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隗之死
自從董卓擔任太尉後,憑藉其軍權的威力以及拉攏大量士人成為幕僚,最終在朝廷形成自己的勢力圈。我們來看看王允,他和袁紹本是「八月政變」時的前台人物,袁紹逃亡之後,王允逐漸成了董卓所依仗的幕僚核心人物。
中平六年(189年)十月時,在尚書台為官有據可查的有:尚書令馬日磾,僕射王允,吏部尚書周毖,尚書郎許靖。同時負責選舉的還有伍瓊、鄭泰、何顒等人,這些都是董卓的幕僚,當然他們私通袁紹,出賣董卓,這是後話。
至十一月,董卓擔任相國之後,王允擔任太僕時還能「守尚書令」,王允從來都不是袁隗的幕僚,我們可以推出:袁隗已經失去了掌控尚書台的權力。
袁隗真沒想到招來故吏董卓,原以為董卓能成為自己的助手,現實卻變成了董卓反客為主,成了主宰朝政的權臣。
更讓袁隗無所適從的是,袁紹和袁術這兩位侄子棄官逃亡不說,甚至在地方上要起兵反董勤王,此時,袁隗的位置非常尷尬。
當初「廢長立幼」,袁隗是有份的,袁紹起兵的政治訴求是否定劉協繼位的合法性,自然也是對袁隗政治路線的全盤否定。雖然袁隗和董卓是捆綁在一起的政治同盟,但是「血濃於水」,董卓對這位失勢的太傅大人是越發看不順眼了。
初平元年(190年)二月,在董卓的主導下,東漢朝廷遷都長安,史書上沒有說太傅袁隗是否反對遷都,只能推出他只能順從董卓,也去了長安的。
長安朝廷剛剛運作不久。三月十八日,在董卓的授意下,長安朝廷以將太傅袁隗、太僕袁基逮捕並滅族,罪名大概是「勾結亂黨(袁紹)」。
范書《獻帝紀》:(初平元年三月)戊午(18日),董卓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夷其族。
99%解讀「袁隗之死」的史家都會認為袁隗死的冤枉,其實在史料中有個很不起眼的細節,似乎告訴我們,袁隗和關東聯軍(屯兗州陳留郡酸棗縣這一支)是有聯繫的。
在廣陵郡太守張超帶著功曹臧洪一同前往陳留郡投奔兄長張邈時,張超把廣陵郡的政務交給了本郡人袁綏,而袁綏之前的職務是:太傅掾,也就是袁隗太傅府里的官員。
陳志《陸瑁傳》裴註:(袁)迪父綏為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陵事。
袁隗擔任太傅的時間為中平六年(189年)四月至次年(190年)三月,在這不到一年的時間裡,袁綏又離開太傅府的時間未知,以張超對其信任,我們可以推出:
袁綏是在董卓為相國之後離任,返回家鄉,再將袁隗對董卓的不滿之情告知張超和臧洪,由此引發反董聯軍集結酸棗縣。
到了三月,董卓得知袁綏接管廣陵郡之事,借題發揮,以袁隗通敵,將其滅族。當然袁紹、袁術也是袁隗之死的主要原因之一。
袁氏宗族共被捕殺二十餘人,分別埋葬在長安青城門外與東都門內,後來又擔心有人會盜走屍體,再將這些屍體轉移至郿縣藏起來。
范書《袁隗傳》:董卓忿(袁)紹、(袁)術背己,遂誅(袁)隗及術兄基男女二十餘人。
《三輔黃圖·卷1》: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
《三輔黃圖·卷1》: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
范書《袁紹傳》李賢注引《董卓別傳》:(袁氏族人)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郿藏之。
後來,朝廷(董卓)又任命「幽州牧兼大司馬」劉虞為太傅,征其入朝,但是由於反董地方勢力已經形成,朝廷的詔書無法抵達幽州,劉虞依舊在幽州擔任他的「幽州牧兼大司馬」,而朝廷的「太傅」就成了虛位以待了。
范書《劉虞傳》:初平元年(190年),復征(劉虞)代袁隗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
例如同時,朝廷(董卓)任命平原相陳紀為太僕、又征拜尚書令,陳紀都沒有應命。大概和劉虞的情況類同,朝廷詔令無法抵達平原國,或者是陳紀根本就不想去長安。
范書《陳紀傳》:璽書追(陳紀)拜太僕,又征為尚書令。
當然,如果劉虞和陳紀若真去了長安,也只會成為受控於董卓的傀儡,不可能有任何實權的。再後來,陳紀棄官,帶著兒子陳群至徐州避難(投奔陶謙),這是後話。
話說在兩漢時選拔官員實行的是舉薦制度,因此,「門生故吏」這種官場潛規則是世人所尊崇的。董卓作為袁隗的故吏,按照潛規則,他必須在禮節上屈於袁隗,結果,董卓根本不按套路出牌,直接把老領導給滅族了,這麼霸道的事是兩漢歷史上的獨一份。
董卓殺袁隗,其動機不過是畏懼袁隗會對自己不利,但是這件事與董卓殺伍瓊、周毖一樣,太輕率了,哪怕是將袁隗廢其官職,將其軟禁也好啊。汝南袁氏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布天下,所以說,董卓此舉得罪了更多的人,導致更多的人投奔兩袁(袁紹、袁術)的陣營,走向了董卓的對立面。甚至於董卓被刺身亡後,很多汝南袁氏的門生都去將董氏族人挫骨揚灰以泄憤。
范書《董卓傳》: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屍,焚灰揚之於路。
nn當然,董卓這種「嗜殺」的政治行為源自於「涼州」、「武人」這兩個標籤,這也證明了他成為權臣之前的「養名」行為不過是沽名釣譽,也註定了他無法真正與中原士人相容,最終以悲劇收場。
最後分析一下「袁隗之死」的時間爭議話題。
范書《獻帝紀》是說袁隗死於初平元年(190年)三月十八日,范書《袁紹傳》也是說袁隗死於袁紹起兵之時(190年),而陳志《袁紹傳》則寫成袁紹得了冀州(191年)之後。
又在范書《袁紹傳》中,建安元年(196年)袁紹答獻帝文中卻寫道:「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勢,絕臣軍糧,不得踵系,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並戮。」似乎也把時間指向了初平二年(191年)。
但是在陳志《袁術傳》裴注引《吳書》中,袁術寫給袁紹的信中就提到「室家見戮,門戶滅絕」,而袁術寫這封信的時間應在初平元年(190年)末,二年(191年)初,也就是說,袁隗死在袁紹得冀州之前。
如此,袁隗死亡時間在初平元年(190年)的可能性更大。
陳志《袁紹傳》則涉及記載錯亂的情況,范書《袁紹傳》中的袁紹答獻帝文則可能是袁紹在推卸討董失敗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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