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要幕僚眼中的曾國藩

趙烈文是江蘇常州人，曾經三次加入曾國藩幕府，曾國藩、曾國荃兩兄弟的首席機要幕僚。這個人博學多才，對史學、易學、佛學、中醫、洋務、宗教都多有涉獵。曾國藩對他是非常信任的，在九弟曾國荃攻打天京時，專門派趙去曾國荃那做秘書，協調攻城前後的工作。在陪伴曾國藩處理日常事物的過中，趙烈文其實扮演了政策參謀師和心理諮詢師的雙重角色。曾國藩和他無話不談，一面是討論時局的看法，一方面也是抒發自己的情緒，多次回顧過自己的人生。而這些都被趙烈文詳細記載在日記中。

一、回顧一生

對趙烈文，曾國藩提到過自己的科舉生涯。他自稱沒受過寒士衣食無著的痛苦，本來只是想做個教書先生。沒想到自己的科舉 考試非常順利，讀完嶽麓書院很快就考中舉人，不到了五年又通過進士考試，被選為選為翰林院庶吉士。不過曾國藩老家還是很貧困的，完全依靠祖父的辛苦操持。他一直記得祖父對父親說過，曾國藩為官辛苦，我們家照舊過日子，不要麻煩和求助他。這讓曾國藩很感動，也很愧疚。他一身奉受清貧，正是對祖父的承諾。而自己不能過多扶持家族，也讓曾國藩感到遺憾，而九弟曾國荃能更多支援家裡，一起做掉曾國藩分內事情。曾國藩本人是很感謝的，雖然也覺得對不住，「渠得貪名而我償素願」。對家族的責任感，夾雜著對家族的愧疚感，似乎也成了曾國藩用功勤奮的動力。（「師自言未受寒士之苦，甫欲求館而得鄉解，會試聯捷，入館選。然家素貧，皆祖考操持。有薄田頃余，不足於用。常憶辛丑年（道光二十一年）假歸，聞祖考語先考曰：『某人為官，我家中宜照舊過日，勿問伊取助也。吾聞訓感動，誓守清素，以迄於今。皆服此一言也。而家中亦能慎守勿失，自昆弟妻子皆未有一事相干，真人生難得之福。親族貧窘者甚多，雖始終未一錢寄妻子，顧身膺膴仕，心中不免缺陷。復得九舍弟手筆寬博，將我分內應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貪名而我償素願，皆意想所不到。家中雖無他好處，一年常無病人，衣食充足，子弟略知讀書，粗足自慰。」—— 同治六年九月十日）

在翰林院做京官的時候，曾國藩原只想做一名學問家。他對趙烈文說，自己在京城做官的時候，經常和京城名士交往，比如古文家梅曾亮、書法家何紹基。當時他經常觀摩他們作品，想著自己如果多練習、勤努力，也能達到他們那樣的水平。沒想到到頭來學問沒有做成，官越卻做越大，每天忙於公文，讀書做學問的志向只能埋在心裡，可比試的好勝心一番仍然常在。（「初服官京師，與諸名士游接。對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貞以學問書法，皆負重名，吾時時察其造詣，心獨不肯下之。顧自視無所蓄積，思多讀書，以為異日若悲不足相伯仲。無何，學未成而官已達，從此與簿書為緣，素植不講。比咸豐以後，奉命討賊，驅馳戎馬，益不暇，今日復番視梅伯言之文，反覺有過人處。往者之見，客氣多耳，然使我有暇讀書，以視數子，或不多讓。」—— 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而曾國藩的練湘軍，也有一時激憤的因素。當時奉旨辦理團練，以軍法處罰幾個違紀綠營兵，結果綠營兵全軍鼓噪，進入官署釀成群體事件，讓曾的處罰無果而終。曾國藩為此羞恥發憤，一心要招募更多的兵，練成更強的軍隊。曾國藩回顧當年，覺得也只是因為好勝，沒想到獲得今日的成就，可為一笑。（「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為團練大臣，借居撫署，欲誅梗令數卒，全軍鼓噪，入署幾為所戕，因是發憤募勇萬人，浸以成軍，其時亦好勝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可為一笑。」 ——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可以看出，早年曾國藩的好勝心還是較強的，他在北京做翰林的時候，有學問上的好勝心，在湖南練湘軍的時候，有名聲上的好勝心。這種好勝心，既讓他勇於做事，又讓他不討官喜。正因為如此，在官場人際交往中，曾國藩一度陷入了死胡同，被上下左右牽製為難，令有心做事的他狼狽不堪。

在曾國藩辦湘軍一開始，他就深受輿論上的壓力的。他用了「群疑眾謗」一詞，來說明輿論非議之廣泛。因為逼左宗棠女婿捐餉，左宗棠和曾國藩鬧翻。湖南巡撫駱秉章支持左、冷淡曾。駱秉章登船拜見客人的時候，對於鄰船的曾國藩是視而不見。曾國藩在靖港打了敗仗，湖南藩司、臬司立刻彈劾。曾國藩的部下出入城門，就像喪家犬一樣落魄。後來出省去江西作戰，依舊被大家責難詬病。曾國藩稱自己在南昌，就像被萬箭所射。即使朝廷也隨意擺弄自己，一會要求進軍四川，一會要求援助福建，完全沒有自己做主的地方。只有咸豐九年，和湖北軍隊協同作戰，湖北巡撫胡林翼事事關心，協同一家，才讓曾國藩有了真正發揮的餘地。（「起義之初，群疑眾謗，左季高以吾勸陶少雲家捐貲緩頰未允，以至讎隙。駱吁門從而和之，泊舟郭外，駱拜客至鄰舟，而惜跬步不見過。藩司陶慶培、臬司徐有壬以吾有靖港之挫，遽詳駱撫請奏參。黃昌歧及吾部下出入城門，恆被譙呵，甚有撻逐者。四年以後，在江西數載，人人以為詬病。在鄱湖時，足下目睹。迨後退守省垣，尤為叢鏑所射。八年起複後，倏而如川，倏而援閩，毫不能自主。到九年與鄂合軍，胡詠芝事事相顧，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以有今日，誠令人念之不忘。」——同治六年七月十九日）因此曾國藩內心一直是感激胡林翼的，是胡林翼讓曾擺脫被官場擺布的壓力，能夠集中精力做稱自己真正的志向。

在此類困境下最終功成名就，曾國藩自己也是感慨不已。對於自己的事功，曾一方面歸於自己的韌性，他談到李鴻章因為剿捻不利被處罰，擔憂李鴻章會為此忍不住氣，也提到了自己的耐性，曾接連七次被參，總能不變不動的心態處之（「余自乙丑年起，凡七次被參，總以不變不動處之，少荃未必有此耐性耳。」——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另一方面，曾國藩也把成敗看成運氣。他認為天下大事運氣佔六成，人事佔四成。至於富貴利達，更是運氣做主了（「余始意豈及此，成敗皆運氣也。 然天下大事，運氣主其六，人事主其四，至富貴利達，則運氣做主尤多」——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這種命運的感慨背後，即使對自己人生無常的體會，也是對眾友人命運的感慨。要知道江忠源和胡林翼，這些人既是曾國藩的朋友，也是才華橫溢的將才，如果不是早死，成就未必亞於曾。最後，堅持和倖存下來的只有曾，這不能不感到冥冥之命運。

說起自己的軍事心得，曾國藩強調勝敗在於氣，不在於形。他說自己出兵也多次吃敗仗，但是自己在未交戰之前，總會留一個退步，避免大營覆滅、全軍覆沒。作為軍事統帥，他覺得應該設謀定策，進攻就一定要攻取，不然就不如不進攻；堅守就一定要牢固，不然就不如不守。這就是他謀定而後戰的思想，也是他扎硬寨，打呆仗的戰鬥作風。打仗需要士氣人心，兵敗了更需重振士氣，收拾人心以圖再戰。（「師論兵事：言勝負不在形而在氣，有屢敗而無傷，亦有一蹶而不振，氣為之也。余出兵屢敗，然總於未戰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毀卵。為將者設謀定策，攻則必取，不然毋寧弗攻，守則必固，不然毋寧弗受；攻之而為人所逐，守之而為人所破，歲全軍不遺一鏃，其所傷實多。」 ——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

這種戰鬥韌性，是作戰勝利的前提，也是儒生的長處。曾國藩也正是依靠這種韌性，成就了自己的軍事生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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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疏導

不過剿滅太平軍、封功得爵後，隨著官位、名氣的日益提高，曾國藩內心卻越來越焦慮，無時不刻不為公務煩惱。比如在同治六年農曆五月十五的日記中 ，他關注 「枯旱太久，二麥歉收，早稻失望」，竭誠步禱已二十多天；關注捻匪離開湖北後的動向，聯想到旱災致運河水乾旱，擔心會渡河東竄，為圍捕前功盡棄，為之憂懼實深；關注家鄉的消息，接家鄉來信，得知湘鄉有哥老會滋事， 「為之懸懸」。一天就有那麼多煩心事，幾乎沒有一件事讓他省心。隨後幾天在曾的日記中，經常見到「疲乏殊甚」、「不能治事」、「焦灼之至」、「久不成寐」一類詞語。

過度的公務壓力，對國家局勢的擔憂，以及有心無力的憤懣，讓曾國藩似乎有了神經衰弱的癥狀。神經衰弱現在更多歸為焦慮症或抑鬱症。他甚至經常出現死亡的念頭。和趙烈文談話的時候，曾國藩曾經多次談到死，比如「不怕死，反慮事壞願夙死（同治六年五月十七日）」，「自顧精力頹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惟祈速死為愈耳。（同治六年六月初六日）」，「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吾以速死為愈，君言雖切，無以易吾志矣（同治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在曾國藩內心煩擾的時候，趙烈文更多扮演心理疏導者的角色。農曆六月初六，曾國藩見趙烈文時，因夜不寐、神氣不寧，讓其診脈處方，趙烈文判斷「各症皆心陽勞擾之故」。為了幫曾國藩緩解焦慮情緒，精通佛典的趙烈文推薦曾閱讀佛經。他介紹佛教的含義，「大略仍是誨人為善，而不許絲毫著相，推究窮極至一真本原之處至矣，而此一真本原之見，尚須遣去。故凡立一義諦，開一法門，皆隨贊隨訶，隨表隨遮。……一切至大之境，不過生死，生死既不怕，則成敗毀譽皆從此身上推闡而有，尚何嬰心。（同治六年五月十七日）」

趙烈文的觀點是，佛教是找到自我的本原，即個人的煩惱之源。把這個本原破除消散了，也就根本上擺脫了煩惱，能順應外界不被環境所迫。這種不計成敗毀譽的佛教境界，吸引了焦慮不安的曾國藩，讓他產生了讀佛經的意願，趙烈文也由此進獻佛經讀本，並講解佛教各派的觀點要義，「帥欲讀《內典》，因以《圓覺略》疏進，並為翻譯名義，繕一冊以便查。師詢宗教之分，余言大略如儒之漢宋二學，教似道問學，而非兩京之專明詁訓。宗則確系尊德性一門，故宋儒門面闢佛，而說心說性，終難出其範圍。蓋本來是一非二，不容有分別心也。（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不過，連日的忙碌和焦慮，曾國藩也讀不進佛經。他在六月初八的日記中寫道，自己讀邸鈔，「因賊竄青州，沅弟奉旨摘去頂戴，交部議處，少荃亦有戴罪圖功之責。大局日壞，軍勢難振，不勝焦灼……疲乏異常，行坐不安，在室中大橙偃卧良久」曾國藩對趙烈文說，「少帥及沅浦胸次未能含養，萬一焦憤，致別有意外，則國家更不可問。大局如此，斷難有瘳，吾恐仍不免北行。自顧精力頹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惟祈速死為愈耳。」，趙烈文見其「言次神氣凄愴」，一時找不到安慰的話語。

趙烈文只能囑咐曾國藩，「安心養攝數日，勿以境累心。」他提到之前進獻佛經，「前進釋典，非欲援儒入墨，實以此來見師體貌大減，欲師以之為護心之械，心法一空，諸境盡滅，諸大聖賢處地獄如遊園觀，則此等橫逆，尚足一笑耶。 」不過曾國藩說：「 前日翻閱一過，總緣向未見過，不知其徑，難於得味， 有公牘堆積，實亦無暇潛心冥索，故即奉還。處余此境，殆不可如何矣。」可以說，佛經的追求虛靜的境界，和曾國藩的致力事功的心態，本身就有較大的矛盾。這讓曾國藩無法直接接受其方法。

不過等到有機會，趙烈文還是向曾國藩介紹佛理，特別是靠不動心來制自己的心力。

同治六年七月十四日，他和曾國藩討論佛理：

「師言：佛理大約須遇境界不動。

余言：然。境界莫大於生死，莫煩於日用。於日用細處作得主，積小成大，漸漸心力能制自己，一旦善惡境現，如鏡照象，有委順而無繫戀，斯大成之效也。

師曰：吾尚不信輪迴之說。

余曰：師恆言讀書人愚慧判然，殆有宿因，然則非輪迴而何？

師嘿，少頃曰：是殆有之，吾未之究耳。

會風起振露台臬兀，余曰：人生天地如一葉，生死之在俄頃，若不於己躬下事用心撿點，徒在妄想中毫分鏤晰，幻益生幻，安有窮期，可為喟然。

師頜首不語。」

同治六年九月二十五，他勸曾國藩靜坐養心：

復久譚，余勸滌師靜攝，勿親細務，為國家萬民保育此躬。

師諾之，又問靜攝之理。

余請每日課一時或半時靜坐數息，師曰：「心不能定，奈何？」

余曰：「人心皆為境系，試擇密室，匡床斐幾，焚香一爐，戒客將於其時勿通事，案牘之類不以入，然後入室解帶端坐，穆然粹然，無外物之交，則心氣自定。行習既久，雖群囂之處，皆可使意慮澄凝，不獨養身，並以入道、觀三教進修之法，皆以一靜字入手，豈淺裨哉？」

師深領其說。

這些討論和建議，大多得到了曾國藩的首肯，也多少緩解了其內心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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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曾國藩的朝夕相處中，趙烈文也產生了自己的評價。他曾當著曾國藩的面，說出自己的評價：

「至於師則有規矩準繩，尺寸不失，日在師旅之間，集大功，擒渠首，而始終不脫儒者氣象，使末世風氣不專註於武悍，其功至不可與擒渠掃穴同日而語，固非目睫之士所能操管而窺，握籌而計也。 嘗竊私議，在師左右久矣，仰見軍謀措置，餉源開節，吏治興廢，雖敻乎不可及，然猶思慮之所能到。惟橫逆之來，凝然不動，與飲食起居，皆有時節，數十年不變，此二者烈輩畢生不克仰企。橫逆不動之難，世猶知之矣，飲食起居之有節，人皆以為細微，不知微者易忽，聖賢主敬存誠之學，莫不在此日常日用之間。而釋家理外有事，那邊悟了，向這邊行履，亦無非此行住坐卧四威儀中勤求合節而已。烈輩飢則思食，倦則思眠，心興一念，有刻不容緩之勢，強未訶制，不可終日。此皆反求諸身，歷之親試而知其難，非諛語也。 」（同治六年七月十九日）

對此曾國藩回應：「足下肯用心，故體察入微，雖然，此胡足道。 」

帶兵有規矩準繩，又不失儒者教；謀事深思熟慮，遇事凝然不動；飲食起居都強調習慣規律，在日常日用中躬行主敬存誠。這些就是趙烈文對曾國藩的評價。評價雖然也有幕僚的讚頌之意，但確實反映了曾本人的行事風。他以自己的個人修養、儒學氣質，匯聚大批奉行經世致用的士人，訓練出能團結作戰、凝聚力極強的湘軍。在社會道德崩壞、政府軍潰敗無能之時，他們能以道德主義和功利主義膠合，憑藉一己韌性消除叛亂、重建秩序，達到儒家個人理想的最高形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這或許就是曾國藩精神給我們最高的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