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主權」概念重看《教父》 | 城與邦
引言
監獄、警察、審判、刑罰，這些都是施行國家暴力的機構和手段。它們的合法性從何而來？來源於國家擁有的主權（sovereignty）概念。因為國家是主權的行使者，為了保護國家安全穩定，可以在領土（territory）內採取合法的暴力達成目的（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化的推論，這中間的因果關係會在我的下一篇文章中討論）。從16世紀布丹的主權理論起，主權概念就是不可分的，統一的。如果在國家範圍內，存在著個體、組織、集團以暴力為基礎，行使審判、刑罰、維穩的權力，那麼這樣的暴力與主權之間構成了怎樣的關係？對此，柯波拉導演的經典系列影片《教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文本研究對象。本文將以JohnnAgnew的主權理論，來重新分析《教父1》的相關片段，從而解讀主權與犯罪、移民的關係。 nn
1.
John Agnew在《全球化與主權》（Globalizationnand Sovereignty）一書中提出了「主權之謎」（mythnof sovereignty），追問為何「主權」一定要和擁有固定領土的「國家」結合在一起。主權、領土、國家似乎是缺一不可的「三位一體」。換句話說，Agnew的「主權之問」可以表述為：是否存在沒有國家的主權？是否存在沒有領土的主權？（領土問題屬於問題的另外一個方面，本文暫不討論。）
接著，nAgnew藉由A. B. Murphy的一對概念—事實主權（de facto）與法理主權（de iure）——提出了兩種主權的概念。他認為，「事實主權」不一定被局限在固定的領土與具體的國家上。只要某種政治權力擁有了「主權力」（sovereign）、「規訓力」（disciplinary）以及「公民力」（bio-political），便獲得了「具備實際效力的主權」（effectivensovereignty）。所以「主權」並不一定與國家和領土有直接的聯繫。在這裡，主權力指警察與軍隊，規訓力指監督與懲罰，而公民力指公民的歸屬感與集體感（三個概念明顯受福柯影響）。[i]
此處的「bio-political」與福柯的「生命權力」（bio-power）不同。福柯主要指國家對公民身體的掌握，包括公共衛生系統、防疾病傳播、遺傳控制等，此處的「bio-political」指公民對國家的歸屬感，所以譯為「公民力」，和阿倫特認為政治權力是「共同協作」，並非「強力」（coercive force）的觀點比較接近。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公式。套用Agnew的說法來看，《教父1》中的黑幫是否擁有事實上的主權？
首先，影片中的黑幫都擁有自己強大的槍支儲備，火拚時與小規模軍隊戰爭無異。但是影片中的黑幫與警察的關係也相當微妙。一方面，黑幫控制了部分警察勢力，比如老教父中彈在醫院本應是警察看守，但毒梟索拉索買通警力讓其撤離。另一方面，黑幫對警察仍然有所忌憚，比如在小教父射殺警署上尉後，警方反擊致使黑幫力量削弱。總體來說，影片中黑幫擁有的主權力和一個國家比起來肯定是弱化不少，但是對於城市某片區而言，它們主權力的控制卻是相當牢靠的。事實上，許多全國性的私人軍隊力量擁有的主權力已經可以與國家抗衡，比如哥倫比亞的FARC組織，以及墨西哥的三大販毒集團。
被買通的警察沒有看守中彈的教父
其次，影片中的教父代替法官，行使規訓力。電影一開始殯儀館老闆女兒被施暴，法官判決讓老闆覺得正義沒有達到伸張，便向教父請求討回正義。（這一番話是影片點晴台詞之一，傳達了幾層信息，本文之後還會提及。）根據馬克思·韋伯的定義，國家是能夠在領土內正當使用武力的權威，在教父的勢力範圍內，這樣的權威被黑幫代替。然而教父所行使的「正義審判」存在的漏洞在於，它僅憑個人好惡，缺乏規範的法律支撐。即使在情感上讓被保護者感到正義，這樣的規訓力在實質上無法實現客觀化與普遍化。
最後，教父並不擁有公民力。公民力強調公民對該主權擁有者產生的榮譽感、責任感、歸屬感、集體感，是以個體為獨立主體對某個集體產生的認同心理。雖然柯里昂家族勢力龐大，內部對教父大都忠心耿耿，但這裡的「個人-集體」關係以家庭為單位，個體並不獨立，與產生主權概念的近代社會背道而馳
以家庭為組織的柯里昂家族
以「人情」作為維繫
2.
根據Agnew的框架，教父的勢力看起來似乎不能被稱為事實主權。但這樣的對比卻引發出更進一步的問題，即當代國家主權概念本身就面臨挑戰。這樣的挑戰來源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學界對於這一危機提出了許多討論，著名的有John Agnew提出的「領土陷阱」（territorial trap）[ii]，主張領土是隨著政治權力的控制強弱而變化流動的；以及「僵化的民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iii]，強調對民族主義的研究不應受到民族國家（nation-state）領土範圍的限制。總結起來這些討論的普遍論點在於，全球化的興起，使傳統主權概念中固定、可控的領土、民族等邊界性要素很難再與國家簡單對應，反而流動地取決於國家權力的實際控制程度。
《教父》實質也與全球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教父本就是全球化移民的產物。文章開頭引用的是影片開篇殯儀館老闆的台詞，裡面將一位義大利裔移民對於美國政府的態度展現得淋漓盡致。首先，他試圖以美國公民身份的渠道來解決問題，但並沒有得到滿意答案；隨後，他求助了族裔相通的黑手黨勢力。這就是移民身份的分裂問題：移民與居住國之間存在法律上的聯繫，而與原生國家卻有著情感上的聯繫；當法律關係受到抑制或阻礙時，移民自然會產生脫離於現居國家的心理。
這一段台詞清晰展現了移民在居住國找不到公民認同
這樣的分裂還體現在語言，當小教父與毒販索倫索、不是上尉，而是「市政廳的警長」會面時，索倫索特意使用義大利語同麥克交談，將身為美國人的警長隔開。同時，教父和義大利仍有緊密的關係，麥克殺人之後躲到了西西里，受到當地勢力的保護。無論是在紐約或是西西里，教父家族這個美國黑幫和義大利族群的關係，都是一種「超越國界的認同」（transnationalnsolidarity）[iv]。
分裂問題給諸如美國、歐洲等移民國家帶來最嚴峻的挑戰在於，如何幫助移民建立起法律與情感統一的公民身份？ nn
結語
《教父》畢竟是一部影視作品，不能完全依靠裡面的情節與台詞進行嚴肅的學理分析。但它所反映的問題卻是與當今現實密切相關：全球化給主權國家帶來了實質挑戰。若是真如Agnew的論點，國家權力無法控制的地方即喪失主權，那麼在國家內部會形成多少權力「真空」地帶？美國某些自有管制體系的同性戀聚居區，菲律賓某些依靠伊斯蘭法（Sharia）而非國家法律解決糾紛案件的伊斯蘭教社區，或是伊拉克、阿富汗美軍駐紮區，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這樣的真空地帶。 nn
在我看來，Agnew的觀點可以視為對主權國家的警醒，但不能作為主權國家已入末路的診斷。
主權國家仍然是全球化問題的主要參與者。無論是移民問題，還是跨國界認同問題，這些挑戰勢力最終是要和主權國家打交道。主權國家要做的，是回應挑戰，保障政治平權，宗教寬容，回應國際力量向自己的施壓。「合法性權力或權利」始終是絕大部分全球化運動所追求的目標。實現與保障政治權利或權力，國家仍是重要的參與者。
老教父臨終前向麥克吐露的心聲，希望麥克不要走上他的老路，而是成為「參議員柯里昂」、「州長柯里昂」，可以看出柯里昂家族與國家主權之間並非絕對對抗關係。這樣的「地方強力」與「國家主權」的關係，正如羅熱在審閱我的文章時所說：「只能說是『沒有徹底放棄非法暴力、但仍然尋求主權承認的權力』，而不能說是『純粹依靠暴力行使的挑戰性的權力』（如恐怖分子、愛爾蘭共和軍）。後者並不擔心主權機器的權力有能力對它施加懲罰，更像是主權的實際挑戰者，前者和種種利益集團、少數族群甚至包括政府內部的某些成員一樣，只是『潛在的挑戰者』，即便經常非法使用暴力，往往也不是出於他們的意願」
倘若他們能在主權國家那裡尋求到法律保護、政治平等、經濟發展、宗教寬容，潛在的對方自然就會消彌。這也是主權國家應對全球化必須認真對待的功課。畢竟像柯里昂家族這樣的挑戰者，它們的興起是無可奈何，衰落卻也是無可奈何。
[i]nAgnew, John. Sovereignty and Globalization. Rowman & LittlefieldnPublishers. 2009
[ii]nAgnew, John, 「The Territorial Trap. The Geographical Assumptions of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nvol. 1, no.1, Spring 1994, pp. 53-80
[iii]nWimmer, Andreas & N. Glick-Schille, Nina,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ThenSocial Sciences and the Study of Migration. An essay on HistoricalnEpistemolog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7, No.3, 2003, pp. 576-610
[iv]nCarol C. Gould, Transnational Solidarities, in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nvol. 38, No. 1, spring 2007, pp. 14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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