電腦，開始寫下一場講座的講稿，這是一場兩周後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講座。第二天早晨，在飛機上，她的雙手顫抖，而她仍然繼續敲字。她很想知道，自己這麼有工作效率，其中是否有哪裡不對勁兒，是否太過冷酷無情？那場講座的主題是悲憫的性質。正如她經常所做的那樣，她指出，某些道德真理最好是以故事的形式得到表達。她寫道，當我們像「一位進入角色的小說讀者」那樣行為的時候，我們就會變得悲憫，這時我們把每一個人的生命都理解為一種「關於人在充滿阻礙的世界上努力拚搏的複雜敘事」。
在這場講座中，她講述了古羅馬哲人塞涅卡如何在每天睡覺前都反省自己的不當行為，然後對自己說：「這次我寬恕你」。複述這句話的時候努斯鮑姆熱淚盈眶。她心想，自己的工作能力是不是一種潛意識裡的好鬥性的表現，是不是表示自己不夠愛自己的母親。她想：我不該外出演講。我不該變成一個哲學家。努斯鮑姆感覺到她母親在她的工作中看到了冷漠和距離，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高冷姿態。努斯鮑姆後來寫道：「當我們運思於哲理時，我們顯然不是一種有愛的生物」。
當努斯鮑姆乘坐的飛機在費城降落時，她得知母親已經剛剛離世了。她妹妹蓋爾?科瑞文?布希，一位教堂唱詩班指揮，在母親彌留之際跟她說努斯鮑姆正在路上。布希說：「她實在不能再等了」。當努斯鮑姆來到醫院時，她看到母親仍然在病床上，抹了口紅，已經與氧氣機脫離的吸氣管還插在鼻孔里。在她啜泣的時候，護士給她遞來幾杯水。然後她開始收拾母親的遺物，其中一本書，書名是《一杯祝福》，這書在努斯鮑姆看來太過矯情，是她永遠不想讀的那種。她離開醫院，到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跑道上連跑了四英里。
她所欣賞的斯多亞派哲學家認為，不加控制的感情會損害人的道德品格。她認為，在面對所愛之人死亡時，他們的教誨是：「人皆有死，你很快就會看開」。但她不同意他們的自我修鍊方式，即不依靠任何自己無法控制的事物。在接下來的幾天里，她心如刀絞，肢體虛脫。在《思想突變》這本討論情感結構的著作中，她寫道：「我們是在想像思想導致了手的振顫和胃的翻滾嗎？如果是這樣，我們真的想表達『這種振顫和翻滾是我對母親去世的哀痛』嗎？」
《思想突變》書影
Martha Nussbaum,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參加完母親的葬禮後，努斯鮑姆如期做了關於悲憫的講座。她覺得母親會寧願她放下工作幾個星期，但一放下工作她就會感覺自己懶惰和罪過，所以她不斷地修改演講稿，直到她認為這是自己至此所寫的最好作品。她把這場演講想像為一種補償，其內容是關於人們需要認識到，即使是抱著最良善的意圖，過有德性的人生仍然是十分困難的。正像她的許多其他作品一樣，這個演講再現了她所說的治療性的哲學：
「想到這裡我就很開心：我母親認為冷酷和無愛的這種東西，實際上或許是愛的一種形式。它是這樣一種形式的人類之愛：接受我們複雜的、混亂的人性而不是逃避它」。
幾年之後，在一篇為牛津大學哲學對話競賽徵文而寫的後來獲獎的對話劇本中，努斯鮑姆重新回到與母親的關係之中。在這場對話中，一位母親責備她的女兒，一位道德哲學家，太沒有人情味兒。她說：「你根本不懂感情為何物」。而父親也對這位女兒說：「你成為哲學家，是因為你只想生活在自己的內心裡，而不想需要任何人、關愛任何人吧？」她母親繼續補刀：「這是因為你不想承認思考無法控制任何事情吧」。
這位哲學家祈求諒解。她問：「媽媽，您為何如此憎恨我的思考？我要怎樣說、怎樣寫，才能讓您不要這樣看我？」
努斯鮑姆產生了這樣一種想法：創造性的緊迫感以及向善的意願都源自於我們意識到自己容易與所愛的人發生爭鬥。作為一位69歲的芝加哥大學法律和哲學教授（同時在古典學、政治學、南亞研究和神學等院系兼職），努斯鮑姆已經出版了24本書，發表了509篇文章，獲得了57個榮譽學位。2014年，她應邀在牛津大學做「約翰?洛克講座」，這是哲學界最聲名顯赫的系列講座，而她是獲此殊榮的第二位女性。去年，她獲得了稻盛倫理學獎，一個為改善了人類處境的領導者設置的獎項。在此之前數周，她成為「京都賞」得主，獲得了50萬美元的獎金，這是諾貝爾獎沒有覆蓋的領域中聲譽最隆的獎勵，獲獎的哲學家屈指可數，其中包括卡爾?波普爾和于爾根?哈貝馬斯。榮譽和獎勵於她已是家常便飯，只能讓她聯想起薯片；她很享受獲獎，但同時也很警惕自己變得饜足，就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麻木不仁的食草動物」那樣。她的美好生活概念要求為艱難的目標而奮鬥，如果覺察自己過於滿足，她會開始感到不安。
努斯鮑姆無論在智識還是身體方面都異常自信。她美得緊緻而恆久，言談舉止像個女王。她的聲音高揚且有戲劇感，而且她時常為出演自己而感到愉悅。她的作品，廣泛取材於她的古典學訓練以及人類學、心理分析、社會學和許多其他學科領域，致力於尋找圓滿人生（eudaimonia）的條件，這是一個古希臘哲學概念，描繪的是了無缺憾的豐足人生。在一個人文學科普遍缺乏安全感的時代，努斯鮑姆的工作捍衛著－－而且體現著——人文主義努力所能達致的境界。南希?謝爾曼（Nancy Sherman，喬治城大學道德哲學教授）告訴我：「瑪莎藉助文學技巧來深描人生經驗中的微小細節，從而改變了哲學的面貌。」
與許多哲學家不同，努斯鮑姆是一位筆觸優雅、柔美的寫作者，她以打動人心的筆法來描述認識到自己的脆弱性所帶來的痛苦，她相信，這是倫理生活的前提。她曾說：「做一個好人意味著對世界保持一種敞開，這是一種信任的能力，信任不在自己控制之內的事物，這些事物可能會將你擊得粉碎。」她尋求一種「無碼的（non-denying，好吧，也可以一本正經地翻譯成『不否定的』）寫作風格，」一種描述情感經驗而不擰乾其中的豐沛感覺的方式。她嫌棄套路化的哲學文體風格，在她看來，這種風格是「科學的、抽象的、衛生而蒼白的」，並且與其所處時代的難題脫鉤。她說，像納喀索斯一樣，哲學戀上了自己的影子，並且淹死了。
在若干著作和論文中，努斯鮑姆引用了社會學家厄文?戈夫曼的話：「在一種重要的意義上，在美國只有一種不會臉紅的男人：年輕，已婚，白種，城市，北方，異性戀，受過大學教育、信仰新教的父親，充分就業，膚色、體重、身高符合時下審美標準，並且有最近的體育運動紀錄」。這句話或多或少描繪了努斯鮑姆的父親，她把他描寫成一個啟迪和榜樣，而同時又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努斯鮑姆告訴我，他的偏見是「深入骨髓的」，涉及到「閃避和身體性厭惡」。
在過去三十年間，努斯鮑姆一直被那些會臉紅的人所吸引，一直在寫那些可能在她父親看來屬於劣等人的人群。她指出，那些不會臉紅的男人，或「正常人」，其實是在嫌棄自己的動物性，只不過他們把這種嫌棄投射到了弱勢人群身上，從而製造出一個［避免跟自己正面衝突的］緩衝地帶。努斯鮑姆認為嫌棄是一種不合理的情緒，不值得被信賴以作為法律的根據；她指出，反對同性戀和變性人權利的根源正是這樣一種情緒。她的作品中包括對人之為人的身體現實、對擁有「柔軟而透氣的、水靈靈或黏糊糊的、潤滑似女人的」肉體這一現實的可愛描寫。她認為，對這些現象的懼怕構成對公民生活的威脅。她寫道：「我所呼籲的是這樣一種公民社會，其中所有人都承認自己脆弱並且需要別人。」
努斯鮑姆曾經引用尼採的話寫道：
當一位哲學家喋喋不休討論某一主題的時候，我們就要意識到這個主題之外的什麼事情正主導著他的心思」：某些私人動機正在驅動這種執著。
就努斯鮑姆而言，我揣測，她之所以能夠如此成功地處理脆弱性這一論題，是因為她從高處俯瞰這個領域，就好像它是陌生的、充滿異域風情的。她讚美直面脆弱和暴露脆弱的能力，而在自己的生活中她似乎控制著每一次人際交往。她把每一天都區隔成一系列創造性的、積極向上的活動，始於90分鐘的跑步或其他鍛煉。多年來，她會邊鍛煉邊在腦海中「回放」歌劇，通常是莫扎特的作品。她會默記歌劇唱段，每三到四個月就會去看一場歌劇，然後根據自己的速度和情緒來調整節拍。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裡，她一直堅持把每天的活動都製作成流程表。鍛煉之後，她會站在她的鋼琴旁邊演唱一小時；她對我說自己的聲音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美好過。（當一位指揮家最近邀請她加入一個老年歌唱家輪演劇團的時候，她說，「老年歌唱家」這個概念帶有侮辱性）。她的自律傳奇給了現在已故的著名小說家理查德?斯特恩（Richard Stern, 1928-2013，生前為芝加哥大學英美文學教授）以靈感，他以她為原型寫了「我的前任是道德哲學家」這篇小說。在這個故事裡，哲學家陷入了自我矛盾，「一方面她讚美率性而為（spontaneity），另一方面她自己的天性在我認識的人中又是最不率性、固執、神經質、極端自製的。」
努斯鮑姆目前正在寫一本關於變老的書，當我一開始向她提議要寫這篇人物誌的時候，我說我想以她的書作為這篇文章的核心。她的回應是懷疑的。她在電郵中寫道，自己的學術生涯漫長而又多變，然後補充道：「我真的希望感覺到你已經考慮了它的各種面向，而且我們已經有了一個有側重點的計劃」。她通常會在我發出電郵一個小時之內回復。「你覺得你真有這麼一個計劃嗎？」她問道。「我希望聽到你對側重於不同方面之優缺點的看法。」她拿不准我會如何覆蓋她的全部作品，因為它們涉及如此之多的題域：動物權利，刑法中的情感因素，印度政治，殘疾，宗教不寬容，政治自由主義，人文學科在學術中的角色，性騷擾，跨國財富轉移。「你面對的挑戰是如何為讀者提供一幅穿越作品的路線圖，這份地圖應該是能夠指明方向而不是導致困擾的」，她寫道，然後又補充說：「如果沒有計劃，它就會支離破碎」。她描述了此前接受過的三次訪談，以及它們出錯的方式。其中包括，它們沒有抓住她對教學的投入和對學生的熱愛。她說，其中一篇訪談使她「看起來像是一個對他人的貢獻充滿蔑視的人，這是一個人能夠對我造成的最大侮辱。」
關於我們的第一次會面，她提議我聽她唱歌：「現場看我演唱可以幫你獲得對我的個性和感情生活的洞見，雖然我唱我所想的能力還很不完善。」她寫道，音樂使她接觸到自己人格中「較少防衛，更加敞開」的那個部分。去年夏天，我們開車前往她的聲樂老師唐布拉?布萊克家，這房子位於一個中產階層社區，屋裡可以看到芝加哥大學的教堂。當時的氣溫是32攝氏度，陽光明媚，雖然我們早到了十分鐘，努斯鮑姆還是立刻敲門，直到濕著頭髮的布萊克開門讓我們進去。
努斯鮑姆當時穿著尼龍運動短褲和T恤衫，提著一個嬉皮風格的繡花布袋，裡面放著她的活頁樂譜。她的手指甲和腳指甲都染成了綠松石色，腿和手臂都精緻地曬出了健康的小麥膚色。她雙腳呈踩雪橇姿勢站在布萊克的鋼琴旁邊，練音階時嘴巴完全放鬆，讓聲音從閉著的嘴唇間噴薄而出。
她練習的第一首曲目是唐璜中的「你已經知道誰奪去了我的貞操」，這是莫扎特的歌劇中她沒去觀看的少數幾部之一，因為反感裡面的強姦場景。唱到高音部分時，她的下巴向上抬起，知道布萊克讓她停下。唱號角高音，她很在行，但布萊克認為一個關於女主角的父親被謀殺的唱段應該唱得更溫柔。「你可以唱得再稍稍悅耳一點兒嗎？」布萊克問道。
接下來的曲目是威爾第的「唐?卡洛」中的最後一幕，努斯鮑姆覺得這個更有挑戰性。她不得不呈現一個女人的絕望，這個女人在知道自己永遠無法和所愛的男人在一起後，一心求死。
「加少少渴望和哀傷在那裡，」布萊克說。「別太早給出太多。」
有幾個段落，努斯鮑姆把音調放柔和了些，但她的聲音很快又聚集了爆發力。
「你太有力了，」布萊克告訴她。「留一點兒到最後。」
「我只能慢慢改進，」努斯鮑姆說，她的眼睛還是緊緊盯著面前的樂譜。「把所有感情表現出來太難了。」
幾小時之後，在我們聽完芝加哥交響樂團的音樂會開車回家的路上，努斯鮑姆說她要費很大的勁兒才能抓住威爾第曲目所要求的聽天由命。她無法認同那個角色。「我覺得這個角色基本上是在說，『生活待我不善，我放棄算了』，」她對我說。「我認為這完全不可理喻。」
努斯鮑姆三四歲的時候，有一次對她母親說：「呀，我覺得我啥都曉得」。她母親貝蒂?科瑞文（她的祖先搭乘五月花號抵達美洲）嚴厲地回答：「不，瑪莎，你只是眾人中的一員。」努斯鮑姆被這個回答打擊得不輕，以至於用頭撞地。
她父親喬治?科瑞文，一位整天忙個不停的成功稅務律師，則表揚她這種初生牛犢式的傲嬌。他認為比別人強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兒。他喜歡開這樣一個玩笑：他只犯過一次錯，就是他認為自己錯了那次。科瑞文一家住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布林莫爾，生活在一種被努斯鮑姆形容為「清透的富裕（chilly clear opulence）」的環境中。貝蒂百無聊賴，無所寄託，所以開始整日飲酒，把波旁威士忌藏在廚房裡。努斯鮑姆的妹妹蓋爾回憶道，有次她們的母親醉得不省人事，她打電話叫來一輛救護車，但她父親把救護車吆喝走了。努斯鮑姆的同父異母哥哥羅伯特（科瑞文的第一次婚姻中出生的孩子）說他們的父親不能理解為什麼人會失去理性。他跟我說：「那是一個情感上荒蕪的家庭環境。你碰到任何問題都只能自己咬著牙挺過去。」
努斯鮑姆有時間就會獨自跑到閣樓里讀書，她讀了許多狄更斯的書。她說，通過文學，她找到了「一條逃生的道路，使她得以從無關道德的生活進入道德生死攸關的世界」。夜裡，她會穿著長浴袍來到父親的書房，然後他們一起閱讀。她父親喜歡威廉?埃內斯特?亨利的一首詩，即《堅韌不屈》：
堅韌不屈
我從不退縮或哭嚎。
在機遇的恫嚇下
我頭破血流，卻昂首挺胸??
我是自己命運的主宰：
我是自己靈魂的船長
或許是受到她父親的精神氣質的影響，努斯鮑姆對斯多亞學派產生了興趣。這對父女之間的關係是如此甜蜜，以至於有種羅曼蒂克的感覺。「他真的把我推上了一條幸福和享受生活之愉悅的道路，」她說。「他象徵著美好與好奇。」蓋爾?布希則覺得父親的性情不是那麼令人想要親近。「我覺得他可能有反社會傾向，」她告訴我。「他確實非常自戀。他極其專橫跋扈，控制欲極強。我母親在整個婚姻生活中大部分時間是戰戰兢兢的。」布希回憶說，當自己還是一個幼兒的時候，她父親就要求她在他下班回家之前必須上床睡覺。
努斯鮑姆曾說艾芮斯?梅鐸（Iris Murdoch，出生於愛爾蘭的英國作家）「太輕易地戰勝了俄狄浦斯情結。」同樣的評論也適用於努斯鮑姆自己。「我父親接觸過而沒有傷害的人非常之少。其中之一就是瑪莎，他們簡直是同一枚豆莢中的兩顆豆子。我知道他把她視為自己的鏡像，於他而言這可能非常完美。」
努斯鮑姆在私立女校表現優異，而布希則磕磕碰碰，變得很逆反。在一家荷蘭電視台接受訪談時，努斯鮑姆說，她學得非常努力，因為她想：爸爸就是這麼做的——我們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談到母親和妹妹時，她說：
我那時很生她們的氣，因為我覺得她們本來可以憑自己的意志力主宰自己的命運，而她們並沒有那麼做。
努斯鮑姆上了韋爾斯利學院，但她在二年級時退學了，因為她想當演員。扮演別人使她有機會宣洩作為自己不能表達的情感，但是，在一家表演希臘悲劇的演出公司呆了半年之後，她又離開了。「我還沒有活夠，」她說。她開始在紐約大學學習古典學，仍然以古希臘悲劇為關注重點。她開始相信閱讀他人的苦難可以提供一種「過渡性客體（transitional object）」，這是她最喜歡的思想家之一、英國心理分析師唐納德?溫尼克特（Donald Winnicott）使用的一個概念，用來指稱幫助嬰兒離開她們的母親並且獨立探索世界的玩具。她寫道：「當我們對悲劇英雄的命運產生恐懼和憐憫的情感時，我們便在一個安全而舒適的環境中體驗了我們自身脆弱性的某些方面。」
努斯鮑姆越來越不滿於她自己成長於其中的那個環境，她稱之為「虛偽和不勞而獲之特權的精緻堡壘」。她說，她的童年時代是這樣度過的：「在確保不受傷害的狀態下環遊海岸」。在古希臘文寫作的課堂上，她與艾倫?努斯鮑姆墜入了愛河。艾倫也是紐約大學的學生，猶太人。瑪莎被猶太教吸引的原因跟她被戲劇吸引一樣：「更豐富的情感表達，」她說。她把猶太教和以薩多?費恩斯坦?史東（I. F. Stone, 1907-1989, 猶太人，美國著名調查記者）的社會意識以及《國家》雜誌（國家雜誌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連續出版周刊，其思想傾向是進步主義的）聯想到一起。她父親認為猶太人很粗俗，不同意這樁婚事，並且拒絕參加他們的婚禮。羅伯特?科瑞文說：「瑪莎是我們父親的掌上明珠，直到她投入猶太教的懷抱因而誤入歧途」。
艾倫?努斯鮑姆（Alan Nussbaum），努斯鮑姆前夫
結婚四年之後，瑪莎讀了亨利?詹姆斯的《金碗》。瑪姬?菲弗爾「強烈地希望自己一直是那個她曾經是的乖女兒，」這一心理描寫在她腦海縈繞不去。她對這部小說是如此著迷，以至於後來寫了三篇文章來討論詹姆斯如何清晰表達了一種道德哲學，揭示了渴求道德完美、渴望一種「從不犯錯，從不違規，絕不傷害」的生活是多麼孩子氣。努斯鮑姆告訴我：
瑪姬吸引我的原因是，我覺得她是個非常有典型意義的美國人，她真的想做一個好人。但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她有一位非常嚴苛的父親，於是，要想在跟丈夫的關係中仍是完整的自己，她就不得不離開自己的父親並因此傷害他，她確實別無他法。她完全沒有做好準備。
1969年，努斯鮑姆年考入哈佛大學古典學系讀研究生，這時她意識到自己多年來一直沒有理由地保持微笑。她說，當她的論文導師G. E. L. 歐文邀請她到自己的辦公室，請她喝雪利酒，談論了生命的可悲，背誦了奧登，然後把手伸向她的胸部的時候，她輕輕地推開了他的手，非常小心地避免惹毛他。她寫道：「正如我從不責備我母親酗酒，儘管她總是醉醺醺，我也設法在與歐文相處時保持對局面的控制，我從沒對他說過有敵意的話。」她說，她沒有經歷過令性騷擾如此具有毀滅性的力量不均衡，因為她覺得自己「遠比他健康，遠比他強大」。
她的興趣點很快轉向了古典哲學，在這個領域，她會追隨亞里士多德，後者追問一個根本問題：「人應當如何生活？」她意識到哲學吸引著一類「邏輯嚴謹的人」，基本上全是男性。她覺得自己理解了，當尼采說沒有哪位偉大的哲學家結過婚的時候，他到底在想什麼。「我認為他是在說，大多數哲學家都在逃避人的生存現實，」她說。「他們是不想被羈絆」。她拒絕接受當代哲學中佔據主流地位的一種觀點，即情感是「驅動人行動的不思的能量」。與此相對，她重拾了斯多亞派的一種理論，其中不存在思想與感覺之分。她把情感擺在道德哲學中的核心位置，主張它們在本性上是認知性的：它們體現了關於世界的判斷。
她的導師之一是約翰?羅爾斯，上個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家。他說話有點兒結巴，而且極其羞澀。她回憶說，一天，他們正在一起吃漢堡（這是在她停止吃肉之前），他教導她：「如果你有能力做一名公共知識分子，那麼你就有義務做一名公共知識分子」。
功利主義和康德學說是當時的主流，努斯鮑姆認為哲學變得過於與世隔絕和專業化。同行們對概念分析的興趣遠大於對人類生活中的細節的關注，這使她感到很沮喪。在寫作博士論文（這是一篇論亞里士多德的一部被忽視的著作的嚴格學術論文）的同時，她開始寫第二本書，討論是什麼樣的因素促使一些人否定人之為人的基本需求。這就是《善的脆弱性》，最暢銷的當代哲學著作之一。在這本書里，她反駁了柏拉圖的「美善生活必須是完全自足的生活」這一觀點。她指出，悲劇之發生恰恰是在人們過的很好的時候：一個人與他人之間形成了難捨難分的依存關係，從而暴露了自己的脆弱性。她在全書一開篇就承認：我必須不斷在相互衝突而且明顯不可通約的好東西之間作出選擇；情勢可能把我逼迫到某種處境，在其中我無法不犯傻，無法不犯錯；一件發生到我身上的事情可能會在未經我同意的情況下徹底改變的人生；把自己的福祉託付到朋友手上與試圖拋開所有朋友獨自過小日子一樣不靠譜——我認為，所有這些情況不僅是悲劇的素材，也是實踐智慧面對的日常事實。
努斯鮑姆把當母親描述為人生第一次複雜的道德衝突經歷。1972年，她由於一個錯誤而意外懷孕：她的宮內節育器掉了。這時她剛剛獲選為哈佛學者會（Harvard Society of Fellows）的第一位女性會員。在她的想像里，別的學者肯定會想：我們讓一個女人加入了，看看她都幹了些什麼？她消失了，回家生了個娃。努斯鮑姆象沒有懷孕一樣照常工作了九個月。她每天跑數英里；她的身材保持得如此苗條，以至於她導師說她懷的可能是個「無精卵」；她生產得如此之快，沒有打麻藥，以至於婦產科醫生專門訪談她，問她是如何為生產做準備的。她告訴他們：「拉瑪澤呼吸法是供弱者採用的，跑步才是王道。」她把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帶到產房，她丈夫拍了一張她讀書的照片。產後一周，她就出現在哈佛學者會的晚餐會上。她說：「我要讓每一個人都看到我還在工作。」
艾倫?努斯鮑姆在耶魯教語言學，除周末外，瑪莎都是獨自一人照管他們的女兒瑞秋。她後來寫道：「在善良、正派的男人之中，有些人沒有準備好迎接生命的驚喜，一遇到象照顧嬰兒這樣的事情，他們的美好意圖就擱淺了。」瑞秋十幾歲的時候，他們離婚了。當努斯鮑姆後來加入了一個女哲學家協會之後，她提出女人可以對哲學作出獨特的貢獻，因為「我們都經歷過道德衝突－－我們在孩子和工作之間糾結，這是男性哲學家沒有的，或者是他們不願面對的。」她不同意康德提出的一個觀點，即道德上完善的人不會遭遇迫使他們進入道德有虧的困難處境的厄運。她告訴我：「許多偉大的哲學家都曾說過，不存在真正的道德兩難。呵呵，我們要說的是，『沒有哪個女人會犯這種愚蠢的錯誤』。」
在終身教職（tenure）申請被否決之後，努斯鮑姆於1983年離開了哈佛。她把否決自己申請的決定部分歸咎於「我作為一個心直口快的女性所招致的惡意嫌棄」，以及一名同事的陰謀詭計，此人有資格「教一名好演員如何演好伊阿高（莎士比亞名劇《奧賽羅》中的陰險人物）這個角色」。格倫?鮑爾索克，努斯鮑姆學生時代哈佛大學古典學系的系主任，這樣說：
我認為她把人嚇到了。他們無法安心接受這樣一個毫無瑕疵又異常能說會道的女人，此人還亭亭玉立、嫵媚動人、毫不掩飾自己的女人味兒並且衣著時尚，她走路昂首挺胸，還穿超短裙——這些都一次到位的。他們只是嚇壞了。
這是努斯鮑姆職業生涯中唯一一次近乎危機的遭遇。我急切地想聽她講講自己的疑懼時刻，因為她看起來總是那麼鋼鐵般強大。我把身體往她那邊兒湊近一點，小心地問，當她取得成功的時候，有沒有些許負罪感，覺得自己當不起這份成功？她輕快地回答：「從來沒有。我認為女人和哲學家對於其所做的貢獻都沒能獲得足夠的回報。」在終身職申請失敗後，她曾經想過讀法學院。「懷疑人生的時間非常短暫。我想過去讀法學院，或有過什麼類似的想法，但一天之後就拋在腦後了」。
《尋求有尊嚴的生活：正義的能力理論》，努斯鮑姆著，田雷譯，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取而代之的是，她開始考慮為哲學找到一種更具公共性的角色。她的導師之一，英國哲學家伯納德?威廉姆斯，責備道德哲學家「拒絕針對任何重要的事情而寫作」。努斯鮑姆開始考察發展中國家的生存質量問題。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印度裔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是她在這個問題上的引路人。在1986年，他們成了情侶，並且一起在赫爾辛基的世界發展經濟研究院工作。她告訴我，在這個研究院，她開始意識到自己「對美國以外的世界一無所知」。她自學了印度政治方面的知識，並且在森的能力方法（capabilities approach）的基礎上發展出了自己的版本，一種用來評估和比較各國人民生存福祉的理論框架。她此前的作品讚美人的脆弱性，但此時她試圖找出那些任何人都不應當忍受的脆弱狀態（貧困、飢餓、性暴力）。秉承亞里士多德的精神，努斯鮑姆提出了一個包含十種基礎能力的清單，認為所有社會都應當培育這些能力，其中包括玩耍的自由、從事批判性反思的自由以及愛的自由。能力理論現在已經成為捍衛人權事業的主要概念工具，而且，森告訴我，努斯鮑姆現在變得比他更「純粹主義」。他說，在試圖判斷人的生存質量時，「我經常有挫敗感，而瑪莎則沒有」。
努斯鮑姆向前推進了約翰?羅爾斯的工作，羅爾斯發展出了當代最有影響力的社會契約論版本，即這樣一種觀念：理性的公民同意進行自我治理，因為他們認識到每個人的需要通過合作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滿足。努斯鮑姆指出羅爾斯對依靠他人的群體——殘疾人、老年人以及在家庭中恭順服從的婦女——所需要的正義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論證。她主張，一個社會要保持穩定並堅守民主原則，它所需要的不只是超然的道德原則：它必須培養特定的感情，並教會人民同情地理解他人的生活。她相信，人文教養對於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而言不只是重要，而是起決定作用，關乎它的命運。她在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美育」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增強版——通過詩歌、音樂和藝術來提升全體公民的情商。她寫道：
尊敬本身是冰冷和倦怠的，不足以克制某些人在另一些人面前橫行霸道的惡趣味。公共文化不能是不溫不火、缺乏熱情的。
到1990年代末期，印度變成努斯鮑姆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至於她後來警告一位《高等教育紀事報》的記者，自己在印度的工作「是我心之所系，我對人生意義之感悟的關鍵所在，如果你對此不夠重視，你就根本不了解我。」她趁學校假期的時候跑遍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她從來沒缺過課）並且面對面接觸了許多貧困的女性。她說她感覺自己彷彿是「發展中國家的窮人所延請的律師」。
進入六十歲以後，努斯鮑姆忙於女權主義的意識喚醒工作，她說自己培育了一種「多莉絲?黛式體面」形象，而且她懷疑左翼的團體迷思。一旦她開始研究非西方國家女性的生活，她就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女權主義者，但是屬於一種不太時尚的類型：她是一個傳統的自由主義者，在一個後現代學者把理性視為壓迫的工作或偽裝的時代，她相信理性的力量。她主張，世界各地女性的福祉可以通過普適性的規範——一個國際性的再分配體系——來得到改善。她不喜歡那些相對主義的女權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出於尊重其他文化的理由，女性應當對其他女性被毆打或被施行割禮的現象袖手旁觀。在1999年出版的《性與社會正義》一書中，她寫道，這種做理論的方法就像是「但丁所描寫的那種道德墮落，在他筆下，有一群靈魂在地獄的門廳漫無目的的東遊西盪，不斷變換自己的旗幟，就是不願意停下來，在任何道德或政治問題上表達明確的立場。他暗示，這種人是最可鄙的。他們甚至連地獄都進不了，因為他們在一生中從來沒有捍衛過任何東西。」
1999年，在一篇現在變成經典的《新共和》文章（」The Professor of Parody,」 New Republic, Feb.22, 1999）中，她寫道：學院派女性主義只對精英說話。它已經和為女性爭取平等權利的現實鬥爭脫鉤。她責備朱迪斯?巴特勒和後現代女性主義學者，因為她們「背離了的生活的物質面向，轉向了與真正的女人的真實處境只有微不足道的關聯的一種口頭和象徵政治。」她覺得，這些激進思想家更專註於代表問題，而不是其他階層和文化中的女性的切實需求。她寫道，這種姿態「看起來很像清凈無為（quietism）。」在表示不贊同某種計劃和觀點時，這是一個她常用的辭彙。
在回應這篇檄文的讀者來信中，女性主義評論家蓋亞特里?斯匹瓦克（Gayatri Spivak）譴責了努斯鮑姆的「傳播文明使命」。性別史專家瓊?斯科特（Joan Scott）評論道，努斯鮑姆「編織了一個為自己服務的道德童話」。
當努斯鮑姆在電腦前寫作的時候，她感覺自己進入了一個「擁抱式的環境」，唐納德?溫尼克特曾用這個詞來描述令嬰兒感到安全和被愛的境況。她說，這時她感覺自己象嬰兒一樣在「跟玩具玩耍」。「這是我的書稿，但我在寫作的感到我的父母雙親都在我旁邊。關懷和擁抱的感覺來自我母親，衝浪（surging）和興奮的感覺來自我父親。」
她說她試圖在戀愛關係也找到這種「衝浪」的感覺。她總是被智識上卓越的男人所吸引。「我覺得這可能是我父親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記，」一天下午她對我說，此時她正吃著一小碗酸奶、藍莓、葡萄乾和松子的混合物，這是她大多數時候的午餐。我們在她位於十樓的寬敞明亮的家裡，這裡有12扇窗子俯瞰著密歇根湖，電梯可以直接把客人送進她家門廳里。房間里擺著幾十個各種各樣的大象，瓷的、金屬的和玻璃的，這是她最喜歡的動物，因為其情商。「我經常看到我的閨蜜們非常理性地選擇沒有太多雄心壯志的男人。這樣做的結果不錯，因為這樣的男人確實能夠給她們帶來安定的生活。我有時也想，在戀愛和性方面有這樣的品位不也挺好嗎？但我確實沒有。」
在1995年轉會到芝加哥大學之後（此前她有七年任教於布朗大學），努斯鮑姆陷入了與卡斯?桑斯坦的漫長戀愛關係。桑斯坦曾經出任奧巴馬總統的信息與規制事務辦公室主任，是少數幾位與她本人一樣多產的作者之一。努斯鮑姆說，自己早在青春期就發現了自己的戀愛範式，那時她讀了柏拉圖的《斐多篇》，注意到其中關於兩個男人之間浪漫關係的描述，對他們將「熱烈的愛欲激情與對真理和正義的共同追求」結合起來的方式感悟頗深。她和桑斯坦（現在已和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薩曼莎?鮑爾結婚）並沒有住在一起，各自的作品都受到對方的啟發。在一篇題為「物化（Objectification）」的很有影響的文章里，努斯鮑姆借用了桑斯坦曾經闡述過的一個觀點，即：性關係中某些形式的物化既是難以根除的，也是很奇妙的。從女性主義思想關於這個問題的標準說法偏離開來，努斯鮑姆為桑斯坦的觀點辯護，她指出：在某些情況下，被當成性物品，「一種神秘的玩物般的存在」，可能是人性化的，而不是道德上有害的。這使我們有可能達到一種她在作品中時常讚美的狀態：「對自我封閉和自我滿足的摒棄」。
對於哲學思考可能與激情和愛不兼容，努斯鮑姆一直保持警醒。她認識到寫作可能是「一種讓自己與人生保持距離的方式，甚至是一種控制人生的方式，」她如是說。在1990出版的《愛的知識》這本書中一篇半自傳性的文章里，她刻畫了一位用日記本和筆來應對自己的心碎經歷的女哲學家；她把自己的經歷分類整理，詳細列出了一位理想愛人的各種品質，然後對照比較自己愛過的男人。她寫道：「你現在可以看到這位女士是個怎樣的人，她無時無刻不在思考。她不會簡簡單單地哭，她會追問哭泣的構成要素是什麼。一滴眼淚，一個論題。」
努斯鮑姆不確定自己保持理性超脫的能力是天生的還是習得的。在三個場合，她提到一場兒時的經歷，她那時無法控制自己對母親的惱怒，因為她在下午喝酒，她為此扇了母親一耳光。貝蒂警告她：「如果你跟我作對，我就沒有理由活下去了。」努斯鮑姆祈禱自己能拋開一切憤怒，擔心怒氣的潛能是無限的。她說：「我認為它會殺人。」
憤怒是她現在極少經歷的情緒。她毫無例外地與所有前任保持著友誼，桑斯坦、森和艾倫?努斯鮑姆都毫無保留地肯定了這一點。在上個月出版的新書《憤怒與原諒》中，她反駁了許多心理治療師和女性主義者都堅持的一種觀點，即「人們（尤其是女性）通過擁有、培育和宣洩憤怒來獲得自尊」。她寫道：認為憤怒可以恢復已經被破壞的東西是一種「神秘的幻覺」，一種「形而上學胡說」。她認為體現在這種情緒中的是一種非理性的意願：「如果我讓人痛苦，事情就會變好」。她寫道，哪怕是革命正義運動的領袖們也需要避免這種情緒，轉向「更理智的個人和社會福利思想」。（她承認，「有人可能會反對說，我的主張聽起來就是一個中上階層的、（前）新教徒的、盎格魯撒克遜裔美國人的主張。我的確是這樣一個人。但不能因為這樣就認為我說得不對吧？」）
努斯鮑姆花了很長時間來處理憤怒問題。在1990年代，當她論證所有人都有權擁有的十種能力（她在一系列文章中反覆修訂了這個清單）的時候，她曾經與女性主義法學家凱瑟琳?麥金農（Catherine MacKinnon）辯論過「義憤（justified anger）」是否應當被加入這個清單。努斯鮑姆擔心表達憤怒會導致的暴力，但麥金農認為自己說服了努斯鮑姆，讓她相信憤怒有時是「一種信號，表明自尊沒有被軋碎，表明人性在被認為已經泯滅的時候仍在燃燒。」努斯鮑姆決定從一種更加正面的視角來看待憤怒。她說：「我當時認為我可能是被自己的歷史欺騙了。」在幾年之後的一次訪談中，她說，在多年訓練自己壓制憤怒之後，向一位朋友表達憤怒是「生命中最大的愉悅」。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她說自己「一直或多或少憤怒著」。
當我問她為什麼會有不同的自我認識的時候，她在前往墨西哥的飛機上（當時她正飛往普埃布拉做講座）回了我三封郵件，解釋說自己此前改變對憤怒的看法是因為對這種情緒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她曾經歷過的不是羽翼豐滿的憤怒，而是一種「過渡性的憤怒」，這種情感狀態體現的是一種想法：對於社會不公，我們應該做點兒什麼。在另一封空中電郵里，她澄清了一下：
我所經驗的政治憤怒總是具有王者風範：抗議，絕不妥協，但沒有以牙還牙的慾望。
去年，努斯鮑姆經歷了一次腸鏡手術。她不想錯過一個工作日，所以拒絕注射鎮靜劑。當她看到自己那粉紅、細小的闌尾時，她震驚了。「這是你身體中一個疼起來會佔據你整個身心的部分，而你平時根本不會注意到這個部分，」她告訴我。「我喜歡這種熟悉過程：這就像跟自己達成妥協。」
當她告訴她的朋友們，自己在整個手術過程中都很清醒，小夥伴們都驚呆了。
「他們覺得不把自己的意識搞得迷迷糊糊而經歷手術過程是一件很噁心的事情，」她說。對於男人想要被鎮靜，她一點兒也不感到奇怪，但她無法理解為何象她這個年齡的女人會避免看到自己的器官。「這同一幫女人曾經在讀完《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之後倍受鼓舞，」她告訴我。「我們曾經說，『別不敢直視自己的陰道。別把自己的月經當成噁心的東西。讚美它，因為它是我們自己的一部分！』現在我們都六十好幾了，卻再次討厭自己的身體，在需要面對它時希望被弄昏。」
努斯鮑姆認為厭惡「在自我周圍劃定了明確的界限」並且暴露了對人自身感到的羞恥。當她跟年輕同事一起去購物的時候——她最喜歡的設計師是亞歷山大?麥克奎因（Alexander McQueen）、雅澤黛因?阿萊雅（ Azzedine Ala?a）和賽思?艾倫?亨德森。亨德森在「天橋風雲」節目中獲獎後，她和他成了朋友——她經常只穿著內衣就從更衣室里跑出來。身體功能也不會令她感到尷尬。當她在外面長跑的時候，她不會介意在樹叢後面小便。 有一次，她和女兒瑞秋（現在是丹佛市的一名動物權利律師）一起在巴黎，她一天晚上在杜伊勒里宮的花園裡撒了一泡尿。（當我們見面的時候，瑞秋三言兩語就把我打發了；努斯鮑姆告訴我，瑞秋雖然與她一起合寫過幾篇關於鯨魚的法律地位的文章，但非常警惕被人看成是媽媽的小跟班）。
努斯鮑姆承認，隨著年齡的增長，對身體的所有變化都保持愉悅變得越來越困難。最近，當她照鏡子的時候，她開始感到傷心，尤其是越來越對自己的鼻子感到陌生。下沉的軟骨造成了一個新的隆起。她問那位在她額頭上注射肉毒桿菌素來除皺的醫生應該怎麼辦。「他是一位極簡主義者，」她告訴我。「他非常有藝術感覺。」他在她鼻子末梢上端加入了填充物，從而解決了這個問題。她並不討厭這麼做。「但我的確非常在意的是，在我這個年齡，我不得不非常當心自己的形象，隨時有可能被認為不夠迷人，」她對我說。「有些女人，比如格美因?格里爾（Germaine Greer），會說：不用操心男人、忘記他們看自己是一種極大的解脫。但我的感覺不是那樣！我關心男人怎樣看我。我喜歡男人。」
在一本即將於明年出版的、暫時定名為《聰明地變老》的書里，努斯鮑姆和索爾?列夫摩爾（Saul Levmore）一起探索了老年的道德、法律和經濟困境。他們說這是一個被哲學忽略的領域，「一個未知的國度」。這本書被設計為兩位正在變老的學者之間的對話，分析了年齡變老影響愛、友誼、不平等以及交出控制權的能力的方式。他們都拒絕認為變老是一种放棄。努斯鮑姆批評文學作品中對拒絕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放棄和羞恥感的老太太「強加一種因果報應」的傾向。她呼籲為老年問題而展開一場「非正式的社會運動，就像女權主義的『我們的身體』運動那樣，一場反對自我嫌棄的運動」。她鼓吹瓦爾特?惠特曼的「反嫌棄」世界觀，他讚美「海綿般的肺，囊狀的胃，溫柔潔凈的腸??流淌在你我身體里的稀薄的紅色果凍??哦，我說，這些不只是身體的部分和詩歌，還是靈魂的。」
在去年夏天的一次同仁工作坊上，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教授們濟濟一堂，討論這本書稿的兩個章節。努斯鮑姆穿著合身的紫色套裝和高跟拖鞋，她的金髮看起來像是剛剛燙過。她看起來像是為另一個場合而不是其他教授們參加的這個場合而打扮的。作為她的日常狀態，她看起來高興但不一定幸福。
在其中的一章，列夫摩爾主張，僱主要求僱員在一個雙方同意的年齡退休應該是合法的，而努斯鮑姆寫了反駁意見，標題是「沒有可見的終點」。她說看到其他國家的同事被迫退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而康德、卡托和高爾吉亞都是直到高齡才寫出了自己的最佳作品。
右翼自由主義者理查德?艾普斯坦舉手發言，他說，與其確定全國性的退休政策，不如讓每個機構自己作出決策。「這樣，充滿活力和氣勢的瑪莎就可以得到來自其他四個地方的聘請，走馬上任並繼續工作，」他說。
她打斷他說：「當然，我可以去別的地方繼續工作。但我不想去。」她說，如果被迫退休，「那會深深地影響我的心理。而我不確定我會怎麼做。我可能會離開，然後做一些有趣的事，比如當領唱者。但我也可能得上抑鬱症。」
「瑪莎，這太個人化了，」艾普斯坦說。他所擔心的不是「瑪莎不退休。而是一大群早已了無生氣的傢伙也不退休。這對機構來說是巨大的成本。」
當另一位同事指出沒有人知道老年學者何時能達到學術巔峰的時候，瑪莎引用了卡托來回答，他寫道，人們可以通過朝氣蓬勃的身體和精神鍛煉來抵禦衰老。她對人生的這一最後的、脆弱的階段的歌頌來自於她自信不會如此脆弱。她說自己的祖母一直活到一百零四歲。她說：「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人生觀？這關乎你非常年輕的時候養成的習慣——鍛煉的習慣，樂觀積極的習慣。所有這些都促生著一種生命不會停止的感覺。」
不久之前，努斯鮑姆買了一條杜嘉班納（Dolce & Gabbana）的裙子，上面點綴著水晶星星和雛菊。她把掛在衣架上的裙子舉到下巴那裡，對我說：「它給人一種歡快的感覺。」她打算穿著這條裙子去參迦納薩尼爾?列夫摩爾的畢業典禮，她把他稱為乾兒子。納薩尼爾是索爾?列夫摩爾的兒子，他總是很害羞。索爾告訴我：「在我的倆兒子中，這個一直是處在下風那個，當然瑪莎喜歡他，他們可以聊無數個小時。瑪莎對佔下風的孩子特別偏愛。越是佔下風，在她看來越迷人。」
努斯鮑姆曾經帶著納薩尼爾去波札那和印度旅行，而且，當她招待人吃晚餐的時候，他常常是倒酒那位。去年夏天，我和他們一起去觀看《星際迷航》的露天放映，駕車的一個小時中他們一直都在討論納薩尼爾的學院把開學日定在猶太新年是不是反猶主義的表現。他們的持之以恆既令人動容又十分討厭。每當我認為問題解決了，對話可以結束了，納薩尼爾總是提出一個新的論點，而努斯鮑姆總是會從一個新的角度來論證這種日程安排的確是反猶的。
最近，當我在努斯鮑姆家吃晚餐的時候，她說她很遺憾納薩尼爾不能來。我們坐在她家廚房的吧台，面對著一張芝加哥白襪隊海報，吃著她前兩天為法學院院長和八個學生準備的一頓精緻而豐盛的晚餐剩下的菜。她把每一盤菜都分給我很多，自己吃著一小碟酸乳酪、米飯和菠菜。
我提到，索爾?列夫摩爾說她是如此鍾情於失敗者，以至於甚至同情一名曾經跟蹤過她的前學生；這名學生似乎有精神疾病，用大量威脅性的電郵來轟炸她。「我同情任何弱者和脆弱的生物，」她說。她提到幾天前剛剛看過的一段視頻，是關於一窩剛出生的小禿鷹的。當她看到禿鷹媽媽把全部食物都給其中的一隻時，她都快崩潰了。她說：「另一隻不斷試圖吃到一點兒東西，但什麼都沒得到。我想它會變得越來越弱。然後我問我愛好觀察鳥類的朋友，他說這種兄弟姐妹競爭在這一類動物中十分常見，吃不到食物那隻會死。知道這個後我非常不開心。」
我問：「這不是你跟你妹妹之間的動力機制嗎？」
「嗯，可能是這樣，」努斯鮑姆說，她的手指摩擦著碟子邊緣。「就是這樣，我猜。」她說她妹妹隨著年齡的增長變得快樂了些；她在教會的音樂工作欣欣向榮。她說：「這是我們在明天的課上要討論的問題。罪感能否是創造性的？」她舔著手指上的汁液說。「罪感甚至不是正確的辭彙。這是一種憂傷，一個人的成功以另一個人的失敗為代價。」
我們開始談論她打算在她關於變老的新書中寫作的一章，涉及如何回顧自己的一生並將之轉化成一段敘事。「你捍衛過什麼東西，還是沒有？」她說她一直很欣賞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臨終遺言，據說是：「我做完了我的工作」。她在許多訪談和作品中都引用過這句話，將之作為一種活得精彩的人生的標誌。臨終的密爾形象與她心目中父親的臨終形象不無相似之處，她父親是在把文件放進公文包的時候去世的。努斯鮑姆時常把這描寫為一種好的死亡方式——他直到去世時還在工作——但她的哥哥和妹妹卻把這看成他孤僻的表現。
她說：「如果我發現自己下個小時要死，我不會說我做完了我的工作。如果你有美好的人生，你通常總是覺得自己有做不完的事情。」她好奇密爾是不是因為容易感傷而太早放棄了。
「這聽起來一點兒也不象最後的話，」 她繼續說，「而且人很少因為耗盡了有用的觀點而死去——除非你已經真的病了很長時間。」她說她只住過兩次醫院，一次是生孩子，另一次是十一歲時去做手術把左耳的上端固定到腦後。它本來是只招風耳，她父親擔心長這樣的耳朵吸引不到男生。「我那時對腦袋上纏著大繃帶感到非常高興，」她說。「我正要在《聖誕頌歌》中扮演馬雷的幽靈，這繃帶效果不錯。」
她起身收拾碗碟。「你使我感覺自己選錯了臨終遺言，」她在水槽邊喊道。出來時她拿著兩大塊蛋糕。「我覺得臨終遺言很傻，」她邊說邊給自己切了一小條蛋糕：
「臨終遺言的最好用途可能是跟你愛的人說再見，而不是談論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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