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殺了他？——下山事件（4）
所以「自殺說」這個結論成立之前以及之後，都有一群孜孜以求的人，在不斷地挖掘事情更多的真相。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這樣的一群人的故事，以及他們的一些調查結果。相信對於並不認為「下山總裁的死是自殺」的你來說，故事的展開會更加有意思吧？
＝＝＝＝＝＝日本警視廳中的兩派＝＝＝＝＝＝
之前我們提到過，警視廳（相當於我國警察總署）中對於下山事件的調查，其實是分成兩條線來進行的：一條是主張「自殺」的搜查一課，另一條就是主張「他殺」的搜查二課。
話說回來，我們來介紹下日本警視廳刑事部的構成：
警視廳中負責刑事案件的調查的部門，被稱作刑事部。根據各自的主要職能，被分為八個課。
搜查一課：殺人，搶劫，放火，性犯罪，綁架，劫持，爆炸，恐怖襲擊等等案件，以及未解決事件的繼續調查。
搜查二課：高智商犯罪，企業犯罪，金融犯罪，行賄受賄，政商勾結，詐騙，偽造貨幣，毒品等等案件的調查。
搜查三課：盜竊，以及銀行賬戶詐騙。
鑒識課：現場勘查，驗屍，指紋採取，輪胎痕迹採取，警犬使用等等。
科學搜查研究所：法醫鑒定，物理鑒定，心理及文書鑒定，化學鑒定。
支援分析中心：在現場及遠程提供數據、信息等分析。
機動搜查隊：提供可調配的機動人手。
總務課：後勤事務部門。
而針對某些特大罪案，警視廳刑事部都會成立臨時的搜查本部，人員由以上各課人員構成，也可能會加入一些比如自衛隊、各大研究機構和地方警察的人員。
在下山定則這個案子中，帶領搜查一課的長官是刑事部長坂本智元，而整個案子的搜查進度和情報都直接由他向警察總監田中來彙報的。而據其本人和其他牽扯到下山事件調查的人們的回憶以及採訪中，都曾經提到過一個重大的事實：警視廳關於「下山定則自殺」的定論，事實上在1949年7月底便已經確立，然而當時警視廳準備發表之前，卻被緊急叫停。能夠叫停警視廳發布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吉田茂首相的官房長官，吉田身邊最得力的心腹，增田甲子七。
增田甲子七，出生於長野松本市郊外，發跡於北海道。他在戰後從福島縣知事調任北海道知事的時候，北海道的工人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煤礦工人和鐵路工人頻繁舉行罷工。然而在他任期內，增田始終對工人運動採取強硬態度，從未接受過工會提出的講和方針。因為他對於紅色運動的強硬態度，迅速得到了吉田茂的賞識，也自然而然加入了吉田茂的反共小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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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田此番給警視廳施壓，自然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時任日本首相吉田茂的策略。然而吉田茂為什麼不願意警視廳過早地將「自殺論」拋出，其背後的原因我們來簡單分析一下。
首先，牽扯到事件之中的勢力，大致上有這些：首相及其內閣，美軍佔領軍總部GHQ，警視廳，日本共產黨，以及鐵路工人總工會。其中首相吉田茂、內閣大部分成員以及GHQ，都是明顯處於反共陣營中的。日共雖然沒有挑明，但在鐵路工人的數次大罷工中，他們顯然也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警視廳的形象比較曖昧，一方面他們是政權的爪牙，是政府的公務員，同時另一方面他們又是社會穩定的執行者，在政治目的和社會安穩中，他們職責又應該選擇後者。最後的鐵路工人總工會，我們之後會談到，由於下山事件、三鷹事件以及松川事件的影響，最終分崩離析，自己人跟自己人幹了起來。
在戰後日本與美國聯手進行反共的大環境下，日本共產黨自然成為了政界的眾矢之的，而首當其衝的，就是國鐵之中的日本共產黨員們。看過《下山事件2》的朋友們一定記得，三鷹事件里，日本共產黨相當於是甩鍋給了一個親共分子，換來了總共9名日共黨員的無罪釋放，但事件之後這些成員仍然被國鐵裁員。在松川事件里，我們更是可以看到一個政權是如何給反對黨強行安置罪名的（篇幅原因，松川事件我們之後再講）。所以在這「國鐵三大奇案」中最先發生的，同時也是社會影響最廣泛的「下山事件」里，我們也可以同樣覺察到相似的氣息：
政府要利用這個事件來打壓國內的共產運動。
而另一方面，警視廳的目的也很單純明確：不希望國內發生大規模的騷亂和群眾運動。原因在於，日本戰後尚處在美軍佔領之中，自衛隊尚未組建（日本自衛隊草創於1950年開始的朝鮮戰爭期間，1954年才正式確認編製），所以國內的治安除了手中這些警力之外，就只得依靠駐日美軍的參與。而一方面駐日美軍採取的是「對外不對內」的隔岸觀火態度，另一方面一旦真的由美軍介入國內治安，最終只能讓美國在佔領日本中撈到更多的利益，損害的不僅僅是日本警察的名譽，更多的是國家的執法權的喪失。
所以警視廳在這件事上的態度，其實也很有趣：他們既不希望日本共產黨和工會所發動的各種民眾運動規模擴大化，也不希望政府對於工人運動的打壓招致過大的反抗。因此警視廳的一切方針，其實都是明顯的「騎牆主義」。在下山事件中，假如定基調為「下山精神失常最終卧軌自殺」的話，那麼顯然就可以大事化小，不挑起各方矛盾，同時也給下山的「怪死」直接畫上了句號。這也就是上面我們說到的，警視廳在7月底就要急匆匆宣布自殺論的最可能原因。
但是，假如我們想像一下，如果這件事不是自殺，而是他殺的話，這件事的想像空間可就太大太大了。簡單羅列一下可能性（以下內容嚴重燒腦）：
1. 日共聯合工會做掉了下山定則，想以此攪亂政府裁員的計劃；
2. 政府利用了「下山被殺的直接受益者是工會」的思路，自己做掉了下山定則，以此引導輿論來打壓共產運動。
3. 日本共產黨利用了「政府急於打壓共產運動，於是找人出面做掉了下山，之後栽贓給日共」的陰謀論，由工會出面做掉了下山定則，並且藉此來曝光政府中的反共人物。
4. 政府以反陰謀論的角度出發，一方面做出高調調查下山定則事件的姿態來自證清白，另一方面給警察系統施壓，將證據導向為工會策劃的謀殺，和警視廳聯手演一出雙簧。
5. CIA（中央情報局）已經獲悉朝鮮半島局勢一觸即發的情報，因此急於將日本變成美國在亞洲的安全落腳點，於是通過GHQ對下山定則執行了暗殺，並且將鍋甩給了日本政府，在背後推進日本政府執行反共政策。
6. GHQ中的高官們希望瞞過美國政府，在日本給自己留下灰色資產，於是他們盯上了日本國企中的大肥肉：鐵路。但在侵吞資產的過程中遭遇了工會的察覺，於是便希望通過裁員來消除障礙。反共恰好成為了他們的口實，下山定則也成為了他們的棄子。
7. 戰後日本鐵路中接納了大量預備役和退伍軍人，其中對發動戰爭的政府抱有不滿的人相當之多。在得知大裁員的計劃後，這些退伍軍人出手做掉了下山定則以泄憤，但事件之後便被其他勢力所利用。
....
這樣的「假設」我想應該不下幾十種。然而還是那句話，「真相只有一個」。而這個事件的真相，其實就存在於你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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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完這些邏輯上的可能性後，我們還是來接著聊下山事件中，那些未被公認，但卻是事實的細節吧。
1949年7月15日，三鷹事件的發生，給原本關注下山事件的媒體們打了一針興奮劑：兩件事情都與國鐵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而當時在追蹤這個事件的記者之中，出現了一個對事件真相的曝光至關重要的人，矢田喜美雄。
矢田喜美雄當時是朝日新聞的記者，畢業於早稻田大學，代表日本參加了柏林奧運會，取得了撐桿跳的第五名。1938年應徵入伍擔任部隊宣傳，1942年退役加入朝日新聞負責社會新聞採訪。而在下山事件中，他是「他殺說」的最忠實擁護者之一。他從東大法醫學部的驗屍報告入手，多次走訪案發現場和東大的研究室。當他在案發的五反野附近採訪附近的人的時候，卻意外地發現了很多警方沒有注意到的線索：
當天下午有人在五反野附近見到了下山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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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聲稱自己「在案發地附近見過下山定則」的人，是東武鐵道的五反野車站站長和檢票員。而之後，隨著事件的知名度越來越高，有更多附近的居民在報紙上見到了下山定則的照片，於是紛紛來向警方和媒體承認，曾經在案發地附近看到過「長相和打扮酷似下山定則的人」。根據當時附近居民提供的線索，我們可以大致推斷出這位「下山定則」的行蹤如下：
我們根據這些目擊者來模擬一下這位疑似下山定則的人的行蹤：大約13:45分，他走出五反野車站，在站前問車站工作人員：「附近有沒有旅館？」然後在14點整的時候，他來到了末廣旅館，在這裡休息了整個下午，一直到下午17:30才走出旅館。從這時起，他就開始在案發現場來迴轉悠，甚至跟過路的人打招呼... 19:00左右的時候，他再次失去蹤影，直到20:56的時候又出現了靠近綾瀨的方向。1個小時以後，他再次出現在河的南岸，再次沿著東武線幾乎快走回了五反野，然後再折回，返回案發現場附近，此時是23:30分，離案發只剩下了不到一個小時。
根據末廣旅館的老闆娘阿福陳述，她清晰地記得下午來的這位客人的樣子：「來的這位客人身高大概170公分，有啤酒肚，長的很白，眉毛分的有些開，帶圓眼鏡，頭髮三七分，長相很文雅。不戴帽子，穿灰色西裝，白襯衫，系領帶，鞋子是巧克力色的美軍皮靴，深藍色的棉襪，黑皮錢包，沒有行李。」所有這些描述都完全符合下山定則當天的外表。
然而，當記者問到，收拾房間的時候是不是有煙頭的時候，老闆娘阿福當即答道：「沒有。」但隨後馬上改口說自己不記得了。這引起了調查員們的懷疑：一個每天抽一包煙的人，怎麼會在旅館中休息三個半小時，卻一根煙也沒有抽？抱著這種疑問，調查員們第二天再次來到了末廣旅館。當他們問阿福是不是還記得他們昨天來的時候穿的什麼衣服的時候，老闆娘卻推脫說：「每天來那麼多客人，怎麼記得過來」...
隨後不久，老闆娘一家的背景調查資料顯示，老闆本人在戰爭期間曾經在特高課就職。特高課，也就是所謂的「秘密警察」，專門負責在日本國內抓捕持不同政見者。
所以從很多角度來看，末廣旅館的老闆娘所做的，應該是偽證。
然而，除了末廣旅館的阿福的證言中，明確地提示到了與下山明確相似的信息之外，另外的十幾位目擊證人，事實上都是路過或者看到了遠遠的身影，並不能確定那就是下山定則。但是，有一個細節很令人深思：根據所有人的證詞表明，他們看到的都是同一個人。
如果這個人不是下山定則，那麼會是誰，打扮與他幾乎一致？
他殺論的支持者們在這個證據面前，都遇到了大的難題：從這個人最後一次被目擊到的23:30左右，一直到事發的凌晨0點26分，一個小時來安排殺死他並且放干血液，拋屍鐵道，時間上是肯定不夠的。
除非這個人，是個替身——作案者們找了一個酷似下山的人，讓他穿上下山的衣服故意招搖過市，以換得周圍人們的目擊證詞，並用這些證詞來支持自殺論。簡而言之，這是將他殺偽裝成自殺的作案手法。
但我在思考這件事的過程中，始終想問這個問題：「有這個必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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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殺論似乎處於劣勢的時候，矢田喜美雄又發現了一個對他殺論非常有利的證據：現場的血痕。
之前我們說過，下山屍體發現地點的血液微乎其微。而當時日本，剛剛開始引進美國的魯米諾試劑，進行血液的熒光反應檢測。矢田說服了東大的法醫學部的教授，與警方的搜查二課一起對現場周邊進行了血液檢測，竟然有了驚人的發現：屍體附近的血液熒光反應幾乎沒有，然而卻在碾軋現場往南的鐵軌附近，發現了大量的血液反應：
簡單插一句，血型檢驗其實是根據細胞膜上各種抗原的檢測。除了常見的ABO型檢測之外，還有MN型檢測，白細胞HLA型檢測，PQ型檢測等等。通過不同的檢測方式所確定的血型，可以更方便地所有目標的範圍。下山的AMQ型血液，在全部人類中佔比大約3.6%，是一個很小的數字了。而在上述地點發現的血跡中，總計16處，其中可以確定為AMQ型血跡的為3處，集中分布在鐵路邊的一間廢棄的紡繩作坊附近；可以確定為AM型的血痕為2處，確定為A型血液的為4處，分布在該廢棄小屋到碾軋現場的鐵道邊。
如果我們不考慮其他血痕為下山流血所導致的話，那麼無疑，這間廢棄小屋附近的三處AMQ型血跡，直接讓我們想到的就是：這恐怕就是案發地。
警方和調查員們隨即對廢棄小屋進行了詳細的血液熒光化驗，結果發現，在小屋的門上有一處較新的血手印——儘管已經被洗刷掉了，但魯米諾反應還是讓這處血跡現了形。根據化驗，這個血手印，也是AMQ型。
篇幅太長了，我們下次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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