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億元事件」的續篇
不過沒關係，今天我們繼續來扒一扒這件日本迄今為止「最有趣」的劫案。
我覺得首先要提一提的就是少年S的自殺。作為被懷疑對象名單上的第一名，少年S的死事實上給很多對事件感興趣的人提供了無數的想像空間。隨著事件調查的深入，與少年S自殺相關的諸多人物的證言，也讓他的死逐漸從「自殺說」變成了「他殺說」。
首先的證據來自於致死直接原因——氰化物。通過警方的檢測，發現這瓶500克的氰化物只用掉了5g左右，而瓶身包裝上只找到了少年S的父親的左手一個手指的指紋：顯然這個瓶子在事後被清理過了，否則任何人也不可能只用一個手指就拿起瓶子。而如果是少年要自己用氰化物自殺的話，又為何要特意抹去瓶身上的指紋呢？
其次，在少年S的自殺現場，當時家裡只有少年S和母親兩個人，桌上有兩個裝著紅茶的杯子，而只有一個杯子檢測出了氰化物。警察最終是在天井裡找到了氰化物的瓶子。如果是兩個人面對面談話的話，恐怕去泡茶的應該是母親，而不是少年S。如果是他自殺的話，那麼他是如何瞞過母親把氰化物放到自己的杯子里的呢？
說到這裡也許各位會懷疑怎麼會有母親／父親可以下手毒死自己的兒子（當然我只是認為這也是一種可能性），但如果我們看看少年S平素的行為，也許也就不難理解了。
少年S在同年3月3日，曾經夥同不良少年的同伴，用發煙筒偽裝炸彈，搶劫了國分寺車站附近的超市稻毛屋，拿到了12萬日元現金。作案之後警察馬上抓到了他們，但由於作案人員均未滿20歲，於是只得交由少年鑒別所進行處置。正在少年鑒別所估量是否將他們轉交「少年院（類似於我國的工讀學校）」之間，少年S又於當年9月，在東京西部的青梅地區的保齡球場，因為恐嚇店裡的客人並索要現金，再次被警察逮捕，並被判處半年的少年院管教。然而少年S在移交少年院途中成功逃跑，並在之後一段時間內行蹤不明。
當年10月，少年S回到了自己家（但卻沒有警察前往逮捕），並在跟同伴聊天的時候，聊到「下次想做把大生意，想去搶劫賽艇的獎金」。
11月30日，少年S出現在了不良少年一夥經常聚會的「杏屋」...
而另一方，少年S的父親不僅僅是一名警察，更是當地警察機動隊的隊長。作為警隊中的中層幹部，他的仕途卻一片迷茫：因為兒子在當地臭名卓著，所以他本人的能力也受到了相當的懷疑，家中的父子關係和夫妻關係也越來越惡化。就在事件出事後第二天，鄰居也作證說他的家裡傳來了父子兩人大聲吵架的聲音。
另一方面，少年S在事件前後，其實天天都混在「杏屋」這個地方，店裡當時的店主F也在事後接受的警方的調查。他的證詞中似乎也可以讓我們了解少年S家中當時的局勢：
12月3日到6日之間，每天都在店裡和不良少年們玩在一起；
7-10日期間沒有露面；
12月11日，事件之後第二天，少年S在店裡跟F以及同伴聊天時，談到「想給自己家開個陪酒的店。開店的錢家裡都準備好了，租店面和執照的名義就用我媽。...20歲之前估計要準備跑路，能跑多遠就跑多遠，要是去自首的話就算被判刑，估計也能有緩刑吧。」
少年S的最後一次露面，是在12月14日晚上9點多，他一個人來到杏屋，也看不出有什麼異常。
而這幾天警察的動向是：
12月11日，調查案件的警察們來到少年S家，要求於少年S見面，但他父親以警方沒有搜查證為由，拒絕他與警方會面。（之後就有鄰居聽到了他家的吵架聲）
12月15日，警方再次來到他家，提出帶走少年S問話。據當時的辦案警官回憶，他們聽到2層傳來了搖滾樂的聲音，少年S很有可能在家。但他的母親回答說少年S外出了。當晚，傳來了少年S自殺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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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很大的疑點，其實來自於警方調查方向的變化。
如果我們縱觀整個事件，事實上很多環節中都會牽扯到多人合作的情形。比如：
1. 寄給警方的恐嚇信中的用語，有很多是汽車維修工和電工的專有用法；同時，在第一現場遺留的發煙筒的包裹物，其實是一張電路圖，這讓警方認定恐嚇信的作者和劫犯應當是同一人。然而在摩托車的塗裝下發現的紙片，內容卻是主婦和居家方面，所以很可能負責塗裝摩托的人並不是劫犯本人。
2. 三個滿載現金的大箱子，一個人搬運很可能很困難；相對來說，由一人出面劫款，其他同案犯在接應地點等待並協助搬運才更符合邏輯。
3. 運鈔車從國分寺支行駛出，直到到達東芝工廠，可選擇的路徑其實有幾條。劫犯如果一直在一個地點蹲守，很可能無法順利截到運鈔車，所以應當會安排幾名同夥在各個路口放風。
4. 從第四現場發現的卡羅拉以及其他被盜車輛判斷，這些盜車行為應當由多人完成。而且從車內的遺留物品來看，疑犯中甚至有女性。
所以從事件爆發開始，東京的警方的調查方向是多人團伙作案。然而當事件調查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東京警方突然將原本負責案件偵破的負責人，調換成了被稱為「調查之神」的平塚八兵衛：
姦殺7名女性的小平義雄事件
死亡12人的帝國銀行投毒搶劫事件
戰後日本最大黑幕之一下山事件（1949年，至今未破案）（我最喜歡的，但也是最恐怖的事件之一）
BOAC空姐棄屍事件（1959年，至今未破案）
大森勸業銀行事件（1970年，至今未破案）
還有這次的三億元事件（1968年，至今未破案）
而平塚掌控此案件的調查開始後，首先尋訪了少年S的父親（當時少年S已經自殺），在詢問了他父親對於兒子自殺的看法之後，他直截了當地問到「你覺得你兒子是疑犯嗎？」父親的回答是「我可以確定我的兒子不是疑犯，以他的名譽擔保。」之後平塚就排除了少年S的嫌疑，並且將調查方向定為「單獨作案」。
定為單獨作案的直接影響是，既然已經確定恐嚇信的寄送者血型是B型，那麼只要疑犯不符合血型的判斷，那麼就可以直接排除嫌疑。那麼即使是少年S曾經參與到這次劫案之中，但由於他是A型血，所以也不會被列作嫌疑犯之一。
我們且不說平塚八兵衛的這一判斷是否有依據，但這樣一來，無論是公眾還是警方，對於少年S（以及他父親）的關注就會立刻下降。因此也有很多聲音說，平塚八兵衛的這一做法，其實是在給警方家屬作案的事實洗地，讓警方不至於顏面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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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案另一個重大疑點是，牌號為「多摩5ろ3519」的深藍色卡羅拉。
這輛卡羅拉，根據警方的說法是「由於被車罩覆蓋，所以經過了4個月才發現」。然而如果我們對照這次事件的搜查規模來看，這個說法似乎並站不住腳。
三億元事件，前後總共動員警力10萬1850人，7年中總共耗費了9億9千萬日元的搜查經費，列為嫌疑犯的人數總共11萬8000人——這可以說是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搜查了。然而在距離案發現場僅僅幾公里的地方，停放著如此重要的證據，而警方竟然在4個月的時間中視而不見，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藍色卡羅拉中遺落的物品主要是三個現金運輸箱。而之後公布的證據表明，現金運輸箱中並不是空空如也，嫌犯留下了橡皮筋、曲別針和塑料薄膜紙。然而在這些物品上並未發現任何新的證據——按理說，嫌犯在急著轉移現金的時候，必然是急著拿光現金後逃跑，怎麼會有時間往箱子里扔下這些雜物呢？
另一方面，在嫌犯把運鈔車開到第二現場的時候，按照警方所做的推斷，他所做的事情是把運鈔車上的箱子全搬到了藍色卡羅拉上，再開著卡羅拉逃跑到了第四現場附近的樹林里，在這裡把箱子打開，裝到了最終運走現金的車上，最後把藍色卡羅拉開回了附近的第四現場並遺棄。看到這裡，你不覺得疑犯做的事情有些奇怪嗎？
首先，疑犯在從運鈔車向藍色卡羅拉搬運箱子的時候，箱子並未沾上附近的泥土——也就是說這時疑犯一個人是完全搬得動如此沉重的運輸箱的。而到了樹林里，疑犯卻要把箱子扔在地上再拿現金，似乎從情節上有些矛盾。
其次，嫌犯為何要冒著被人看到的風險，再次把車開回停車場——況且是在一片住宅樓中的停車場。更何況當他開著卡羅拉回到停車場的時候，如果他是一個人作案，那麼那輛真正運送現金的汽車，就會一直被扔在樹林里，似乎也不是那麼保險。按照常識推斷的話，嫌犯把藍色卡羅拉開回停車場完全是多此一舉，不是嗎？
最後，這輛藍色卡羅拉直到警方發現之時為止，才被確認為被盜車輛，並且未公布這輛車的報案被盜時間——對比首先被發現的綠色卡羅拉，一旦警方確定了嫌犯會使用被盜車輛逃跑的話，顯然會把被盜車輛首先列為被懷疑目標。事實是，三億元事件發生當天，有很多目擊一名戴帽子穿黑色外套的男子駕駛藍色卡羅拉，在雨中高速行駛的報案。也就是說警方早在找到這輛卡羅拉之前，就已經鎖定了疑犯駕駛的是藍色卡羅拉...
這輛藍色卡羅拉無論是出現的地點還是時間，都讓人覺得有些「不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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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你會想到什麼？
我想到的首先是警方的偽造證據。如果從警方為了給少年S擺脫嫌疑，進而給警方遭受的輿論攻擊解脫的話，將調查方向引入「尋找根本不存在的疑犯」的話，這簡直是最安全的方式了：既不可能冤枉任何與事件無關的人，也無法讓案件的真正事實浮出水面，更可以在公眾面前樹立警察專心一致破案的形象。如果我們真的將少年S預設為疑犯的話，警方偽造證據的動機和行為都是可以合理解釋的。
反過來，如果我們尊重事實的話，「單一疑犯說」也確實比「多人作案」的疑點、不合情理店更多。而執意將事件調查引入「單一疑犯」的平塚警官，他自身恐怕也有更多的故事可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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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別忘了我們在上一篇開始部分就講過，日本當時的學生運動正處於啟動初期，警察顯然也注意到了這一動向。這場曠日持久的地毯式調查，警方前後共盤問過約350萬人，並將近12萬人列為懷疑對象，對西東京地區進行了徹底的搜查——而這一地區聚集了大量的大學以及大學生宿舍（在下畢業的一橋大學也位於這一地區），在當時也是左翼思想在日本最為集中的地區。對於這些「偏左翼」地區的對象為「年齡為20-40歲男子」的徹底搜查，包括住宅搜查和交友關係調查，事實上也為警方在之後幾年內控制左派學生運動，提供了大量的資料。
從1968年開始，日本的左翼確實進入了活躍期，著名的事件包括：
1968年3月、6月、7月，日本左翼學生對東京大學安田講堂進行了三次佔領。11月22日，7000餘名左翼學生進入安田講堂，並對其外圍構築了街壘。1969年1月18日，警察局別動隊對街壘進行了強制拆除，學生用燃燒彈、硫酸和石塊進行了抵抗，最終警察強制突入，逮捕了大批左翼學生。
1969年10月21日，國際反戰日，在東京新宿左翼學生運動組織了大規模遊行抗議，最終警方逮捕1594人。
1969年11月16日，為了組織佐藤榮作訪美，左翼學生運動組織了大量學生前往佔領東京羽田機場，警察別動隊出動，逮捕2589人。
1969年年底的兩次警方活動總共逮捕超過4000人的左翼學生，並且向他們的家屬索要了大量的保釋金，自此大規模的左翼學生運動開始走下坡路。
1970年3月31日，日共赤軍派劫持了日航351號航班，之後潛逃北朝鮮。
1970年12月20日，沖繩爆發了針對駐日美軍的沖繩暴動。
1971年8月7日，左翼學生對千代田區的警示總監公舍嘗試安置炸彈，最終被破獲。
1971年11月10日，日本與美國對返還衝繩達成協議，但密約中日本承諾對美國支付200萬美元的賠償費。這一密約在生效前被記者西山太吉知曉並透露給了公眾，激起了大量的針對政府的抗議活動。
1971年11月14日，左翼學生運動在東京涉谷組織了暴動，對沖繩返還協議中的密約條款表達抗議。事件最終逮捕300多人。
......
而警察在這一系列事件發生之前，對一樁劫案採取了如此不尋常的搜查，也許事情真的比我們想像得複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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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還有時間的話，我們來聊聊更加撲朔迷離的「下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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