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已到轉折關頭》

法國已到轉折關頭[1]

（1936年3月26日）

本書的目的，便是詳細解釋當代無產階級的革命政治所使用的方法。就像革命政策一樣，這種解釋本質上也是通過論戰來表達的。只要能把群眾爭取過來，針對統治階級的論戰在達到一定階段之後，就會轉變為革命。

革命政策的理論基礎，在於清楚地了解現代社會及其國家、法律與意識形態的階級性質。資產階級利用各種抽象概念（「民族」、「祖國」、「民主」）來掩飾自己的統治的剝削性質。地球上最墮落的報紙之一《時報》（Le Temps）天天都在教育法國人民要愛國、要無私奉獻。然而《時報》自己的奉獻精神，卻是按照國際市場的行情而變動的，這早已是人盡皆知的秘密。

革命的政治活動的第一步，就是要揭露資產階級捏造的各種謊言的真面目，這些謊言會腐蝕群眾的覺悟。同「社會主義」和「革命」的思想結合之後，這些思想就會變成毒性極強的毒素。然而，法國的各種工人組織的基調，卻是由這些毒素的生產者制定的，如今這種情況要比以往更為嚴重。

本書的第一版在法國共產黨的草創階段起過一定的作用。關於這一點，筆者曾注意到許多證據；順帶一提，在1924年以前的《人道報》上也不難找到這方面的跡象。在這十二年里，經過許多激烈的曲折之後，共產國際的價值觀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本書如今已被列為禁書的事實，便就足以說明這一點了。法國共產黨（我們不得不繼續使用這個已經完全名不副實的名字）現今的領導人，他們的思想與方法已經與考茨基沒有什麼區別，而本書最初就是針對考茨基而寫的。他們與考茨基之間唯一的區別，就是他們要更加無知、更加犬儒。改良主義和愛國主義在加香等人身上的復活，或許足以成為本書再版的理由。然而，本書的再版，還有著更為嚴肅的動機：第三共和國的體制，已經遭到了深重的前革命危機的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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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十八年里，本書作者曾在法國住過兩年（1933年至1935年）；當然，在這段時間裡，他只能住在外省，觀察事態的發展，而且還得不斷遭到警方的監視。在此期間，在筆者蟄居的伊澤爾省，曾發生過一件非常不起眼的平凡小事，然而這件事卻能使人了解整個法國政治的關鍵。在冶金委員會[2]的一家醫院裡，有位準備動大手術的青年工人，竟敢擅自閱讀革命報紙（說得更準確一點，他天真地把那份報紙當成了革命報紙，那份報紙的名字就叫《人道報》）。院方先是向這位不謹慎的病人、然後又向四名同情他的病人發出了最後通牒：他們必須停止閱讀那份不受歡迎的報紙，否則就得立刻滾蛋。當然，這家醫院自己也在公開進行教權派的反革命宣傳，然而點破這件事並不會給這幾位病人帶來什麼好處。可這幾位病人只是普通的工人，他們並不在乎失去議員的席位或內閣部長的職位，他們能損失的只有自己的健康與生命，最後通牒對這種人是無效的。於是，這五位病人（其中一人正準備動手術）就被趕出了醫院。當時在格勒諾布爾[3]執政的是社會黨，當地社會黨的領袖是馬爾堂（Martin）醫生，他是那些給社會黨制定基調的資產階級保守派之一，這類人的典型代表就是萊昂·布魯姆。被趕出醫院的病人向市長求助。結果一無所獲。儘管他們一再求情，市長卻根本不肯見他們一面。然後他們便向當地左派報紙《電訊報》（Dépêche）求助，這家報紙是由激進黨和社會黨組成的卡特爾[4]經營的。該報經理了解到涉事醫院的後台老板是冶金委員會之後，乾脆利落地拒絕管這件事：你們想幹啥都行，就是別管這事！《電訊報》以前曾得罪過這個權勢滔天的組織，結果丟掉了一單廣告，損失了兩萬法郎。市長和這家「左派」報紙的經理，並不像無產階級那樣一無所有，他們是會遭到損失的。所以他們拒絕捲入這場不公平的鬥爭，拋棄了這幾位工人，讓工人們帶著患病的腸子和肝臟聽天由命。

每隔一兩周，社會黨市長就會發表演說，大談社會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攪動他對青年時期模糊的回憶。《電訊報》會在選舉期間支持市長先生和他的黨。一切秩序井然。這種社會主義不會對資本主義的物質利益造成絲毫的傷害，所以冶金委員會也就大度地容忍了它。重工業與銀行的封建領主每年只需要花兩萬法郎的廣告費，就能讓一家大報社服服帖帖（這些先生的身價還真便宜！）。而且還不止這家報紙呢。各種直接或間接的證據，都能明顯證明冶金委員會對參議員、眾議員、各城市的市長（包括社會黨在內）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金融資本對整個法國國家機關實行著獨裁統治。而《拉魯斯詞典》[5]卻把這種體制叫做「民主共和國」。

在左派議員和左派記者看來，不僅在伊澤爾省，而且在法國各地，他們都會與資本主義反動勢力永遠和平共處下去。然而他們錯了。飽經干腐病侵蝕的民主制度，在自己的聖殿里突然發現自己撞上了槍口。希特勒的重新武裝——一個粗魯的現實——給國際關係造成了真正的劇變，暴露出了所謂的「國際法」的無用與虛偽；德·拉·羅克中校的武裝團伙，也給法國國內關係造成了同樣的震動，迫使所有黨派進行改組，給自己塗上不同的顏色，站到不同的隊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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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寫過：包括民主共和國在內，國家都是由保衛私有制的武裝隊伍組成的[6]；除此之外的任何解釋，都只是在粉飾或掩飾這個事實。埃里奧或布魯姆這種熱烈捍衛「法律」的人，總是會被這種尖刻的嘲諷所激怒。然而，希特勒和德·拉·羅克，這兩個人在他們各自的領域裡，都再次證明了恩格斯的話的正確性。

1934年，遵照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選舉制的意志，達拉迪耶當上了總理。他把國家主權用手帕包起來，揣進自己兜里，四處奔走。然而，當德·拉·羅克和莫拉斯[7]等人的隊伍表現出他們敢於開槍、敢於砍傷警察的馬匹時，大權在握的達拉迪耶就拱手讓出了自己的位子，交給了這些武裝組織指定的一個政治上的殘障者。這個事實所蘊含的意義，遠遠勝過一切選舉的統計數字，要想把它從法國最近的歷史上抹掉是不可能的，因為它預示了未來。

當然，無論在任何時候，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的進程，都不會被任何一個拿著手槍的團伙所改變。只有在一定條件下，受具體的階級所操縱的武裝隊伍才能發揮關鍵作用。德·拉·羅克中校和他的黨羽企圖確立「法律與秩序」，制止動亂。既然「法律與秩序」在法國就等於金融資本對中小資產階級的統治，等於整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及與其關係最密切的社會階層的統治，那麼，德·拉·羅克的組織所扮演的角色，就只是金融資本的武裝糾察隊員。

這並不是什麼新鮮的觀點。這類觀點，哪怕是在《人民報》和《人道報》上，也經常能看見，當然它們並不是原創者。但這些報紙只說出了一半的真相。它們沒有說出來的那一半真相，其重要性與另一半不相上下；那一半真相就是：埃里奧、達拉迪耶，以及他們的追隨者同樣是金融資本的代理人；否則激進黨就不會在法國執政多年了。如果我們不想遮遮掩掩的話，我們就得告訴大家：德·拉·羅克和達拉迪耶都是在為同一個主人效勞。這並不是說他們並沒有區別，也不是說他們的方法都是一樣的。正好相反。他們彼此進行著激烈的鬥爭，就像兩家專門的代理商一樣，各自都有救世的獨門秘方。達拉迪耶許諾通過貫徹法國傳統的民主制度來維持秩序。德·拉·羅克主張消滅苟延殘喘的議會制度，代之以公開的軍事獨裁。雙方的政治手段雖然完全相反，卻在為同一個社會目的服務。德·拉·羅克與達拉迪耶的對立——我們使用這兩個名字只是為了方便表達——其社會基礎便是資本主義體制的衰落、腐朽，以及它的無法挽救的危機。儘管工業的各個部門不斷取得技術上的成功與爆炸性的發展，但整個資本主義卻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導致社會與國際關係陷入了極其不穩定的狀態。議會民主與自由貿易和自由國際競爭的時代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生產力還能繼續增長、銷售市場還能繼續擴大、人民群眾的福利還能繼續提升、資本主義國家還能活下去、並且也能讓別人活下去的時候，資產階級才能容忍罷工、集會與出版的自由。然而現在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在這個帝國主義的時代，國民收入的停滯或減少、農業的慢性危機、失業成為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就是這個時代的特色，只有蘇聯是例外。當資本主義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的時候，它自然就會產生這些現象，就像人上了年紀，就很容易得痛風與小動脈硬化症一樣。卡約[8]、斯弗扎[9]伯爵之流把世界性的經濟混亂歸咎於上次大戰造成的後果，這隻能暴露出他們的精神已經膚淺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上次大戰，不過是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企圖把即將發生的崩潰，轉嫁到敵國頭上的一次嘗試而已。這次嘗試失敗了。大戰只是讓崩潰表現得更為明顯，而進一步的崩潰，又在蘊育著新的戰爭。

法國經濟的統計數據已經十分糟糕，儘管他們在拚命迴避階級矛盾的問題，但就是這些數字都無法掩飾社會崩潰的嚴重程度。儘管國民收入全面下跌，儘管農民收入出現了驚人的下降，儘管城市小有產者已經破產，儘管失業人口急劇增加，年營業額在1億至2億法郎之間的巨型企業卻在大發橫財。金融資本正在吸干法國人民的鮮血，這個比喻沒有絲毫的誇大。這就是「民族團結」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活動的社會基礎。

在衰退的過程中，行情有時也會有所好轉，讓衰退得到緩解，使人產生擺脫衰退的一線希望；這種好轉甚至是必然會發生的。然而它們終究只是暫時性的。當代的總潮流不容分說地驅趕世界各國，迫使它們做出抉擇，現在輪到法蘭西來面臨這個抉擇了：要麼是無產階級推翻腐朽至極的資產階級統治秩序；要麼就是資本主義為了自保而用法西斯主義來取代民主。法西斯主義會持續多久呢？這個問題要由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命運來回答。

1934年2月6日，根據股票交易所、銀行與托拉斯的直接命令，法西斯分子開火了。同一個統治集團命令達拉迪耶將政權交給杜梅格。這位激進黨總理投降了——怯懦是激進黨共同的特點——因為他在德·拉·羅克的團伙中認出了自己的主子。換種說法就是：大權在握的達拉迪耶之所以將政權拱手讓給杜梅格，《電訊報》的經理與格勒諾布爾市長之所以拒絕揭露冶金委員會的代理人的殘忍行徑，理由都是一樣的。

但是，用法西斯主義來代替民主制度，會造成社會動蕩的危險。所以，在資產階級統治集團內部產生了策略上的分歧，出現了猶豫不決的情緒。所有資本巨頭都同意進一步加強這些武裝隊伍，當危險到來時可以用它們充當看門狗。可是現在應該把這些隊伍派到什麼地方去呢？要不要命令它們馬上出擊呢？還是應該先讓它們按兵不動，以備不時之需呢？——這些問題仍然懸而未決。

激進黨曾經有能力領導小資產階級群眾，並通過這部分群眾向無產階級施加壓力，迫使無產階級不敢突破「民主」紀律的桎梏，然而現在的金融資本已經不再相信激進黨還有這種能力了。但是金融資本對各種法西斯組織的能力同樣沒有把握：它們還缺乏真正的群眾基礎，做不到奪取政權並建立牢固的統治。

這些幕後的領袖一直在給人們灌輸必須謹慎小心的思想，他們不是用議會中的雄辯，而是用工人的怒火、總罷工的嘗試（當然，總罷工剛一開始，就被茹奧的官僚機構扼殺了）、局部的起義（土倫、布雷斯特……）來進行灌輸的。拴在法西斯分子脖子上的韁繩收得緊了一點，激進黨可以鬆一口氣了。《時報》曾匆忙地給「青年一代」寫了好幾篇文章大表忠心，現在它又重新發現了自由體制是法蘭西的天才創造，具有非凡的優越性。於是，這個不穩定的、過渡的、雜種的體制就建立了，它並不是法蘭西的天才創造，而是第三共和國衰朽的產物。波拿巴主義就是這個體制最突出的特徵：政權獨立於各個政黨與綱領；通過緊急授權的方式取消了議會的立法權；政府以高高在上的「仲裁者」的形象，君臨相互鬥爭的兩大陣營之上，換句話說，它事實上已經騎到了國家頭上。身敗名裂、可憐巴巴的激進黨連續參加了杜梅格、弗朗丹、拉瓦爾的內閣，這三屆內閣唱的是同一個調子，只在小處稍有區別。在薩洛[10]內閣的就職儀式上，只能感知到二維而無法感知到三維的萊昂·布魯姆宣稱：「二月六日的最終影響，已經在議會層面上被消除了。」（《人民報》，1936年2月2日）人們一般把這種做法形容為用刷子的影子來擦掉馬車的影子。這話說得就好像金融資本的武裝隊伍的壓力，大體上可以「在議會層面上」加以禁止似的！說得就好像薩洛可以假裝感覺不到這種壓力，並能在這種壓力面前穩如泰山似的！薩洛—弗朗丹政府實際上仍是半議會制的「波拿巴主義」政府，只不過它換了一副稍微有點「左」的面孔罷了。有人曾指控薩洛，說他獨斷專行，薩洛在答覆這個指控時，給眾議院做出了最好的回答。他是這樣回答的：「如果說我獨斷專行，那是因為我要成為仲裁者。」這句話哪怕是出自拿破崙三世之口，聽起來都不會那麼糟糕。薩洛明白這一點：按照議會制的規則，他應該是某個執政黨或執政聯盟的全權代表；但他是按照波拿巴主義的法則上台的，所以他是高居於各個階級、各個政黨之上的仲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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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鬥爭的加劇，特別是武裝的反動團伙的公開出現，在工人組織中間造成了同樣的震蕩。社會黨過去一直在和平地充當著第三共和國這輛馬車的備胎，它發現自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拋棄「左翼聯盟」的傳統[11]，甚至要同自己的右翼（新社會主義派）斷絕關係。與此同時，共產黨也完成了自己的演變過程，但是它的演變方向與社會黨相反，演變的規模也遠遠超過了社會黨。以前這些先生天天都在狂呼亂叫，說什麼街壘呀，征服街頭呀，喊了好幾年（當然了，他們的狂熱勁頭大都用在了耍嘴皮子上）。1934年2月6日之後，街壘專家們發現形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於是便紛紛轉到了右邊。這幫只會賣弄詞藻的文販在驚恐之下做出的正常反應，恰巧與蘇聯外交的新國際方針相符合。

來自希特勒德國的威脅震驚了克里姆林宮，它便採取了轉向法國的政策。必須維持國際關係的現狀！必須維持法國國內體制的現狀！社會革命的希望？統統是異想天開！克里姆林宮的統治集團輕蔑地對法國共產主義運動發號施令。必須保住現有的一切，否則情況就會更加糟糕。沒有激進黨，法國的議會民主就撐不下去：必須讓社會黨支持激進黨。必須向共產黨下令：不得阻礙布魯姆與埃里奧結盟，如果可能的話，共產黨自己也要參加他們的聯盟。沒有了亂子，威脅也就沒有了！這就是克里姆林宮的如意算盤。

當斯大林拋棄了世界革命的時候，法國各家資產階級政黨不願相信他。真是毫無必要的謹慎！盲目輕信在政治上當然不算是一個優點。但盲目懷疑也好不到哪裡去。必須學會聽其言觀其行，並掌握識別歷經多年的發展過程的總趨勢的能力。斯大林的政策是由蘇聯特權官僚的利益決定的，它已經變得徹底保守了。法國資產階級完全有理由信任斯大林。而法國無產階級完全有理由懷疑斯大林。

在圖盧斯工會團結大會上，「共產黨人」拉卡蒙[12]提出了一個問題，堪稱人民陣線政策的千古難題：「如何克服激進黨的膽怯？」如何克服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恐懼？很簡單：把那些窮凶極惡的革命者趕走，他們太嚇人了；他們必須精心打扮一番，臉上要帶著最迷人的交際花的笑容。結果就是維揚—庫蒂里耶爾——最新式的共產黨人。這幫油頭粉面的「共產黨人」拚命地把正在向左轉的社會黨推向右邊，在他們的努力下，萊昂·布魯姆不得不再次改變自己的運動方向，幸好這次是朝向他習慣的方向。人民陣線就這樣成立了——它是一個利用工人階級組織的資本，給已經破產的激進黨擔保的合作社。

激進黨與共濟會密不可分。關於這一點，我們上面都已經講過了。在眾議院就法西斯組織進行辯論期間，薩維爾·瓦拉[13]先生提醒大家：托洛茨基曾「禁止」法國共產黨員參加共濟會分會。雅米·施密特[14]先生——我們相信他是這方面的權威之一——立刻解釋道：這道禁令表明專制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容不下「自由精神」。我們不想就這個問題同這位激進黨議員辯論，但我們仍然認為：一個工人代表，如果要向空洞乏味的、鼓吹階級合作的共濟會教派尋求啟發或安慰的話，那這種人根本不值得信任。社會黨人廣泛參與共濟會分會的荒誕儀式，使社會黨與激進黨的聯盟更加鞏固，這絕非偶然。現在輪到共產黨穿上悔罪的衣衫了！順便說一句，這位新近皈依的信徒在為聯盟的舊主人效力時，如果能穿上罪人的衣衫，就會覺得更舒服一些。

然而，我們不無憤怒地得知：人民陣線不是選舉聯盟，而是群眾運動。當然，他們列了不少冠冕堂皇的理由，然而這並不能改變事情的本質。激進黨與社會黨的選舉聯盟的的任務始終是阻止群眾運動，把群眾運動引入階級合作的軌道。這也正是人民陣線的任務。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而且還不小——傳統的選舉聯盟用於議會體制比較和平、穩定的時期。不過，現在群眾已經焦躁不安，隨時可能爆發，所以就要讓「共產黨」參加進去，形成一個更強力的制動器。聯席會議、遊行隊伍、宣誓儀式、巴黎公社與凡爾賽的旗幟混在一起，喧囂、嘈雜、煽動——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目的：抑制、攪亂群眾運動。

薩洛在眾議院向右派辯解時宣稱：他向人民陣線作出的讓步是無害的，這不過是保護體制的安全閥而已。如此的坦誠可能會被視為輕率。然而極左派的坐席上卻傳來了熱烈的掌聲。因此，薩洛不必為此感到慚愧不安。反正他已經給人民陣線作出了一個經典的定義（他也許不是有意的）：群眾運動的安全閥。薩洛先生真可謂一語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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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是國內政策的延續。布魯姆、加香等人徹底拋棄了無產階級立場之後，以「集體安全」和「國際法」為借口，採取了民族帝國主義的立場。他們準備重拾1914年至1918年的支持帝國主義戰爭的政策，只不過加了一句「為了保衛蘇聯」。而在1918年至1923年這段時間裡，儘管蘇聯外交政策發生了很大變化，並簽訂了不少條約，但是共產國際沒有一個支部曾經動過與本國資產階級結盟的念頭！僅這一事實，便足以證明斯大林真心拋棄了世界革命，難道不是嗎？

當「民主」已經苟延殘喘之時，共產國際的現任領導出於同樣的動機，吮吸起了「民主」的乳頭，並在國際聯盟垂死呻吟之際，發現了國際聯盟的恢宏圖景。於是，激進黨的外交政策，與蘇聯的外交政策就有了共同的基礎。人民陣線的國內綱領編得十分籠統，可以像日內瓦公約那樣隨意解釋。這個綱領的大意就是一切照舊。然而群眾再也不願意像過去那樣生活下去了。這就是政治危機的根源所在。

布魯姆、保爾·弗爾、加香、多列斯等人最關心的是在政治上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否則工人就要自己拿起武器了。牧師在佈道時，會大談道德原則的優越性，而這些先生的鼓動與牧師的佈道相差無幾。恩格斯曾教導我們：國家政權的問題就是武裝力量的問題；馬克思曾認為起義是一門藝術；在人民陣線的各位眾議員、參議員和市長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簡直就是中世紀的野蠻人。有一副漫畫曾被《人民報》刊登過一百零一次，上面畫的是一個赤身裸體的工人，下面有一行字：「你們將會明白，我們的赤手空拳要比你們的棍棒更結實。」這是有多瞧不起軍事技術啊！在這個問題上，就連阿比西尼亞皇帝都比他們開明。在這些人眼裡，義大利、德國、奧地利的慘敗顯然都是不存在的。當德·拉·羅克用手銬把他們銬起來的時候，他們會不會停止給「赤手空拳」唱讚歌呢？有時難免會有這樣的遺憾：為什麼不能只讓那些領袖吃到苦頭，而非要連累群眾一塊受罪呢！

從整個資產階級制度的立場來看，人民陣線是在激進黨同法西斯主義向大資本爭寵的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插曲。激進黨想通過假惺惺地同社會黨與共產黨拉近關係，向自己的主子證明：體制的形勢並不像右派認為的那樣糟糕；革命的威脅並沒有那麼嚴重；就連維揚—庫蒂里耶爾也把自己的匕首給換成了狗項圈；可以利用這些已被馴化的「革命者」去約束工人群眾，並以此拯救議會制度，使其免於滅頂之災。

不是所有激進黨人都相信這個權謀；以埃里奧為首的最頑固、最有影響力的那部分激進黨人主張採取觀望態度。但是，歸根結底，他們根本沒法自己做主。議會制的危機，首先是選民對激進黨的信任危機。除非能找到讓資本主義起死回生的秘方，否則任何靈丹妙藥都救不了激進黨。激進黨只能在兩種政治毀滅中選擇一種。即使它能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取得較大的成功，它也無法避免毀滅，頂多只能在毀滅來臨前多撐一陣子。

社會黨的領袖是法國最不負責任的政客，他們自己並不承擔研究人民陣線的社會學的義務。誰也無法從萊昂·布魯姆沒完沒了的獨白中學到任何東西。至於共產黨，他們覺得這個同資產階級合作的事業，是由他們開創的，所以他們對此非常自豪，他們把人民陣線想像成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的聯盟。這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莫大嘲諷！按照莫斯科《真理報》的愚蠢定義，它是「中小資產階級的聯盟」，然而它並不是這種聯盟。中等資產階級不僅在經濟上剝削小資產階級，而且還在政治上利用小資產階級，因為它自己就是金融資本的代理人。金融資本、中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三者之間是層層剝削的關係，考慮到它們之間的政治關係是建立在這種剝削關係之上的，「聯盟」這個中性詞就是在對現實的嘲諷。騎手並不是人與馬的聯盟。如果埃里奧—達拉迪耶的黨在小資產階級中打下了牢固的基礎，甚至在工人群眾中也有部分基礎的話，那它之所以這麼做，只是為了欺騙和愚弄他們，以便維護資本主義統治秩序的利益。激進黨就是法帝國主義的民主黨——任何其他的定義都是謊言。

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解除了激進黨的武裝，使它失去了欺騙小資產階級的傳統工具。「中產階級」開始察覺到——如果不用「理解」這個詞的話——要想拯救局面，不能靠點滴的改良，非得勇敢地拋棄整個現存體制不可。然而，激進黨與勇氣，就如同水與火一樣，是互不相容的。法西斯主義的壯大，首先是因為小資產階級對激進黨越來越不信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下一階段，法國的政治命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激進黨以什麼方式毀滅，以及誰會繼承它的遺產，換句話說，誰會繼承它對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力——不是法西斯主義，就是無產階級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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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戰略的基本原理：只有向小資產階級在議會中的傳統代表發動堅決的鬥爭，才能實現無產階級與城鄉小有產者的聯盟。要想讓農民支持工人，就必須使農民擺脫那些幫助金融資本統治農民的激進黨政客。然而人民陣線卻背道而馳，它是由工人官僚與中產階級最惡劣的政治剝削者相勾結而產生的，它只會毀滅群眾對革命道路的信心，並把群眾趕到法西斯反革命軍隊里去。

說來可能難以置信，有些犬儒分子為了證明人民陣線政策的正確性，居然引用了列寧的話，按照他們的說法，列寧的這些話證明：不搞妥協，特別是不跟其他政黨達成協議，就不可能取得進展。在共產國際的現任領導中間，已經形成了一種嘲弄列寧的慣例：他們徹底踐踏了布爾什維克的締造者的一切教誨，然後又前往莫斯科，向他的陵墓跪拜。

列寧的革命活動始於沙皇俄國，當時反對舊制度的不只有無產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還有相當一部分資產階級。如果人民陣線政策是正確的，那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一個證明它的正確性的國家，應該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尚未獲得成功的國家。可是，布爾什維克黨在哪個階段、在什麼條件下曾在俄國搞過人民陣線呢？篡改專家們根本找不出來，哪怕是能找出外表稍微相似的東西，他們也就不用幹得這麼辛苦了。還是讓他們充分發揮想像力，並在歷史檔案裡面翻箱倒櫃好了！

布爾什維克確實曾與小資產階級革命組織締結過實際行動的協議，比方說，合作偷運革命宣傳品；有時還會共同反擊黑色百人團[15]。在國家杜馬的選舉中，在一定條件下，布爾什維克也會與孟什維克或社會革命黨組成競選聯盟，一起參加第二輪選舉。僅此而已。並沒有什麼共同「綱領」，沒有共同的常設機關，沒有放棄對臨時盟友的批評。這些臨時性的協議和妥協，嚴格局限於具體的目的——列寧從來沒有說過其他種類的協議或妥協——它們與人民陣線絕無半點相似之處；人民陣線是由性質各異的幾個組織組成的集團，是不同的階級結成的長期聯盟，在整個時期里——這是怎樣的一個時期啊！——把它們結合起來的是一個共同綱領，以及遊行、演講和投擲煙霧彈的共同政策。人民陣線在經受第一次嚴峻的考驗時就會土崩瓦解，它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將出現深深的裂痕。人民陣線的政策就是背信棄義的政策。

這就是布爾什維克主義關於結盟問題的原則：分頭並進，共同打擊！而共產國際的現任領導的原則是：共同前進，然後再被各個擊破！就讓這些先生去緊密追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吧！但要讓列寧安息！

這些領袖斷言：人民陣線從法西斯主義手中「拯救了」法國，讀到這種自吹自擂時，實在不能不義憤填膺。其實他們的意思是：這種相互的鼓勁打氣，「拯救了」這些驚魂未定的英雄，否則，被他們誇大了的恐懼，就會把他們自己給嚇死。這種情況還會持續多久呢？從希特勒的第一次暴動[16]到他上台為止，經過了十年的時間，而頻繁的漲潮和退潮，是這十年的特色。當時德國的布魯姆與加香也曾多次宣稱自己「戰勝了」納粹主義。我們沒有相信他們，我們果然沒有看錯。然而維爾斯和台爾曼的法國表兄弟卻沒有從這段經歷中學到任何東西。當然，德國共產黨沒有參加人民陣線，參加人民陣線的是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左派和天主教中央黨（「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的聯盟」！）。在那個時期，共產國際甚至不願讓各個工人階級組織就反法西斯鬥爭進行合作。結果如何，大家都知道了。如今台爾曼已經淪為劊子手的階下囚，儘管我們對他致以最深切的同情，我們仍要指出：他的政策——也就是斯大林的政策——對希特勒的勝利所起到的作用，要比希特勒自己的政策大得多。現在共產國際已經把自己徹底顛倒了過來，它重拾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老政策，將其運用於法國。它的結果，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議會選舉即將舉行，無論結果如何，它本身都不會使形勢發生任何重大改變：歸根結底，選民只能在一個拉瓦爾式的仲裁者，和一個埃里奧—達拉迪耶式的仲裁者之間選一個。不過，既然埃里奧一直在和平地同拉瓦爾合作，而達拉迪耶又一直在支持他們兩個，那麼，從歷史任務的尺度來看，他們之間的區別實在是微不足道。

偽稱埃里奧—達拉迪耶能夠向統治法國的「二百豪門」宣戰，就是在無恥地欺騙人民。二百豪門並不是懸在空中，而是金融資本體制的統治者。要想對付二百豪門，就必須推翻這個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然而埃里奧和達拉迪耶對維護這個體制的興趣並不亞於弗朗丹和德·拉·羅克。《人道報》把這個問題描述為「民族」反對一小撮寡頭的鬥爭，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而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這是階級鬥爭的問題，只有革命才能解決這個問題。人民陣線的工賊陰謀，已經成了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礙。

這個半議會制、半波拿巴主義的內閣會在法國堅持多久？法國在下一時期大體上要經歷哪些具體階段？這些問題是不可能預先得出答案的。這要取決於世界經濟的周期與法國的經濟周期，取決於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穩定程度，取決於西班牙事態的發展，最後取決於法國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的覺悟與行動（這一項雖然放在最後，但它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前幾項）。法郎的崩潰，會使結局更早到來。法國與英國的密切合作，會推遲結局的到來。無論如何，「民主制度」還能苟延殘喘的時間，不會比德國的前法西斯主義時期更長，也就是說，不會比布呂寧—巴本—施萊赫爾三屆內閣在台上的時間更長；但這同樣不能讓它馬上停止苟延殘喘。民主制度將會被消滅。唯一的問題是：由誰來消滅它？

* * *

反對「二百豪門」的鬥爭、反對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的鬥爭、爭取和平、麵包與自由、以及其他重大事項的鬥爭——這些鬥爭必須變為推翻資本主義的鬥爭，否則就只是一派謊言。法國工人正在面臨著通過革命奪取政權的問題，這已經不再是遙遠的目標，而是下一時期的任務。與此同時，社會黨與共產黨的領袖不但拒絕對無產階級進行革命動員，反而還竭力加以阻止。他們一面跟資產階級稱兄道弟，一面大肆追捕、驅逐布爾什維克。他們是何等地仇恨革命、恐懼革命！馬索·皮維爾滿口許諾要推翻資產階級，卻只有在得到萊昂·布魯姆的允許之後才肯這麼做！在目前形勢下，他這類的假革命者扮演了最糟糕的角色。法國工人運動在過去二十年的歷程，已經把建立一個新的革命黨的任務給提上了日程。

事態是否已經「充分成熟」到了可以成立新的革命黨的程度？思考這個問題是徒勞無功的。歷史擁有取之不竭的資源，可以提供各種各樣的變化、歷史形勢、階段、加速與延遲的例子。在經濟困難的影響下，法西斯主義可能會在時機尚不成熟的時候發動冒險，從而招致失敗。這意味著會出現一段較長的間歇期。在相反的情況下，法西斯主義可能會長期猶豫不決，從而使革命組織獲得更大的機會。在法西斯主義能夠投入總決戰之前，人民陣線有可能會由於內部矛盾而瓦解：這就意味著：在一段時間裡，工人階級的各個政黨會發生分裂與重組，革命先鋒隊會快速聚合起來。土倫和布雷斯特式的自發性群眾運動將會大面積爆發，並為革命的槓桿創造一個可靠的支點。即使法西斯主義最後能在法國獲勝——理論上不能排除這種可能——那也不意味著法西斯主義將會像希特勒預測的那樣，維持千年的統治，也不意味著它的統治會維持得跟墨索里尼一樣久。法西斯主義的曙光始於義大利或德國，它將很快照到法國。在這種最不利的情況下建設革命黨，就等於盡量縮短復仇所需的時間。有些人自作聰明，以「條件尚未成熟」為借口，來逃避這個不可拖延的任務，這暴露了他們已經跟不上形勢的事實。

在一定意義上，法國乃至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得白手起家，從頭開始，但與他們的前輩相比，他們處於更高的歷史位置。不過，他們與前輩之間的差距，首先表現為共產國際的墮落所造成的極度困難，它的墮落要比社會民主黨在1914年的墮落更加可恥。在同工人階級中的反動勢力和愛國官僚進行的殘酷鬥爭中，發展新幹部的工作進展緩慢。另一方面，這些困難並不是偶然落到無產階級頭上的，它們是正確挑選和鍛造新黨、新國際的第一支部隊的一個重要條件。

共產國際的幹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在十月革命之前、從大戰爆發的時候就開始接受革命教育的。這批人如今幾乎都不在共產國際的隊伍中。資歷僅次於他們的那一批人是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加入的。他們就容易多了。但即使是這第二批人，能留下來的也是少之又少。共產國際目前的絕大多數幹部都不曾追隨過布爾什維克的綱領，不曾追隨過革命的旗幟，只追隨過蘇聯官僚階層。他們不是戰士，而是溫順的職員、助理和僕役。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這個充滿了革命機遇的歷史形勢之中，第三國際才會墮落得如此可恥。

第四國際是站在三個前輩的肩膀上登場的。它遭受著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我們的隊伍中沒有野心家、懦夫和市儈的容身之處。在我們的隊伍當中，一開始肯定會有宗派主義者和冒險主義者，隨著我們運動的成長，他們會被逐漸趕走。我們是一個辦有幾份「小」報的「小」組織，卻膽敢向全世界發出挑戰，就讓那些學究和懷疑者向我們聳肩吧！嚴肅的革命者會輕蔑地從學究與懷疑者中間穿過去。十月革命也是從襁褓中出生的……

強大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曾經與立憲民主黨一起搞過「人民陣線」，然而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一小撮狂熱信徒」的打擊下，才過了幾個月，他們就被粉碎了。後來，在法西斯主義的打擊下，德國社會民主黨、德國共產黨與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不光彩地死了。歐洲人民即將迎來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里，一切曖昧模糊與腐朽墮落都將被徹底清除出工人階級的行列，不留下一絲痕迹。所有的茹奧、西特林[17]、布魯姆、加香、王德維爾德[18]與卡巴耶洛[19]都不過是過眼雲煙。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的各國支部將會不光彩地逐個退出舞台。工人行列中一定會發生新的重組。青年一代的革命幹部將成熟起來。只有按照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方法，才有可能贏得勝利，而為這些方法辯護，正是本書的目的。

[1]本文是為《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1936年法文版寫的序言。——原注

[2]冶金委員會（Comité des forges）是法國大工業資本的聯合組織，1864年成立，1940年被維希法國政府解散。——中譯者注

[3]格勒諾布爾為伊澤爾省省會。——中譯者注

[4]這裡的「卡特爾」為雙關語，既指「聯合企業」，又暗諷激進黨和社會黨曾在1924年和1932年結成的「左翼聯盟」（Cartel des gauches）。——中譯者注

[5]《拉魯斯詞典》（Larousse）是最權威的法語詞典。——中譯者注

[6]請參閱《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野蠻時代與文明時代》一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版第21卷第179—203頁），特別是第194—198頁的部分。——中譯者注

[7]夏爾—瑪麗—弗秋斯·莫拉斯（Charles-Marie-Photius Maurras，1868年4月20日——1952年11月16日），法國作家、詩人。生於普羅旺斯一個古老家族。自幼受家庭的保守主義與君主主義氛圍熏陶。成年後積極投身保王派運動。1899年「法蘭西行動」成立後不久即加入，很快成為該運動的主要理論家。1936年因向萊昂·布魯姆發出死亡威脅，被判處監禁八個月。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積極支持維希政府。法國解放後被捕，被判處終身監禁。1952年獲準保外就醫，同年死於醫院。——中譯者注

[8]若瑟夫—瑪麗—奧古斯特·卡約（Joseph-Marie–Auguste Caillaux，1863年3月30日——1944年11月22日），法國激進黨政客。畢業於巴黎政治學院。1888年開始擔任公務員。1898年至1919年當選為眾議員。1902年、1906年兩次出任財政部長。1911年6月出任總理。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機期間，同德國進行秘密談判。此時曝光後，於1912年1月辭職。一戰期間鼓吹和平主義，並因此在1918年被捕，1920年被判處三年徒刑。1924年獲赦免。1925年至1944年當選為參議員。1940年法國投降後，拒絕支持維希政府。1944年去世。——中譯者注

[9]卡爾洛·斯弗扎伯爵（Count Carlo Sforza，1872年1月24日——1952年9月4日），義大利外交官。畢業於比薩大學後，於1896年進入外交界，曾在開羅、巴黎、君士坦丁堡和北京等地工作過。1920年至1921年出任外交大臣，任內簽署了《拉巴洛條約》。1922年2月任駐法大使。墨索里尼上台後，他於同年10月辭職，後來因反對法西斯主義，於1926年流亡比利時、法國。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流亡美國。參加了反法西斯的馬志尼社（Mazzini Society）。義大利投降後回國，1944年6月參加了臨時反法西斯政府。1946年參加義大利共和黨（Partito Repubblicano Italiano）。1947年至1951年任外交部長。1952年去世。——中譯者注

[10]阿爾貝—皮埃爾·薩洛（Albert-Pierre Sarraut，1872年7月28日——1962年11月26日），生於波爾多，1906年當選眾議員。曾於1911年至1914年、1917年至1919年兩次擔任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曾多次出任內務部長、國務部長、海軍部長、殖民地部長等職，並曾於1933年10月至11月、1936年1月至6月兩次出任總理。——中譯者注

[11]在1924年議會選舉中，社會黨曾與激進黨組成左翼聯盟（Cartel des gauches），贏得了選舉，並由埃里奧出任聯合政府的總理。這次左翼聯盟於1926年破裂。在1932年議會選舉中，雙方組成第二次左翼聯盟，贏得了選舉，但社會黨沒有參加內閣，只對內閣表示支持。——中譯者注

[12]於連·拉卡蒙（Julien Racamond，1885年5月26日——1966年1月30日），生於第戎的一個農場工人家庭。曾當過農業工人和麵包師。1905年成為第戎麵包師工會領袖。1914年7月任巴黎麵包師工會書記。一戰期間參軍，曾兩次負傷。戰後逐步從革命工團主義轉向共產主義。1922年參與創建聯合總工會。1923年至1936年任聯合總工會聯合局委員。1926年至1930年任法國共產黨政治局委員。1936年推動法國總工會與聯合總工會合併。1936年至1953年任法國總工會聯合委員會委員。1947年至1955年任經濟社會委員會委員。——中譯者注

[13]薩維爾·若瑟夫·瓦拉（Xavier Joseph Vallat，1891年12月23日——1972年1月6日），右派政客。生於沃克呂茲省的一個天主教保守派家庭。積极參加天主教組織，並參加了法蘭西行動。1919年至1924年、1928年至1940年間當選眾議員。他在政治上屬於天主教極右翼，歧視猶太人、反對新教徒、共濟會，也反對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儘管他傾向法西斯主義，但反對德國。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積極支持維希法國。1941年3月擔任猶太人問題特派員，協助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1942年5月被撤職。1947年因參與迫害猶太人而被判處十年徒刑，1949年獲假釋，1954年獲特赦。此後依然積极參加極右翼活動。——中譯者注

[14]雅米·施密特（Jammy Schmidt，1872年11月16日——1949年1月22日），本名本雅明·施密特（Benjamin Schmidt），激進黨政客，1902年當選為激進黨執委會委員，1921年至1940年當選為眾議員，1912年至1940年擔任大克雷維科爾（Crèvec?ur-le-Grand）市長。——中譯者注

[15]黑色百人團（Черносотенцы）是沙皇俄國在20世紀初出現的反革命准軍事組織的統稱，這類組織主要有俄國人民聯盟（Союз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俄羅斯人聯盟（Союз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俄國君主黨（Русская 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積極反革命鬥爭社（Общество активной борьбы с революцией）等。此類組織主要由反動知識分子、地主、教士和小市民組成，主張民族主義、擁護沙皇專制制度、鼓吹反猶主義，經常屠殺猶太人和革命者。1906年這些組織曾舉行全俄代表大會，成立了全俄統一的黑色百人團組織——俄羅斯人民同盟（Объединённый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但1907年該組織就瓦解了。二月革命後黑色百人團被取締，殘餘的黑色百人團分子參加了白軍運動。——中譯者注

[16]指1923年11月9日的「啤酒館暴動」。——中譯者注

[17]沃爾特·麥克勒南·西特林（Walter McLennan Citrine，1887年8月22日——1983年1月22日），英國改良主義工運活動家，生於利物浦一個工人家庭，1906年參加獨立工黨，1924年擔任工會大會（Trades Union Congress）副總書記，1926年任總書記，1928年至1945年任國際工會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主席。——中譯者注

[18]艾米爾·王德威爾德（émile 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南郊伊克塞爾城，1881年進布魯塞爾大學，1885年畢業，獲法律博士學位，在布魯塞爾當律師。1885年加入比利時工人黨，參與領導比利時工人為爭取普選權舉行的3次全國性總罷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選為議員。1900年以後成為比利時工人黨議會黨團領袖。從1900年9月起，第二國際在布魯塞爾設立常設機構社會黨國際局，他擔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持社會沙文主義立場，公開支持帝國主義戰爭。8月4日被任命為國務大臣。1918年至1937年間先後在資產階級政府中擔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衛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後反對蘇維埃俄國，致力於恢復第二國際。1923年被選為新成立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常務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中譯者注

[19]弗蘭西斯科·拉爾戈·卡巴耶洛（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1869年10月15日——1946年3月23日），生於馬德里，1894年參加西班牙工人社會黨。1918年至1938年擔任工人總同盟（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總書記，1919年參與創建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併當選為執行局委員。德·里維拉將軍發動政變、建立軍事獨裁後，他領導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和工人總同盟同獨裁政府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共和國成立後，於1931年至1933年任勞工部長。1932年至1935年任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總書記。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人民陣線政府總理。1939年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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